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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被缠足的冯沅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女大学生和女性婚恋作家，后来又与两位哥哥——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以及丈夫、古典文学家陆侃如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著名的教授、学者。从旧式女子到婚恋作家，再到大学教授，她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脚踏实地、读书进取的人生之路。
起草驱逐校长的宣言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等，1900年9月4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1898年考中进士，分发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充当僚属，一度在武昌方言学堂主持校务，1908年病逝于湖北崇阳县知县任上。之后，母親吴清芝带领儿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家是个传统大家庭。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掌家时，拥有1500亩土地，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据冯友兰回忆：“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7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7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10岁就不上学了。”
1915年，大哥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1916年，二哥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冯友兰虽是哲学系，却喜欢听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教授的课，并写一些古诗送给黄侃批点。他后来曾说：“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冯沅君从小被母亲裹了小脚，父亲去世前又替她包办了婚姻大事，她的未婚夫是唐河县方庄的一位富家少爷。但她从小就倔犟要强，决心像大哥、二哥那样外出求学。1917年，她得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且增设国文专修科的消息，便向母亲提出到北京求学的要求：“如果说我花钱，那我将来什么也不要。”意思是将来出嫁时可以不要嫁妆。
按照传统风俗，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应该通知男方家里，这样势必会引起一些麻烦。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行装，跟着两位兄长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成为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性大学生中的一员。据她的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我初见冯沅君是入学那年深秋，我们正按班级进饭厅吃午饭，刚坐下来，忽见杨荫榆学监领着一个同学进来。她穿一套蓝条土布裤褂，辫梢系了根红绒线，一直拖到脚跟，三寸金莲，慢慢走到我们桌边。杨学监说：‘她叫冯淑兰（沅君原名），从河南来的，迟到了十几天。’那天正是我当值日生，便向她点点头。她微笑，也对我点点头。饭后，又领她去看墙上挂的饭厅规则。”
当时，女高师的校长是前清举人方还，学监杨荫榆是留日归来的，学校一切规则由他们两人制订。譬如学生必须住校；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来接；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的衣裙制服，梳一把抓的高髻，白袜黑鞋；违者记过，记过3次开除。
“五四”运动爆发后，冯沅君跟随同学砸开学校后门，与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在国文部主任陈中凡和图画科主任吕凤子的鼓动下，冯沅君还执笔起草了驱逐校长方还的宣言，列出方还十大罪状，最终导致方还辞职。
把恋爱经历写成小说
对于冯沅君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比“五四”运动更加直接的心灵冲击，是李超之死引起的。
李超和冯沅君是同班同学，父母早亡。因为家里没有男丁，父亲生前按照习俗把同胞兄弟的儿子李惟琛认成嗣子。李超勤奋好学，1918年考取女高师国文班的旁听生，一学期后改为正科生。嗣兄李惟琛却以不服从尊长为借口，拒绝支付读书费用。李超贫病交加，又悲愤不已，于1919年8月16日病逝。11月30日下午，北京学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男女来宾超过1000人。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蒋梦麟、李大钊、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先后发言，“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程俊英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1922年，冯沅君从女高师毕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北大唯一的女研究生。从1924年开始，她在上海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接连发表短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非常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将这种自由恋爱和读书进取结合到了一起。
《隔绝》是以女主人公隽华为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在外地读书的隽华，与“精神是绝对融洽的”恋人士轸坠入爱河。消息传到隽华的母亲那里，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便把隽华骗回家里锁进一间小黑屋，准备交给包办婚姻的准女婿刘慕汉接走。隽华面对母亲的逼婚和软禁，只能靠着表妹偷偷送来的纸和笔，写信抒发情感。小说里，最感人的是隽华写给士轸的一段话：“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听悲壮的涛声，看神秘的月色更好，万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万不要短气，你可以将我的爱史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写出，将我写给你的600封信整理好发表……”
《旅行》是冯沅君公开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其中的“我”是一名已有婚约在身的女大学生，为了真正自由地爱一次，与已婚恋人“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好多的钱”，实施了一次外出旅行，度过了“梦也似的10天甜蜜的生活”。两个人对外宣称是同学，专门在旅馆里要了两个房间掩人耳目。即使这样，“我”也依然觉得茶房看穿了真相，从而被羞涩、心虚、奋勇、激越等诸般情绪搅得心神不定。这种复杂纠结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夜的男女同居中达到高潮：“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因而对于他的拥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
