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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形式”理论创始人霍利斯·钱纳里，有一个著名论断是：在不具备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关键性阻碍并改变它，就能加速发展。并且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扩展的改革。伟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有一句名言，“自然不会飞跃”，经济奇迹背后的“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独特在哪里？近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因素中，关键性阻碍又是什么？该如何改变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创始人黄亚生和《财经》杂志特约学术编辑、《读品》创始人李华芳主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就是要在梳理“中国模式”的基础上，研讨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城市化”这一新的关键性阻碍。本书凝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这样的美国学者，黄亚生、陈志武、文贯中这样的华人学者，以及茅于轼、秋风、陆铭这样的中国专业评论家，围绕“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议题，60篇专题论文从“中国模式”、“城市化”、“户籍、劳动力与土地”、“城市化的地方实践”四个大的方面加以了细致探讨。
《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的序言，是科斯在101岁时写下的《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转型只是起步》一文。科斯强调“市场社会不是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户、经济特区等“边缘力量”将中国变成了市场经济，因此“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其尾声。”同时，科斯还尝试回答了“钱学森之问”，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在事实中寻求真相，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书的学者们，对“中国模式”总体上是持谨慎态度的。黄亚生教授从考察“中国经济奇迹的可靠事实”、类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巴西模式”、比较“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区别”三个方面，说“中国模式”不独特。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也指出中国增长模式缺陷是“对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停留在口头上”。秋风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制度便车”，以“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开放，保护产权”三个方向的变革也只不过是“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版，中国需要谨防模式论陷阱，应沿着“私人产权的扩展，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自治的发育，乃至于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树立”继续努力。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众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是关键。就城市化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二是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三是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四是要关注城市病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是三个绕不开的问题。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还低于其最优水平，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也正在复活，因此，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认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中国应通过内生型城市化走分享、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张通过发展特大镇来吸纳农民工。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中的诸多“城市病”，《财经》杂志的社论文章说要“挥别城镇化数字繁荣”；傅蔚冈强调应“从土地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李华芳认为“城市化的下一步，应朝进一步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走，要以市场为导向决定城市的规模，再辅以相匹配的公共服务”；秋风则主张用县辖市来矫正可能的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
关于户籍、劳动力与土地，《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的作者们从“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谈起，认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值得坚守”，应“放开户籍，以迁移自由促规模适度”，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调整歧视性公共服务”。中国社科院蔡叻教授认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潜在增长放缓，应“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赢得技术和教育赛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与保障农业权益非两难，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浙江大学苏振华副教授认为“土地自由流转，农民才能致富”；同济大学胡景北教授认为“农业土地制度安排的改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而土地私有化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则认为“农村土地制度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最终的问题，必须回到城市化的成功实践路径上来。台湾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以台北内湖科技园区的发展为例，强调市场自发力量之下城市化的“偶然性”：浙江大学罗小朋教授以重庆为例，认为中国应围绕如何处置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与身份权利的交易，设一种推动社会自治的协商机制，要给农民以选择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以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为例，认为城乡统筹过程中应体现自愿、同意和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实现人员、资本、货物、服务与土地的“五大自由流通”；文贯中以“老浦西”和“新浦东”同一区域城市化的不同经验，强调了城市密度的意义，认为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庞大的国情下，应该坚持走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李铁则强调借鉴欧洲城镇规划和治理经验，走可持续、绿色、低碳城镇化道路，并描绘了中欧城镇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图景。
当局者不应该迷，旁观者也未必清。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厘清中国经济过去和当下的真实情况，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以及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件更难的事情了。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研究团队，《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也没有在单一逻辑的理论模型下，得出一致性的理论描述。但无论如何，城市化都是中国经济及社会未来健康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即使不同学者的深刻评论带有偏颇甚至歧见，但对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命运，仍有很多启示。 古代也有假币
