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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兵，我是跟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脚步，从20世纪波澜壮阔的风云中走过来的。老前辈的崇高理想、献身精神、高尚品质、思想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榜样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其中刚正不阿、敢讲真话，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员黄克诚同志就是最难忘的一个。
我是在群众性活动中认识黄克诚同志的。
五十年代初，我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节假日常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散步。那时公园办起了群众性的棋艺活动。一次，我在棋艺室中看到了一个身着旧黄呢军上衣、戴近视眼镜的长者，热心地为下围棋的年轻人支着招儿。我出于对围棋的浓厚兴趣，也忍不住为下棋的人出点子。我们的参与受到年轻棋友的欢迎。开始我们只是旁观者，以后在棋友们鼓励下，也就下了场，对弈起来。原来，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棋手，棋风严紧，落子谨慎。年轻人不到半小时就是一盘棋，我们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弈完。第一局我赢了他，他就拉着我再下第二盘、第三盘，以二比一的结局，友好地分手。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到中山公园去对弈，复盘时研究棋艺成为共同的乐趣。当时都穿便衣，谁也不认识谁，棋下得久了，成了密切的“棋友”。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不修边幅，胡子很长，看上去像50岁以上的老人。但精神振奋，每次对弈如不胜一局他是不肯罢手的。一次他问我：“小伙子什么时候学围棋的?”我说：“上小学时跟老师学的，战争期间下得少了，现在是重新学。”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好像在总部机关见过你，你是……。我说，我是做研究工作的。他说：“难怪你棋下得好，研究工作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看他很像一个年长资深的学者，没好意思问他的名字。回到机关，我问萧华副主任：“我经常碰到一个老人，戴着近视眼镜，罗锅腰，穿一件退色的黄呢上衣，常下围棋，不知道是谁?”萧华同志笑着说：“那准是黄老，你应该认识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黄克诚吧!他是个下围棋的老手。”黄克诚的名字我是熟悉的。在一些会议的主席台上远远看到过他，但没有接触过。在公园，他身着便衣，不带秘书和警卫员，和老百姓在一起，怎么会想到是总部首长呢?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平等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们还不断地在中山公园下棋，彼此知道了姓名、身份后，他感到我有些拘谨，就说：“我们都是军人，也是普通老百姓，不要客气，你的棋有功夫，我要向你学两手。”我说：“围棋哲理丰富，充满辩证法，你经验丰富，我应该向你学习，有时赢你侥幸的成份不少。”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主席的教导，也是棋艺进步的重要因素。有多次看来你要输了，但是你深思熟虑、千方百计地转败为胜，这点作为军人是最重要的。欢迎你有时间到军人俱乐部，我们可以经常研究棋艺，这既是高雅的娱乐休息，又可以锻炼思想方法，对我们学习军事很有帮助。把下棋当成是学习，这是我遇到的少有的“棋友”。
嗣后，我们周末就到军人俱乐部。陈毅老总、萧华副主任、方毅同志，以及一些知名棋手，过年过节都要聚集在御河桥(以后是三座门)，下围棋，切磋棋艺，也在总部机关带头掀起了一股围棋热。
五十年代中期，黄克诚大将任职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在军委大楼办公。在“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和几次军委会议期间，我因参加会务工作较多，经常能听到他的指示。休会的时候也常抓紧时机下一两盘棋。他也常到总政机关找罗主任和其他副主任谈话，有时还到我们研究处聊天，问起总政及全军政治工作情况，像棋友一样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
1959年夏季，我参加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彭总出国访问前，负责起草彭总讲话稿和代表团的宣传报导。黄老就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虚心向兄弟国家学习，增进国际友谊等问题，对我作了明确的指示。“八国之行”回来，我为代表团起草向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时，把国外碰到的情况系统地向他汇报过。他对彭总谦虚谨慎，向兄弟国家学习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中不足之处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完全赞同。认为以彭总为首的代表团出国访问很成功。我从国外发回来的通讯、报道，他都看过后都予以充分肯定，给我以鼓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作为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参加会务工作。黄老是在7月23日毛主席批评彭总讲话之后，才奉召赶到庐山的。他刚到，就关切地问我会议的情况。我把会议前期的“神仙会”的气氛和主席批彭总意见书后，会议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情况，向他如实地陈述了。他直率地对我说，彭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书中个别词句提法不太恰当，改过来就是了。尽管庐山风云发生了意外变化，他在会上仍然直率地发表了支持彭老总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说他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的侮辱性的指责。对此他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还对我说，共产党人应该坚持原则，对党讲真话，不讲假话，对的坚持，错了就改。党的会议，要让大家讲话，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
