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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全面推进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到城市打拼,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2014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透露出党和政府正着力解决这一难题的行动和决心。
笔者在武汉市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及受教育上存在三大问题:二元户籍制度、议价入学门坎、适应城市节奏。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因为赞助费、户籍门槛等被迫停学或辍学,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工无奈地让子女弃学,这部分弃学的孩子过早地走向社会,去干一些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工作。
直面现实:三道门槛制约农民工子女入学
当然农民工子女弃学也不能完全怪罪城市里的学校,目前我国大约有3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也就是说有不低于6000万农民工子女需要在城市接受教育,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城市公办学校能承受的极限。而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就读公办学校则因为户籍限制,使得农民工子女未能和同龄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此外,还有三道门槛阻挡着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读书。
第一道门槛:城市回避或未考虑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实。城市财政部门在统计经济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基数。假如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就要增加财政投入,影响到城市政府的政绩。所以,城市政府部门只得回避和删去了这项重要内容。
第二道门槛:城市难以面对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如果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解决的内容,就相当于全面接受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单单是教育问题了,还要涉及到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设施压力等。
第三道门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了城乡分割义务教育的真空地带。全国近6000万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费用已由原籍的地方财政划拨到位,农民工子女离开原籍后,由国家为他们预算的教育费用并没有跟随他们的流向而划转,而农民工子女所在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又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的经费预算,这便造成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的真空地带。
目前我国相当多的城市对外宣称已经步入教育现代化,对教育硬件设施的投入更愿“大花手笔”,然而,部分城市却存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无书读”的现象。长此以往,不平等的差距越拉越大,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引发不安定的因素。作为城市的主人,其实不必担心农民工大量涌入会搞乱城市,多年的进城实践证明农民工进城并非盲目性,相反他们在没有享受城镇化待遇的前提下还加快了城市发展的进程。
榜样借鉴:用义务教育卡巧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
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多省市教育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安徽省教育厅推出了“农民工子女入学使用电子教育券”的新方法,得到了认可。按规定:该省境内跨县(区)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都可以使用这种电子教育券。在全省统一的学籍网络化管理中,政府可以把人均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做到教育经费随学籍走。
同时,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中小学)就读,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相同,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更不得要求捐资助学或摊派其他费用。到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入学,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的补助后,等额减收学费。
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还可以建立中国公民义务教育卡。凡出生在我国的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从3岁启蒙教育起就应配发义务教育卡,卡里含有义务教育的所有费用。无论其父母在哪个城市务工,其孩子单凭这张义务教育卡便可在当地入学,同时享受当地户籍学生的同等教育权利。同时当地学校也能因学生的入学收到一笔教育费用(包括硬件设施费用和教师工资费用)。让义务教育卡成为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国通用卡,让学生选择适合的城市学校就读。如果该城市入学的学生多,那么这个城市入账的教育经费就高。
《国家义务教育法》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监督和实施?首先要制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标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私立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补贴,提供建校场地,并硬性规定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收费标准,减轻农民工的负担。被流入的城市政府可从以下两点对农民工子女上学进行补助:一是对学生进行政府财政资助、补贴;二是对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进行资助。
呼吁社会:多方协力破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校的难题,农村的孩子们顺利进入城里的校园后,又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从农村到城市,要改变乡村孩子的学习习惯,还要承受城里同学的“软歧视”,这都需要一个心理适应和救助的过程。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工子女觉得自己要多出几万乃至十几万的借读费、议价费,内心万分沉重,他们急着回报父母,一旦学习跟不上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负罪感。另一方面他们想融入到集体之中,却又担心城里学生的高傲与冷漠,“出身”的不同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
再则是来自农民工家庭自身的负面效应:要么父亲酗酒,要么父母天天打闹,要么家里天天打牌以致于没有写作业的地方。特别是频繁流动搬家造成的心理紊乱,使其很难保持心态平衡和稳定。在城里的学校学习中还有许多的烦恼:英语基础不好,很难听懂英语课,学习上被甩得越来越远;有个别老师批评中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一位农民工子女说:“学校歌咏大赛,全班同学都上台合唱,老师却让我照看衣服,说我五音不全,他们都看不起我。”
平等对待农民工子女学生是毋庸置疑的,农民工子女和城里的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他们不是二等公民,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明天的栋梁。城市和社会应该“扔掉”歧视,用热情的怀抱去温暖他们,走进他们的心里并为之排忧解难。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需要把重视、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到日程上。班主任老师更应放下架子,像父亲和母亲那样对不同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具体分析,因人而异地对他的家庭背景、学习基础、思想动态、性格情况等进行跟踪观察,一对一地促膝谈心,及时帮助他们。让农民工子女觉得自己和城里的学生都同在一条起跑线上。
多在班上开展一些增强学生间互动的活动,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自卑感,教师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安排一些相应的活动,让农民工子女在这些活动中表现自己,让他们尽快地和班集体融为一体,适应城市校园的学习与生活。同时还要加强与他们父母的配合与联系,随时掌握他们在校园以外的思想及心理动态,使他们安心在城市学校学习和成长,最终达到农民工子女完全融入到城市学校的效果。
改革开放36年了,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数亿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今天的农民工孩子不再是农民工的继续,而是城市明天的主人。城镇化的进程已让中国的上千座城市一手牵起了农民工家庭,一手牵起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并不是“二等公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流动劳动力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上应享受同等待遇。