（文/张小雷）
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中，小衙内在粜米时，吩咐下属：“你两个仔细看银子，别样假的也还好看，单要防那‘四堵墙’，休要着他哄了。”这里的“四堵墙”，就是一种假银子，四面包银，中间灌铅。铅比银便宜，正是以次充好。而能把银子打造成“四堵墙”，也得很下一番工夫。由此可见，在古代就有高明的假币制造者了。《都门识小录》中记载，北京成立佛学研究会，计划让国民以修心的方式改换面貌。主持者打了一个比方：国初之时（即清朝初年），整个国家就像一锭大元宝，斩碎来用，块块都是精品。“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掺一分铜，便是九成了。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炉火，又掺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又掺第三、第四，乃至十余次。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必须一并扔进炉火中，烹炼一番，将掺杂的铜、铅、锡、铁都销尽，然后还他十分本色。”
该人虽是以人心来比银子，却也揭示了那时制造假币的办法。不过，造假历来是个技术活儿，必须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方可。五代时，镇守兖州的节度使慕容彦超就很希望天上掉馅饼。慕容彦超开有当铺。一天，属下来告诉他，当铺收到一锭假银，那个人用这锭银子做抵押，换走了很多铜钱。慕容彦超接过一看，被劈开的银子里面，都是铁块。能把铁和银子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手啊！为了钓出这位高手，他广贴榜文，说当铺失窃，让抵押者速来登记。造假高手一看有利可图，便登门索要自己的“银子”。就这样，慕容彦超把他请进自己家里。是的，是被请进来的。慕容彦超让他做技术教练，把十几个技工交他指挥，按原样造一些假银子。
造假高手夜以继日，在银子里面掺入大量铁块，人称“铁胎银”，慕容彦超的财富一下子增长了十倍！
后来，周太祖郭威征伐兖州，慕容彦超鼓励大家奋勇抗敌，“干吧弟兄们，我有大把的银子赏赐给你们！”将士们听了直撇嘴，切，拿你那“铁胎银”蒙人啊，我们才不这么傻呢！所以谁也不给他卖命。郭威带兵攻入城内，慕容彦超投井自尽。他临死也没把假钱花出去，全砸自己手里了。
初见信合，如沐春风
（文/何江涛 卿婉玲）
来夏层铺信用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感触跟收获却很多，从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也提升了自己。
信用社是金融服务行业，之前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夏层铺信用社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及其对客户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让我从中学会了在以后工作中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夏层铺是一个乡镇，来办理业务最多的是农民和留守老人，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特别是留守老人，他们不仅仅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听力不好，理解能力不足。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五保户老人，在低保快要发下来的前几天，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来取钱，老人听力不好，每次都要跟老人解释很多遍。但夏层铺的工作人员每次都会非常热情并耐心的解释给他听。老人来了几天后，我就对老人有了不满，就嘀咕老人低保都没来，每天来这有什么用，还要每次都跟他解释。“我们面对最多的就是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还有很多留守老人。我们不仅仅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而且要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不高，就对他们态度不好。特别像这些五保老人，也许他们的几十几百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更是政府对他们的一份关心和照顾。他们无儿无女，老无所依，我们就更应该热情对待。只要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该热情耐心的对待。我们信用社要履行‘客户至上，服务贴心’的理念。”老同事们的一番话，让我对以后的工作有了更好的认识。
夏层铺信用社只是分布在千千万万广大农村信用社其中的一个，也许它很微小，但是夏层铺信用社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积极向上的心却是那么高大。天气虽然是那么热，但是他们微笑带来的阵阵清风，却是那么清爽人心，让我深深爱上了这份工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创始人黄亚生和《财经》杂志特约学术编辑、《读品》创始人李华芳主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就是要在梳理“中国模式”的基础上，研讨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城市化”这一新的关键性阻碍。本书凝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这样的美国学者，黄亚生、陈志武、文贯中这样的华人学者，以及茅于轼、秋风、陆铭这样的中国专业评论家，围绕“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议题，60篇专题论文从“中国模式”、“城市化”、“户籍、劳动力与土地”、“城市化的地方实践”四个大的方面加以了细致探讨。
《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的序言，是科斯在101岁时写下的《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转型只是起步》一文。科斯强调“市场社会不是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户、经济特区等“边缘力量”将中国变成了市场经济，因此“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其尾声。”同时，科斯还尝试回答了“钱学森之问”，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在事实中寻求真相，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书的学者们，对“中国模式”总体上是持谨慎态度的。黄亚生教授从考察“中国经济奇迹的可靠事实”、类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巴西模式”、比较“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区别”三个方面，说“中国模式”不独特。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也指出中国增长模式缺陷是“对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停留在口头上”。秋风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制度便车”，以“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开放，保护产权”三个方向的变革也只不过是“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版，中国需要谨防模式论陷阱，应沿着“私人产权的扩展，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自治的发育，乃至于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树立”继续努力。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众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是关键。就城市化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二是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三是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四是要关注城市病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是三个绕不开的问题。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还低于其最优水平，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也正在复活，因此，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认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中国应通过内生型城市化走分享、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张通过发展特大镇来吸纳农民工。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中的诸多“城市病”，《财经》杂志的社论文章说要“挥别城镇化数字繁荣”；傅蔚冈强调应“从土地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李华芳认为“城市化的下一步，应朝进一步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走，要以市场为导向决定城市的规模，再辅以相匹配的公共服务”；秋风则主张用县辖市来矫正可能的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
