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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媒体集中报道了彭燕的事迹。彭燕奉献在高原、热情为兵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在人们都感叹她付出太多时，她却说自己一直在收获。在此，我们编发一篇彭燕的自述，里面细数了她的“收获”。
最近媒体的报道让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了解了我在那曲的经历，他们给予我很高的赞誉。对于媒体的报道和朋友们的关心，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回想在那曲折平凡而又充满艰辛的12年里，自己虽然付出了许多，但是细心想来，更多的是收获：收获的是老高原们给我的感动，收获的是藏区百姓对我的支持，收获的是牧区病人们对我的信任，收获的是在工作中学会坚持、坚韧、乐观、积极的品质……这些收获并不是通过偶尔的一个人、偶然的一件事得来的，也无法用简单几个词语就能表述出来，它是静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用我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得出的感悟。
刚到那曲时我还是个充满幻想的天真女孩。看到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浪漫之情就会油然而生，然而对于自己的工作我却没有完全理解，是门诊所里的另一位女护师——段绍慧大姐用她的热情、敬业和对病人的和蔼可亲，使我理解了高原医务工作者的真正追求。
那时的段大姐在那曲工作已近十年，经验非常丰富。记得有一次一位怀抱孩子的藏族妇女来到所里，经诊断孩子患的是麻疹，段大姐对孩子进行了治疗，并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将母子俩送出门时还亲昵地逗了逗孩子。看到她极自然地做着这一切，她送完那母子俩回来时我迫不及待地问：“你得过麻疹吗？”“没有。”“那你怎么……”我想问她为什么不戴口罩、手套。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麻疹是极易传染的。但我所有的疑问在段大姐微笑的眼神中全部消失——她其实是不想看到因为自己采取保护措施而让藏族同胞产生隔阂。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段大姐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段大姐的爱人多次让她请假去检查，她每次都因工作忙而不愿请假。2001年12月，她硬撑着到拉萨先做完了新兵体检工作，才到总医院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回到成都没多久，段大姐就走了。
她去世后，她的爱人在她常用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封给我的信，其中历数了多年来我们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我含着眼泪反复看这封信，下定决心要在这雪域高原践行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爱。唯有热爱，才能唤起热情。既然选择了从医，就应当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然选择了工作在高原牧区，就应当把牧区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从那以后，我对病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自己开始有针对性地钻研一些高原病的疗法，慢慢地也在服务百姓的工作中激起了自己的工作热情，在一次次挽救生命中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身边，有许多常年默默无闻地坚守在高原的战友，他们大多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工作在高海拔地区的老西藏。坚忍不拔、勤奋好学、乐观向上、认真负责等优秀品格，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尤其集中和突出。一位在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只有60%的士官，得知这个检查结果时表情平静地说：“没什么，在这里缺氧很正常。”我看着脸上充满“高原红”的官兵问他们苦不苦时，90%以上的官兵都会说“不苦，习惯了”。其实，几乎所有在那曲驻守10年以上的官兵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脏损伤，并伴随着长期的头痛、失眠等症状，不少官兵都是依靠药物减轻症状，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
我常常会想到那曲烈士陵园。那曲的烈士陵园与林芝的不同，这里没有绿树成荫，没有鸟语花香，只有藏北凌厉的寒风呼啸而过。烈士们多是平叛时牺牲的，都非常年轻。站在陵园中，望着这些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十八九岁的烈士们，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说几百名烈士让我肃然起敬，看着旁边的公墓却让我觉得心酸。这里躺着我身边熟悉的战友，他们有些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去世的。每每看到因病去世的刘斌、梁显军、王开卫等人的墓时，我都忍不住落泪。当我再一次站在墓前，除了祭扫，还想告诉他们：战友们，你们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不会再让我们的战友因为生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看到这些墓，想到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与牺牲的同志们相比，我是幸福的，我应当继续在这里坚守，为需要我的人们服务，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我知道，不少战士出差到拉萨以后，都喜欢搬只小凳坐在办事处的院子里聊天。我觉得奇怪，都是喜欢热闹、喜欢逛街的小伙子，都坐在这干嘛。和他们聊天，我才发现他们的秘密：他们在看树，在享受树荫！我不由想起一名退伍战士的日记，其中写道：“记得第一次休假，因为经济原因，我选择了走陆地。先乘车到格尔木，再转火车。我看着窗外的景色，渐渐兴奋起来——我看到树了！”
那曲是没有树的，就连草也很低矮，这仅有的为那曲带来生机的绿色得经受多少痛苦的磨砺啊！多年以来，树只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休完假归队时我真舍不得走。但我必须走，因为每次回到家，见到父母，见到女儿，我更懂得了在那曲工作的意义。如果没有我们，那曲的人们会过得放心、会有安全感吗？巨大的责任感激励着我要成为他们心中的“树”，为那些需要我们的人遮风挡雨。
