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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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印度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在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下,印度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从殖民地到自由化”的历史演进叙事.20世纪初,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和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阶级关系重组.二战后,对现代化途径的认识差异,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印度共产党(马)在印度三个邦长期执政,开始在实践上探索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化道路.苏联解体尤其是2008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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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印度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在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下,印度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从殖民地到自由化”的历史演进叙事.20世纪初,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和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阶级关系重组.二战后,对现代化途径的认识差异,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印度共产党(马)在印度三个邦长期执政,开始在实践上探索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化道路.苏联解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印度共产党(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反思自身,试图解决现实困境,实现超越式发展.
其他文献
党的领袖关于信仰的论述,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时刻阐释着“缺什么都不能缺信仰”的朴素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同旧的形而上学决裂和工人斗争的实践中,阐明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列宁破除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教条式理解.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阐释了无产阶级信仰的真理性和人民性,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调牢记初心使命不忘信仰、通过理论自觉强固信仰、进行自我革命坚定信仰,奏响了“缺什么都不能缺信仰”的时
在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全国各地出现红色旅游热,带动了红色文旅产业发展热潮,推动了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热潮.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关照下不难发现,当下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取得良好成效的进程中存在种种矛盾及不良现象,这些不良现象容易导致红色教育变色变味.要回归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本来目的 ,即红色教育本位,就要从形神融合、软硬结合、条块协同、供需对接、量质并重等方面下大力气克服不良现象,解决种种矛盾.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行颠覆性评价,危害极大.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根源、类型趋势、史论观点、理论面相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批判,提出了治理之策,为识别、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奠定了基础.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一场长期较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与阐释,史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与鉴别,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结合,优秀史学著述的通俗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化.
经济法上的责任范畴,从来都是经济法规范论研究的焦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和政府基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依法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经济法制定法直接设定的一系列责任承担方式,可以提炼为“经济责任”的范畴,指向经济法主体因其角色承担有失妥当或义务履行存在瑕疵而应承担的避免不利后果发生或消除不利影响的新型法律责任,其承责基础是对社会整体利益可能或实际受损所应作出的有效预防和必要补救.具体而言,包括资格剥夺、经营限制、信用减等等角色责任,超额赔偿、税费滞纳金、财政垫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内含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复杂矛盾,中国抗日战争力量是同盟国在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军事力量.苏联对中国抗战持一贯支持态度,提供了道义支持和大量的人员、物资直接援助.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呈现出从“中立”到支持、再到抢夺战后支配权的变化,在军火、贷款、人员、道义上提供了“有条件”的支持.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态度,造成节节败退和主权沦丧等恶果;共产党坚持积极抗战和全面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毛泽东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珍视历史对世人的启迪.通过学习和运用历史,毛泽东培育了民族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信念.在革命征途上,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善于以史为鉴,作出英明抉择,做到胜券在握,走向成功;善于学史致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智慧.毛泽东以史为鉴、学史致用,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宝贵经验.
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均为男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与女性无关的会议,其实女性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小、代表名额的分配标准、党处于初创时期缺乏统一的规章及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等诸多因素有关系.虽然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但中国女性在党的一大历史中并不是一片空白,王会悟、黄绍兰等女性有意或无意地为党的一大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贡献.
文艺创作与批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文艺批评绝非可有可无,也不是依附在创作之树上的寄生物,而是文艺战线的重要一翼.我们都知道,鲁迅终其一生以作家成名,但他对文艺批评又是十分重视的.他看到了文艺批评对于繁荣创作、发展文艺的重要作用,他一生都十分重视文艺批评的健康开展.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的职责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正遭遇困境及如何突围,构成了学界一个讨论热点.笔者认为,讨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处境、危机与发展问题,需要站在一个千年文化巨变的历史高度,需要认清东西方社会正同步从印刷文明走进数字文明的现实,需要拥有这一文明迭代的理论视野.从这样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所遭遇的困境,在根本上是来自于印刷文化背景的文艺批评范式和批评生态不适应数字文化、文艺发展需要所带来的,而以传统人文主义思维所进行的反思和提出的诸种突围方案,无法真正地解决批评危机问题.相对而言,在认可文艺批评多元化发展理念前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科技产业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交错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正形成新的“中国观”.美国的“中国观”愈发消极;欧洲国家展现出矛盾的“中国观”;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中国观”纷繁复杂;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中东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中国观”则相对客观公正.在此情势下,应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理论路径、国际话语引导力的实践路径、国际统一战线的合作路径,协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体系,加快改善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为发展谋求良好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