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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王瑞刚，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中语文特级教师，天津市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首批学员，曾获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和塘沽区“人民满意的好园丁”、“十佳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及天津市“九五”立功奖章，连续多年被评为区级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多次获市、区、校各级教学竞赛课奖项。
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小康，但我们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智慧了吗？很多调查得出的答案都令人沮丧。原因之一就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们一度与饱含中华民族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 500多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另有报道说，我国政界、军界和工商界对《孙子兵法》的重视还赶不上日本。直到最近，我们才算真正开始重视国学。
要想搞好国学教育，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国学素养？在几度经历“国学热”之后，他们实际的国学素养又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王瑞刚进行了采访。
《中国教师》：王老师您好，我特别想听听您对我国国学教育的总体评价。
王瑞刚：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国学涵盖了我国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影响深远，博大精深；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国学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安顿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关键。但是，我们却曾几度以自杀式的行为斩断与它的联系。例如，我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在当今这个经济与技术至上的时代，教育却过多地注重魔鬼式的应试训练、技术训练，轻视人文素养的培养，导致部分国人信仰大厦倾颓、精神家园迷失、价值观沦丧，危机重重。
好在近年来教育部一直积极倡导国学教育，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响应、踊跃实践、勤奋探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曾指出，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已经意识到没有国学的中国文化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化。
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然而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省的高中课本中至少60%的文言文比例令我们汗颜；台湾高中生要用文言文写作，而咱们大陆高中生即使是阅读浅显的文言文也困难重重，以至台湾学者感慨我们大陆学者的国学功底浅薄。因此，尽管国学教育难以一蹴而就，但我们中学语文教师作为与国学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工作者，仍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弘扬国学的历史重任，大力提升国学素养，将其融入语文教学，语文教师应成为普及国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执行者，以改善国学教育的尴尬现状。
《中国教师》：社会上对国学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四书五经，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国学？
王瑞刚：1840年我国在经历鸦片战争失败后，进入西学东渐、文化转型时期，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后来，“中学”一词演化为“国学”，曹聚仁认为是由留日学人将日语的“支那学”“汉学”转译而来，即“中国学术”之意。近现代学者大都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如章太炎编著《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影响都很大，“国学”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继晚清时期民族主义色彩浓郁、五四运动科学主义特征明显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国学浪潮之后，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了第三次国学浪潮，这次的国学浪潮则凸显出鲜明的人文化、大众化与市场化倾向。概括而言，“‘国学’一词就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包括儒、佛、道及各家各派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她犹如一片深沉丰厚的汪洋大海，历朝历代的思想之流不断汇聚其中，既凝聚了历代中国人的智慧精华，但也不免掺杂着糟粕渣滓，形成了泥沙俱下的国学之海。因此，面对“国学”这个任何人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说得尽、道得清、钻得透的话题，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既要努力提升自身国学素养，积极践行国学教育，更要不断增强去粗取精的思辨力。
《中国教师》：那么国学在语文学科中、在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中该是一个什么地位？
