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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经济结构的系统性与复杂互动性的思考，利用比较分析法，对辽宁经济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及行业结构，总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及能源结构等重大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辽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国有资产
[中图分类号]F20；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5-0061-05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是在内容上，经济结构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和内在联系性，涉及到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总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分配结构，技术结构、能源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它们构成了复杂互动的有机整体。二是在目标要求上，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要单纯改变某些数量比例关系，而是要提高经济结构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措施上，经济结构调整不仅要依靠政府调控机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更要依靠市场机制，基于市场诱导、激励、约束乃至倒逼，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单兵突进、片面注重数量对比关系、过度依靠政府推动、盲目追赶或趋同、忽视差异化的竞争性与现实合理性等做法，已无益甚至有害于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其根本措施应是系统思考、整体设计、协同推进。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利用比较分析法，对辽宁经济结构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六方面的建议与措施。
一、以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效率
截至2012年底，辽宁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比已降至4.2%，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占比增至78.1%，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8%和-0.9%，但其资产总额占比相对较大。以工业部门为例，201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比为3.7%，资产总额占比为46.5%，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5%和+5.9%。辽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比远远超过其数量占比，国有企业不仅在垄断部门，在一般工业部门中依然占据主导与控制地位，体现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占比较大，经营效率却相对较低，经营领域较宽，财务风险较大，难以发挥应有的主导与控制作用。201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降至26.8%，比资产总额占比低19.7%，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水平略高0.4%；总资产贡献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7.7%和0.1%，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低6.6%和5.3%；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低4.9%和6.4%；资产负债率为67.3%，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高9.4%，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高6.0%。这说明，辽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贡献率既低于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财务风险相对较大。对此，必须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缩小国有资本投资战线，提高国有资本投资和经营效率。
二、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着力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及各次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提升产业素质和产业竞争力
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1]2012年底，辽宁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变为8.7%、53.2%和38.1%，比1978年分别降或增-5.4%、-17.9%、+23.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4%、+7.9%和-6.5%。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产业结构都在从低级化阶段向高级化阶段演进。问题是，辽宁第三次产业比重一直较低，说明辽宁企业中“自我服务”较多，产业分工与协作不足，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不利于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此外，在2000年辽宁第二次产业比重降至50%后开始回升，第三次产业比重升至39%后开始回落，这有悖于后工业化阶段第二次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次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的产业发展一般规律，会加重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生产服务外部化要求，实现第一、二、三次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第一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农业产值占比最大，为3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6%，农、牧、渔业产值占比合计为9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4%，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均在4%以下。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不足，不利于支撑第一次产业发展与升级。此外，辽宁目前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为3.35亩/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22亩/人，说明辽宁农村人均耕地相对较多，产出相对较低，需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水平。
第二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7.8%和12.2%，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2.8%和-2.8%，说明辽宁工业比重更大，但工业结构差异较大，资产贡献率也不同。2012年辽宁及全国工业体系中，主营业务收入占比[1]1排序第一的都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但辽宁占比较高，为10.9%，比全国水平高3.2%；排序前10名的行业基本相同，集中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力与热力生产和供应等行业；辽宁产业集中较高，前10名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合计为6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5%，前20名占比合计为90%，比全国水平高4.1%；全国排序靠前、辽宁相对靠后的行业有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辽宁排序靠前，全国相对靠后的行业有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在辽宁及全国排序相同，均列第七位。总资产贡献率方面，平均水平为14.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前10名行业中，高于全国同行业水平的行业有6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领先最多，为25.3%，比全国水平高8.7%；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行业有3个，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落差最大，为5.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9%；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业行业相同，均为23.8%。这说明，这说明，辽宁工业部门中，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传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计算机、通信等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平均收益水平略低，部分行业收益水平相对较高。对此，要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同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要利用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业，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辽宁工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 第三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增加值占比排序前五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房地产，金融，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合计为63.4%，全国排序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房地产，金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合计为61.6%；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略高于全国同业平均水平，住宿、餐饮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国同业平均水平；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占比较低，且都低于住宿和餐饮业，而全国相反。这说明，辽宁第三次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房地产、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型服务业发展不足，行业结构相对落后，获利能力不高，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改进第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三次产业效益。
