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人新政，“习李新政”出手不凡，给人希望。从反腐抓贪、南巡广东、政治局“八项规定”，到解放军10项新规，新政像连珠炮般一个个迸发，其速度与强度，远远超过外界的预期，一股“去形式主义”的清新之风悄然劲吹。十八大至今才数月，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全面推动的强势改革，目标明确、力道强悍，从中央到地方一路贯彻。作为普通民众，当然翘首以盼，望能持之以恒。然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股新风面对的官场生态，并非一朝一夕，毕竟积重难返。只有集中勇气、智慧和耐心，也许才可能探寻到它的可持续之路，在哪里。
蝶变：“素颜政治”到来了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言一行分外关注，人们期待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开创新局。其间的枢纽所在，实系于政治观向“实干型”转型之处。转型一词，几近泛滥，但从脱胎换骨的意义上说，亦不为过，即政治从高成本的权力游戏中走出来，将支点放到社会和民众身上，有学者将之喻为“素颜政治”。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新局面，更多的是在高层刮风，自上而下地进行头脑风暴，还处于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局阶段”。“渐进式改革有着自身的优势：成本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缓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经验，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序进行，”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成言说。
在李成言看来，渐进式改革并非就能一路坦途，因为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來越大，如今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目前“去形式主义的”之新风正是中央的破局之举，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再到政治作风——一条由易到难的蝶变之路。
从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后来的依法治国、“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等，执政党一直在探索开放环境下政治的新生命力之所在。当下的困境是，美好的理念还不能得到行动上的有力配合，以至于政治尚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转变会风、文风和工作作风入手，“收起红地毯”等，可以看作政治上实现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种不断强化官本位的仪式、规矩若都无法破除，政治观的转型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正是要求政治上的言行合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开创新局，就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能够带头勇于践行我们已经认可的美好价值。
“要将新政之路进行下去，有纵向到最基层、横向推及每个部门两个方向。面对民众强烈改革呼声，渐进式改革路线图如何才不会变成一张承诺的空头支票？”李成言认为，要让每一个干部都算好这本“账”——如果新政新风与自己的工作、政绩，乃至升迁发生反作用，甚至相冲突，没有哪个基层干部会采取心甘情愿地贯彻之举。因此，如何从根本入手，明晰为官理念，重振官场高尚文化，是“去形式主义”之路如何发挥持续性效果的关键。
“周期律”魔咒：不能爽了百姓之约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领导干部“慎独”、“慎欲”、“慎微”，尤其注重领导“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次“从上到下”治理作风的新政受到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一致叫好。
然而，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历史上关于“周期律”的镜鉴。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透露道，改进工作作风在我国决非新名词，不仅不是新名词，反而还与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相似，出现过“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强调精简政府，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为了遏制公款吃喝的顽症，中央还一度明确规定，公务接待不得超过“四菜一汤”，一声令下，举国无不称好。可地方政府发明出一种既不违规又可大吃大喝的怪招——每一个大菜都含四个小菜，让“四菜一汤”名正言顺地成为“十六菜一汤”了。
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2002年被定为“转变作风年”。在中央的号召下，广东、江苏、广西等20多个省级单位都有市、县开展“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活动，一时机关作风因此有所好转。
但由于该类评议活动在评议各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当，所以结果常常失真。一些地方机关为了得奖，而大动干戈、大铺面子，大搞形式，又沦为另一种“政绩工程”。
刘益飞认为，历次改进作风之所以出现如上怪圈，原因之一是每次改进作风都是由中央领导发动并给力，但整个官员队伍并未像发动者一样热心、给力，至多不过是被动跟风，尽管他们跟风时吼得常比发动者还响。
“决心有余而制度保障及惩处不足，造成的‘周期律’怪圈造成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老百姓一次次抱以期待，一次次落空，最后就是难以相信。然而群众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改革进程正是与之赛跑，”刘益飞说，“这次的新气象，老百姓抱以空前的高期待，希望政府能一以贯之，潜心从制度和根源上发力。我们也不要迷信一招一式即能根除时弊。”
竹立家直言不讳：“‘八项规定’出台后，许多地方按照传统思维搞起了‘作风建设年’、‘干部学习月’等活动，这些毋宁说是贯彻中央新政，实际上是一种使长效变短效的‘变相流产’，看起来是迎合了这股新风，实际上只是搞运动，心里抱着运动过后一切照常的消极思想后路。”这是应该警惕和极力反对的。