王瑞刚：语文和国学关系最为密切，首先，学国学有助于实现新课程的教育培养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学生如果不能对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理解，有所体悟，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哪些卓尔不群的家人，有哪些价值连城的物品。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发扬光大这些闪光的精神以造福生活，何以引导他们深深地热爱这个“家”呢？汲取国学的精神文化营养，以文为鉴，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修养与精神情操；而以史为鉴，则可以明确国人的历史使命与方向；以哲为鉴，可以锻造国民面对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学国学也有益于塑造语文教师的优秀精神品质。浸濡国人两千余年的儒学既注重个人修养，也强调有益社会，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品行，赞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主张“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在接触蕴含着丰富思想与情感的国学经典方面，语文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时常含英咀华，滋养其中，必然有助于成为奉行“仁义礼智信”的谦谦君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之士、畅享“悠然见南山”之趣的生活达人，有助于成为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忠诚国民。
最后，语文教师学好国学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孔子在《学记》中指出“亲其师，信其道”，而要想让学生“亲其师”，教师首先必须得有渊博的学识、灵动的智慧、儒雅的风度。深厚的国学素养非常有助于培养咱们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智慧，同时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接近国学、热爱国学，使其成为具有扎实国学功底、高度民族自豪感和浓厚人文精神的真正中国人。
《中国教师》：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他们的国学素养能否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王瑞刚：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因此国学教育的普及有赖于中学语文教师的积極参与，而教师国学素养的高低又关系到国学教育普及的程度。然而，正像前边讲得那样，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除了在大学学过的一些经典篇目和教材里的篇目，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阅读过的国学经典少得可怜，很少有人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国学经典名著，以至于他们对国学知识和内容的理解层次也很浅。我曾问及本市的同行为什么“论语”的“论”字读作“lún”，儒家的“中庸”是什么意思，几乎没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有一位大力倡导学生读《论语》的教师也没能回答出来。对于课文涉及的古代作家，多数语文教师都停留在文学常识水平的了解上，处于只知道某些“鸡名”“蛋名”，却没有亲自品尝过其美味的人云亦云的阶段。部分语文教师理解语言文字的水平不尽如人意，在古典诗文教学中习惯于按照教参照本宣科。他们只能算是教参的传声筒、试题的卫道士，缺少深入探究的思辨意识。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教师能主动写作（包括教学论文），具有较为扎实的古典诗文写作水平的语文教师更是屈指可数。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对于国学中的道家、佛家的相关知识更是少得可怜，甚至完全不感兴趣。
可喜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师普遍对国学持肯定态度。我经常会去了解语文教师对弘扬国学的看法，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都认为非常必要。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性质、学科特点决定了语文教师是与国学距离最近的教育者，较其他学科教师在大学教育中受国学影响更多，而且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文部分就是国学中的精华部分。而另一方面，尽管肯定国学的价值，但绝大多数教师不愿主动地强化国学教育，仅关注语文教学成绩的变化，强化国学教育的意识不强。究其原因，一是对国学的价值认识不够；二是自己在求学阶段就没有培养起对国学的浓厚兴趣；三是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家庭负担等使他们无暇顾及国学素养的提升；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篇目一再减少，尽管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高中选修课编排了《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等国学教材，但因为要备战高考，这几本教材基本没人使用；五是教学评价体系中没有对国学素养提出明确而有效的考查要求。另外，个别教师对国学虽有着深厚的理解与认同，但悲观地认为弘扬国学的大环境缺失，贫瘠的土壤、稀薄的空气使其无法进行国学的复兴。应当说，作为弘扬国学的一支主力部队，中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国学素养的确乏善可陈。尽管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高考命题尚未向国学经典的考查倾斜，教学评价体系也不突出对国学素养的考评，但语文教师仍然要对国学教育有决心、有热情，要积极提升自己的国学素养。
《中国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国学素养？又该如何有意识地加强自身国学素养的提升呢？
王瑞刚：一是要慎思明义，树立正确的弘扬国学教育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汲取智慧。”国学教育的用意就在于以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体悟我国古人的智慧，继承并发扬国学的精华，获得人生智慧的圆满，成为经世致用的一代新人，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是要勤思明辨，改变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语文教学向以“少慢差费”备受诟病，至今仍无实质性改善，主要在于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的陈旧落后。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枯燥的讲解、机械的记忆和教学的索然寡味，都源于师生均未达到“真知”的境界。真知利于牢记，牢记有益活用，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要博观约取，要加强国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学记》说得好：“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语文教师要想加强、改进国学教育，那自己就要先成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典范。教师远离了“昏昏”之态，方利于学生“昭昭”之得。