三、以扩大内需、合理投资、促进消费为着力点，加快调整总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总需求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投资、消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占比分别为62.4%、40.5%和-2.9%，比1978年分别升或降+35.2%、-15.5%和-26.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4.6%、-9%和-5.6%。这说明，辽宁投资需求增长更快，消费需求相对下降，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已成负数，外需严重不足，这不利于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提高消费率，适度降低投资率，提高商品与货物出口竞争力。
投资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集体、个体和其他经济主体投资比重分别变为20.6%、2.3%、38.5%和38.6%，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5.1%、-0.9%、+11.0%和-5.0%；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来源比重分别为4.1%、14.5%、70.8%和1.5%，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0%、+0.7%、-3.3%和+0.3%；第一、二、三次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为2.8%、43.2%和54.1%，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1%、+1.0%、-0.7%；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分别占64.2%、22.7%和13.2%，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8%、+2.0%、-1.0%。这说明，个体和其他经济已成最大的投资部门，自筹资金成为主要来源，但辽宁国有和其他经济投资能力及各类投资主体自筹资金能力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及全国的第一次产业投资比重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比重都较低。对此，在有效提高各类主体投资能力和自筹资金能力的同时，必须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包括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促进第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严格控制建筑安装工程支出比重，提高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提高固定资产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最终消费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78.4%和21.6%，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7.1%和-7.1%，比1981年平均水平分别降或增-0.9%和+0.9%。期间，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呈U型变化，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呈反向变化。辽宁及全国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10年，辽宁二项指标分别降或升为73.3%和26.7%，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降或升为71.3%和28.7%。这说明，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一直占有绝大比例，并且辽宁居民消费能力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政府消费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辽宁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政府消费能力相对上升，这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对此，要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为前提，基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政府改革，大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适度控制政府消费能力，保证政府消费与政府职能相匹配。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占比分别为83.1%和16.9%，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5.3%和-5.3%，比1981年分别增或减+25.6%和-25.6%。这说明，辽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重较高，相对增长较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较低，相对下降较多，城乡差距相对扩大。对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政府预算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最高，为16.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除了教育以外，占比在5.0%以上的支出还有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社区事务、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交通运输和公共安全等，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4.8%、+4.6%、-0.3%、-1.8%、+2.1%、-1.2%和-0.5%，占比合计为81.0%（含教育），比全国水平高4.9%；医疗卫生、保障房支出、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文化体育与传媒、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和商业服务等事务支出占比均在4.4%-1.0%之间，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2.3%、-1.2%、+0.1%、-0.7%、-0.2%、+0.04%和-0.3%，占比合计为19%，比全国水平低4.6%。这说明，辽宁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公共安全支出比重相对较高，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医疗卫生、保障房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这不利于支撑地方经济长期发展，需要适度增加有关支出比重；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及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比相对较高，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但会增加政府支出压力，需要改进其组织管理工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四、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着力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初次分配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比分别变为46.5%、20.9%、14.8%和17.8%，比2000年分别增或减+1.5%、+6.5%、-1.8%和-6.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9%、+5.0%、+1.9%和-7.9%。这说明，辽宁劳动者报酬占比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但劳动者报酬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美国劳动报酬占比已达7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的分配率大多在54%-65%之间，劳动者报酬占比将会继续提升。问题是，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已降至生产税净额占比以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相反，不利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收和更新改造；企业盈余占比大幅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不利于地方企业积累和发展。对此，要基于国家税制改革，适度降低企业税负，提高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比，由此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积累，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内生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方面，2012年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24%；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10%）与最低收入户（10%）的人均收入比为7.2∶1，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8%。这说明，辽宁居民收入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在1.5∶1左右，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般都在1.6∶1以下。对此，要在加快发展城乡经济、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改善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良性互动
