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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1905-1998）曾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是为数不多的当事人。在暮年之际，他口述、出版《在历史巨人身边》、《我的一生》、《峰与谷》等回忆录，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特别回忆录中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更是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他的一些说法也被一些论著所采用。
但是，师哲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时间相隔久远，其回忆难免有疏漏或与事实相悖之处。对此，本人根据掌握到的材料对师哲回忆录中有关中苏关系的内容进行研究和考证，谈谈个人意见，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新中国的成立是因斯大林的建议而提前了吗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是如何决定的，师哲有不同的说法。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等进行了广泛会谈。师哲作为刘少奇的翻译随行。师哲在《我的一生》中写道：7月27日，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席间，斯大林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刘少奇立即将这个意见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内怎样讨论研究决定这个问题的，我们不了解。8月下旬，我们回到沈阳，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于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举行开国大典。”
按照师哲的说法，中共中央原计划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因斯大林提议而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
笔者认为，师哲的说法不可信。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在同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把“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定为建立新中国政治纲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会议，还就何时组织中央政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目前成立中央政府的时机尚不具备，必须等待解放战争取得更大胜利。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在党内通报中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在这个党内通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只要解放长江以北，“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而将成立中央政府的时间初步定在1949年。
1948年4月，毛泽东进入河北，很快又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的具体步骤。4月25日，他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即将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向题”。毛泽东认为成立中央政府须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开会，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这里，毛泽东首次使用了“临时”二字，表明他已考虑到，战争期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未必可行，而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政府，只能是“临时中央政府”。4月27日，毛泽东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又详细说明，这个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4月30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同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还讨论了准备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等问题。
1948年11月，随着济南解放和辽沈战役胜利，毛泽东把年初用3年打败国民党的估计大大提前，认定再有1年即可完成，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在平、津指日可下，华北、东北、山东等各大解放区即将连成一片的情况下，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急需加快进行。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通过决议：在年内必须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根据中央决定,董必武着手在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准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周恩来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谈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间，他说：“在预备会中协商结果，要在六七月完成筹备工作，以便在八九两月召开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等工作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７月４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书面报告所谈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八月成立，就是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
以上文献可以证明，在建国时间的问题上，师哲的回忆录不可信。
其一，既然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年内必须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刘少奇在7月4日的书面报告也明确指出，在今年八月召开成立联合政府，那么，刘少奇怎么可能在20多天后，又对斯大林说是在1950年1月1日呢？
其二，师哲的说法得不到其他文献的印证，是不足为凭的孤证。研究党史应该以中央文件作为主要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录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加上时间的久远，难免会有差错。因此利用回忆录一定要慎重，必须有其他历史文献的印证。
其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中国诞生大事记》等著作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当然，也有些文章虽然也谈到建国时间因斯大林的建议而提前，但一查注释，都是依据师哲的回忆录。
周恩来究竟是带何种意见去苏联的
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很多都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而且在对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内容的介绍上出现不同的说法。
关于这段历史，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因此，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主要是: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如果再次卷人战争，人们的困苦生活无法得到改善，而且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了，战争不是儿戏，陷进去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如此这般，极力向斯大林当面把诸多困难讲清楚。周恩来一门咬定不出兵，是因为离开北京时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但并非最后结论，所以在会谈中周恩来这样坚持。
会谈结束的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因为时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个小时)的来电，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师哲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而且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具体计划、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设想等等，拟以志愿军形式组织兵团，要苏联提供装备。电报要周恩来赶快同苏方谈判，立刻做好准备。
对于师哲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
为了论证、叙述的方便并便于读者理解，现将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说：“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这个谈话记录可以证明，师哲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谈话是一致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对是否参战还没做最后的决定。虽然，做了参战的准备，“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直到周恩来出访苏联之前，仍没有最后定下来，而且当时政治局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所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中央正式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在周恩来到了苏联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周恩来的谈话与师哲的说法略有不同。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言外之意，苏联不提供空军支持，中国就不出兵。事实上，斯大林不同意提供空军支持，因此，周恩来只能选择“不出兵为宜”。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人，其回忆的权威性是勿庸置疑的。
因此，本人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可信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关于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于是，苏联在抗美援朝时期到底给予了中国多少军事援助，如何评价这些援助，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师哲在《我的一生》一书中写道：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正确、很明智、很精巧，既在短时间内改装了更多的部队，又使装备起来的部队得到实战的锻炼和检验。他称赞我军是好样的。实际上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苏方正需要为其寻找出路。
师哲的这些叙述似是而非。
1950年10月，周恩来紧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答应派空军和防空部队秘密参战，并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这次晤谈没有涉及细节。
中国首次向苏联提交所需武器弹药清单是第一战役结束的时候。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000吨。
苏联迅速作出答复，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
