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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上午十点，位于北京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的豌豆实验室，被明快的苹果绿色覆盖的工作区相对清静，700多个工位刚刚坐上三三两两的人，员工班车尚未抵达，还有很多人在路上。此刻，豌豆实验室用户界面工程师赵望野的一天已经正式开始。日程表上列满工作安排，每一分钟都宝贵。“昨天我们电话里约采访时，我看到今天日程表上没有会议和面试，如果是昨天，我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都排得满满的。有一项耽误了，后面的事情就很麻烦。像我们这样处在创业初期的企业，每个人要做的事都很多。”
赵望野一身休闲打扮，阿迪达斯蓝白道运动服外套、浅灰色运动裤，配上耐克运动鞋，让人难以想到，豌豆实验室产品豌豆荚超过4.2亿的用户每天看到的鲜活灵动“小清新”界面，就出自这个“85后”青年和他带领的用户界面组。
然而真正坐定，谈起从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系读本科到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再加盟豌豆实验室成为用户界面工程师，如何在市场检验中走上新媒体探索之路，让枯燥的理论成为用户电脑屏幕、手机界面上生动好用的媒介产品，赵望野则显示足够的专业素养和行业前瞻性，务实、清晰、透彻。
在希望与懵懂中走进中传
核桃林树枝摇曳，在地面上洒下婆娑光影。9年前的盛夏，赵望野拖着拉杆箱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简称“中传”），成为动画学院数字艺术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网络多媒体艺术方向的一名本科生。
选择这里，源于赵望野从小对计算机的热爱。赵望野198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父亲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系教授，也是中国第一批程序员，编程是为了搞科研。“1991年左右，我还没上学时，就在家中接触到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还不能上网，最初被我当成游戏机，后来慢慢开始学习写代码和编程序。”还是孩子的赵望野为自己选择做的第一个软件是一款类似老虎机的小游戏，“当然是按照教材一行一行输入代码完成的，我也不知自己敲的字符是什么内容，用五六天时间照猫画虎做出来了。”能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转换成看得见的计算机程序，这让孩童时期的赵望野极为兴奋，逐渐喜欢上计算机。几年之后，互联网进入中国，又给赵望野打开更大的天地，他开始自学。后来他慢慢发现，写程序是辛苦且枯燥的事，但他已经热爱上这种表达方式。
高考面临专业选择时，赵望野对着宣传材料看，觉得中国传媒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与自己的兴趣方向比较相符，于是报考。“之所以选择中国传媒大学数字艺术系，是因为我更喜欢做界面，做用户能看得到的东西，而不是传统软件工程师做的工作。”
同这名大学新生一样，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也是新的。赵望野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第三批学生，入学时还没有毕业的师哥师姐能给他现身说法，告诉他未来的路怎么走。
那是一段希望与懵懂并存的日子。赵望野回想起来，觉得既充满乐趣又有些茫然：“入学后发现专业跟之前的想象既有契合点，也有更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现在从事的用户界面工程方面的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专业是直接对应的，我们本科的课程设置与产业脱节。包括我现在做的领域，我招聘来的人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况，有的是从艺术类专业毕业学过一点计算机，有的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懂得一点设计，真正交叉学科的人才非常难找。”
赵望野一边跟老师请教，一边自己摸索着。本科期间他到中央电视台的网站实习，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实践，“我以为是新媒体，毕竟是‘.com’的单位，可到那里之后发现不是，而是做一些编辑性工作。我和一个同学去实习时正赶上那一年全国‘两会’，我们的实习内容就是从用户发的短信里选取一些，发给主播在节目中念出来，都是非技术类工作。我干了大概十天半个月就受不了了。”第二次实习是在Pixomondo公司，赵望野参与了《钢铁侠2》的后期制作工作，分管各公司之间的资产共享。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终于有机会独立完成一项软件产品。