关于户籍、劳动力与土地，《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的作者们从“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谈起，认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值得坚守”，应“放开户籍，以迁移自由促规模适度”，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调整歧视性公共服务”。中国社科院蔡叻教授认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潜在增长放缓，应“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赢得技术和教育赛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与保障农业权益非两难，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浙江大学苏振华副教授认为“土地自由流转，农民才能致富”；同济大学胡景北教授认为“农业土地制度安排的改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而土地私有化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则认为“农村土地制度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最终的问题，必须回到城市化的成功实践路径上来。台湾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以台北内湖科技园区的发展为例，强调市场自发力量之下城市化的“偶然性”：浙江大学罗小朋教授以重庆为例，认为中国应围绕如何处置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与身份权利的交易，设一种推动社会自治的协商机制，要给农民以选择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以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为例，认为城乡统筹过程中应体现自愿、同意和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实现人员、资本、货物、服务与土地的“五大自由流通”；文贯中以“老浦西”和“新浦东”同一区域城市化的不同经验，强调了城市密度的意义，认为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庞大的国情下，应该坚持走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李铁则强调借鉴欧洲城镇规划和治理经验，走可持续、绿色、低碳城镇化道路，并描绘了中欧城镇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图景。
当局者不应该迷，旁观者也未必清。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厘清中国经济过去和当下的真实情况，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以及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件更难的事情了。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研究团队，《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也没有在单一逻辑的理论模型下，得出一致性的理论描述。但无论如何，城市化都是中国经济及社会未来健康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即使不同学者的深刻评论带有偏颇甚至歧见，但对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命运，仍有很多启示。 古代也有假币
（文/张小雷）
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中，小衙内在粜米时，吩咐下属：“你两个仔细看银子，别样假的也还好看，单要防那‘四堵墙’，休要着他哄了。”这里的“四堵墙”，就是一种假银子，四面包银，中间灌铅。铅比银便宜，正是以次充好。而能把银子打造成“四堵墙”，也得很下一番工夫。由此可见，在古代就有高明的假币制造者了。《都门识小录》中记载，北京成立佛学研究会，计划让国民以修心的方式改换面貌。主持者打了一个比方：国初之时（即清朝初年），整个国家就像一锭大元宝，斩碎来用，块块都是精品。“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掺一分铜，便是九成了。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炉火，又掺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又掺第三、第四，乃至十余次。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必须一并扔进炉火中，烹炼一番，将掺杂的铜、铅、锡、铁都销尽，然后还他十分本色。”
该人虽是以人心来比银子，却也揭示了那时制造假币的办法。不过，造假历来是个技术活儿，必须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方可。五代时，镇守兖州的节度使慕容彦超就很希望天上掉馅饼。慕容彦超开有当铺。一天，属下来告诉他，当铺收到一锭假银，那个人用这锭银子做抵押，换走了很多铜钱。慕容彦超接过一看，被劈开的银子里面，都是铁块。能把铁和银子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手啊！为了钓出这位高手，他广贴榜文，说当铺失窃，让抵押者速来登记。造假高手一看有利可图，便登门索要自己的“银子”。就这样，慕容彦超把他请进自己家里。是的，是被请进来的。慕容彦超让他做技术教练，把十几个技工交他指挥，按原样造一些假银子。
造假高手夜以继日，在银子里面掺入大量铁块，人称“铁胎银”，慕容彦超的财富一下子增长了十倍！
后来，周太祖郭威征伐兖州，慕容彦超鼓励大家奋勇抗敌，“干吧弟兄们，我有大把的银子赏赐给你们！”将士们听了直撇嘴，切，拿你那“铁胎银”蒙人啊，我们才不这么傻呢！所以谁也不给他卖命。郭威带兵攻入城内，慕容彦超投井自尽。他临死也没把假钱花出去，全砸自己手里了。
初见信合，如沐春风
（文/何江涛 卿婉玲）
来夏层铺信用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感触跟收获却很多，从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也提升了自己。
信用社是金融服务行业，之前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夏层铺信用社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及其对客户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让我从中学会了在以后工作中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夏层铺是一个乡镇，来办理业务最多的是农民和留守老人，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特别是留守老人，他们不仅仅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听力不好，理解能力不足。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五保户老人，在低保快要发下来的前几天，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来取钱，老人听力不好，每次都要跟老人解释很多遍。但夏层铺的工作人员每次都会非常热情并耐心的解释给他听。老人来了几天后，我就对老人有了不满，就嘀咕老人低保都没来，每天来这有什么用，还要每次都跟他解释。“我们面对最多的就是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还有很多留守老人。我们不仅仅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而且要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不高，就对他们态度不好。特别像这些五保老人，也许他们的几十几百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更是政府对他们的一份关心和照顾。他们无儿无女，老无所依，我们就更应该热情对待。只要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该热情耐心的对待。我们信用社要履行‘客户至上，服务贴心’的理念。”老同事们的一番话，让我对以后的工作有了更好的认识。
夏层铺信用社只是分布在千千万万广大农村信用社其中的一个，也许它很微小，但是夏层铺信用社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积极向上的心却是那么高大。天气虽然是那么热，但是他们微笑带来的阵阵清风，却是那么清爽人心，让我深深爱上了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