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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2年元旦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开播以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相继推出自己的民生新闻栏目，作为长春的本地新闻栏目，《守望都市》、《城市快递》等以报道民生新闻为主的品牌节目也逐渐成为市民喜爱的精品栏目。
民生新闻的出现给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冲击、传播形态上的突破和话语空间上的转移，但不可否认，它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新闻样式，各地的民生新闻的报道形式还存在一些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刻意追求收视率等问题。这是不应忽视的。
传播内容
电视民生新闻就本质来说，是一种市民话语权的体现。与公共新闻不同的是，民生新闻把受众定位于老百姓或大众，以平民的视角洞察百姓的生存状态，植根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新闻表达上的“浅显”绝不等同于新闻内容的肤浅，而“民生新闻”类栏目往往容易陷入内容肤浅的误区。
内容琐碎，题材狭窄。李大娘家的下水管堵了，王大姐家的京巴狗走失了，张大爷的酸菜缸让人给砸了，赵大哥的媳妇带着儿子跑了……60分钟的节目有一半的时间把目光停留在个别老百姓最日常的生活中，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采访百姓的生活琐事中，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类题材不应该也绝不是新闻重点关注的。
民生新闻不能等同于社会新闻，更不是市井新闻。同传统新闻相比，民生新闻更注重服务性，看病买药、股市行情、天气预报、旅游出行、居家美食、老百姓关注的吃穿住行都是民生新闻所关注的，服务的范围虽然广泛，但如果对象过细，仅仅为个别人服务的话，受众只能得到表面化、浅层次、繁杂、无关痛痒的小消息，仅仅看个热闹而已。
民生新闻究竟应该关注什么？车祸、打斗、同性恋、第三者插足吗？这些只能算得上是社会新闻中比较低俗庸俗的新闻。民生新闻应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资讯和解读，例如：下岗再就业资讯、社区医疗服务等，通过真实的镜头体现人文的关怀和社会的和谐，这才是新闻从业人员所肩负的职业使命。
刻意追求真实。很多民生新闻栏目曲解了“民生新闻以人为本，追求平民化宗旨”的传播理念，在节目中滥用“原生态手法”，刻意追求偷拍、纪实的真实性。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以为负面报道有冲击力就不厌其烦地报道负面新闻，而理应更加关注的，如相关部门采取怎样的措施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此类现象是否仍有存在，事件的相关人怎样处理等，所有的后续报道都没有向观众说明或含糊其辞、不了了之。
此外，在民生新闻的报道中刻意追求感人和煽情也是目前此类节目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医患救助则成为其永远不变的主题，今天是白血病儿童需要药费，明天是绝症学生需要手术费，后天又有打工妹的住院费落实不了。诚然，帮助弱势群体，向社会献爱心是社会风气和文明的具体体现，社会募捐也是人民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或者民族凝聚的一种体现方式，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如果媒体能将新闻点聚焦在多关注政府及时反映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上，而不是一味地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活动，相信此类民生新闻会更值得人们深思和关注，毕竟需要救助的人太多，而这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及的。
传播技巧
作为动态性极强的民生新闻，如果只挖掘新闻表面，无疑缺少深度和广度。因此，无论是作为传播主体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还是新闻幕后的策划、编导都应注意传播中的技巧。
欠缺采访技巧。民生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这对新闻记者的要求就提高了。如果记者做的仅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询问几个目击者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经过，而忽视新闻背后的故事，那作为电视观众还不如去看明天的报纸来得更直观。
此外，与其他栏目比较，民生新闻需要更多的新闻记者，而一些电视台的多数栏目都以组聘的形式招收一些在校学生或是没有经过专门新闻采访训练的人员，导致节目播出时，记者的语言简单、生硬、随意性太强，采访语言缺乏一定的逻辑，降低了节目的可看性。
缺乏系统策划。新闻在于选材，节目在于策划，即使是一个再好的新闻题材，如果在报道、编辑中缺乏整体的策划思路，仍然会失去新闻本身的价值和可看性。“多档次、分时段”已经成为民生新闻独特的传播方式，但在注重新闻“量”的同时，传播“质”的问题开始浮现。一档节目几十条新闻信息，虽有先后侧重，但是整体上还是缺少一个个“框架”、“板块”来组织各类题材，各条新闻仍然是“散兵游勇”，新闻的组合效应体现不出来。如果多个板块围绕“民生”理念，形成“梯级传播效应”，相信不仅节目呈现整体化，栏目品牌也有了自己的个性化。
传播主体。民生新闻的操作方式、表达形式等众多元素都可以克隆借鉴，但难以复制的是新闻主持人，因此打造个性化的品牌主持人就成为摆脱共性，凸显个性的快捷方式。
主持风格。个性化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最直接的名片、最具象化的标识，可以说，主持人“个性化”的发展策略，是电视节目打造自身品牌、提升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构件。
作为民生节目的主持人，和其他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相比，更应该懂得怎样解读民生，可以说，目前大多数的民生新闻栏目更注重报道的贴近性和真实性，但引导性和服务性还不够。主持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向观众展示事件，还要向公众解释事件为什么和哪里值得关注，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引导和帮助。