两人在旅馆里相拥而眠，却一直压抑着各自的性欲冲动，并且念念不忘读书进取的学业本分：“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无论是买东西，或瞧朋友。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课，他方面实为我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 冯沅君所写的这些小说，恰恰也是她自己的恋爱经历。那时，她正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的恋人是《语丝》的撰稿人王品青，本名贵珍，河南济源涧北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私塾教师。早在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之前，就已经与包办婚姻的未婚妻正式结婚。1921年，他升入北大物理系学习。1925年北大毕业后，到北京孔德学校担任中学教员。
1926年10月12日，远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品青所寄稿及钦文所寄《故乡》四本。”王品青所寄稿件，是他帮助冯沅君（署名淦女士）编辑整理的小说集《卷葹（音同“师”）》，此前也是由他经手寄给上海创造社公开发表的。
鲁迅收稿后用一周时间审阅完毕。1926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寄小峰信并《卷葹》及《华盖续》稿”的记录。29日，鲁迅又在致陶元庆（近代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的信中介绍说，王品青希望陶元庆为《卷葹》设计封面，“乃是淦女士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4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
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
1923年暑假，大哥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与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硕士毕业的二哥冯景兰结伴回国，把母亲吴清芝接到省城开封安家。母亲来信要求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回家探亲。冯沅君到家后，在两位哥哥的帮助下赢得母亲的同情，退掉了包办的婚约，从而解除了她与王品青一直担心的被强制“隔绝”的危险。当时王品青也从北京秘密回到开封，还参加了河南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种理想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男女情侣关系，在冯沅君与王品青之间不复存在。几乎是在王品青为出版《卷葹》费心操劳的同时，冯沅君开始移情别恋于比她小3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
当时，冯沅君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事研究工作，陆侃如在位于郊外的清华研究院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他与冯沅君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1927年5月，两个人一同回陆侃如的家乡江苏海门探亲，途经上海时拍摄了他们的订婚照片，陆侃如在照片空白处题有“红楼邂逅浑如昨，白首同心一片丹”的诗句。
王品青受失恋刺激而发疯，很快离开人世。他死后不久，1928年，冯沅君在短篇小说《EpochMaking（意为“划时代”）》中，采用她最为擅长的第一人称自叙的表达方式，切割划分了自己的两段恋情。
关于自己的第一段恋爱，小说中的“我”是这样表白的：“某君虽然学问浅薄，但颇有才情。当时对我异常热，因此我很想成就他，安慰他在人生途中所受的苦恼。不意数年朋友的结果，他处处负我的期望；我于此发现我同他的志趣不合，灰心之极！”
关于自己前后两段恋爱的三角叠加，小说中写道：“我认识你——学问上的认识——是你在E报发表论文之后……待你冒雪进城看我，信上说了些热烈而缠绵的话……我自己很吃惊，我又遇见了奇迹，我的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我很怕，我怕我此后的生活将更痛苦，而且又害了你。在我这喜和怕的境地中，有人拆了你的信，此信又为某君所见，他为之病了，终于移入了医院——他原来对我的爱情还未尽泯灭。已谢的花儿是不能复上故枝，我对他此时的状况，只有怜，没有当年的热情了……”
由此可知，被冯沅君称为“某君”的王品青失恋发疯的直接诱因，是陆侃如写给冯沅君的情书被人偷拆，并且被王品青看到了。关于王品青之死，晚年陆侃如在《忆沅君——沉痛悼念冯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中另有记述：“王身體本来不强壮，因打牌失眠，渐渐形成肺病。又加上对吴天‘变心’的怀疑，心情不快，所以肺病渐渐严重化了。严重了又无钱支付医药费，病势不免日渐危险了。终于一天就因病逝世了。”这里的“吴天”即冯沅君，是陆侃如故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随着王品青的去世，他曾经担当过的冯沅君文学作品的合作者及经纪人的角色，一度由陆侃如接续下来。在此期间，陆侃如把冯沅君写给他的50封情书，编为书信体小说集《春痕》，交北新书局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50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定情，历时约5月。”
夫妻二人的学术生涯
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婚后的兴趣爱好，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1931年，上海大江书铺印行夫妻二人共同署名的3卷本著作《中国诗史》。1932年，夫妻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编》，也交由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一举奠定了两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风行一时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逐渐淡出文坛。
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双双赴法国，同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1935年，二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陆侃如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冯沅君也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她还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夫妻二人在从战乱到和平的岁月里虽然屡遭变故，但脚踏实地地读书进取，成为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制胜法宝。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作经历和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年轻学生来说，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摘自《环球人物》）