不久，这批军火如期运到中国。利用这批武器,在朝鲜的志愿军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2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需要说明的是,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是苏军退役淘汰的装备,而当时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СКС-45半自动步枪、АК-47突击步枪(冲锋枪)、РПД-44班用轻机枪、РП-46连用轻机枪、СГМ重机枪,都不肯卖给中国。
苏联为中国装备、培训了坦克装甲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这些装备有Т-34中型坦克300辆,ИС-2重型坦克60辆,ИСУ-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志愿军用它们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只有地面炮兵,没有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而且装备也很落后。后来利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改进了装备。这些装备有苏式122毫米榴弹炮与152毫米榴弹炮,有了这些苏式火炮，志愿军地面炮兵的攻击力大大加强了。
志愿军刚刚出国作战，后勤运输大部分靠汽车。在敌机的狂轰乱炸下，汽车消耗特别大。从1950年10月19日到12月底的72天,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台,损失6646台,受损率达60%以上。为此，周恩来向斯大林紧急求援，11月17日电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台，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台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台,11月25-26日移交355台。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000台。到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台，主要购自苏联。
中国志愿军空军的战机是苏联提供的。1951年5月，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决定无偿提供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372架,苏联只收取运费,并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中国用苏联赠送的这批米格-15,装备了空军6个师，米格-15成为志愿军空军的主要机型。
有材料估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米格-15飞机大约有1000架。1950年，苏联又研制了更先进的米格-15比斯战机,根据中国要求，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这种战机,到12月,志愿军空军共6个师改装了米格-15比斯。按每个师60架飞机的编制,这批飞机大概是360余架。不过，这时距朝鲜战争停战只有半年时间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而中国空军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及时的、有效的，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的进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苏联提供的军火有些很先进，比如，“喀秋莎”火箭炮在当时是新式武器，一次可发16枚火箭弹，威力巨大。再如米格-15喷气战机,性能优于美国的F-80和F-84，与F-86不相上下,当时F-86还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大量出现,因此,在空战中米格-15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受到志愿军空军战士的热烈欢迎。一些著名的空军英雄，比如击落击伤敌机9架的飞行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赵宝桐，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驾驶的都是米格-15战机。
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志愿军轮番作战，急需大量武器装备。为此，毛泽东先后派总参谋长徐向前与高岗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斯大林曾经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后来，虽然时间迟了一些，但最终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应该指出的是，这60个师的装备都是苏联专门为中国生产的，而不是“剩余物资”。
不庸讳言，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有些制式陈旧一些,也有一些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比如，苏式冲锋枪、重机枪、37高射炮、762野炮均很实用，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欢迎。当然,苏联提供的有些陆军装备不甚好使，比如，志愿军战士对1891/30式步枪就不很喜欢，感到还不如国产的步枪好用。但是，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他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写道：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这是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的一笔学费。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完全不靠谱！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抗美援朝战争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出兵参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对此中国人有自己的想法。
尽管双方的认识不同，但中苏之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是有文字协议的，而且后来也严格执行了这个协议。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因此，师哲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的叙述完全不可信。
但是，师哲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时间相隔久远，其回忆难免有疏漏或与事实相悖之处。对此，本人根据掌握到的材料对师哲回忆录中有关中苏关系的内容进行研究和考证，谈谈个人意见，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新中国的成立是因斯大林的建议而提前了吗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是如何决定的，师哲有不同的说法。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等进行了广泛会谈。师哲作为刘少奇的翻译随行。师哲在《我的一生》中写道：7月27日，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席间，斯大林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刘少奇立即将这个意见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内怎样讨论研究决定这个问题的，我们不了解。8月下旬，我们回到沈阳，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于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举行开国大典。”
按照师哲的说法，中共中央原计划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因斯大林提议而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
笔者认为，师哲的说法不可信。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在同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把“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定为建立新中国政治纲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会议，还就何时组织中央政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目前成立中央政府的时机尚不具备，必须等待解放战争取得更大胜利。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在党内通报中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在这个党内通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只要解放长江以北，“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而将成立中央政府的时间初步定在1949年。
1948年4月，毛泽东进入河北，很快又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的具体步骤。4月25日，他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即将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向题”。毛泽东认为成立中央政府须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开会，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这里，毛泽东首次使用了“临时”二字，表明他已考虑到，战争期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未必可行，而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政府，只能是“临时中央政府”。4月27日，毛泽东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又详细说明，这个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4月30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同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还讨论了准备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等问题。
1948年11月，随着济南解放和辽沈战役胜利，毛泽东把年初用3年打败国民党的估计大大提前，认定再有1年即可完成，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在平、津指日可下，华北、东北、山东等各大解放区即将连成一片的情况下，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急需加快进行。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通过决议：在年内必须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根据中央决定,董必武着手在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准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周恩来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谈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间，他说：“在预备会中协商结果，要在六七月完成筹备工作，以便在八九两月召开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等工作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７月４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书面报告所谈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八月成立，就是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
以上文献可以证明，在建国时间的问题上，师哲的回忆录不可信。
