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杂志下厂的时候，碰到了3月1日有关昆明的新闻。
　　一本艺术刊，到底是不是需要把注意力暂且放在社会时事上，我有点犹豫不决。
　　曾经收到过一篇徐家玲的稿子，他觉得当代艺术家已经远离了批判现实主义，第一，今天的艺术家缺乏对社会真正的关心，至少其关心缺乏诚意，因此作品难以有真正的批判性；第二，这些“关心”社会现实的艺术家缺乏用作品表达问题的智慧，难以达到批判的高度。作者甚至痛心到愤怒，不知道理解得是否准确，至少文字间，我这么感受到。可我也觉得不至于的，艺术又不是只有批判现实主义，再说，所谓的现实不能等同于诸多社会问题或者其他我这一辈子都不太想懂得的政治术语。说实话，我看稿子时，有些不以为意。
　　我有个叔叔，当年英俊，意气风发，成绩也很好，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老师跟他说，你不要报考大学了，你不可能考得上，即便你再好。他咽不下这口气，参加了建设兵团，去了祖国最美的新疆。一走四十年。退役转业的时候，叔叔给我爸写了封信，说部队转业分配可以选择公检法的单位，也能选择去学校教书，他问问家里读书最多的我爸，他该怎么选。我爸慎重地回信，先叙述了一翻人生道理和一堆浪漫诗歌，后总而言之，四弟，你是个暴脾气，年轻气盛，你去了公检法怎么面对人性问题和民族问题，你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和国家民族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会难以抉择，或者你会成为某种炮灰。当个老师吧，安全，全家都不操心。不知道是该感谢我爸的远见卓识还是保守固壁，叔叔成了伊犁师范学院的教员。
　　叔叔一辈子都在吹嘘是婶婶当年追的他。婶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现在看也知道她年轻的时候有多漂亮，维语和新疆普通话，都说得十分好听，她也在学校教中文，脾气极好，做拉条子简直是在舞蹈，手抓饭也操持得出神入化，80年代她还经常给我们邮寄大粒的葡萄干和一些小伙伴们从来没见过的干果，让我们家在街坊四邻艳羡的目光里洋洋得意，年轻好看的她就是我小时候对新疆的全部想象。叔叔和婶婶不能经常回来过年，有时是隔好几年才能等暑假回来看看，因为他们在路上得花七天七夜，辗转西安或其他多个西部城市，到了武汉已经筋疲力尽，待不了两天就得策划返程，整个寒假都在绿皮火车上度过了，还有钱的问题，那个年代，钱不能总是花在铁轨上。叔叔也会经常讲讲路途上的故事，其实甘肃天水的凉皮比西安的好吃，或者他们在火车上居然遇到兵团的战友，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这是多么不容易。有一次他说，他特别馋家乡的藕，想得着急了，也不敢买，因为在新疆，藕要卖十三块一斤，那可是八几年，他还说，要是能弄一车皮藕去新疆卖，就发大财了。我爸嘲笑他，且不说投机倒把是可以死人的罪名，恐怕全新疆只有你一个人惦记着吃藕，没人吃的东西才又少又贵。
　　叔叔在新疆的家虽然是学校的教员楼，也会经常有实枪核弹的部队士兵在楼下巡岗。婶婶还救过叔叔的命，那次叔叔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在街头跟一群维族的小伙子打架，他被围了起来，气氛紧张极了，据说还有人拔出了刀，一直没改脾气的叔叔还在高亢地说着汉语，梗着脖子，一副拼死的摸样，紧要关头婶婶勇敢地冲进了人群，用维语呵斥那些人，叔叔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反正语调严厉疾风骤雨，那群小伙子就居然低头散开了。我们问婶婶当时说什么了，她淡淡一笑，说没什么。反正，他们俩在一起一辈子了，也吵架拌嘴，婶婶倒是从来没赢过。
　　叔叔的性格在学校也不是平安无事，领导总是给他穿小鞋，当然这种事儿哪都有，肯定不是因为领导是少数民族。他倒也浪漫，既然不受重用，就自己去开了个牧场，开吉普养牛卖牛奶，后来却又因为身为知识分子不愿意也不敢在牛奶里掺水，一直亏本，只好乖乖回学校上大课写文章评职称研究哈萨克斯坦的文字和文化，最后写了篇论文好像是关于阿凡提的审美和智慧，我还问他为什么没论论巴依老爷。快退休才被评上教授，他笑笑，明知道是个安慰奖，也挺满足的。此时，四十年过去了。一说起新疆，叔叔还是那种那里是我的一辈子的感慨神态。
　　我实在不是特别擅长归纳总结提炼，尤其是面对我没有勇气面对的现实，我大概只想说我也有亲人在荒诞的现实中寻找生活得稍微艺术的方向。
　　“请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恐惧和隔膜，那正是他们想要的，请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和敌意，那正是他们想要的（@假装在纽约）。”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