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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首次“破八”，到了七八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依旧没有出现好转迹象。加上欧债危机的阴影未散，美国经济复苏不见成效的国际大环境，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争论颇多。
目前，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是怎样的？如何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就此，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
Q：《中国周刊》
A=辜胜阻
提高对中速增长的容忍度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国际上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开始衰退的表现。您怎么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造成这种宏观面的因素有哪些？
我认为有几大矛盾冲击着宏观经济基本面。一是企业发展面临“五难”——“融资难、用工难、投资难、创新难、盈利难”。同时，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产能过剩”困扰，资金链面临着“三角债”困扰。
二是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成本高升、税费加重和企业利润微薄迫使大量企业放弃实业，用电需求、融资需求和招工需求萎缩。
三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快下行，宏观调控房地产的压力越来越大。当前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增长”，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中速经济增长的容忍度与承受力，在中速增长面前，不能反应过度。
经济转型喊了很多年，面对国内外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会否受到影响？
现在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段。胡总书记7·23的讲话上已经明确了转型的方向。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而是强调“稳增长”，顺势而为地按经济规律推动经济自然成长。
我是这样理解转型方向的。在发展动力方面，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激活民间投资需求，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在产业结构方面，要通过“增量创造”来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转型强调稳增长，意味着将来我们经济需要呈现什么样的发展事态？转型和稳增长的结合点在哪里？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受外需影响，是一个很难改变的变量；消费是一个好变量，但消费受居民收入影响，是个慢变量；投资是一个快变量，可以立竿见影。但当前扩大投资不应是类似“四万亿”政府投资。政府应该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民间投资而不能是过多的公共投资。
目前未来改革走向争议较多。我们从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看，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对过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议，您是怎样看待这些年改革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主张力推五项改革：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空间，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二要推进分配改革，缩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三要推进金融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四要推进税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减轻企业税负；五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使其不过度干预經济和与民争利。
实体经济是发展之本
说经济发展难，可能感触最深切的是实体经济。这几年，实体经济的日子不好过。成本很高，盈利很难，使得大量的企业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慢慢削弱。您认为实体经济的难，最关键的阻碍点在哪？
当前中小企业当前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有10%左右的中小企业可能在升级，有20%左右的中小企业可能正在转型中，60%到70%的企业现在是面临生存困境。从2008年开始，我们每年大概都要选择20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召开20到30场座谈会，还要同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会商，在会商的基础上进行研讨。所以我们主要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调查，2008年，我们发现中小企业的头号难题是融资难，2011年我们发现融资难演化为融资贵、融资险（民企用高利贷）。深圳有38万家中小企业，贡献65%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就业。但目前仅有不到万家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银行贷款服务。gO%中小企业贷款无门，风险高是融资难点。而一些上市公司，并“不差钱”，银行却追着贷款给他们。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具体办法是什么？
关键在于要拓宽投融资渠道，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门当户对”的投融资体系。
一要推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和去高利贷化，积极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二要鼓励和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开发更多的适合民资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三要完善股票市场、“新三板”市场、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让资本市场惠及中小企业。四要完善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体系，为富余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渠道，引导游离于实体经济的“游资”和“闲钱”回归，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重振实业精神。
现在，帮扶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也有，例如两个“36条”。但是实施的似乎不太理想。您认为实施的困难是什么？
政府有许多好政策，两个“36条”，关键是执行力。困难有三，一是既得利益群体阻挠，二是缺乏配套政策细则，三是改革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拿“新36条”来说，推行不理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行政垄断的存在；二是市场准入的无形门槛；三是民间资本自身“不敢、不愿、不能”进入垄断行业，所以政府要解决民资不敢、不愿、不能的问题。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垄断行业，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从外力上推动，优化市场准入机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建立民企进入援助机制，打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等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强化民间资本自身竞争力，创新民资进入方式。
下半年经济要在两难中前行
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特别是欧债危机复杂局面依然难解，您对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怎样的判断？
匡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国内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我国经济将在“两难”中前行。
下半年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坚持房地产调控与稳定经济增长的“两难”问题。其次是面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与避免产能过剩的“两难”问题。
房地产是民生最关注的问题。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连番出台，我们看到了成果，也听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说法。您具体怎么看？
房地产市场是最复杂、最敏感的市场，一头连着投资，另一头连着消费；一头是实体经济，另一头是虚拟经济；一头与地方政府财政紧密相连，另一头与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放松调控，房价可能会报复性地反弹上涨；如果持续地严厉抑制刚性需求，那么有可能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滑而影响到几十个实体经济产业。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处理好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城镇化的发展陷入“两难”：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持久动力，但地方政府利用城镇化的发展推高了城市房价。
面对低迷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一些地方要求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声音又开始出现。当前如何在挤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风险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考验着政府的智慧。房地产调控要实现从限购的“短效机制”向“长效机制”的转变，探索建立“管住房价、抑制地价、挤出泡沫、放开交易、保障刚需”的长效机制。
转型的方向是稳增长，这和目前的经济发展过快也有一定的冲击。您怎么看这个两难？有什么平衡办法？
“稳增长”离不开投资，投资是刺激经济最快捷的方式。但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顺差来消化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在当前贸易环境欠佳的情况下，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焦炭、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纺织、化纤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正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扩展i另一方面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部分新兴产业也由于刺激政策推动，产能过快扩张，先后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如何处理好鼓励投资与避免产能过剩是当前稳增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稳投资一定要培植新的增长点，而不能加剧现存产能过剩。
