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务文体自中国新闻业诞生之初就已成为新闻写作文体中较为独特的标志和典型风格，而对于早期的新闻记者来说之所以能轻而易举的驾驭这种报章新文体，追根溯源或许应该从中国传统策试文化中寻找原因。时务文体不同于桐城派古文，它半文半白的风格以及对当时国情的批判和建议，是继承了策试对学子安邦治国能力的考察，也突破了八股文风的思想束缚，成为新闻文体中的一股清流。
　　[关键词]策试；时务文体；溯源
　　一、“策”及其重要性
　　（一）“策”的由来
　　制策取士其实在汉代已经出现，但“策学”一词的正式出现则是在隋朝。公元581-600年间，隋文帝以分科举人的方式取代了九品中正，但是到隋炀帝时期才正式“置明经、进士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是科举文化制度正式确定的象征，同样也是“策”第一次出现在科举文化中。唐朝在延续隋的取士制度的同时，也正是将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作为常科中的固定项目，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很高。明经、进士两科在唐高宗后期才成为常科的重要科目，力工具。这一时期，国人的办报活动扩大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报纸业务的改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的新闻事业随之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重视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党报理论在党的办报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
　　我国近代报纸从无到有，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种激荡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报纸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最初的试策内容则只是简单的经义、时务。相比唐朝的文武兼备，宋朝重文轻武渐成为基本国策，直到1089年北宋才正式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并且考试一共分为四场。其中不难看出北宋年间对于学子们在时政方面的看法仍然很关注，116l（绍兴三十一年）宋朝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两科一直延下去。
　　（二）策试在科举中的重要性
　　其实无论是唐的科举雏形还是从宋开始的科举发展，“策试”一直是科举考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举试场中的试策起初分为时务策、方略策和经史策三类。不过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策学中的政务和策略两部分逐渐趋向合流，到后期策试的分类则是经、史和时务策了。经史两大类的问题自然取自传承已久的儒家经典，而时务策则是学子需要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与现代新闻写作中根据现有的新闻事件或者社会重点关注话题来进行政论和时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策试、时务策在明清两代得到了高度的关注，殿试中策问则成了唯一的考试方式，虽然写作手法上策试没有八股的复杂，但策文需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以见解和文理取胜，由此可见对策文需要令上位者信服，论点、论据不可少之外两者之间也需要紧密联系。
　　策学在清朝达到了顶峰，当然作为科举文化最后发展和盛行的朝代，清朝在策学方面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大到全国的策试著作，小到地方上的策学文本，其繁盛场景是唐宋难以比拟的。时务策作为策试中较为关键部分，在戊戌变法推行新政之后发展愈加强烈，不仅有国人出版的《时务策对》，西方出版的《中西时务策学大全》也丰富了策学在业内的研究成果。尽管因为科举制度的消亡以及后来八股文带来的腐朽和封建的思想束缚策学也成为科举文化中被诟病的一部分，但从仅剩的策学文献来看，当时存在于科举文化中的策学题目和对策内容却并非全部不可取。就算在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之际它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学子们在学习之乎者也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环境与国家政治命运，而这种关注现实体察国情的文体风格，似乎又与后来出现的时务文体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二、时务文体的诞生及代表
　　（一）时务文体的开端
　　如果要追溯时务文体的开端，不得不提到近代史中令人钦佩的大家梁启超先生。作为文人办报的典型人物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新闻的“耳目喉舌”论，还为中国新闻史开创了全新的报章新文体。时务文体是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创新性报章文体，通过半文半白的语言描述以及平易畅达的情感表述来谈论时务。在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之前，报纸、新闻就已经通过西洋传教士慢慢渗透在这片土地上，当时的洋人办报尽管在表面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但其深层意义上是希望报纸来潜移默化宣扬资本主义思想。梁启超先生尽管是封建统治即将消亡时代的文人，但也因为生存于新旧交替的环境下，对于洋人办报的行为有着更为敏锐的嗅觉，并借此获得宣扬新政的启发。作为传统儒学教育下的学子，梁启超自然在求学时会以通过科举取士做为其求学生涯的目标，然而“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这样的观点或许并不仅仅为了能够在取士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成绩而已，对于有着远大抱负的举子们来说，人人都有针砭时弊的期望，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为使更多国民了解当时的国情，半文半白的时务文体在新闻纸上脱颖而出，并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二）时务文体最初代表作
　　时务文体源于黄遵宪操办，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其中创刊号中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中国新闻“时务文体”的第一份，同样开创了“时务文体”在报刊中的地位。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中国新闻史中政论文体诞生的源头之作，甚至可以称为现代新闻时务文体的鼻祖。
　　尽管梁启超开创了报章新文体，但文章内容仍保留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古典风格，这是新旧思潮冲击下的典型特征，同样留有千年来策试教育影响下的深刻烙印。
　　三、时务文体与策试
　　正如上文所言，科场试策作为科举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逐渐成为传统中国考察学子知识水平和安邦治国能力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其中，时务策和方略策更要求应试者回答政务或策略方面的问题。时务策以考察举子对现实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对策更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内容和道理比写文技巧更重要。从现存丰厚的“策学”文献来看，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政治动向以及文风的变迁。
　　（一）时务文体与策试的相同之处
　　时务文体出现于清末民初，因为新思潮的冲击以及内忧外患的国情，激发了当时文人对于一抒胸怀和想要通过手中笔来唤醒沉睡民族的爱国之情。在科举制度呈现出消亡之势的当时，那些文人或者可以说从启蒙时期就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而培养的“举子”们，并没有忘记本身他们有“通经史、识时务、展经济”的责任，那么如果不通过传统的对策或策试来履行这个任务，在新闻纸上发表见解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渠道。
　　不论是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时务文体还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策学”文化，在某些方面其实有着相同之处：文章的写作者都是文人，并都是经过传统科举文化培养的“举子”；时务文体和策试的文章最终都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社会状态以及文风的变迁。
　　（二）时务文体与策试的不同之处
　　对比早先的策试，时务文体的产生有着其历史背景，在封建制度走向消亡时，有着明显封建烙印的科举制度也逐渐呈现出它的弊端；同时，内忧外患的国情和经过传教士和诸多渠道传进的西方思潮与传统的儒家思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当时的学子和文人造成了明显的思想冲击。时务文体与策试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时务文体呈现半文半白的写作风格，与策试的传统古文写作有明显区别；文章的写作纯粹以讨论国情为主，并不作为考试的一部分；写作者不再是单纯的“举子”；文章读者不再是封建统治者，而是普通国民。
　　（三）时务文体与现代新闻
　　时务文体在传承了策试的精华的同时，也因为历史的特殊性有其自身的特点；然而对于现代新闻尤其是以政论内容为主的新闻来说，时务文体已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特有新闻文体形式。随着新闻学和历史进程的发展，如今的记者已然不会再纠结什么内容可以称作“时务文体”，也不再会用这个旧称谓来固定自己所写的新闻内容。诸多新科技的融入，给记者们针砭时弊时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新闻写作体验，在针对社会焦点等方面的评论性内容更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文体形式，只要一篇新闻，尤其是评论性新闻能够吸引受众、传递核心价值、引起读者反思就可以称为是好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