笔者在武汉市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及受教育上存在三大问题:二元户籍制度、议价入学门坎、适应城市节奏。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因为赞助费、户籍门槛等被迫停学或辍学,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工无奈地让子女弃学,这部分弃学的孩子过早地走向社会,去干一些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工作。
直面现实:三道门槛制约农民工子女入学
当然农民工子女弃学也不能完全怪罪城市里的学校,目前我国大约有3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也就是说有不低于6000万农民工子女需要在城市接受教育,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城市公办学校能承受的极限。而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就读公办学校则因为户籍限制,使得农民工子女未能和同龄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此外,还有三道门槛阻挡着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读书。
第一道门槛:城市回避或未考虑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实。城市财政部门在统计经济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基数。假如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就要增加财政投入,影响到城市政府的政绩。所以,城市政府部门只得回避和删去了这项重要内容。
第二道门槛:城市难以面对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如果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解决的内容,就相当于全面接受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单单是教育问题了,还要涉及到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设施压力等。
第三道门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了城乡分割义务教育的真空地带。全国近6000万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费用已由原籍的地方财政划拨到位,农民工子女离开原籍后,由国家为他们预算的教育费用并没有跟随他们的流向而划转,而农民工子女所在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又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的经费预算,这便造成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的真空地带。
目前我国相当多的城市对外宣称已经步入教育现代化,对教育硬件设施的投入更愿“大花手笔”,然而,部分城市却存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无书读”的现象。长此以往,不平等的差距越拉越大,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引发不安定的因素。作为城市的主人,其实不必担心农民工大量涌入会搞乱城市,多年的进城实践证明农民工进城并非盲目性,相反他们在没有享受城镇化待遇的前提下还加快了城市发展的进程。
榜样借鉴:用义务教育卡巧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
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多省市教育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安徽省教育厅推出了“农民工子女入学使用电子教育券”的新方法,得到了认可。按规定:该省境内跨县(区)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都可以使用这种电子教育券。在全省统一的学籍网络化管理中,政府可以把人均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做到教育经费随学籍走。
同时,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中小学)就读,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相同,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更不得要求捐资助学或摊派其他费用。到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入学,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的补助后,等额减收学费。
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还可以建立中国公民义务教育卡。凡出生在我国的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从3岁启蒙教育起就应配发义务教育卡,卡里含有义务教育的所有费用。无论其父母在哪个城市务工,其孩子单凭这张义务教育卡便可在当地入学,同时享受当地户籍学生的同等教育权利。同时当地学校也能因学生的入学收到一笔教育费用(包括硬件设施费用和教师工资费用)。让义务教育卡成为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国通用卡,让学生选择适合的城市学校就读。如果该城市入学的学生多,那么这个城市入账的教育经费就高。
《国家义务教育法》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监督和实施?首先要制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标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私立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补贴,提供建校场地,并硬性规定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收费标准,减轻农民工的负担。被流入的城市政府可从以下两点对农民工子女上学进行补助:一是对学生进行政府财政资助、补贴;二是对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进行资助。
呼吁社会:多方协力破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校的难题,农村的孩子们顺利进入城里的校园后,又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从农村到城市,要改变乡村孩子的学习习惯,还要承受城里同学的“软歧视”,这都需要一个心理适应和救助的过程。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工子女觉得自己要多出几万乃至十几万的借读费、议价费,内心万分沉重,他们急着回报父母,一旦学习跟不上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负罪感。另一方面他们想融入到集体之中,却又担心城里学生的高傲与冷漠,“出身”的不同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
再则是来自农民工家庭自身的负面效应:要么父亲酗酒,要么父母天天打闹,要么家里天天打牌以致于没有写作业的地方。特别是频繁流动搬家造成的心理紊乱,使其很难保持心态平衡和稳定。在城里的学校学习中还有许多的烦恼:英语基础不好,很难听懂英语课,学习上被甩得越来越远;有个别老师批评中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一位农民工子女说:“学校歌咏大赛,全班同学都上台合唱,老师却让我照看衣服,说我五音不全,他们都看不起我。”
平等对待农民工子女学生是毋庸置疑的,农民工子女和城里的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他们不是二等公民,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明天的栋梁。城市和社会应该“扔掉”歧视,用热情的怀抱去温暖他们,走进他们的心里并为之排忧解难。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需要把重视、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到日程上。班主任老师更应放下架子,像父亲和母亲那样对不同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具体分析,因人而异地对他的家庭背景、学习基础、思想动态、性格情况等进行跟踪观察,一对一地促膝谈心,及时帮助他们。让农民工子女觉得自己和城里的学生都同在一条起跑线上。
多在班上开展一些增强学生间互动的活动,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自卑感,教师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安排一些相应的活动,让农民工子女在这些活动中表现自己,让他们尽快地和班集体融为一体,适应城市校园的学习与生活。同时还要加强与他们父母的配合与联系,随时掌握他们在校园以外的思想及心理动态,使他们安心在城市学校学习和成长,最终达到农民工子女完全融入到城市学校的效果。
改革开放36年了,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数亿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今天的农民工孩子不再是农民工的继续,而是城市明天的主人。城镇化的进程已让中国的上千座城市一手牵起了农民工家庭,一手牵起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并不是“二等公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流动劳动力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上应享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