平民视角。关心人民生计，关心市民生活的新闻如果仅简单地将焦点放在“关心”上，而忽略节目的定位、主持人的定位，势必单一化和程式化。经济、法律、政治哪一个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又哪一个不是循规蹈矩、有张有序的新闻选材，这更需要新闻报道者以平民的视角选材、报道和讲解。怎样将硬新闻软化处理，寻找更小的切口、更低的视角，把时政新闻平民化，让老百姓更喜欢看、更易于接受，这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技巧问题。
作为观众，我们总是能在节目中听到主持人多次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希望公安部门迅速破案”，“希望相关部门能引以为戒”。这同以往主持人板着面孔的说教如出一辙，观众没有参与感。而这种将媒体职能混同于行政、司法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态度和做法，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媒介权力，虚构了媒体是百姓代言人的形象。
传播对象
面对广大民众传播的民生新闻的传播对象应该包括市民和农民。但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的民生新闻栏目都将最需要关注的、比例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边缘化”了。涉及农民兄弟的衣食住行、农耕信息、农业政策等报道缺失。
多数媒体都将目标受众确定为城市居民，而忽略了城镇和农村观众，真正服务于“三农”的民生新闻，能为农民说话、帮农民服务的信息少之又少，这也成为目前电视民生新闻普遍存在的传播误区。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的原因无非有二：
媒体、广告商重利益看回报。农村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居住分散，对涉农新闻的采集、制作、传播成本远远高于城市。电视栏目的赞助商、广告商更看重城市人口的高收入、高消费，相较于城市人群，农村的经济现状毕竟不能为其带来更大的利益回报。
国家对农扶植较弱。虽然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但作为地方媒体毕竟条件有限，而农村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待时日。
关注民生是媒介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07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涉及民生的资金投入达到4778亿元，“关注民生”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样的政策环境，也将为“民生新闻”电视节目营造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程前、陈杭：《望诊电视民生新闻》，《媒介研究》，2005（8）。
2．杜永利：《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误区探析》，《声屏世界》，2007（3）。
3．李余良：《增加民生新闻的深度》，《新闻爱好者》，2006（10）。
4．唐宁：《城市台新闻节目增强竞争力的探索——关于民生新闻的反思》，《现代传播》，2005（3）。
（作者为长春理工大学广告学系讲师）
编校：郑艳
民生新闻的出现给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冲击、传播形态上的突破和话语空间上的转移，但不可否认，它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新闻样式，各地的民生新闻的报道形式还存在一些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刻意追求收视率等问题。这是不应忽视的。
传播内容
电视民生新闻就本质来说，是一种市民话语权的体现。与公共新闻不同的是，民生新闻把受众定位于老百姓或大众，以平民的视角洞察百姓的生存状态，植根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新闻表达上的“浅显”绝不等同于新闻内容的肤浅，而“民生新闻”类栏目往往容易陷入内容肤浅的误区。
内容琐碎，题材狭窄。李大娘家的下水管堵了，王大姐家的京巴狗走失了，张大爷的酸菜缸让人给砸了，赵大哥的媳妇带着儿子跑了……60分钟的节目有一半的时间把目光停留在个别老百姓最日常的生活中，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采访百姓的生活琐事中，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类题材不应该也绝不是新闻重点关注的。
民生新闻不能等同于社会新闻，更不是市井新闻。同传统新闻相比，民生新闻更注重服务性，看病买药、股市行情、天气预报、旅游出行、居家美食、老百姓关注的吃穿住行都是民生新闻所关注的，服务的范围虽然广泛，但如果对象过细，仅仅为个别人服务的话，受众只能得到表面化、浅层次、繁杂、无关痛痒的小消息，仅仅看个热闹而已。
民生新闻究竟应该关注什么？车祸、打斗、同性恋、第三者插足吗？这些只能算得上是社会新闻中比较低俗庸俗的新闻。民生新闻应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资讯和解读，例如：下岗再就业资讯、社区医疗服务等，通过真实的镜头体现人文的关怀和社会的和谐，这才是新闻从业人员所肩负的职业使命。
刻意追求真实。很多民生新闻栏目曲解了“民生新闻以人为本，追求平民化宗旨”的传播理念，在节目中滥用“原生态手法”，刻意追求偷拍、纪实的真实性。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以为负面报道有冲击力就不厌其烦地报道负面新闻，而理应更加关注的，如相关部门采取怎样的措施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此类现象是否仍有存在，事件的相关人怎样处理等，所有的后续报道都没有向观众说明或含糊其辞、不了了之。