起草驱逐校长的宣言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等，1900年9月4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1898年考中进士，分发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充当僚属，一度在武昌方言学堂主持校务，1908年病逝于湖北崇阳县知县任上。之后，母親吴清芝带领儿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家是个传统大家庭。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掌家时，拥有1500亩土地，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据冯友兰回忆：“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7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7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10岁就不上学了。”
1915年，大哥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1916年，二哥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冯友兰虽是哲学系，却喜欢听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教授的课，并写一些古诗送给黄侃批点。他后来曾说：“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冯沅君从小被母亲裹了小脚，父亲去世前又替她包办了婚姻大事，她的未婚夫是唐河县方庄的一位富家少爷。但她从小就倔犟要强，决心像大哥、二哥那样外出求学。1917年，她得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且增设国文专修科的消息，便向母亲提出到北京求学的要求：“如果说我花钱，那我将来什么也不要。”意思是将来出嫁时可以不要嫁妆。
按照传统风俗，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应该通知男方家里，这样势必会引起一些麻烦。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行装，跟着两位兄长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成为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性大学生中的一员。据她的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我初见冯沅君是入学那年深秋，我们正按班级进饭厅吃午饭，刚坐下来，忽见杨荫榆学监领着一个同学进来。她穿一套蓝条土布裤褂，辫梢系了根红绒线，一直拖到脚跟，三寸金莲，慢慢走到我们桌边。杨学监说：‘她叫冯淑兰（沅君原名），从河南来的，迟到了十几天。’那天正是我当值日生，便向她点点头。她微笑，也对我点点头。饭后，又领她去看墙上挂的饭厅规则。”
当时，女高师的校长是前清举人方还，学监杨荫榆是留日归来的，学校一切规则由他们两人制订。譬如学生必须住校；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来接；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的衣裙制服，梳一把抓的高髻，白袜黑鞋；违者记过，记过3次开除。
“五四”运动爆发后，冯沅君跟随同学砸开学校后门，与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在国文部主任陈中凡和图画科主任吕凤子的鼓动下，冯沅君还执笔起草了驱逐校长方还的宣言，列出方还十大罪状，最终导致方还辞职。
把恋爱经历写成小说
对于冯沅君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比“五四”运动更加直接的心灵冲击，是李超之死引起的。
李超和冯沅君是同班同学，父母早亡。因为家里没有男丁，父亲生前按照习俗把同胞兄弟的儿子李惟琛认成嗣子。李超勤奋好学，1918年考取女高师国文班的旁听生，一学期后改为正科生。嗣兄李惟琛却以不服从尊长为借口，拒绝支付读书费用。李超贫病交加，又悲愤不已，于1919年8月16日病逝。11月30日下午，北京学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男女来宾超过1000人。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蒋梦麟、李大钊、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先后发言，“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程俊英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1922年，冯沅君从女高师毕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北大唯一的女研究生。从1924年开始，她在上海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接连发表短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非常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将这种自由恋爱和读书进取结合到了一起。
《隔绝》是以女主人公隽华为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在外地读书的隽华，与“精神是绝对融洽的”恋人士轸坠入爱河。消息传到隽华的母亲那里，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便把隽华骗回家里锁进一间小黑屋，准备交给包办婚姻的准女婿刘慕汉接走。隽华面对母亲的逼婚和软禁，只能靠着表妹偷偷送来的纸和笔，写信抒发情感。小说里，最感人的是隽华写给士轸的一段话：“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听悲壮的涛声，看神秘的月色更好，万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万不要短气，你可以将我的爱史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写出，将我写给你的600封信整理好发表……”
《旅行》是冯沅君公开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其中的“我”是一名已有婚约在身的女大学生，为了真正自由地爱一次，与已婚恋人“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好多的钱”，实施了一次外出旅行，度过了“梦也似的10天甜蜜的生活”。两个人对外宣称是同学，专门在旅馆里要了两个房间掩人耳目。即使这样，“我”也依然觉得茶房看穿了真相，从而被羞涩、心虚、奋勇、激越等诸般情绪搅得心神不定。这种复杂纠结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夜的男女同居中达到高潮：“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因而对于他的拥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