从那时起，赵望野慢慢意识到：“我们数字艺术专业的设置本身瞄准的是交叉学科，但现在看还是存在脱节，大家似乎不了解互联网行业状况到底怎样，或真正工作内容是什么。”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在豌豆实验室近千平方米面积的办公区里，赵望野和他的用户界面团队一共十四五个人占据B区靠窗的一小片地方，布局紧凑视野却很开阔。这是他们的第四个办公地点，自当初在创新工场的起步阶段，到今天成为国内最具人气、活跃度最高之一的“移动内容搜索”平台，赵望野作为创业团队成员见证了团队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
“从本科开始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在新媒体领域里学习，因为做互联网，所以我基本上从本科读到一半就设计未来去创业，但我同时也希望不是自己主导，而是加盟创业。”
机会来了。
2010年底，硕士一年级的赵望野带着本科学生参观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看到招聘实习生的公告，于是投去一份简历。“创新工场的本质是早期投资，同时还为创新企业提供场地和各种指导。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宝贵的是创新工场的人才库，当时豌豆实验室还是创新工场的项目，大家都不了解，不会投简历给它，但会投给创新工场，而豌豆实验室和其他项目可以进入创新工场人力资源库挑简历。”不久之后有三四个项目找到赵望野，经过一番选择，他最后加入豌豆实验室。
这枚青翠可爱的豌豆荚最初吸引赵望野的，是创业团队和项目的双重优秀。“我们是态度端正的团队，从创业以来就以细分用户群体需求，提供高质量产品为主要的目标。”赵望野用平静但充满自豪感的语气，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和创新工场投资的其他几家公司创始团队一起到360公司的CS练习场去联谊，与360团队对战，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这边毫无悬念地输了。活动结束中午一起吃饭时，360总裁周鸿祎说，在中国互联网要做成事情，像你们这些‘书生’是不行的。你们做的事情太‘阳春白雪’，是打不了仗、生存不下去的。但这一定意味着只有花里胡哨、每个像素都塞满内容的产品才能取得成功吗？做一个更简单好用的产品就注定没法走向大众的‘阳春白雪’吗？其实我们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诚惶诚恐地听很多前辈的建议，到发现其实自己走出来的路也不错的过程。” 踏出第一步，赵望野很快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入学时老师也讲过专业培养方向，但说得很泛。比如说培养新媒体从业人员，可到底什么是新媒体从业人员、甚至到底什么是新媒体，很长时间也没有准确的定义。我们同学比较茫然，不知道未来在何处。”豌豆实验室是以搜索为主业的公司，赵望野却发现大家将接触到的信息统一视为消费类内容，不管用户看到的是一段视频还是一篇文章，都把它们归类为消费类内容，只是属于不同垂直领域的内容，并不会纠结于什么归属于新媒体、哪些又是传统媒体，“一段视频，我不觉得在电视上播放和在手机上播放有什么区别，也不认为在手机上播放就叫新媒体。相对于理论而言，我们更重视的是解决问题。”
在豌豆实验室的三年多时间里，赵望野事业上经历最艰难的爬坡期，是从2011年3月到2012年初，豌豆荚Windows版从1.0升为2.0。“决定开始做时，我们定的计划是2011年8月发布，但这款产品直到2012年初才发布。计划启动时1.0已经有几百万用户，我们觉得再不升级系统就要撑不住，口碑可能要被破坏掉，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达到发布的状态，而且团队当时没有大型项目管理经验，而且当时我们只有Windows版，豌豆实验室唯一希望寄托于此，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
赵望野忙到连续一个月在公司打地铺，过着困极了倒头就睡、睁眼就扑到电脑前面干活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地成长着。2012年底，在“百度技术沙龙”一次活动中，赵望野第一次受邀到公开场合演讲，“当时我心里很忐忑，担心自己是‘半瓶子醋’出去显摆，那会让别人看低豌豆荚。”结果反响出乎意料地好，赵望野走下讲台时好几个人围上来跟他探讨技术细节问题。那时他才发现没日没夜做了一年半之后，已经不知不觉比自己想象的走得更远。
以所学回馈母校
2013年下半年，赵望野回母校为自己的学弟学妹开了一门专业选修课，内容是程序设计。对于赵望野而言，这门课开得很辛苦，占用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还是坚持上完整个学期。“像我们这样初创时期的企业，大家每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让我抽出半天或一天时间回学校讲课，真的很难。但我真是因为对学校有感情，义务去讲课。”
