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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是引领人们感悟世界、体味人生的一种造型艺术，其创作与接受都是受一定的哲学观念所支配的。这是因为哲学既是组成“文化”的核心要件，即“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整体得以构筑的思想基础。换言之，如果不是世界历史上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出来如此意趣多样的哲学思想与流派，地球村里就不可能搭建起文化多元的一个个平台，我们也就无法欣赏到今天这样丰富多姿的雕塑艺术。
中国雕塑大体是沿着山顶洞人的贝雕、河姆渡文化的象牙雕、大汶口文化的玉雕陶塑、红山文化的泥塑、黄帝尧舜时的铜雕木刻、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和石象生、魏晋时期的石窟造像等等这一自己开拓的道路前行而来，脉络相当清晰。行进途中，其工艺由简单而繁复，让人看到创作者们技艺的日渐精进；其品种也由单一扩展而为明器雕塑、陵墓雕塑、佛教造像、宗庙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等诸多类别，更令人感到雕塑于日常生活中的无所不在。
中国雕塑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有极其显著的特点，如追求用圆柔流畅、光滑而有弹性、富于节奏感的线条来表现事物，如在注重造型自身的匀称和谐的同时也注重造型与周围环境、景观的协调，如在雕、刻、塑的创作过程中并不着力于表现对象外形的肖似而着力于意境与神韵的营造，如作品内容对崇德扬善、自强行健的强调和引导等等。而它的受众也会从作品圆柔光滑线条的欣赏中感受到时间长河里生命的律动和欢快，从人工雕造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中体味到世间万物和谐统一的境界，从对作品意蕴的领悟中获得启示和增添向善的动力。这种创作者于自觉不自觉间的艺术追求和受众于经意不经意间得到的感悟，全然是中国哲学观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雕塑的特点也就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孔子儒家哲学的特点，如构成雕塑作品的线条所体现出的生命律动就与儒家生命哲学相对应，如雕塑作品自身的完美统一和其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传达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天人合一，如雕塑作品中宣扬的崇德行健正与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的价值观和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基本要求相契，等等。这是中国雕塑艺术精神的所在，也是中国雕塑得以存活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基础，更是中国雕塑的可贵传统。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雕塑的传统艺术精神渐次失落，出现了“断层”、“危机”。这并不是雕塑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及其思想基础发生了“断层”和“危机”的波及。尤可注意的是，这民族文化的危机居然来自我们自身。确实，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不到有哪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上演过像我们这样长期全面彻底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悲剧。从明太祖制造文字狱始，于近百年间尤烈，至今犹有余音。期间虽有取民族文化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说，但批判是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和越演越烈的，而继承却只是抽象的和停留在口头上的。这种否定的初衷虽是急欲摆脱落后、赶上世界先进，但却铸就了“西化=现代化=世界先进”的思想模式和彻底抛弃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大错。
西方文化建立在西方哲学观念之上，虽然西方在文艺复兴后也高扬起人文主义的大旗，但基督教神学影响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如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和“救赎”学说、人与自然永恒对立的争斗情结、二元相距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中国哲学观念相去甚远。被西方哲学观念渗透的西方雕塑，大都以高大雄伟的造型来表现对创世诸神的纪念，大都以形象逼真的刻塑来展示事物之美，大都以多个板块的集合体来彰显对“力”的崇拜，等等；现代雕塑更是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理性得只用几根参差不齐短棒的堆塑来说明世界本原的价值观。这些不仅使中国受众难以理解和难于接受，就连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巴尔蒂斯也表示出了“不过是哗众取宠”和“不喜欢”。
我们并非盲目排外，更不是夜郎自大，而是不能容忍以西方哲学观念取代中国哲学观念、以西方雕塑取代中国雕塑的作法。因为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同一个标准来判别诸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中国哲学就有在平等基础上融合印度哲学和本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精华丰富自己的经验，中国雕塑也经历过有如魏晋时期石窟造像那样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的相互交融。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种更为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则应坚持在敬重、欣赏和吸纳各种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又十分珍惜和不断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以保证中华民族的自立和世界文化的多元。
5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在他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北纬20°左右的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各自独立发展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了一个横亘于东西方的思想“轴心”；并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当前，我们中国雕塑是不是也应该回溯源头，继承传统，汲取外来文化精华，迎接新的飞跃呢？