其一，既然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年内必须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刘少奇在7月4日的书面报告也明确指出，在今年八月召开成立联合政府，那么，刘少奇怎么可能在20多天后，又对斯大林说是在1950年1月1日呢？
其二，师哲的说法得不到其他文献的印证，是不足为凭的孤证。研究党史应该以中央文件作为主要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录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加上时间的久远，难免会有差错。因此利用回忆录一定要慎重，必须有其他历史文献的印证。
其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中国诞生大事记》等著作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当然，也有些文章虽然也谈到建国时间因斯大林的建议而提前，但一查注释，都是依据师哲的回忆录。
周恩来究竟是带何种意见去苏联的
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很多都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而且在对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内容的介绍上出现不同的说法。
关于这段历史，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因此，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主要是: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如果再次卷人战争，人们的困苦生活无法得到改善，而且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了，战争不是儿戏，陷进去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如此这般，极力向斯大林当面把诸多困难讲清楚。周恩来一门咬定不出兵，是因为离开北京时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但并非最后结论，所以在会谈中周恩来这样坚持。
会谈结束的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因为时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个小时)的来电，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师哲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而且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具体计划、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设想等等，拟以志愿军形式组织兵团，要苏联提供装备。电报要周恩来赶快同苏方谈判，立刻做好准备。
对于师哲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
为了论证、叙述的方便并便于读者理解，现将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说：“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这个谈话记录可以证明，师哲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谈话是一致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对是否参战还没做最后的决定。虽然，做了参战的准备，“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直到周恩来出访苏联之前，仍没有最后定下来，而且当时政治局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所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中央正式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在周恩来到了苏联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周恩来的谈话与师哲的说法略有不同。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言外之意，苏联不提供空军支持，中国就不出兵。事实上，斯大林不同意提供空军支持，因此，周恩来只能选择“不出兵为宜”。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人，其回忆的权威性是勿庸置疑的。
因此，本人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可信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关于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于是，苏联在抗美援朝时期到底给予了中国多少军事援助，如何评价这些援助，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师哲在《我的一生》一书中写道：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正确、很明智、很精巧，既在短时间内改装了更多的部队，又使装备起来的部队得到实战的锻炼和检验。他称赞我军是好样的。实际上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苏方正需要为其寻找出路。
师哲的这些叙述似是而非。
1950年10月，周恩来紧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答应派空军和防空部队秘密参战，并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这次晤谈没有涉及细节。
中国首次向苏联提交所需武器弹药清单是第一战役结束的时候。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000吨。
苏联迅速作出答复，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
不久，这批军火如期运到中国。利用这批武器,在朝鲜的志愿军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2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需要说明的是,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是苏军退役淘汰的装备,而当时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СКС-45半自动步枪、АК-47突击步枪(冲锋枪)、РПД-44班用轻机枪、РП-46连用轻机枪、СГМ重机枪,都不肯卖给中国。
苏联为中国装备、培训了坦克装甲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这些装备有Т-34中型坦克300辆,ИС-2重型坦克60辆,ИСУ-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志愿军用它们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只有地面炮兵,没有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而且装备也很落后。后来利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改进了装备。这些装备有苏式122毫米榴弹炮与152毫米榴弹炮,有了这些苏式火炮，志愿军地面炮兵的攻击力大大加强了。
志愿军刚刚出国作战，后勤运输大部分靠汽车。在敌机的狂轰乱炸下，汽车消耗特别大。从1950年10月19日到12月底的72天,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台,损失6646台,受损率达60%以上。为此，周恩来向斯大林紧急求援，11月17日电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台，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台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台,11月25-26日移交355台。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000台。到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台，主要购自苏联。
中国志愿军空军的战机是苏联提供的。1951年5月，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决定无偿提供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372架,苏联只收取运费,并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中国用苏联赠送的这批米格-15,装备了空军6个师，米格-15成为志愿军空军的主要机型。
有材料估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米格-15飞机大约有1000架。1950年，苏联又研制了更先进的米格-15比斯战机,根据中国要求，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这种战机,到12月,志愿军空军共6个师改装了米格-15比斯。按每个师60架飞机的编制,这批飞机大概是360余架。不过，这时距朝鲜战争停战只有半年时间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而中国空军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及时的、有效的，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的进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苏联提供的军火有些很先进，比如，“喀秋莎”火箭炮在当时是新式武器，一次可发16枚火箭弹，威力巨大。再如米格-15喷气战机,性能优于美国的F-80和F-84，与F-86不相上下,当时F-86还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大量出现,因此,在空战中米格-15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受到志愿军空军战士的热烈欢迎。一些著名的空军英雄，比如击落击伤敌机9架的飞行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赵宝桐，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驾驶的都是米格-15战机。
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志愿军轮番作战，急需大量武器装备。为此，毛泽东先后派总参谋长徐向前与高岗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斯大林曾经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后来，虽然时间迟了一些，但最终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应该指出的是，这60个师的装备都是苏联专门为中国生产的，而不是“剩余物资”。
不庸讳言，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有些制式陈旧一些,也有一些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比如，苏式冲锋枪、重机枪、37高射炮、762野炮均很实用，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欢迎。当然,苏联提供的有些陆军装备不甚好使，比如，志愿军战士对1891/30式步枪就不很喜欢，感到还不如国产的步枪好用。但是，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他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写道：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这是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的一笔学费。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完全不靠谱！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抗美援朝战争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出兵参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对此中国人有自己的想法。
尽管双方的认识不同，但中苏之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是有文字协议的，而且后来也严格执行了这个协议。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因此，师哲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的叙述完全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