我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其实，每一次巡诊，我只是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有时自己都觉得做得还不够好，但是牧民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让我感受到最诚挚的感情，让我永存感恩之心。
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们会不远千里为我这个“妈咪门巴”送来牛羊肉，那高原上最好的酸奶、沾满牛粪的哈达、风雪中等待的身影……让我永生难忘。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牧区巡诊，我被安排在侧屋测量心电图。侧屋没有生火，10月的那曲已经进入冰雪季节，屋内气温很低，怕冷的我干了一会儿就开始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这时，一位阿妈挑开门帘进来，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径直走到我面前，将我冰冷的双手抓起，送进藏袍的胸襟，将我的手紧紧地按在她的胸口上。此时，我想到了妈妈。接下来，除了我操作仪器，阿妈一直用她的手温暖着我的手，直到我们完成出诊任务。这期间她没有说话，只是笑着和我对望。看着阿妈那慈祥的笑脸，我感受到了一种家庭的温馨。
在敬老院里，我有时会把阿妈们的名字弄错，但阿妈们从不跟我计较，总是不厌其烦地再告诉我一次。只要发现我的手冰凉就会拉住我的手不停地揉搓，生怕我冻着。要是出诊时正好碰上她们吃饭，阿妈们还会用颤抖的手用力擦净碗，然后倒上酥油茶，一个劲儿地将糌粑和奶渣往我手里塞。
在巡诊的路上，我们还碰到过一位护路的民兵，他应该有四五十岁了，黝黑的脸庞，见到我们就热情地打招呼。从他口中我们了解到，他年轻时当过兵，懂得一些汉语，现在又主动护路。“这个路好嘛，通了嘛，我们生活就好嘛。”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跟我说。我问他护路辛不辛苦，他回答：“辛苦？不苦，不苦，这个路我喜欢，就不苦嘛。”
乘车离去时，我望着他渐远的身影，心里涌动着一种激情：这样不为名利的举动，表达的是对路的感激，是对共产党的感激。护路人让我明白，人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感恩。当我了解到那曲孤儿院的孩子们缺乏书时，我认真地记录下他们提到的每一本书的名字，尽量帮他们买到，圆他们的学习梦。后来每次到孤儿院里送杂志，听到很多孩子说喜欢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快乐。
很多发生在高原、发生在高原军人身上的故事都让我感动，回想起来，我收获得太多太多，因为它们已不仅仅是一件件让我感动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的精神实现了升华。有人说：你的事迹很感人，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的确，很多人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选择远离高原，我选择了坚守。但是，回头想想，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才懂得了什么是风餐露宿，什么是感人至深，什么是知恩图报。这些，都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让我继续在那曲坚守。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最近媒体的报道让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了解了我在那曲的经历，他们给予我很高的赞誉。对于媒体的报道和朋友们的关心，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回想在那曲折平凡而又充满艰辛的12年里，自己虽然付出了许多，但是细心想来，更多的是收获：收获的是老高原们给我的感动，收获的是藏区百姓对我的支持，收获的是牧区病人们对我的信任，收获的是在工作中学会坚持、坚韧、乐观、积极的品质……这些收获并不是通过偶尔的一个人、偶然的一件事得来的，也无法用简单几个词语就能表述出来，它是静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用我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得出的感悟。
刚到那曲时我还是个充满幻想的天真女孩。看到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浪漫之情就会油然而生，然而对于自己的工作我却没有完全理解，是门诊所里的另一位女护师——段绍慧大姐用她的热情、敬业和对病人的和蔼可亲，使我理解了高原医务工作者的真正追求。
那时的段大姐在那曲工作已近十年，经验非常丰富。记得有一次一位怀抱孩子的藏族妇女来到所里，经诊断孩子患的是麻疹，段大姐对孩子进行了治疗，并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将母子俩送出门时还亲昵地逗了逗孩子。看到她极自然地做着这一切，她送完那母子俩回来时我迫不及待地问：“你得过麻疹吗？”“没有。”“那你怎么……”我想问她为什么不戴口罩、手套。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麻疹是极易传染的。但我所有的疑问在段大姐微笑的眼神中全部消失——她其实是不想看到因为自己采取保护措施而让藏族同胞产生隔阂。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段大姐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段大姐的爱人多次让她请假去检查，她每次都因工作忙而不愿请假。2001年12月，她硬撑着到拉萨先做完了新兵体检工作，才到总医院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回到成都没多久，段大姐就走了。