中国雕塑大体是沿着山顶洞人的贝雕、河姆渡文化的象牙雕、大汶口文化的玉雕陶塑、红山文化的泥塑、黄帝尧舜时的铜雕木刻、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和石象生、魏晋时期的石窟造像等等这一自己开拓的道路前行而来，脉络相当清晰。行进途中，其工艺由简单而繁复，让人看到创作者们技艺的日渐精进；其品种也由单一扩展而为明器雕塑、陵墓雕塑、佛教造像、宗庙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等诸多类别，更令人感到雕塑于日常生活中的无所不在。
中国雕塑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有极其显著的特点，如追求用圆柔流畅、光滑而有弹性、富于节奏感的线条来表现事物，如在注重造型自身的匀称和谐的同时也注重造型与周围环境、景观的协调，如在雕、刻、塑的创作过程中并不着力于表现对象外形的肖似而着力于意境与神韵的营造，如作品内容对崇德扬善、自强行健的强调和引导等等。而它的受众也会从作品圆柔光滑线条的欣赏中感受到时间长河里生命的律动和欢快，从人工雕造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中体味到世间万物和谐统一的境界，从对作品意蕴的领悟中获得启示和增添向善的动力。这种创作者于自觉不自觉间的艺术追求和受众于经意不经意间得到的感悟，全然是中国哲学观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雕塑的特点也就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孔子儒家哲学的特点，如构成雕塑作品的线条所体现出的生命律动就与儒家生命哲学相对应，如雕塑作品自身的完美统一和其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传达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天人合一，如雕塑作品中宣扬的崇德行健正与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的价值观和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基本要求相契，等等。这是中国雕塑艺术精神的所在，也是中国雕塑得以存活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基础，更是中国雕塑的可贵传统。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雕塑的传统艺术精神渐次失落，出现了“断层”、“危机”。这并不是雕塑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及其思想基础发生了“断层”和“危机”的波及。尤可注意的是，这民族文化的危机居然来自我们自身。确实，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不到有哪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上演过像我们这样长期全面彻底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悲剧。从明太祖制造文字狱始，于近百年间尤烈，至今犹有余音。期间虽有取民族文化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说，但批判是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和越演越烈的，而继承却只是抽象的和停留在口头上的。这种否定的初衷虽是急欲摆脱落后、赶上世界先进，但却铸就了“西化=现代化=世界先进”的思想模式和彻底抛弃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大错。
西方文化建立在西方哲学观念之上，虽然西方在文艺复兴后也高扬起人文主义的大旗，但基督教神学影响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如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和“救赎”学说、人与自然永恒对立的争斗情结、二元相距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中国哲学观念相去甚远。被西方哲学观念渗透的西方雕塑，大都以高大雄伟的造型来表现对创世诸神的纪念，大都以形象逼真的刻塑来展示事物之美，大都以多个板块的集合体来彰显对“力”的崇拜，等等；现代雕塑更是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理性得只用几根参差不齐短棒的堆塑来说明世界本原的价值观。这些不仅使中国受众难以理解和难于接受，就连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巴尔蒂斯也表示出了“不过是哗众取宠”和“不喜欢”。
我们并非盲目排外，更不是夜郎自大，而是不能容忍以西方哲学观念取代中国哲学观念、以西方雕塑取代中国雕塑的作法。因为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同一个标准来判别诸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中国哲学就有在平等基础上融合印度哲学和本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精华丰富自己的经验，中国雕塑也经历过有如魏晋时期石窟造像那样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的相互交融。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种更为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则应坚持在敬重、欣赏和吸纳各种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又十分珍惜和不断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以保证中华民族的自立和世界文化的多元。
5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在他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北纬20°左右的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各自独立发展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了一个横亘于东西方的思想“轴心”；并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当前，我们中国雕塑是不是也应该回溯源头，继承传统，汲取外来文化精华，迎接新的飞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