能源消费结构方面，2010年辽宁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消费量占比分别为67.9%、27.3%、1.3%和3.5%，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1%、+8.3%、-3.1%和-5.1%。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能源消费都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二者合计占90%以上，这对环保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很大压力，需要在结构调整中，将能源消耗作为严格的约束变量，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促进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能源生产结构方面，2010年辽宁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消费量占比分别为73.2%、23%、1.7%和2.1%，与全国水平分别相差-3.3%、+13.3%、-2.6%和-7.3%，与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相差+5.3%、-4.3%、+0.4%和-1.4%。这说明，辽宁石油产量占比相对偏高，水电等新能源生产相对不足，煤炭输出和石油输入较多。对此，要综合考虑资源能源储量丰度与品种、空间分布、可开发程度及其开发利用技术水平与能力等因素，基于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大力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开采与加工效率，实现能源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乃至产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以全面推进各项制度综合配套为着力点，构建长效机制，促进经济结构合理演化与升级
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应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受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追逐利润规律等商品经济规律的驱使，得益于技术革命成果，加之政府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复杂互动而实现。中国尚处转轨阶段，完善市场机制，改进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发挥“自然演进”与“政府推动”两种机制的协同作用，必然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根本措施。因此，要推进以上各方面的结构调整，必须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于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各项制度改革，切实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推动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模式，营造有利于各种要素流入和使用的经济环境。
（一）加强市场主体建设，构筑自主能动的微观主体
一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及其管理体制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体系，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能动的市场主体，同时要“去行政化”，消除事实上依然存在的国企及其高管行政级别限制或待遇，激励国企及其经营者依靠实力与业绩实现自身利益。二要依法界定国有经济存续领域，提高国有资本进入相关行业的门槛，改善国企绩效考核与评价标准，激励或迫使国企改善经营结构，消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等问题。三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改进国有资本监管方式，以资本监管为核心，解决国有出资人监管缺位、错位、不到位问题。四要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培育和完善以大型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与之配套、多种所有制共生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发展更多、更强的同一产业链上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五要改革与完善企业员工收入分配制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对非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层，包括关键技术与管理岗位人员实行差异化、竞争性的年薪制、期权激励、职务消费、年金制度等多样化的分配手段，提高经营者和员工薪酬水平，增强企业对各种优秀人力资源的吸引力、竞争力和激励作用。
（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开放、有序的商品市场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土地流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体系，打破行政性市场垄断，扩大市场开放，健全市场准入、退出和竞争规则，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商品与要素向有需求、效率高的领域或地区合理流动、有效使用。二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信息披露与传递机制，增加市场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必要的有效信息。三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并遏制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违法行为，保证市场交易公开、公正、公平。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
一是改革科技投入管理、科技成果评价与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支持和鼓励科技投入向基础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研究领域倾斜，引导和支持企业引入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打击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价值。二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整合科技教育资源，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断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三是破解科技创新的金融瓶颈，建立以政策性资金为引导，创业投资为龙头，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核心，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为两翼，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四是重点推进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鼓励和支持企业由技术引进、跟踪模仿向以我为主、自主创新转变，要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传统的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科技创新优化存量，依托增量扩大总量、提高质量，由此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增创发展新优势。五是创新科技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保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对特殊岗位、特殊需要的高层次、紧缺人才，解除编制和薪酬等方面的限制，支持和鼓励企业采取“订单培养”方式，化解科技人才供求矛盾。六是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大企业”与“小企业”、“领军企业”与“配套企业”共生并进模式。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提高劳动者报酬，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要适度降低企业税负，与产业政策配合，实行差别化地方税收政策，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建立职工（包括农民工）工资指数增长机制、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保障机制等，改变劳动力价格主要由资方决定的现状，同时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改善优抚对象待遇，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保证劳动报酬及退休人员、特困群众的收入都能合理增长。三是灵活运用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杠杆，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地区、城乡及行业收入差距。四是整顿分配秩序，控制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合法、透明。
（五）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要以人的城镇化建设为核心，构建和完善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体系，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度、农地征用与补偿制度、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公共财政制度和覆盖城乡、普惠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由此吸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二要保证土地合理开发与利用，鼓励和支持地方金融发展和创新，提高地方产业基础支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能力。三要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陆海空立体交通运输网、基础设施网、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落实义务教育制度，为沿海与腹地、中部与西部的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六）改进政府调控方式，提高政府调控水平
一要以中央宏观调控为基础，考虑辽宁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和落实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及其实现措施，发挥省级政府规划的统领与协调作用，同时要建立经济运行指标监测及预警机制，为政府和市场主体决策提供依据。二要依法界定省市两级政府投资范围与权限，改善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机制。三要对欠发达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提供援助资金，优先发展教育，协调改进欠发达地区的微观经济政策，引导资本、人口、资源等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利用市场竞争优化地区结构，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其经济竞争力。四要利用政府公益性资金，优先投向教育、培训事业，尤其是为失业人口提供培训，以尽快提高其文化技术水平，增强失业人口重新就业的能力本领。五要把政府调节与企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微观行为相结合，形成文化、教育、科研的相互配合，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戴宏伟.东亚工业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党政干部学刊，2012，10.
