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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成仿吾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方面，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转向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表面看来，两人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他们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完成着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其实质是他们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坚持：重视文学的艺术与人生取向，推崇文艺的自我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