她去世后，她的爱人在她常用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封给我的信，其中历数了多年来我们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我含着眼泪反复看这封信，下定决心要在这雪域高原践行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爱。唯有热爱，才能唤起热情。既然选择了从医，就应当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然选择了工作在高原牧区，就应当把牧区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从那以后，我对病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自己开始有针对性地钻研一些高原病的疗法，慢慢地也在服务百姓的工作中激起了自己的工作热情，在一次次挽救生命中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身边，有许多常年默默无闻地坚守在高原的战友，他们大多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工作在高海拔地区的老西藏。坚忍不拔、勤奋好学、乐观向上、认真负责等优秀品格，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尤其集中和突出。一位在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只有60%的士官，得知这个检查结果时表情平静地说：“没什么，在这里缺氧很正常。”我看着脸上充满“高原红”的官兵问他们苦不苦时，90%以上的官兵都会说“不苦，习惯了”。其实，几乎所有在那曲驻守10年以上的官兵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脏损伤，并伴随着长期的头痛、失眠等症状，不少官兵都是依靠药物减轻症状，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
我常常会想到那曲烈士陵园。那曲的烈士陵园与林芝的不同，这里没有绿树成荫，没有鸟语花香，只有藏北凌厉的寒风呼啸而过。烈士们多是平叛时牺牲的，都非常年轻。站在陵园中，望着这些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十八九岁的烈士们，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说几百名烈士让我肃然起敬，看着旁边的公墓却让我觉得心酸。这里躺着我身边熟悉的战友，他们有些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去世的。每每看到因病去世的刘斌、梁显军、王开卫等人的墓时，我都忍不住落泪。当我再一次站在墓前，除了祭扫，还想告诉他们：战友们，你们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不会再让我们的战友因为生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看到这些墓，想到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与牺牲的同志们相比，我是幸福的，我应当继续在这里坚守，为需要我的人们服务，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我知道，不少战士出差到拉萨以后，都喜欢搬只小凳坐在办事处的院子里聊天。我觉得奇怪，都是喜欢热闹、喜欢逛街的小伙子，都坐在这干嘛。和他们聊天，我才发现他们的秘密：他们在看树，在享受树荫！我不由想起一名退伍战士的日记，其中写道：“记得第一次休假，因为经济原因，我选择了走陆地。先乘车到格尔木，再转火车。我看着窗外的景色，渐渐兴奋起来——我看到树了！”
那曲是没有树的，就连草也很低矮，这仅有的为那曲带来生机的绿色得经受多少痛苦的磨砺啊！多年以来，树只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休完假归队时我真舍不得走。但我必须走，因为每次回到家，见到父母，见到女儿，我更懂得了在那曲工作的意义。如果没有我们，那曲的人们会过得放心、会有安全感吗？巨大的责任感激励着我要成为他们心中的“树”，为那些需要我们的人遮风挡雨。
我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其实，每一次巡诊，我只是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有时自己都觉得做得还不够好，但是牧民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让我感受到最诚挚的感情，让我永存感恩之心。
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们会不远千里为我这个“妈咪门巴”送来牛羊肉，那高原上最好的酸奶、沾满牛粪的哈达、风雪中等待的身影……让我永生难忘。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牧区巡诊，我被安排在侧屋测量心电图。侧屋没有生火，10月的那曲已经进入冰雪季节，屋内气温很低，怕冷的我干了一会儿就开始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这时，一位阿妈挑开门帘进来，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径直走到我面前，将我冰冷的双手抓起，送进藏袍的胸襟，将我的手紧紧地按在她的胸口上。此时，我想到了妈妈。接下来，除了我操作仪器，阿妈一直用她的手温暖着我的手，直到我们完成出诊任务。这期间她没有说话，只是笑着和我对望。看着阿妈那慈祥的笑脸，我感受到了一种家庭的温馨。
在敬老院里，我有时会把阿妈们的名字弄错，但阿妈们从不跟我计较，总是不厌其烦地再告诉我一次。只要发现我的手冰凉就会拉住我的手不停地揉搓，生怕我冻着。要是出诊时正好碰上她们吃饭，阿妈们还会用颤抖的手用力擦净碗，然后倒上酥油茶，一个劲儿地将糌粑和奶渣往我手里塞。
在巡诊的路上，我们还碰到过一位护路的民兵，他应该有四五十岁了，黝黑的脸庞，见到我们就热情地打招呼。从他口中我们了解到，他年轻时当过兵，懂得一些汉语，现在又主动护路。“这个路好嘛，通了嘛，我们生活就好嘛。”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跟我说。我问他护路辛不辛苦，他回答：“辛苦？不苦，不苦，这个路我喜欢，就不苦嘛。”
乘车离去时，我望着他渐远的身影，心里涌动着一种激情：这样不为名利的举动，表达的是对路的感激，是对共产党的感激。护路人让我明白，人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感恩。当我了解到那曲孤儿院的孩子们缺乏书时，我认真地记录下他们提到的每一本书的名字，尽量帮他们买到，圆他们的学习梦。后来每次到孤儿院里送杂志，听到很多孩子说喜欢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快乐。
很多发生在高原、发生在高原军人身上的故事都让我感动，回想起来，我收获得太多太多，因为它们已不仅仅是一件件让我感动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的精神实现了升华。有人说：你的事迹很感人，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的确，很多人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选择远离高原，我选择了坚守。但是，回头想想，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才懂得了什么是风餐露宿，什么是感人至深，什么是知恩图报。这些，都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让我继续在那曲坚守。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