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的“三无”单位，却让企业对它们趋之若鹜、地方政府将它们视同珍宝。
　　外界眼中“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单位，却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新三板的常客、跨国科研交流的生力军。
　　新型研发机构是它们的正式称号。它们的井喷式发展，不仅为破解我国科研与市场对接“两张皮”痼疾提供了宝贵路径，也为我国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孕育培养“科研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前闭幕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科技供给”“深化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成为未来我国创新驱动转型的核心内容。可以想见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新型研发机构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释放出更多的创新动能。
　　新型研发机构成为各地新宠
　　摊开面前的研究生论文答辩题目，“化工园区安全管理”“重大化工事故处理流程”等跃然纸上。中山大学大亚湾研究院院长纪红兵说，2015年天津事故发生后，国内对化工园区安全管理、典型危化品事故处置等领域技术需求非常迫切，可偏偏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学科交叉型、技术应用型科研领域，难出论文，更没有什么影响力，结果始终没有高校愿意将相关研究作为重点方向加以突破。
　　“我们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就没有这个顾虑，从机制体制根源就能摆脱‘唯论文’取向，认真做点企业欢迎的实际成果出来。”他说。
　　在广东惠州，中山大学大亚湾研究院从最初的一个人起步，发展成为拥有绿色化学工艺、化工园区管理等八个方向的100多人成熟团队，很多专业由于打破了传统科研专业界限，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成为企业追逐的产业新热点。
　　惠州市科技局局长邹平生说，目前当地已经建成和正在筹备建设的近十个新型科研机构平台，覆盖绿色能源、新材料、物联网等多个尖端领域，目的是打破传统机制束缚，让更多科研人才获得市场空间。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大功率激光器以及无人艇项目。”2016年6月上旬广东华中科技大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国军列出了三项重点任务。这三个任务，每一项不仅有着成熟的科技团队在稳步推进，同时还有明确的产业化开发路径。
　　作为珠三角最知名的新型研发机构之一，2015年该院组建的机器人应用中心在短短六个月里就接到各类订单累计超过5000万元，一度出现“企业排着队等签单”的场面。
　　“我们估算了一下，研究院每生产、销售1亿元的设备，东莞当年增加的工业产值就能超过10亿元。更重要的是，全球智能制造应用的时间窗口也就3到5年，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企业抓住这个窗口，不能错失良机。”张国军说。
　　眼下，仅在研究院一栋大楼的墙面上，就满满当当挂着20多个牌匾，从工业项目的示范基地，到不同企业的分试验室、分研发中心，整个研究院已经变成了当地乃至珠三角的公共研发平台。
　　东莞市科技局副局长沈海邑表示，目前东莞像华中科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27家之多，累计投入资金超过40亿元，而服务企业超过2万家，成为东莞全市创新转型的核心支柱。
　　企业“踏破门槛”、地方政府“求贤若渴”、创新人才“大放异彩”。据不完全统计，仅广东、江苏两地此类新型研发机构总数就有近百家。
　　在江苏，由省政府牵头成立的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只用了短短不到3年时间，就成为一家拥有23间专业研究院所的产业技术攻关平台。该院执行院长刘庆说，仅汽车一个领域，孵化的企业2015年销售总值就超过20亿元，而累积投入则只有6亿元，收效比达到1比3。
　　在广东，由于清华深圳研究院成果丰硕，院长嵇世山正在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筹建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目标就是给深圳以外的其他珠三角城市更多科技创新资源支持。


　　冲破科技创新痼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如此受到市场欢迎？
　　谈起这个问题，张国军向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2013年以前，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发完成了高指标的全自动封装生产线技术，然而当研究院将这项突破性技术介绍给中山一家制冷企业应用时，因为生产线的稳定性太低、故障率太高，运行不到五分钟就要停一次机，现场验收会变成了“技术追悼会”。最后是研究院自己投入40多人攻关，才让这项技术在企业落户生根。这个项目因为大幅降低了无线射频识别卡的制造成本后来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
　　“现在很多地方科研成果转化遭遇‘滑铁卢’，就是太想把科技与市场这‘两张皮’做成一张皮了。”张国军说，“我们最开始也是想把学校的研究成果直接变现，但是后来一实践就发现，这‘两张皮’捏不到一起去，它中间必须有新型研发机构这样的‘第三张皮’或者说‘黏合剂’来做承接。”
　　事实上，张国军的看法也是广大科研平台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共识。正是新型研发机构破解了“两张皮”痼疾，因此广受欢迎。
　　2016年年初刚刚上任的广东西安交大研究院负责人邹建华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就任的这短短几个月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不能够硬性对接，一是企业不了解我们的高校体系，高校也不了解企业的运作思路，二是企业最急需的短期技术改造和产业应用不是高校的长处和优势所在，传统体制的惯性又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其花大力气将两者捏在一起，不如放手让新兴科研机构发挥作用”。
　　纪红兵也认为，大学保持全球高端学术水平和对接企业客观上就存在矛盾，“因为前者往往难以短期收效，后者又最在意经济核算，一个是往前看，一个是往后看，这就必须要有个缓冲层来应对，而这个环节又不能复杂化，新型研发机构正好满足这一需求，这也正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国内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研究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大趋势孕育广阔未来
　　尽管模式各不相同、规模大小不一、产业各有侧重，但较为成功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普遍具有实体化、资本化、国际化三大共性发展趋势，而这也为传统高校和科研院所跳出市场化门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实体化——作为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比较突出的代表性新型研发机构，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西安光学所、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都拥有一支600人以上的独立科研力量，其中80%以上人员都来自于市场招聘，可以组成数个甚至数十个团队与企业进行对接。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部分缺乏独立团队的新型研发平台则发展相对缓慢。一所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向记者坦承，由于多重原因，该院一直未能形成研发队伍，主要依靠将企业需求带回学校本部对接，“结果就是只能收取微博的服务费，形不成有效积累，也不能及时满足企业需求，发展十分缓慢”。
　　资本化——在全面对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主动“断奶”，通过“投资公司+孵化器”方式推动研发项目可持续发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依靠政府输血的平台活不好、活不长，是绝大多数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的共同心声。而通过孵化器方式对接资本市场、通过引进企业和社会资金孵化科研项目，是它们的共同选择。
　　深圳清华研究院院长嵇世山说，作为国内最成功的新型研发平台，该院的突出特点就是一开始就没有“皇粮”，而是形成了一整套技术股权投资体系来孕育孵化技术项目，“迄今为止我们一共孵化企业超过1500家，产值超过200亿元，其中研究院拥有股权的企业超过150家，如果没有投资平台、没有自我造血功能，我们就会成为政府的负担，走不了多远”。
　　国际化——研发资源和研发人才配置国际化程度较高，主动惠及国际创新资源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这一点在电子信息、半导体、新材料等国际竞争较为激烈的关键性领域更为突出。
　　扬州市科技局局长杨蓉说，仅该市启动的科技合作平台就先后与美国、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一种开放的国际科研合作格局，“一年之内带动企业形成的国际性合作项目就增长了4倍”。
　　一些机构还将自己的触角主动延伸到海外，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庆介绍说，该院目前已经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分院，主要目的就是在那里连接最具活力的创新资源。“这样就能和国外的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发挥我们的制造优势。”
　　展望未来，多位专家认为，以持续壮大中的新型研发平台为先导，我国研发产业化前景已经日渐清晰。张国军、纪红兵等认为，随着科技要素在工业生产进程中的重要性持续提高，科研本身已经成为示范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引擎，未来以这些新型研发平台为基础，结合企业研发中心和传统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创新科技供应体系，将是我国科技体制转变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