目前，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是怎样的？如何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就此，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
Q：《中国周刊》
A=辜胜阻
提高对中速增长的容忍度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国际上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开始衰退的表现。您怎么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造成这种宏观面的因素有哪些？
我认为有几大矛盾冲击着宏观经济基本面。一是企业发展面临“五难”——“融资难、用工难、投资难、创新难、盈利难”。同时，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产能过剩”困扰，资金链面临着“三角债”困扰。
二是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成本高升、税费加重和企业利润微薄迫使大量企业放弃实业，用电需求、融资需求和招工需求萎缩。
三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快下行，宏观调控房地产的压力越来越大。当前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增长”，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中速经济增长的容忍度与承受力，在中速增长面前，不能反应过度。
经济转型喊了很多年，面对国内外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会否受到影响？
现在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段。胡总书记7·23的讲话上已经明确了转型的方向。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而是强调“稳增长”，顺势而为地按经济规律推动经济自然成长。
我是这样理解转型方向的。在发展动力方面，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激活民间投资需求，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在产业结构方面，要通过“增量创造”来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转型强调稳增长，意味着将来我们经济需要呈现什么样的发展事态？转型和稳增长的结合点在哪里？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受外需影响，是一个很难改变的变量；消费是一个好变量，但消费受居民收入影响，是个慢变量；投资是一个快变量，可以立竿见影。但当前扩大投资不应是类似“四万亿”政府投资。政府应该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民间投资而不能是过多的公共投资。
目前未来改革走向争议较多。我们从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看，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对过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议，您是怎样看待这些年改革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主张力推五项改革：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空间，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二要推进分配改革，缩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三要推进金融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四要推进税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减轻企业税负；五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使其不过度干预經济和与民争利。
实体经济是发展之本
说经济发展难，可能感触最深切的是实体经济。这几年，实体经济的日子不好过。成本很高，盈利很难，使得大量的企业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慢慢削弱。您认为实体经济的难，最关键的阻碍点在哪？
当前中小企业当前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有10%左右的中小企业可能在升级，有20%左右的中小企业可能正在转型中，60%到70%的企业现在是面临生存困境。从2008年开始，我们每年大概都要选择20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召开20到30场座谈会，还要同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会商，在会商的基础上进行研讨。所以我们主要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调查，2008年，我们发现中小企业的头号难题是融资难，2011年我们发现融资难演化为融资贵、融资险（民企用高利贷）。深圳有38万家中小企业，贡献65%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就业。但目前仅有不到万家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银行贷款服务。gO%中小企业贷款无门，风险高是融资难点。而一些上市公司，并“不差钱”，银行却追着贷款给他们。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具体办法是什么？
关键在于要拓宽投融资渠道，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门当户对”的投融资体系。
一要推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和去高利贷化，积极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二要鼓励和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开发更多的适合民资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三要完善股票市场、“新三板”市场、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让资本市场惠及中小企业。四要完善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体系，为富余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渠道，引导游离于实体经济的“游资”和“闲钱”回归，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重振实业精神。
现在，帮扶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也有，例如两个“36条”。但是实施的似乎不太理想。您认为实施的困难是什么？
政府有许多好政策，两个“36条”，关键是执行力。困难有三，一是既得利益群体阻挠，二是缺乏配套政策细则，三是改革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拿“新36条”来说，推行不理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行政垄断的存在；二是市场准入的无形门槛；三是民间资本自身“不敢、不愿、不能”进入垄断行业，所以政府要解决民资不敢、不愿、不能的问题。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垄断行业，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从外力上推动，优化市场准入机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建立民企进入援助机制，打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等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强化民间资本自身竞争力，创新民资进入方式。
下半年经济要在两难中前行
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特别是欧债危机复杂局面依然难解，您对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怎样的判断？
匡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国内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我国经济将在“两难”中前行。
下半年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坚持房地产调控与稳定经济增长的“两难”问题。其次是面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与避免产能过剩的“两难”问题。
房地产是民生最关注的问题。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连番出台，我们看到了成果，也听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说法。您具体怎么看？
房地产市场是最复杂、最敏感的市场，一头连着投资，另一头连着消费；一头是实体经济，另一头是虚拟经济；一头与地方政府财政紧密相连，另一头与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放松调控，房价可能会报复性地反弹上涨；如果持续地严厉抑制刚性需求，那么有可能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滑而影响到几十个实体经济产业。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处理好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城镇化的发展陷入“两难”：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持久动力，但地方政府利用城镇化的发展推高了城市房价。
面对低迷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一些地方要求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声音又开始出现。当前如何在挤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风险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考验着政府的智慧。房地产调控要实现从限购的“短效机制”向“长效机制”的转变，探索建立“管住房价、抑制地价、挤出泡沫、放开交易、保障刚需”的长效机制。
转型的方向是稳增长，这和目前的经济发展过快也有一定的冲击。您怎么看这个两难？有什么平衡办法？
“稳增长”离不开投资，投资是刺激经济最快捷的方式。但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顺差来消化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在当前贸易环境欠佳的情况下，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焦炭、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纺织、化纤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正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扩展i另一方面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部分新兴产业也由于刺激政策推动，产能过快扩张，先后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如何处理好鼓励投资与避免产能过剩是当前稳增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稳投资一定要培植新的增长点，而不能加剧现存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