他认为，口头上的规定，或中央的指导精神，地方违反了该怎么办？有无方案？谁来监督，谁又来执法？都是下一步的关键。“尽管也屡有官员因为出入豪华酒店和娱乐场所而被媒体曝光，但是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构建约束和惩戒体系，让党员干部感觉到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严厉的刚性约束，没有空子可钻。” 开进深水区：新政新模式
“新政之路，这次将最深厚的土壤孕于平民政治之中，”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念、制度等价值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对民众具体、细微琐碎的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在她看来，立根于民的平民政治应当成为摒除体制藩篱的“突破口”。作风是叶，体制是根，“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從根本上改进作风还须大力改革相关政治体制，精简政府层级，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责权明晰、廉洁高效的政府是改变作风的必练内功。
从计划经济时代相沿而来的政府层级经常使政府权力和执行力逐级递减，导致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等执行困局，不应成为执政党进入改革“深水区”的阻力。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基本陈列时曾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预示着新政以革除官场病痼疾切入，若仅仅停留在作风层面，做做表面文章，那么无疑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更与习近平所刚提倡的“实干”二字精神相左。
例如，近来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争论持续发酵，在微博的助力下，舆论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倒逼之势越来越强烈，从“表哥”杨达才到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和兰州市市长袁占亭等官员等，莫不如此。
2012年11月，中央纪委组织的反腐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成了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一个月后，广东省纪委宣布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广州市南沙区、韶关市始兴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且有详细的推广时间表。“这让人们看到积极信号，然后观察社会层面的反响与预期，并通过知识分子在理论界不断后发酵，形成了一系列实际的官场新动作。这已形成中央新一届班子一系列高强度、高效率作为的行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说。
“以‘新政’这列火车开出的新路或新模式可谓意义重大。这是中央‘逐级推进’的举动中的一小步——以局部的‘小改’，最终促成政改的‘大改’，实现从上而下后从下而上的一种政策对接和法律邀约，最终形成‘领导带头、全员落实’和‘以点带面、面面相促’的局面，”毛昭晖说，“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种使改革最科学、成本最低的智慧。”
蝶变：“素颜政治”到来了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言一行分外关注，人们期待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开创新局。其间的枢纽所在，实系于政治观向“实干型”转型之处。转型一词，几近泛滥，但从脱胎换骨的意义上说，亦不为过，即政治从高成本的权力游戏中走出来，将支点放到社会和民众身上，有学者将之喻为“素颜政治”。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新局面，更多的是在高层刮风，自上而下地进行头脑风暴，还处于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局阶段”。“渐进式改革有着自身的优势：成本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缓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经验，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序进行，”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成言说。
在李成言看来，渐进式改革并非就能一路坦途，因为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來越大，如今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目前“去形式主义的”之新风正是中央的破局之举，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再到政治作风——一条由易到难的蝶变之路。
从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后来的依法治国、“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等，执政党一直在探索开放环境下政治的新生命力之所在。当下的困境是，美好的理念还不能得到行动上的有力配合，以至于政治尚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转变会风、文风和工作作风入手，“收起红地毯”等，可以看作政治上实现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种不断强化官本位的仪式、规矩若都无法破除，政治观的转型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正是要求政治上的言行合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开创新局，就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能够带头勇于践行我们已经认可的美好价值。
“要将新政之路进行下去，有纵向到最基层、横向推及每个部门两个方向。面对民众强烈改革呼声，渐进式改革路线图如何才不会变成一张承诺的空头支票？”李成言认为，要让每一个干部都算好这本“账”——如果新政新风与自己的工作、政绩，乃至升迁发生反作用，甚至相冲突，没有哪个基层干部会采取心甘情愿地贯彻之举。因此，如何从根本入手，明晰为官理念，重振官场高尚文化，是“去形式主义”之路如何发挥持续性效果的关键。