《中国教师》：世界的文化遗产可谓浩如烟海，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拉文学等，语文教师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成为国学大师。国学经典汗牛充栋，那么意趣所在和学识水平各不相同的教师该如何确立自己学国学的目标？
王瑞刚：的确，古今中外的语文经典美不胜收，提倡学国学也不能要求每位语文教师都要把国学放在首要地位，更不能将所有语文教师推进经典研读的汪洋大海饱受煎熬之苦，那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会使语文教学减色不少。在此我建议教师根据自身的志趣和原有基础，按照四个层次去确立学国学的目标，去阅读相关的国学经典。
最基本的层次是要研读教材文本。语文教师最低限度的研读是要保证吃透教材里的古典诗文文本：初中有70余篇（首）；高中必修的有42篇（首），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文散文欣赏》有48篇（首），《先秦诸子选读》26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52篇（则）。其中《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是涉及面较多的国学经典读物，九个单元中既有经、史、子、集四部经典，又含儒、释、道三家著作，时代跨度由先秦到清末，还配有相关知识短文，对于较为全面地了解国学中的各家各类著作很有帮助。出于提高教学效果的考虑，阅读这些教材文本时，应该注意不仅要弄通字面义，尽量多地熟读成诵，还要深入领会、欣赏其思想感情的内容，最好再阅读一些名家评析类的文章。
在研读教材文本的基础上，最好是再找些与教材文本相关的国学经典全本拿来读一读，以便较为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我们不妨制订个读书计划，至少将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古文观止》《史记》《战国策》《左传》及一些古代名家的诗文集读一读。哪怕只是走马观花，也要遍览。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还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一番经典，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对国学有较浓厚兴趣的教师，那就应有更广泛的涉猎，近代的梁启超、胡适、朱自清乃至现代的葛兆光等诸位先生都曾开列过国学经典阅读书目，既包括儒释道三家，也包括史学、小学。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其独特之处，对此，南怀瑾形象地比喻为“佛家开的是百货店，道家开的是药店，儒家开的是粮食店”，而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则将其概括为：儒家教人“拿得起”——有为，道家教人“想得开”——无为，佛家教人“放得下”——解脱。值得注意的是，在阅读时要结合现代生活，以辩证的眼光去粗取精。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滋养，便可像东坡居士一样，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智慧。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一两位古人的著作适当下点钻研的工夫，这就有点国学研究的味道了。在这种精研中，或许能够寻找到不厌百回读的经典作品，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进国学研究者的行列。有“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美誉的钱穆就是由小学教员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中国教师》：我国古代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您最推崇的有关教育的国学论著有哪些？
王瑞刚：我认为教师不管处于哪个阅读层次，都要认真地读一读《大学
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小康，但我们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智慧了吗？很多调查得出的答案都令人沮丧。原因之一就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们一度与饱含中华民族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 500多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另有报道说，我国政界、军界和工商界对《孙子兵法》的重视还赶不上日本。直到最近，我们才算真正开始重视国学。
要想搞好国学教育，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国学素养？在几度经历“国学热”之后，他们实际的国学素养又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王瑞刚进行了采访。
《中国教师》：王老师您好，我特别想听听您对我国国学教育的总体评价。
王瑞刚：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国学涵盖了我国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影响深远，博大精深；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国学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安顿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关键。但是，我们却曾几度以自杀式的行为斩断与它的联系。例如，我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在当今这个经济与技术至上的时代，教育却过多地注重魔鬼式的应试训练、技术训练，轻视人文素养的培养，导致部分国人信仰大厦倾颓、精神家园迷失、价值观沦丧，危机重重。
好在近年来教育部一直积极倡导国学教育，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响应、踊跃实践、勤奋探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曾指出，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已经意识到没有国学的中国文化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化。
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然而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省的高中课本中至少60%的文言文比例令我们汗颜；台湾高中生要用文言文写作，而咱们大陆高中生即使是阅读浅显的文言文也困难重重，以至台湾学者感慨我们大陆学者的国学功底浅薄。因此，尽管国学教育难以一蹴而就，但我们中学语文教师作为与国学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工作者，仍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弘扬国学的历史重任，大力提升国学素养，将其融入语文教学，语文教师应成为普及国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执行者，以改善国学教育的尴尬现状。
