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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关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
作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作出的“四个全面”全新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实现，对中国政党和政府权力运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建设有序开展、民心民力巩固团结有着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海外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以及一党执政的质疑之声不断，如何对外讲好依法治国这个“中国故事”，对于更好地树立党和国家的形象至关重要。
对外传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恰逢其时
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执政中国近两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近四年之际，于中共中央全会上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全面部署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加强党的法治建设等具体工作。
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时，中共执政并领导中国已有65年，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共需要以更强力和广泛深入的改革，巩固其执政的合法地位，树立海内外良好形象，从而为其自身和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内外环境。
但是，中国由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在全球化及国际交往日益深化的今天，常常难以在相同的话语体系中取得对方信任，而西方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不了解，更加剧了其对中国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不可预期的恐慌。如此，十分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不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不利于经济层面的外资引进。
建成法治中国，可以令中国在有据可循的轨道上运行，使中国成为对西方世界而言“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对外传播好中国法治建设，可以增强中国“软实力”方面的吸引力，提升中共及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促进中西方在更接近的话语体系中交流互动。
巧用“中国故事”回应外界质疑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过的古老国度，有着两千多年的“人治”历史。而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又有着与西方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
尽管外媒报道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普遍认为中共这一历史上首次专题探讨依法治国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但是围绕“法大还是党大”“法治还是人治”“法治还是法制”“治本还是治标”“学习西方还是诉诸传统”等方面内容的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不论中国怎么改革，所谓的法治也只是党统治的工具，法律并非用来管理党。美联社认为，四中全会决定中没有提出制约党的权力的有效办法，依法治国只是为了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若按照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相关意见来落实，中国的法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未来难点可能还是在于怎么落实。
新华社对外部在进行“依法治国对外报道”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组织小分队赴辽宁、上海、四川等地进行调研，并采访权威专家和一线实践者，为中国法治进程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和理论支撑。
譬如，《宪法60年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日益“激活”》《从人治到法治：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中国人一天中的法》等稿件充分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运用海外受众熟悉的话语，以中国人生活中的法律实践故事为切口，深入浅出地娓娓道出中国法治是为民众权利构建的保护伞，是政党和政府权力的限制器。而《中共制定依法治国新蓝图》《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要”与“能”》《述评：依法治国的“升级版”》《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等报道，集中回应了中共在法律制度上“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另外，《法治复兴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关系之道”敲响丧钟》《法治中国有望释放市场经济新活力》等报道，不回避中国诸多深层次矛盾与法治缺失有关，进而论述推进依法治国将为面临下行压力与转型难题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红利。
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宜以“正面效果”为主，而非单纯的“正面报道”为主。如此才能恰当平衡，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化不利为有利。
善用传播规律让“法治中国”入脑入心
1.找准受众关注点，主动设置议题
对外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内容与受众之间，在实际和心理上的接近程度。因此，在向海外传播报道依法治国时，要找准受众的关注点，主动设置与之契合的话题。
如外国人在华权益、外商在华营商环境等是中国依法治国与海外关联度较高的显性话题，而如法治将巩固中共执政地位、构建可预期的国家行为、公民法治观念树立等则是对海外有影响的隐性话题。
有故事性、有争议性的事件也是受众所关注的，不应过多自我设限，回避敏感话题。如“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等敏感司法事件的报道，若我方只是一味回避，不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则必然会遭到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损害中国依法治国的整体传播效果。
2.学会“高效地讲故事”
讲故事是西方受众所熟悉并能接受的叙事方式，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有着大量鲜活事例，无论是政党的建设、政府的转型，还是社会的建构、民众的生活，都有着取之不尽的故事可以讲述。因此，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应注重从小切口的故事导入，用典型案例折射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使西方受众窥一斑而知全豹，见小案例而知大形势。
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报道限于篇幅，和海外受眾对中国新闻的关注程度以及理解程度，报道中要注意把握复杂语境文化传播和简单语境文化传播的转换，传播信息最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譬如，除非特稿这种能容纳较多篇幅的特殊报道体裁，通常的对外报道最好不要用中国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比兴手法，不要让“直线思维”的西方人绕着弯去思考我们报道中的深意和内涵，而是以最高的效率切入主旨，呈现关键内容。
3.善用现代媒介“借船出海”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兴起的社交媒体逐渐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的中坚力量，对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美国，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影响受众的主要信息来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发布报告称，美国成年人中有52%在上网时使用两种或更多社交媒体平台，其中，使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LinkedIn的成年上网用户比例分别为71%、23%、26%、28%和28%。
这就要求我们拓宽报道渠道，占领包括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各种终端设备，需要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具有行进式报道的特点，能够具备更多交互性和阅读友好性。
4.把握报道时机即可“事半功倍”
对外传播依法治国这样重大的主题时，应注意恰当时机、注重策划效果，避免散碎不系统。时间节点如同导火索一样，往往能点燃受众对某个话题的热情，并因报道集中，能形成连片效果。例如，3月全国两会、“七一”建党日、“十一”国庆节、“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及其他中西方法治相关重大节点，都是进行系列依法治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时点。
「参考文献」
1.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著：《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
2.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孟威：《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年第7期