责任编辑 宫秀芬
[关键词]辽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国有资产
[中图分类号]F20；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5-0061-05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是在内容上，经济结构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和内在联系性，涉及到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总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分配结构，技术结构、能源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它们构成了复杂互动的有机整体。二是在目标要求上，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要单纯改变某些数量比例关系，而是要提高经济结构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措施上，经济结构调整不仅要依靠政府调控机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更要依靠市场机制，基于市场诱导、激励、约束乃至倒逼，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单兵突进、片面注重数量对比关系、过度依靠政府推动、盲目追赶或趋同、忽视差异化的竞争性与现实合理性等做法，已无益甚至有害于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其根本措施应是系统思考、整体设计、协同推进。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利用比较分析法，对辽宁经济结构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六方面的建议与措施。
一、以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效率
截至2012年底，辽宁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比已降至4.2%，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占比增至78.1%，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8%和-0.9%，但其资产总额占比相对较大。以工业部门为例，201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比为3.7%，资产总额占比为46.5%，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5%和+5.9%。辽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比远远超过其数量占比，国有企业不仅在垄断部门，在一般工业部门中依然占据主导与控制地位，体现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占比较大，经营效率却相对较低，经营领域较宽，财务风险较大，难以发挥应有的主导与控制作用。201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降至26.8%，比资产总额占比低19.7%，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水平略高0.4%；总资产贡献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7.7%和0.1%，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低6.6%和5.3%；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低4.9%和6.4%；资产负债率为67.3%，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高9.4%，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高6.0%。这说明，辽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贡献率既低于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财务风险相对较大。对此，必须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缩小国有资本投资战线，提高国有资本投资和经营效率。
二、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着力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及各次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提升产业素质和产业竞争力
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1]2012年底，辽宁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变为8.7%、53.2%和38.1%，比1978年分别降或增-5.4%、-17.9%、+23.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4%、+7.9%和-6.5%。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产业结构都在从低级化阶段向高级化阶段演进。问题是，辽宁第三次产业比重一直较低，说明辽宁企业中“自我服务”较多，产业分工与协作不足，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不利于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此外，在2000年辽宁第二次产业比重降至50%后开始回升，第三次产业比重升至39%后开始回落，这有悖于后工业化阶段第二次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次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的产业发展一般规律，会加重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生产服务外部化要求，实现第一、二、三次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第一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农业产值占比最大，为3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6%，农、牧、渔业产值占比合计为9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4%，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均在4%以下。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不足，不利于支撑第一次产业发展与升级。此外，辽宁目前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为3.35亩/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22亩/人，说明辽宁农村人均耕地相对较多，产出相对较低，需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水平。
第二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7.8%和12.2%，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2.8%和-2.8%，说明辽宁工业比重更大，但工业结构差异较大，资产贡献率也不同。2012年辽宁及全国工业体系中，主营业务收入占比[1]1排序第一的都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但辽宁占比较高，为10.9%，比全国水平高3.2%；排序前10名的行业基本相同，集中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力与热力生产和供应等行业；辽宁产业集中较高，前10名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合计为6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5%，前20名占比合计为90%，比全国水平高4.1%；全国排序靠前、辽宁相对靠后的行业有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辽宁排序靠前，全国相对靠后的行业有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在辽宁及全国排序相同，均列第七位。总资产贡献率方面，平均水平为14.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前10名行业中，高于全国同行业水平的行业有6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领先最多，为25.3%，比全国水平高8.7%；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行业有3个，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落差最大，为5.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9%；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业行业相同，均为23.8%。这说明，这说明，辽宁工业部门中，石油加工、冶炼和核燃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传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计算机、通信等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平均收益水平略低，部分行业收益水平相对较高。对此，要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同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要利用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业，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辽宁工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 第三次产业中，2012年辽宁增加值占比排序前五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房地产，金融，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合计为63.4%，全国排序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房地产，金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合计为61.6%；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略高于全国同业平均水平，住宿、餐饮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国同业平均水平；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占比较低，且都低于住宿和餐饮业，而全国相反。这说明，辽宁第三次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房地产、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型服务业发展不足，行业结构相对落后，获利能力不高，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改进第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三次产业效益。