两人在旅馆里相拥而眠，却一直压抑着各自的性欲冲动，并且念念不忘读书进取的学业本分：“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无论是买东西，或瞧朋友。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课，他方面实为我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 冯沅君所写的这些小说，恰恰也是她自己的恋爱经历。那时，她正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的恋人是《语丝》的撰稿人王品青，本名贵珍，河南济源涧北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私塾教师。早在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之前，就已经与包办婚姻的未婚妻正式结婚。1921年，他升入北大物理系学习。1925年北大毕业后，到北京孔德学校担任中学教员。
1926年10月12日，远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品青所寄稿及钦文所寄《故乡》四本。”王品青所寄稿件，是他帮助冯沅君（署名淦女士）编辑整理的小说集《卷葹（音同“师”）》，此前也是由他经手寄给上海创造社公开发表的。
鲁迅收稿后用一周时间审阅完毕。1926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寄小峰信并《卷葹》及《华盖续》稿”的记录。29日，鲁迅又在致陶元庆（近代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的信中介绍说，王品青希望陶元庆为《卷葹》设计封面，“乃是淦女士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4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
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
1923年暑假，大哥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与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硕士毕业的二哥冯景兰结伴回国，把母亲吴清芝接到省城开封安家。母亲来信要求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回家探亲。冯沅君到家后，在两位哥哥的帮助下赢得母亲的同情，退掉了包办的婚约，从而解除了她与王品青一直担心的被强制“隔绝”的危险。当时王品青也从北京秘密回到开封，还参加了河南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种理想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男女情侣关系，在冯沅君与王品青之间不复存在。几乎是在王品青为出版《卷葹》费心操劳的同时，冯沅君开始移情别恋于比她小3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
当时，冯沅君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事研究工作，陆侃如在位于郊外的清华研究院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他与冯沅君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1927年5月，两个人一同回陆侃如的家乡江苏海门探亲，途经上海时拍摄了他们的订婚照片，陆侃如在照片空白处题有“红楼邂逅浑如昨，白首同心一片丹”的诗句。
王品青受失恋刺激而发疯，很快离开人世。他死后不久，1928年，冯沅君在短篇小说《EpochMaking（意为“划时代”）》中，采用她最为擅长的第一人称自叙的表达方式，切割划分了自己的两段恋情。
关于自己的第一段恋爱，小说中的“我”是这样表白的：“某君虽然学问浅薄，但颇有才情。当时对我异常热，因此我很想成就他，安慰他在人生途中所受的苦恼。不意数年朋友的结果，他处处负我的期望；我于此发现我同他的志趣不合，灰心之极！”
关于自己前后两段恋爱的三角叠加，小说中写道：“我认识你——学问上的认识——是你在E报发表论文之后……待你冒雪进城看我，信上说了些热烈而缠绵的话……我自己很吃惊，我又遇见了奇迹，我的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我很怕，我怕我此后的生活将更痛苦，而且又害了你。在我这喜和怕的境地中，有人拆了你的信，此信又为某君所见，他为之病了，终于移入了医院——他原来对我的爱情还未尽泯灭。已谢的花儿是不能复上故枝，我对他此时的状况，只有怜，没有当年的热情了……”
由此可知，被冯沅君称为“某君”的王品青失恋发疯的直接诱因，是陆侃如写给冯沅君的情书被人偷拆，并且被王品青看到了。关于王品青之死，晚年陆侃如在《忆沅君——沉痛悼念冯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中另有记述：“王身體本来不强壮，因打牌失眠，渐渐形成肺病。又加上对吴天‘变心’的怀疑，心情不快，所以肺病渐渐严重化了。严重了又无钱支付医药费，病势不免日渐危险了。终于一天就因病逝世了。”这里的“吴天”即冯沅君，是陆侃如故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随着王品青的去世，他曾经担当过的冯沅君文学作品的合作者及经纪人的角色，一度由陆侃如接续下来。在此期间，陆侃如把冯沅君写给他的50封情书，编为书信体小说集《春痕》，交北新书局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50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定情，历时约5月。”
夫妻二人的学术生涯
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婚后的兴趣爱好，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1931年，上海大江书铺印行夫妻二人共同署名的3卷本著作《中国诗史》。1932年，夫妻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编》，也交由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一举奠定了两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风行一时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逐渐淡出文坛。
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双双赴法国，同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1935年，二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陆侃如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冯沅君也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她还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夫妻二人在从战乱到和平的岁月里虽然屡遭变故，但脚踏实地地读书进取，成为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制胜法宝。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作经历和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年轻学生来说，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