此外，在民生新闻的报道中刻意追求感人和煽情也是目前此类节目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医患救助则成为其永远不变的主题，今天是白血病儿童需要药费，明天是绝症学生需要手术费，后天又有打工妹的住院费落实不了。诚然，帮助弱势群体，向社会献爱心是社会风气和文明的具体体现，社会募捐也是人民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或者民族凝聚的一种体现方式，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如果媒体能将新闻点聚焦在多关注政府及时反映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上，而不是一味地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活动，相信此类民生新闻会更值得人们深思和关注，毕竟需要救助的人太多，而这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及的。
传播技巧
作为动态性极强的民生新闻，如果只挖掘新闻表面，无疑缺少深度和广度。因此，无论是作为传播主体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还是新闻幕后的策划、编导都应注意传播中的技巧。
欠缺采访技巧。民生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这对新闻记者的要求就提高了。如果记者做的仅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询问几个目击者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经过，而忽视新闻背后的故事，那作为电视观众还不如去看明天的报纸来得更直观。
此外，与其他栏目比较，民生新闻需要更多的新闻记者，而一些电视台的多数栏目都以组聘的形式招收一些在校学生或是没有经过专门新闻采访训练的人员，导致节目播出时，记者的语言简单、生硬、随意性太强，采访语言缺乏一定的逻辑，降低了节目的可看性。
缺乏系统策划。新闻在于选材，节目在于策划，即使是一个再好的新闻题材，如果在报道、编辑中缺乏整体的策划思路，仍然会失去新闻本身的价值和可看性。“多档次、分时段”已经成为民生新闻独特的传播方式，但在注重新闻“量”的同时，传播“质”的问题开始浮现。一档节目几十条新闻信息，虽有先后侧重，但是整体上还是缺少一个个“框架”、“板块”来组织各类题材，各条新闻仍然是“散兵游勇”，新闻的组合效应体现不出来。如果多个板块围绕“民生”理念，形成“梯级传播效应”，相信不仅节目呈现整体化，栏目品牌也有了自己的个性化。
传播主体。民生新闻的操作方式、表达形式等众多元素都可以克隆借鉴，但难以复制的是新闻主持人，因此打造个性化的品牌主持人就成为摆脱共性，凸显个性的快捷方式。
主持风格。个性化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最直接的名片、最具象化的标识，可以说，主持人“个性化”的发展策略，是电视节目打造自身品牌、提升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构件。
作为民生节目的主持人，和其他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相比，更应该懂得怎样解读民生，可以说，目前大多数的民生新闻栏目更注重报道的贴近性和真实性，但引导性和服务性还不够。主持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向观众展示事件，还要向公众解释事件为什么和哪里值得关注，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引导和帮助。
平民视角。关心人民生计，关心市民生活的新闻如果仅简单地将焦点放在“关心”上，而忽略节目的定位、主持人的定位，势必单一化和程式化。经济、法律、政治哪一个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又哪一个不是循规蹈矩、有张有序的新闻选材，这更需要新闻报道者以平民的视角选材、报道和讲解。怎样将硬新闻软化处理，寻找更小的切口、更低的视角，把时政新闻平民化，让老百姓更喜欢看、更易于接受，这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技巧问题。
作为观众，我们总是能在节目中听到主持人多次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希望公安部门迅速破案”，“希望相关部门能引以为戒”。这同以往主持人板着面孔的说教如出一辙，观众没有参与感。而这种将媒体职能混同于行政、司法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态度和做法，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媒介权力，虚构了媒体是百姓代言人的形象。
传播对象
面对广大民众传播的民生新闻的传播对象应该包括市民和农民。但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的民生新闻栏目都将最需要关注的、比例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边缘化”了。涉及农民兄弟的衣食住行、农耕信息、农业政策等报道缺失。
多数媒体都将目标受众确定为城市居民，而忽略了城镇和农村观众，真正服务于“三农”的民生新闻，能为农民说话、帮农民服务的信息少之又少，这也成为目前电视民生新闻普遍存在的传播误区。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的原因无非有二：
媒体、广告商重利益看回报。农村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居住分散，对涉农新闻的采集、制作、传播成本远远高于城市。电视栏目的赞助商、广告商更看重城市人口的高收入、高消费，相较于城市人群，农村的经济现状毕竟不能为其带来更大的利益回报。
国家对农扶植较弱。虽然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但作为地方媒体毕竟条件有限，而农村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待时日。
关注民生是媒介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07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涉及民生的资金投入达到4778亿元，“关注民生”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样的政策环境，也将为“民生新闻”电视节目营造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程前、陈杭：《望诊电视民生新闻》，《媒介研究》，2005（8）。
2．杜永利：《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误区探析》，《声屏世界》，2007（3）。
3．李余良：《增加民生新闻的深度》，《新闻爱好者》，2006（10）。
4．唐宁：《城市台新闻节目增强竞争力的探索——关于民生新闻的反思》，《现代传播》，2005（3）。
（作者为长春理工大学广告学系讲师）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