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在1651年版《利维坦》中最终提出的自由观，以及在1668年拉丁文版《利维坦》中重申的自由观，可谓大音稀声。自由是不受障碍地根据自己的自然能力而运动，仅此而已；故而，当——只有当——外在障碍使得人类行为人不能实施一项原本属于其能力范围以内的行为时，人类行为人便是缺失了行为自由。霍布斯一言以蔽之：“自由一词的意思是无阻碍”，而所谓“阻碍”指的只是运动的外在障碍。
　　霍布斯沿这个方向展开论说，是在有意识地反击共和主义自由论者。根据共和主义自由论者的观点，具体的干预行为可以破坏人类自由，专断权力的存在也可以更加根本地破坏人类自由。据他们认为，仅凭统治与依附关系在一个公民联合体之内的存在，就足以将我们从自由人身份贬至奴隶身份。
　　换言之，我们仅仅在事实上享有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想要算作自由人，就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享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单靠他人的恩赐或好意而拥有它们，我们一定要独立地拥有它们，任何人的专断权力都不能把它们从我们手中夺走。霍布斯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自由并不被统治与依附所形成的环境所夺走，而是被彰明较著的干预行为所夺走。
　　因此在他看来，我们只需在事实上享有我们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就足以算作自由人了。仅凭专断权力在一个公民联合体之内的存在，绝不可能破坏我们的自由。“无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归一样。”
　　霍布斯对共和主义自由论的质疑堪称划时代之举。诚然，霍布斯最别具一格的主张——即自由只能被那种使得行动成为不可能的障碍所破坏——历来被普遍认为太过局限。而历来最通行的观点是，必须承认意志的强制力就像身体的障碍一样，也能限制我们的自由。然而近年来，即使是霍布斯的这种狭义的自由论，也相当流行，至少风靡于英语世界的法学和政治学思潮之中。
　　而且，如果我们聚焦于他的基本信念，即自由仅仅是无障碍，我们就会发现，它已被广泛地奉为一个信条。譬如，我们不妨想想最近50年来英语世界政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关于自由的论述，即以赛亚·伯林的论文“两种自由观”。柏林认为，无可置疑，任何一份逻辑连贯的关于人类自由的论述，都必须将障碍干预的概念置于核心地位。他说，如果我们想要谈到自由所受的限制，我们就必须能够指明某种侵入物、某种侵扰行为、某种实际的障碍或阻碍，它们起到了禁止我们实施自己能力的作用。
　　是否这整个思潮太麻木不仁，未能感知那一大批限制我们行为自由的情况？——共和主义自由论者肯定会这样说。无可否认，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行为自由，而是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截然对立，前者是自由人的状态，后者却标志着奴隶身份。但是当他们开始思考奴隶的被奴役状态时，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会对奴隶本身发生什么影响。
　　他们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奴役孕育奴性。如果你在他人的慈悲底下讨生活，你的最强烈的动机将永远是不去冒险。换一种表达：你的处境决定了有许多种选择你将避之，另有许多种选择你将取之，最终的结果将是，你的行为自由被设置了数不胜数的限制。
　　奴隶的奴性——与自由人的率性恰成对照——也同样被英格兰革命时期的共和派著作家大力强调，其中最雄辩的，是约翰·弥尔顿和他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小册子。在1660年的《建立自由共和国的便利之途》中，弥尔顿把即将来临的英格兰王政复辟视为奴役的回归，并为即将出现的奴性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弥尔顿首先提出，生活在国王奴役下的人们将发现，他们简直不可能避免去做一些理应受到强烈谴责的事情。
　　由于他们无法预测自己会有什么遭遇，由于他们拼命想要规避国王的敌意，他们多半会以讨好和逢迎的态度行事。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们简直不可能去做。
　　在弥尔顿看来，我们的行为自由将与此相应地受到无数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既不是来自物理的障碍，也不是来自高压意志，甚至不是来自一种可能要实施高压意志的威胁恐吓。霍布斯的观点却相反，在他看来，谈论这些所谓的限制，无异于毫无意义的言谈。
　　他在《利维坦》中考虑得最多的一个观点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自由遭到了破坏，我们必须能够指出某种可以指认的障碍，而这种障碍的作用就是使得我们不可能实施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某种行为。
　　《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美）昆廷·斯金纳著，管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本文摘自该书“结论”部分，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