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阅读提示：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一些行业薪酬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人们盼望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工作一样忙，收入大不同
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的收入“被增长”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机制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造成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体制机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寻租、垄断等非公平因素
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價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人民日报00 23 美编12）
工作一样忙，收入大不同
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的收入“被增长”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机制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造成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体制机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寻租、垄断等非公平因素
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價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人民日报00 23 美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