三、以扩大内需、合理投资、促进消费为着力点，加快调整总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总需求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投资、消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占比分别为62.4%、40.5%和-2.9%，比1978年分别升或降+35.2%、-15.5%和-26.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4.6%、-9%和-5.6%。这说明，辽宁投资需求增长更快，消费需求相对下降，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已成负数，外需严重不足，这不利于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提高消费率，适度降低投资率，提高商品与货物出口竞争力。
投资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集体、个体和其他经济主体投资比重分别变为20.6%、2.3%、38.5%和38.6%，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5.1%、-0.9%、+11.0%和-5.0%；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来源比重分别为4.1%、14.5%、70.8%和1.5%，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1.0%、+0.7%、-3.3%和+0.3%；第一、二、三次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为2.8%、43.2%和54.1%，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1%、+1.0%、-0.7%；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分别占64.2%、22.7%和13.2%，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8%、+2.0%、-1.0%。这说明，个体和其他经济已成最大的投资部门，自筹资金成为主要来源，但辽宁国有和其他经济投资能力及各类投资主体自筹资金能力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及全国的第一次产业投资比重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比重都较低。对此，在有效提高各类主体投资能力和自筹资金能力的同时，必须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包括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促进第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严格控制建筑安装工程支出比重，提高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提高固定资产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最终消费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78.4%和21.6%，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7.1%和-7.1%，比1981年平均水平分别降或增-0.9%和+0.9%。期间，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呈U型变化，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呈反向变化。辽宁及全国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10年，辽宁二项指标分别降或升为73.3%和26.7%，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降或升为71.3%和28.7%。这说明，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一直占有绝大比例，并且辽宁居民消费能力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政府消费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辽宁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政府消费能力相对上升，这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对此，要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为前提，基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政府改革，大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适度控制政府消费能力，保证政府消费与政府职能相匹配。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占比分别为83.1%和16.9%，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5.3%和-5.3%，比1981年分别增或减+25.6%和-25.6%。这说明，辽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重较高，相对增长较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较低，相对下降较多，城乡差距相对扩大。对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政府预算支出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最高，为16.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除了教育以外，占比在5.0%以上的支出还有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社区事务、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交通运输和公共安全等，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4.8%、+4.6%、-0.3%、-1.8%、+2.1%、-1.2%和-0.5%，占比合计为81.0%（含教育），比全国水平高4.9%；医疗卫生、保障房支出、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文化体育与传媒、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和商业服务等事务支出占比均在4.4%-1.0%之间，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2.3%、-1.2%、+0.1%、-0.7%、-0.2%、+0.04%和-0.3%，占比合计为19%，比全国水平低4.6%。这说明，辽宁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公共安全支出比重相对较高，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医疗卫生、保障房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这不利于支撑地方经济长期发展，需要适度增加有关支出比重；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及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比相对较高，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但会增加政府支出压力，需要改进其组织管理工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四、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着力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初次分配结构方面，2012年辽宁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比分别变为46.5%、20.9%、14.8%和17.8%，比2000年分别增或减+1.5%、+6.5%、-1.8%和-6.3%，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9%、+5.0%、+1.9%和-7.9%。这说明，辽宁劳动者报酬占比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但劳动者报酬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美国劳动报酬占比已达7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的分配率大多在54%-65%之间，劳动者报酬占比将会继续提升。问题是，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已降至生产税净额占比以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相反，不利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收和更新改造；企业盈余占比大幅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不利于地方企业积累和发展。对此，要基于国家税制改革，适度降低企业税负，提高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比，由此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积累，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内生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方面，2012年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24%；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10%）与最低收入户（10%）的人均收入比为7.2∶1，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8%。这说明，辽宁居民收入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在1.5∶1左右，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般都在1.6∶1以下。对此，要在加快发展城乡经济、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改善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良性互动