赵望野讲课不照搬书本，即便是很抽象、细节的理论知识，也能在他的课上转换成在日复一日工作中积累的具体案例。“我不想让同学买本书，对着书中的知识点一个一个干巴巴地讲，而是给他们介绍基础知识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的。如果一名同学以后想做产品设计师或前端工程师，那么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怎样的知识解决，我是比较清楚的；如果一名同学以后要做程序员，那么在学生时期该如何积累知识，我也有很多心得可以分享。”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自2001年中创办以来，十多年间不断探索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赵望野回去讲课时，发现师弟师妹的课程表已经与自己当初读书时发生巨大变化。“我的上一级学长还在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这门课有用，但是具体到我们专业用处就不那么大了。前几年Flash非常火，很多人用来做动画等等，2012年业界用的Flash版本早已从1.0升到3.0，而学校还在教1.0，这种情况现在就改善多了。这可能跟教师资源也有关系，互联网行业收入很高，大多数毕业生都愿意从事行业，而请已经入行的毕业生回来讲课，有时也不现实，即便是兼职，也要花很大精力和很多时间，毕竟从事互联网工作强度非常高。”
现在，赵望野发现比起自己读书期间，现在母校外聘老师增加了些，讲课的内容跟产业相关的也更多，但他也坦言不知道这是好事坏事，“之前我也会觉得理论没有什么用，但后来发现有些技术总结起来就是理论了。有些问题非常宏观，如果不用理论知识无法解决，所以现在会有意识地补一些跟计算机相关的基础知识，毕竟理论也很重要。我们那时理论虽然偏多，却是脱离实际的理论。互联网的理论更新换代非常快，我入行时的东西现在基本已经全过时，个人知识库要不停更新。”
一篇篇有感而发、从实践经验中总结积累出的论文陆续发表在《程序员》等专业刊物上，赵望野在具体的工作中感受着互联网发展的迅猛，总结着自己所经受的新媒体教育得失。
就在采访前一个周六，赵望野和自己的硕士生导师、及其他年级的硕士生小聚一次，交流比较多的内容还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建设和互联网产业一线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每次讨论的核心内容，每次赵望野都会认真地给出自己的建议。
从实习生做起，半年后正式入职，而今赵望野已是用户界面工程师。在完成专业工作之余，还要面试新人，定期与自己团队成员进行谈话，仍旧需要保持每周六日、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工作状态，赵望野享受着这个过程。“我最初放弃报考其他学校传统的计算机专业，而来到中国传媒大学读数字媒体艺术系，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用户看到程序工程师努力的结果。现在我正是在做用户界面工程师，也就是前端工程师（UI Engineer）、用户界面，把传统工程师的工作成果包装成用户能看得懂的信息再给用户。”
赵望野的QQ签名是“常年招前端工程师，求推荐”，对专业人才的渴求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 李菡丹
赵望野一身休闲打扮，阿迪达斯蓝白道运动服外套、浅灰色运动裤，配上耐克运动鞋，让人难以想到，豌豆实验室产品豌豆荚超过4.2亿的用户每天看到的鲜活灵动“小清新”界面，就出自这个“85后”青年和他带领的用户界面组。
然而真正坐定，谈起从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系读本科到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再加盟豌豆实验室成为用户界面工程师，如何在市场检验中走上新媒体探索之路，让枯燥的理论成为用户电脑屏幕、手机界面上生动好用的媒介产品，赵望野则显示足够的专业素养和行业前瞻性，务实、清晰、透彻。
在希望与懵懂中走进中传
核桃林树枝摇曳，在地面上洒下婆娑光影。9年前的盛夏，赵望野拖着拉杆箱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简称“中传”），成为动画学院数字艺术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网络多媒体艺术方向的一名本科生。
选择这里，源于赵望野从小对计算机的热爱。赵望野198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父亲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系教授，也是中国第一批程序员，编程是为了搞科研。“1991年左右，我还没上学时，就在家中接触到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还不能上网，最初被我当成游戏机，后来慢慢开始学习写代码和编程序。”还是孩子的赵望野为自己选择做的第一个软件是一款类似老虎机的小游戏，“当然是按照教材一行一行输入代码完成的，我也不知自己敲的字符是什么内容，用五六天时间照猫画虎做出来了。”能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转换成看得见的计算机程序，这让孩童时期的赵望野极为兴奋，逐渐喜欢上计算机。几年之后，互联网进入中国，又给赵望野打开更大的天地，他开始自学。后来他慢慢发现，写程序是辛苦且枯燥的事，但他已经热爱上这种表达方式。