4.王其辉：《境外媒体及国际社会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评述》，《长江论坛》，2014年第12期
作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作出的“四个全面”全新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实现，对中国政党和政府权力运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建设有序开展、民心民力巩固团结有着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海外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以及一党执政的质疑之声不断，如何对外讲好依法治国这个“中国故事”，对于更好地树立党和国家的形象至关重要。
对外传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恰逢其时
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执政中国近两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近四年之际，于中共中央全会上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全面部署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加强党的法治建设等具体工作。
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时，中共执政并领导中国已有65年，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共需要以更强力和广泛深入的改革，巩固其执政的合法地位，树立海内外良好形象，从而为其自身和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内外环境。
但是，中国由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在全球化及国际交往日益深化的今天，常常难以在相同的话语体系中取得对方信任，而西方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不了解，更加剧了其对中国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不可预期的恐慌。如此，十分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不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不利于经济层面的外资引进。
建成法治中国，可以令中国在有据可循的轨道上运行，使中国成为对西方世界而言“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对外传播好中国法治建设，可以增强中国“软实力”方面的吸引力，提升中共及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促进中西方在更接近的话语体系中交流互动。
巧用“中国故事”回应外界质疑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过的古老国度，有着两千多年的“人治”历史。而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又有着与西方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
尽管外媒报道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普遍认为中共这一历史上首次专题探讨依法治国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但是围绕“法大还是党大”“法治还是人治”“法治还是法制”“治本还是治标”“学习西方还是诉诸传统”等方面内容的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不论中国怎么改革，所谓的法治也只是党统治的工具，法律并非用来管理党。美联社认为，四中全会决定中没有提出制约党的权力的有效办法，依法治国只是为了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若按照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相关意见来落实，中国的法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未来难点可能还是在于怎么落实。
新华社对外部在进行“依法治国对外报道”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组织小分队赴辽宁、上海、四川等地进行调研，并采访权威专家和一线实践者，为中国法治进程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和理论支撑。
譬如，《宪法60年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日益“激活”》《从人治到法治：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中国人一天中的法》等稿件充分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运用海外受众熟悉的话语，以中国人生活中的法律实践故事为切口，深入浅出地娓娓道出中国法治是为民众权利构建的保护伞，是政党和政府权力的限制器。而《中共制定依法治国新蓝图》《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要”与“能”》《述评：依法治国的“升级版”》《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等报道，集中回应了中共在法律制度上“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另外，《法治复兴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关系之道”敲响丧钟》《法治中国有望释放市场经济新活力》等报道，不回避中国诸多深层次矛盾与法治缺失有关，进而论述推进依法治国将为面临下行压力与转型难题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红利。
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宜以“正面效果”为主，而非单纯的“正面报道”为主。如此才能恰当平衡，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化不利为有利。
善用传播规律让“法治中国”入脑入心
1.找准受众关注点，主动设置议题
对外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内容与受众之间，在实际和心理上的接近程度。因此，在向海外传播报道依法治国时，要找准受众的关注点，主动设置与之契合的话题。
如外国人在华权益、外商在华营商环境等是中国依法治国与海外关联度较高的显性话题，而如法治将巩固中共执政地位、构建可预期的国家行为、公民法治观念树立等则是对海外有影响的隐性话题。
有故事性、有争议性的事件也是受众所关注的，不应过多自我设限，回避敏感话题。如“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等敏感司法事件的报道，若我方只是一味回避，不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则必然会遭到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损害中国依法治国的整体传播效果。
2.学会“高效地讲故事”
讲故事是西方受众所熟悉并能接受的叙事方式，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有着大量鲜活事例，无论是政党的建设、政府的转型，还是社会的建构、民众的生活，都有着取之不尽的故事可以讲述。因此，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应注重从小切口的故事导入，用典型案例折射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使西方受众窥一斑而知全豹，见小案例而知大形势。
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报道限于篇幅，和海外受眾对中国新闻的关注程度以及理解程度，报道中要注意把握复杂语境文化传播和简单语境文化传播的转换，传播信息最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譬如，除非特稿这种能容纳较多篇幅的特殊报道体裁，通常的对外报道最好不要用中国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比兴手法，不要让“直线思维”的西方人绕着弯去思考我们报道中的深意和内涵，而是以最高的效率切入主旨，呈现关键内容。
3.善用现代媒介“借船出海”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兴起的社交媒体逐渐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的中坚力量，对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美国，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影响受众的主要信息来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发布报告称，美国成年人中有52%在上网时使用两种或更多社交媒体平台，其中，使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LinkedIn的成年上网用户比例分别为71%、23%、26%、28%和28%。
这就要求我们拓宽报道渠道，占领包括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各种终端设备，需要依法治国对外传播具有行进式报道的特点，能够具备更多交互性和阅读友好性。
4.把握报道时机即可“事半功倍”
对外传播依法治国这样重大的主题时，应注意恰当时机、注重策划效果，避免散碎不系统。时间节点如同导火索一样，往往能点燃受众对某个话题的热情，并因报道集中，能形成连片效果。例如，3月全国两会、“七一”建党日、“十一”国庆节、“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及其他中西方法治相关重大节点，都是进行系列依法治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时点。
「参考文献」
1.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著：《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
2.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孟威：《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年第7期
4.王其辉：《境外媒体及国际社会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评述》，《长江论坛》，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