《中国教师》：社会上对国学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四书五经，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国学？
王瑞刚：1840年我国在经历鸦片战争失败后，进入西学东渐、文化转型时期，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后来，“中学”一词演化为“国学”，曹聚仁认为是由留日学人将日语的“支那学”“汉学”转译而来，即“中国学术”之意。近现代学者大都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如章太炎编著《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影响都很大，“国学”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继晚清时期民族主义色彩浓郁、五四运动科学主义特征明显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国学浪潮之后，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了第三次国学浪潮，这次的国学浪潮则凸显出鲜明的人文化、大众化与市场化倾向。概括而言，“‘国学’一词就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包括儒、佛、道及各家各派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她犹如一片深沉丰厚的汪洋大海，历朝历代的思想之流不断汇聚其中，既凝聚了历代中国人的智慧精华，但也不免掺杂着糟粕渣滓，形成了泥沙俱下的国学之海。因此，面对“国学”这个任何人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说得尽、道得清、钻得透的话题，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既要努力提升自身国学素养，积极践行国学教育，更要不断增强去粗取精的思辨力。
《中国教师》：那么国学在语文学科中、在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中该是一个什么地位？
王瑞刚：语文和国学关系最为密切，首先，学国学有助于实现新课程的教育培养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学生如果不能对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理解，有所体悟，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哪些卓尔不群的家人，有哪些价值连城的物品。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发扬光大这些闪光的精神以造福生活，何以引导他们深深地热爱这个“家”呢？汲取国学的精神文化营养，以文为鉴，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修养与精神情操；而以史为鉴，则可以明确国人的历史使命与方向；以哲为鉴，可以锻造国民面对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学国学也有益于塑造语文教师的优秀精神品质。浸濡国人两千余年的儒学既注重个人修养，也强调有益社会，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品行，赞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主张“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在接触蕴含着丰富思想与情感的国学经典方面，语文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时常含英咀华，滋养其中，必然有助于成为奉行“仁义礼智信”的谦谦君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之士、畅享“悠然见南山”之趣的生活达人，有助于成为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忠诚国民。
最后，语文教师学好国学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孔子在《学记》中指出“亲其师，信其道”，而要想让学生“亲其师”，教师首先必须得有渊博的学识、灵动的智慧、儒雅的风度。深厚的国学素养非常有助于培养咱们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智慧，同时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接近国学、热爱国学，使其成为具有扎实国学功底、高度民族自豪感和浓厚人文精神的真正中国人。
《中国教师》：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他们的国学素养能否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王瑞刚：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因此国学教育的普及有赖于中学语文教师的积極参与，而教师国学素养的高低又关系到国学教育普及的程度。然而，正像前边讲得那样，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除了在大学学过的一些经典篇目和教材里的篇目，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阅读过的国学经典少得可怜，很少有人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国学经典名著，以至于他们对国学知识和内容的理解层次也很浅。我曾问及本市的同行为什么“论语”的“论”字读作“lún”，儒家的“中庸”是什么意思，几乎没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有一位大力倡导学生读《论语》的教师也没能回答出来。对于课文涉及的古代作家，多数语文教师都停留在文学常识水平的了解上，处于只知道某些“鸡名”“蛋名”，却没有亲自品尝过其美味的人云亦云的阶段。部分语文教师理解语言文字的水平不尽如人意，在古典诗文教学中习惯于按照教参照本宣科。他们只能算是教参的传声筒、试题的卫道士，缺少深入探究的思辨意识。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教师能主动写作（包括教学论文），具有较为扎实的古典诗文写作水平的语文教师更是屈指可数。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对于国学中的道家、佛家的相关知识更是少得可怜，甚至完全不感兴趣。
