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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時代外交的重要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性的思想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中展现出巨大的道义价值，本文将通过伦理学的视角，深入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立足的人性假设与道德诉求，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其他共同体的在伦理价值上的超越性，不仅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简单理解为利益共同体，而是突出其蕴含的独特的具有人文关怀的道义价值，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道义价值;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55-03
基金项目：广东白云学院202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疫情下的全球化命运——基于新形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项目编号：2020BYKY4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个国家能够为了全人类未来的共同安全、经济繁荣、良好生态、文明进步携手共进，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在当前全球局势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国家利益主导的国际关系中，突破“唯本国利益论”，倡导各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切他国利益，破除国家间对立的壁垒，关注全人类的身份以及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命运走向;二是，面对多领域深层次的全球危机，没有任何一国可以独善其身，当前世界面临的气候问题、核安全问题、粮食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等都需要各国协商合作、共克时艰，以行动诠释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精神。
一、基于“善良人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特别关注了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实现可能、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关注上述价值要求都是基于对“善良人性”的认同而建立的。正是对人性的善意理解，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信这些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不同的国家可以团结合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而携手共进。
对人性的不同判断会形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正如汉斯 · 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认为的“政治规律植根于人性”①，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大多立足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的人性假设理论，强调人都是理性地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各个国家都在交往中理性地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各个国家坚持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利益主体的划分使得国家间的界限保持清晰，同时，利益的争夺也使得国家关系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理念往往会助推现实的发展，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平等的问题，信任危机以及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都离不开这一理念的持续影响。
在中西方，伦理学一直关注着对人性的判断与假设，其中也不乏“性善论”的代表，诸如孟子、康德等。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即使在国家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为了某些关系全人类生死存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之间也能遵守国际道义，基于对彼此人性的信任保持携手共进。即使“善良人性”和“经济人”一样，都只是对人性的假设，真实的人性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但是基于“善良人性”的假设，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未来所建构的景象将是完全不同于“经济人”假设下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善良人性”假设，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毕竟现实的国际社会从来都不乏恶意的争端与抹黑，但是正如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让我们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②，正是由于国际社会充斥着“经济人”假设下的谋利与争斗，所以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中，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更为积极、更具包容性、更能增进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基于的“善良人性”是全球治理现实需求的反映，并非理想主义的想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善良人性”展望全人类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中，既引导全球治理关注中西方所共有的同质价值观念，又强调不同国家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现实可能性。
二、关注共同道德诉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抽象来说，“共同体”是由个体通过特定方式共同组成的集合体，而促成并维持这一集合体的东西，则是在共同体基于的条件或规范，这也是历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霍布斯等人，他们一直将“共同体”认定为是倾向于至善、完善的存在，特别关注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关注支撑共同体延续和发展的道德力量。那么，由“共同体”引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不能仅仅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挖掘其背后的道德内涵，理解其中道德的力量。而要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内涵，则有必要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理论起源，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曾做出这样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有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每个人都将是自由的个体，这意味着必须破除那些压迫与奴役的不平等关系;二是每个人都将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意味着个人将摆脱由于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单向发展，个人在全面发展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够自觉地为社会公利、为他人全面发展的实现贡献力量。马克思构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实践发展中蕴含着道德意义，在生产力极大提升、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背后也蕴含着共同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诉求，即是在道德诉求上的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实现共同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向。当今世界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构成，各个国家间存在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全人类也现实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诸如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暖、核泄漏、水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中独善其身，同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仅凭一国力量就独自应对。正如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④，在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作为当今世界主体的各个国家关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即人类文明的和平、繁荣、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秉持平等相待、公道正义的道德原则，在共同的道德訴求下实现发展共赢。