高考面临专业选择时，赵望野对着宣传材料看，觉得中国传媒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与自己的兴趣方向比较相符，于是报考。“之所以选择中国传媒大学数字艺术系，是因为我更喜欢做界面，做用户能看得到的东西，而不是传统软件工程师做的工作。”
同这名大学新生一样，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也是新的。赵望野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第三批学生，入学时还没有毕业的师哥师姐能给他现身说法，告诉他未来的路怎么走。
那是一段希望与懵懂并存的日子。赵望野回想起来，觉得既充满乐趣又有些茫然：“入学后发现专业跟之前的想象既有契合点，也有更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现在从事的用户界面工程方面的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专业是直接对应的，我们本科的课程设置与产业脱节。包括我现在做的领域，我招聘来的人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况，有的是从艺术类专业毕业学过一点计算机，有的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懂得一点设计，真正交叉学科的人才非常难找。”
赵望野一边跟老师请教，一边自己摸索着。本科期间他到中央电视台的网站实习，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实践，“我以为是新媒体，毕竟是‘.com’的单位，可到那里之后发现不是，而是做一些编辑性工作。我和一个同学去实习时正赶上那一年全国‘两会’，我们的实习内容就是从用户发的短信里选取一些，发给主播在节目中念出来，都是非技术类工作。我干了大概十天半个月就受不了了。”第二次实习是在Pixomondo公司，赵望野参与了《钢铁侠2》的后期制作工作，分管各公司之间的资产共享。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终于有机会独立完成一项软件产品。
从那时起，赵望野慢慢意识到：“我们数字艺术专业的设置本身瞄准的是交叉学科，但现在看还是存在脱节，大家似乎不了解互联网行业状况到底怎样，或真正工作内容是什么。”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在豌豆实验室近千平方米面积的办公区里，赵望野和他的用户界面团队一共十四五个人占据B区靠窗的一小片地方，布局紧凑视野却很开阔。这是他们的第四个办公地点，自当初在创新工场的起步阶段，到今天成为国内最具人气、活跃度最高之一的“移动内容搜索”平台，赵望野作为创业团队成员见证了团队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
“从本科开始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在新媒体领域里学习，因为做互联网，所以我基本上从本科读到一半就设计未来去创业，但我同时也希望不是自己主导，而是加盟创业。”
机会来了。
2010年底，硕士一年级的赵望野带着本科学生参观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看到招聘实习生的公告，于是投去一份简历。“创新工场的本质是早期投资，同时还为创新企业提供场地和各种指导。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宝贵的是创新工场的人才库，当时豌豆实验室还是创新工场的项目，大家都不了解，不会投简历给它，但会投给创新工场，而豌豆实验室和其他项目可以进入创新工场人力资源库挑简历。”不久之后有三四个项目找到赵望野，经过一番选择，他最后加入豌豆实验室。
这枚青翠可爱的豌豆荚最初吸引赵望野的，是创业团队和项目的双重优秀。“我们是态度端正的团队，从创业以来就以细分用户群体需求，提供高质量产品为主要的目标。”赵望野用平静但充满自豪感的语气，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和创新工场投资的其他几家公司创始团队一起到360公司的CS练习场去联谊，与360团队对战，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这边毫无悬念地输了。活动结束中午一起吃饭时，360总裁周鸿祎说，在中国互联网要做成事情，像你们这些‘书生’是不行的。你们做的事情太‘阳春白雪’，是打不了仗、生存不下去的。但这一定意味着只有花里胡哨、每个像素都塞满内容的产品才能取得成功吗？做一个更简单好用的产品就注定没法走向大众的‘阳春白雪’吗？其实我们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诚惶诚恐地听很多前辈的建议，到发现其实自己走出来的路也不错的过程。” 踏出第一步，赵望野很快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入学时老师也讲过专业培养方向，但说得很泛。比如说培养新媒体从业人员，可到底什么是新媒体从业人员、甚至到底什么是新媒体，很长时间也没有准确的定义。我们同学比较茫然，不知道未来在何处。”豌豆实验室是以搜索为主业的公司，赵望野却发现大家将接触到的信息统一视为消费类内容，不管用户看到的是一段视频还是一篇文章，都把它们归类为消费类内容，只是属于不同垂直领域的内容，并不会纠结于什么归属于新媒体、哪些又是传统媒体，“一段视频，我不觉得在电视上播放和在手机上播放有什么区别，也不认为在手机上播放就叫新媒体。相对于理论而言，我们更重视的是解决问题。”