可喜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师普遍对国学持肯定态度。我经常会去了解语文教师对弘扬国学的看法，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都认为非常必要。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性质、学科特点决定了语文教师是与国学距离最近的教育者，较其他学科教师在大学教育中受国学影响更多，而且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文部分就是国学中的精华部分。而另一方面，尽管肯定国学的价值，但绝大多数教师不愿主动地强化国学教育，仅关注语文教学成绩的变化，强化国学教育的意识不强。究其原因，一是对国学的价值认识不够；二是自己在求学阶段就没有培养起对国学的浓厚兴趣；三是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家庭负担等使他们无暇顾及国学素养的提升；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篇目一再减少，尽管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高中选修课编排了《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等国学教材，但因为要备战高考，这几本教材基本没人使用；五是教学评价体系中没有对国学素养提出明确而有效的考查要求。另外，个别教师对国学虽有着深厚的理解与认同，但悲观地认为弘扬国学的大环境缺失，贫瘠的土壤、稀薄的空气使其无法进行国学的复兴。应当说，作为弘扬国学的一支主力部队，中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国学素养的确乏善可陈。尽管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高考命题尚未向国学经典的考查倾斜，教学评价体系也不突出对国学素养的考评，但语文教师仍然要对国学教育有决心、有热情，要积极提升自己的国学素养。
《中国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国学素养？又该如何有意识地加强自身国学素养的提升呢？
王瑞刚：一是要慎思明义，树立正确的弘扬国学教育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汲取智慧。”国学教育的用意就在于以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体悟我国古人的智慧，继承并发扬国学的精华，获得人生智慧的圆满，成为经世致用的一代新人，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是要勤思明辨，改变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语文教学向以“少慢差费”备受诟病，至今仍无实质性改善，主要在于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的陈旧落后。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枯燥的讲解、机械的记忆和教学的索然寡味，都源于师生均未达到“真知”的境界。真知利于牢记，牢记有益活用，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要博观约取，要加强国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学记》说得好：“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语文教师要想加强、改进国学教育，那自己就要先成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典范。教师远离了“昏昏”之态，方利于学生“昭昭”之得。
《中国教师》：世界的文化遗产可谓浩如烟海，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拉文学等，语文教师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成为国学大师。国学经典汗牛充栋，那么意趣所在和学识水平各不相同的教师该如何确立自己学国学的目标？
王瑞刚：的确，古今中外的语文经典美不胜收，提倡学国学也不能要求每位语文教师都要把国学放在首要地位，更不能将所有语文教师推进经典研读的汪洋大海饱受煎熬之苦，那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会使语文教学减色不少。在此我建议教师根据自身的志趣和原有基础，按照四个层次去确立学国学的目标，去阅读相关的国学经典。
最基本的层次是要研读教材文本。语文教师最低限度的研读是要保证吃透教材里的古典诗文文本：初中有70余篇（首）；高中必修的有42篇（首），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文散文欣赏》有48篇（首），《先秦诸子选读》26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52篇（则）。其中《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是涉及面较多的国学经典读物，九个单元中既有经、史、子、集四部经典，又含儒、释、道三家著作，时代跨度由先秦到清末，还配有相关知识短文，对于较为全面地了解国学中的各家各类著作很有帮助。出于提高教学效果的考虑，阅读这些教材文本时，应该注意不仅要弄通字面义，尽量多地熟读成诵，还要深入领会、欣赏其思想感情的内容，最好再阅读一些名家评析类的文章。
在研读教材文本的基础上，最好是再找些与教材文本相关的国学经典全本拿来读一读，以便较为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我们不妨制订个读书计划，至少将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古文观止》《史记》《战国策》《左传》及一些古代名家的诗文集读一读。哪怕只是走马观花，也要遍览。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还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一番经典，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对国学有较浓厚兴趣的教师，那就应有更广泛的涉猎，近代的梁启超、胡适、朱自清乃至现代的葛兆光等诸位先生都曾开列过国学经典阅读书目，既包括儒释道三家，也包括史学、小学。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其独特之处，对此，南怀瑾形象地比喻为“佛家开的是百货店，道家开的是药店，儒家开的是粮食店”，而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则将其概括为：儒家教人“拿得起”——有为，道家教人“想得开”——无为，佛家教人“放得下”——解脱。值得注意的是，在阅读时要结合现代生活，以辩证的眼光去粗取精。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滋养，便可像东坡居士一样，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智慧。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一两位古人的著作适当下点钻研的工夫，这就有点国学研究的味道了。在这种精研中，或许能够寻找到不厌百回读的经典作品，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进国学研究者的行列。有“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美誉的钱穆就是由小学教员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中国教师》：我国古代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您最推崇的有关教育的国学论著有哪些？
王瑞刚：我认为教师不管处于哪个阅读层次，都要认真地读一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