三、独具道义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共同体”的内涵是丰富的，之所以强调从道德范畴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共同体在一般意义上就天然地具有政治或经济的内涵，它们表明了个体在政治或经济利益上的共同诉求，其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但是，仅仅从“利益共同体”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完整的，这会抹杀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其他共同体所具有的超越性，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原则与追求的目标来看，它既是一种利益共同体，也是一种超越了“唯利益”的道德共同体，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发展共赢、共建共享的同时彰显互商互谅、公道正义、和谐共存的伦理精神，表现出了具有独特性和超越性的道义价值。
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论述为“站在道义制高点”的原因，正如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Javier Torcahill）所说的，“远离饥饿、贫困、战争和殖民侵略的中国正在传播一个具有道德高度的信息：人类命运共同体” ⑤，其中体现的“具有道德高度”的“道义价值”，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关切的道德与正义方面的内容，在利益之上更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这个“真正的共同体”时所强调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用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⑥，由此可见，“真正的共同体”并不是拒斥利益的，而是强调利益分配中的平等与公正。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要抹杀掉单个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强迫单个的国家利益屈服于整体的人类公利，而是鲜明反对国家交往中的霸权主义，同时，强调以平等、公正的方式寻求各个国家间的共商共建，共同追求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共同享受繁荣与稳定带来的巨大福祉。
四、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新时代外交的重要理念，同时也是针对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全球治理方式，更具真理性与道义性，在全球治理中展现出巨大的科学价值与道义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它深度关切共同体的伦理意义。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善良人性”假设，有助于破除“经济人”假设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同时引导国家间的彼此信任，推动不同国家共同应对当前全人类真切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对共同道德诉求的关注，诸如平等相待、公道正义等等这类道德诉求，是每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希望彼此能够遵守的道德要求，而正是这些共同道德诉求的存在，使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关系成为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伦理意义，使得它表现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共同体的独特性，在推动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展现出关切全人类的道义价值。
注释：
①汉斯 · 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②理查德 · 道金斯著、卢允中等译：《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第47页。
④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01版。
⑤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方向》，《参考消息》2019年9月12日，第15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汉斯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理查德 ·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齐格蒙特 · 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罗华婷，戴永红.人性、国家间道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2-28.
[6]魏传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关照[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21-28.
[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
[8]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方向[N].参考消息，2019-9-12.
作者简介：
戚雅婷，女，汉族，湖北鄂州人，助教，哲学硕士，广东白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道义价值;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55-03
基金项目：广东白云学院202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疫情下的全球化命运——基于新形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项目编号：2020BYKY4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个国家能够为了全人类未来的共同安全、经济繁荣、良好生态、文明进步携手共进，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在当前全球局势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国家利益主导的国际关系中，突破“唯本国利益论”，倡导各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切他国利益，破除国家间对立的壁垒，关注全人类的身份以及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命运走向;二是，面对多领域深层次的全球危机，没有任何一国可以独善其身，当前世界面临的气候问题、核安全问题、粮食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等都需要各国协商合作、共克时艰，以行动诠释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精神。
一、基于“善良人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特别关注了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实现可能、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关注上述价值要求都是基于对“善良人性”的认同而建立的。正是对人性的善意理解，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信这些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不同的国家可以团结合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而携手共进。
对人性的不同判断会形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正如汉斯 · 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认为的“政治规律植根于人性”①，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大多立足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的人性假设理论，强调人都是理性地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各个国家都在交往中理性地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各个国家坚持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利益主体的划分使得国家间的界限保持清晰，同时，利益的争夺也使得国家关系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理念往往会助推现实的发展，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平等的问题，信任危机以及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都离不开这一理念的持续影响。
在中西方，伦理学一直关注着对人性的判断与假设，其中也不乏“性善论”的代表，诸如孟子、康德等。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即使在国家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为了某些关系全人类生死存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之间也能遵守国际道义，基于对彼此人性的信任保持携手共进。即使“善良人性”和“经济人”一样，都只是对人性的假设，真实的人性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但是基于“善良人性”的假设，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未来所建构的景象将是完全不同于“经济人”假设下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善良人性”假设，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毕竟现实的国际社会从来都不乏恶意的争端与抹黑，但是正如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让我们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②，正是由于国际社会充斥着“经济人”假设下的谋利与争斗，所以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中，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更为积极、更具包容性、更能增进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基于的“善良人性”是全球治理现实需求的反映，并非理想主义的想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善良人性”展望全人类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中，既引导全球治理关注中西方所共有的同质价值观念，又强调不同国家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现实可能性。