能源消费结构方面，2010年辽宁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消费量占比分别为67.9%、27.3%、1.3%和3.5%，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差-0.1%、+8.3%、-3.1%和-5.1%。这说明，辽宁及全国的能源消费都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二者合计占90%以上，这对环保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很大压力，需要在结构调整中，将能源消耗作为严格的约束变量，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促进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能源生产结构方面，2010年辽宁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消费量占比分别为73.2%、23%、1.7%和2.1%，与全国水平分别相差-3.3%、+13.3%、-2.6%和-7.3%，与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相差+5.3%、-4.3%、+0.4%和-1.4%。这说明，辽宁石油产量占比相对偏高，水电等新能源生产相对不足，煤炭输出和石油输入较多。对此，要综合考虑资源能源储量丰度与品种、空间分布、可开发程度及其开发利用技术水平与能力等因素，基于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大力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开采与加工效率，实现能源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乃至产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以全面推进各项制度综合配套为着力点，构建长效机制，促进经济结构合理演化与升级
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应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受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追逐利润规律等商品经济规律的驱使，得益于技术革命成果，加之政府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复杂互动而实现。中国尚处转轨阶段，完善市场机制，改进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发挥“自然演进”与“政府推动”两种机制的协同作用，必然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根本措施。因此，要推进以上各方面的结构调整，必须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于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各项制度改革，切实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推动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模式，营造有利于各种要素流入和使用的经济环境。
（一）加强市场主体建设，构筑自主能动的微观主体
一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及其管理体制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体系，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能动的市场主体，同时要“去行政化”，消除事实上依然存在的国企及其高管行政级别限制或待遇，激励国企及其经营者依靠实力与业绩实现自身利益。二要依法界定国有经济存续领域，提高国有资本进入相关行业的门槛，改善国企绩效考核与评价标准，激励或迫使国企改善经营结构，消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等问题。三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改进国有资本监管方式，以资本监管为核心，解决国有出资人监管缺位、错位、不到位问题。四要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培育和完善以大型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与之配套、多种所有制共生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发展更多、更强的同一产业链上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五要改革与完善企业员工收入分配制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对非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层，包括关键技术与管理岗位人员实行差异化、竞争性的年薪制、期权激励、职务消费、年金制度等多样化的分配手段，提高经营者和员工薪酬水平，增强企业对各种优秀人力资源的吸引力、竞争力和激励作用。
（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开放、有序的商品市场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土地流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体系，打破行政性市场垄断，扩大市场开放，健全市场准入、退出和竞争规则，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商品与要素向有需求、效率高的领域或地区合理流动、有效使用。二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信息披露与传递机制，增加市场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必要的有效信息。三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并遏制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违法行为，保证市场交易公开、公正、公平。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
一是改革科技投入管理、科技成果评价与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支持和鼓励科技投入向基础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研究领域倾斜，引导和支持企业引入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打击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价值。二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整合科技教育资源，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断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三是破解科技创新的金融瓶颈，建立以政策性资金为引导，创业投资为龙头，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核心，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为两翼，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四是重点推进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鼓励和支持企业由技术引进、跟踪模仿向以我为主、自主创新转变，要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传统的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科技创新优化存量，依托增量扩大总量、提高质量，由此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增创发展新优势。五是创新科技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保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对特殊岗位、特殊需要的高层次、紧缺人才，解除编制和薪酬等方面的限制，支持和鼓励企业采取“订单培养”方式，化解科技人才供求矛盾。六是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大企业”与“小企业”、“领军企业”与“配套企业”共生并进模式。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提高劳动者报酬，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要适度降低企业税负，与产业政策配合，实行差别化地方税收政策，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建立职工（包括农民工）工资指数增长机制、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保障机制等，改变劳动力价格主要由资方决定的现状，同时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改善优抚对象待遇，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保证劳动报酬及退休人员、特困群众的收入都能合理增长。三是灵活运用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杠杆，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地区、城乡及行业收入差距。四是整顿分配秩序，控制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合法、透明。
（五）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要以人的城镇化建设为核心，构建和完善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体系，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度、农地征用与补偿制度、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公共财政制度和覆盖城乡、普惠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由此吸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二要保证土地合理开发与利用，鼓励和支持地方金融发展和创新，提高地方产业基础支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能力。三要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陆海空立体交通运输网、基础设施网、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落实义务教育制度，为沿海与腹地、中部与西部的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六）改进政府调控方式，提高政府调控水平
一要以中央宏观调控为基础，考虑辽宁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和落实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及其实现措施，发挥省级政府规划的统领与协调作用，同时要建立经济运行指标监测及预警机制，为政府和市场主体决策提供依据。二要依法界定省市两级政府投资范围与权限，改善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机制。三要对欠发达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提供援助资金，优先发展教育，协调改进欠发达地区的微观经济政策，引导资本、人口、资源等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利用市场竞争优化地区结构，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其经济竞争力。四要利用政府公益性资金，优先投向教育、培训事业，尤其是为失业人口提供培训，以尽快提高其文化技术水平，增强失业人口重新就业的能力本领。五要把政府调节与企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微观行为相结合，形成文化、教育、科研的相互配合，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戴宏伟.东亚工业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党政干部学刊，2012，10.
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