在豌豆实验室的三年多时间里，赵望野事业上经历最艰难的爬坡期，是从2011年3月到2012年初，豌豆荚Windows版从1.0升为2.0。“决定开始做时，我们定的计划是2011年8月发布，但这款产品直到2012年初才发布。计划启动时1.0已经有几百万用户，我们觉得再不升级系统就要撑不住，口碑可能要被破坏掉，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达到发布的状态，而且团队当时没有大型项目管理经验，而且当时我们只有Windows版，豌豆实验室唯一希望寄托于此，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
赵望野忙到连续一个月在公司打地铺，过着困极了倒头就睡、睁眼就扑到电脑前面干活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地成长着。2012年底，在“百度技术沙龙”一次活动中，赵望野第一次受邀到公开场合演讲，“当时我心里很忐忑，担心自己是‘半瓶子醋’出去显摆，那会让别人看低豌豆荚。”结果反响出乎意料地好，赵望野走下讲台时好几个人围上来跟他探讨技术细节问题。那时他才发现没日没夜做了一年半之后，已经不知不觉比自己想象的走得更远。
以所学回馈母校
2013年下半年，赵望野回母校为自己的学弟学妹开了一门专业选修课，内容是程序设计。对于赵望野而言，这门课开得很辛苦，占用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还是坚持上完整个学期。“像我们这样初创时期的企业，大家每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让我抽出半天或一天时间回学校讲课，真的很难。但我真是因为对学校有感情，义务去讲课。”
赵望野讲课不照搬书本，即便是很抽象、细节的理论知识，也能在他的课上转换成在日复一日工作中积累的具体案例。“我不想让同学买本书，对着书中的知识点一个一个干巴巴地讲，而是给他们介绍基础知识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的。如果一名同学以后想做产品设计师或前端工程师，那么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怎样的知识解决，我是比较清楚的；如果一名同学以后要做程序员，那么在学生时期该如何积累知识，我也有很多心得可以分享。”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自2001年中创办以来，十多年间不断探索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赵望野回去讲课时，发现师弟师妹的课程表已经与自己当初读书时发生巨大变化。“我的上一级学长还在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这门课有用，但是具体到我们专业用处就不那么大了。前几年Flash非常火，很多人用来做动画等等，2012年业界用的Flash版本早已从1.0升到3.0，而学校还在教1.0，这种情况现在就改善多了。这可能跟教师资源也有关系，互联网行业收入很高，大多数毕业生都愿意从事行业，而请已经入行的毕业生回来讲课，有时也不现实，即便是兼职，也要花很大精力和很多时间，毕竟从事互联网工作强度非常高。”
现在，赵望野发现比起自己读书期间，现在母校外聘老师增加了些，讲课的内容跟产业相关的也更多，但他也坦言不知道这是好事坏事，“之前我也会觉得理论没有什么用，但后来发现有些技术总结起来就是理论了。有些问题非常宏观，如果不用理论知识无法解决，所以现在会有意识地补一些跟计算机相关的基础知识，毕竟理论也很重要。我们那时理论虽然偏多，却是脱离实际的理论。互联网的理论更新换代非常快，我入行时的东西现在基本已经全过时，个人知识库要不停更新。”
一篇篇有感而发、从实践经验中总结积累出的论文陆续发表在《程序员》等专业刊物上，赵望野在具体的工作中感受着互联网发展的迅猛，总结着自己所经受的新媒体教育得失。
就在采访前一个周六，赵望野和自己的硕士生导师、及其他年级的硕士生小聚一次，交流比较多的内容还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建设和互联网产业一线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每次讨论的核心内容，每次赵望野都会认真地给出自己的建议。
从实习生做起，半年后正式入职，而今赵望野已是用户界面工程师。在完成专业工作之余，还要面试新人，定期与自己团队成员进行谈话，仍旧需要保持每周六日、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工作状态，赵望野享受着这个过程。“我最初放弃报考其他学校传统的计算机专业，而来到中国传媒大学读数字媒体艺术系，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用户看到程序工程师努力的结果。现在我正是在做用户界面工程师，也就是前端工程师（UI Engineer）、用户界面，把传统工程师的工作成果包装成用户能看得懂的信息再给用户。”
赵望野的QQ签名是“常年招前端工程师，求推荐”，对专业人才的渴求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