二、关注共同道德诉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抽象来说，“共同体”是由个体通过特定方式共同组成的集合体，而促成并维持这一集合体的东西，则是在共同体基于的条件或规范，这也是历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霍布斯等人，他们一直将“共同体”认定为是倾向于至善、完善的存在，特别关注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关注支撑共同体延续和发展的道德力量。那么，由“共同体”引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不能仅仅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挖掘其背后的道德内涵，理解其中道德的力量。而要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内涵，则有必要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理论起源，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曾做出这样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有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每个人都将是自由的个体，这意味着必须破除那些压迫与奴役的不平等关系;二是每个人都将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意味着个人将摆脱由于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单向发展，个人在全面发展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够自觉地为社会公利、为他人全面发展的实现贡献力量。马克思构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实践发展中蕴含着道德意义，在生产力极大提升、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背后也蕴含着共同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诉求，即是在道德诉求上的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实现共同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向。当今世界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构成，各个国家间存在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全人类也现实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诸如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暖、核泄漏、水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中独善其身，同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仅凭一国力量就独自应对。正如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④，在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作为当今世界主体的各个国家关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即人类文明的和平、繁荣、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秉持平等相待、公道正义的道德原则，在共同的道德訴求下实现发展共赢。
三、独具道义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共同体”的内涵是丰富的，之所以强调从道德范畴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共同体在一般意义上就天然地具有政治或经济的内涵，它们表明了个体在政治或经济利益上的共同诉求，其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但是，仅仅从“利益共同体”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完整的，这会抹杀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其他共同体所具有的超越性，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原则与追求的目标来看，它既是一种利益共同体，也是一种超越了“唯利益”的道德共同体，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发展共赢、共建共享的同时彰显互商互谅、公道正义、和谐共存的伦理精神，表现出了具有独特性和超越性的道义价值。
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论述为“站在道义制高点”的原因，正如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Javier Torcahill）所说的，“远离饥饿、贫困、战争和殖民侵略的中国正在传播一个具有道德高度的信息：人类命运共同体” ⑤，其中体现的“具有道德高度”的“道义价值”，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关切的道德与正义方面的内容，在利益之上更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这个“真正的共同体”时所强调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用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⑥，由此可见，“真正的共同体”并不是拒斥利益的，而是强调利益分配中的平等与公正。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要抹杀掉单个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强迫单个的国家利益屈服于整体的人类公利，而是鲜明反对国家交往中的霸权主义，同时，强调以平等、公正的方式寻求各个国家间的共商共建，共同追求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共同享受繁荣与稳定带来的巨大福祉。
四、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新时代外交的重要理念，同时也是针对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全球治理方式，更具真理性与道义性，在全球治理中展现出巨大的科学价值与道义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它深度关切共同体的伦理意义。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善良人性”假设，有助于破除“经济人”假设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同时引导国家间的彼此信任，推动不同国家共同应对当前全人类真切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对共同道德诉求的关注，诸如平等相待、公道正义等等这类道德诉求，是每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希望彼此能够遵守的道德要求，而正是这些共同道德诉求的存在，使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关系成为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伦理意义，使得它表现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共同体的独特性，在推动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展现出关切全人类的道义价值。
注释：
①汉斯 · 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②理查德 · 道金斯著、卢允中等译：《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第47页。
④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01版。
⑤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方向》，《参考消息》2019年9月12日，第15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汉斯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理查德 ·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齐格蒙特 · 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罗华婷，戴永红.人性、国家间道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2-28.
[6]魏传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关照[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21-28.
[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
[8]哈维尔 · 托尔卡希尔.“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方向[N].参考消息，2019-9-12.
作者简介：
戚雅婷，女，汉族，湖北鄂州人，助教，哲学硕士，广东白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