“周期律”魔咒：不能爽了百姓之约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领导干部“慎独”、“慎欲”、“慎微”，尤其注重领导“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次“从上到下”治理作风的新政受到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一致叫好。
然而，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历史上关于“周期律”的镜鉴。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透露道，改进工作作风在我国决非新名词，不仅不是新名词，反而还与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相似，出现过“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强调精简政府，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为了遏制公款吃喝的顽症，中央还一度明确规定，公务接待不得超过“四菜一汤”，一声令下，举国无不称好。可地方政府发明出一种既不违规又可大吃大喝的怪招——每一个大菜都含四个小菜，让“四菜一汤”名正言顺地成为“十六菜一汤”了。
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2002年被定为“转变作风年”。在中央的号召下，广东、江苏、广西等20多个省级单位都有市、县开展“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活动，一时机关作风因此有所好转。
但由于该类评议活动在评议各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当，所以结果常常失真。一些地方机关为了得奖，而大动干戈、大铺面子，大搞形式，又沦为另一种“政绩工程”。
刘益飞认为，历次改进作风之所以出现如上怪圈，原因之一是每次改进作风都是由中央领导发动并给力，但整个官员队伍并未像发动者一样热心、给力，至多不过是被动跟风，尽管他们跟风时吼得常比发动者还响。
“决心有余而制度保障及惩处不足，造成的‘周期律’怪圈造成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老百姓一次次抱以期待，一次次落空，最后就是难以相信。然而群众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改革进程正是与之赛跑，”刘益飞说，“这次的新气象，老百姓抱以空前的高期待，希望政府能一以贯之，潜心从制度和根源上发力。我们也不要迷信一招一式即能根除时弊。”
竹立家直言不讳：“‘八项规定’出台后，许多地方按照传统思维搞起了‘作风建设年’、‘干部学习月’等活动，这些毋宁说是贯彻中央新政，实际上是一种使长效变短效的‘变相流产’，看起来是迎合了这股新风，实际上只是搞运动，心里抱着运动过后一切照常的消极思想后路。”这是应该警惕和极力反对的。
他认为，口头上的规定，或中央的指导精神，地方违反了该怎么办？有无方案？谁来监督，谁又来执法？都是下一步的关键。“尽管也屡有官员因为出入豪华酒店和娱乐场所而被媒体曝光，但是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构建约束和惩戒体系，让党员干部感觉到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严厉的刚性约束，没有空子可钻。” 开进深水区：新政新模式
“新政之路，这次将最深厚的土壤孕于平民政治之中，”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念、制度等价值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对民众具体、细微琐碎的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在她看来，立根于民的平民政治应当成为摒除体制藩篱的“突破口”。作风是叶，体制是根，“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從根本上改进作风还须大力改革相关政治体制，精简政府层级，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责权明晰、廉洁高效的政府是改变作风的必练内功。
从计划经济时代相沿而来的政府层级经常使政府权力和执行力逐级递减，导致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等执行困局，不应成为执政党进入改革“深水区”的阻力。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基本陈列时曾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预示着新政以革除官场病痼疾切入，若仅仅停留在作风层面，做做表面文章，那么无疑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更与习近平所刚提倡的“实干”二字精神相左。
例如，近来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争论持续发酵，在微博的助力下，舆论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倒逼之势越来越强烈，从“表哥”杨达才到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和兰州市市长袁占亭等官员等，莫不如此。
2012年11月，中央纪委组织的反腐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成了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一个月后，广东省纪委宣布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广州市南沙区、韶关市始兴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且有详细的推广时间表。“这让人们看到积极信号，然后观察社会层面的反响与预期，并通过知识分子在理论界不断后发酵，形成了一系列实际的官场新动作。这已形成中央新一届班子一系列高强度、高效率作为的行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说。
“以‘新政’这列火车开出的新路或新模式可谓意义重大。这是中央‘逐级推进’的举动中的一小步——以局部的‘小改’，最终促成政改的‘大改’，实现从上而下后从下而上的一种政策对接和法律邀约，最终形成‘领导带头、全员落实’和‘以点带面、面面相促’的局面，”毛昭晖说，“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种使改革最科学、成本最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