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后，黄克诚同志作为“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后，被下放到山西等地劳动、接受批判。我受了半年批判后，被扣上“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反党”的帽子。文革期间，我又因所谓“反对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河南焦作劳改农场。林彪叛逃摔死后，我才得以初步解放，分配到福州军区工作。1974年我因重病，和回京看病的黄老一块住到301医院南楼，我们又有了接触的机会，一起下棋谈心。在谈到庐山会议以来的痛苦经历时，他认为毛主席在1971年七千人大会上已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并讲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他一再嘱咐我，不要多考虑个人的得失，应该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去考虑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8年我从福州军区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和当时已在中央纪委工作的黄克诚同志接触又多了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参在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得到他不少的指示和有力的支持。
1981年新年前夕，我受总参党委委托，前往玉泉山看望正在休养的老总长黄克诚同志。向他汇报了中央军委及总参谋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他同意总参党委的看法。他深情地对我说，你讲的我都同意，但我眼睛看不见，不能下去调查研究，只能用收音机听广播，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知道不知道穷乡僻壤的革命老区和长征路上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了?西藏、边疆哨所和南沙群岛战士的生活怎么样?他还问我能不能见到胡耀邦总书记?要我把他提的问题告诉耀邦同志，建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多下去看看。他说，你代表总参党委来看我，我很高兴。请你向组织转达我这个意见吧!
黄老发自肺腑的建议，给我以深刻启示：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心中应该经常装着人民，特别是边远穷困地区的劳动人民和士兵。当天下午我向总参党委汇报了黄克诚同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杨德志、杨勇、张震、迟浩田同志完全赞同黄克诚同志的意见和建议。散会后，杨勇同志和我一起到了胡耀邦总书记家里，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说，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十分重要，这正是我们考虑不够的地方。整天呆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怎么能够了解人民和士兵的真实情况呢?我们中央常委会将认真讨论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并建议杨勇同志把黄老的建议向军委办公会议提出来加以讨论落实。
从这一年春节起，胡耀邦总书记就带头深入到云南、贵州山区了解老区人民和长征路上人民的疾苦。以后几年，他整整跑了7000多公里不断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听取人民的声音。并把老区建设和抚贫问题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在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当年春节，杨勇同志亲自率工作组到了南沙群岛，总后的洪学智部长率工作组到了新疆和西藏的边防哨站，发现和解决了多年来边防哨所难以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1992年，黄老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我到301医院看望他。病床上，他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但我对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拥护的。对党和国家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这个病是不能治了，请转告领导同志尊重我的意见，不要再为我浪费人力财力了。据医生讲，他不止一次要拔掉在他身上输液的药针，直到他逝世。这就是我亲密的“棋友”。衷心敬佩的老首长黄克诚同志。他敢讲真话，坚持真理，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又廉洁奉公，平等待人，念念不忘人民的高风亮节，不愧是共产党员的楷模。黄老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教导和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是在群众性活动中认识黄克诚同志的。
五十年代初，我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节假日常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散步。那时公园办起了群众性的棋艺活动。一次，我在棋艺室中看到了一个身着旧黄呢军上衣、戴近视眼镜的长者，热心地为下围棋的年轻人支着招儿。我出于对围棋的浓厚兴趣，也忍不住为下棋的人出点子。我们的参与受到年轻棋友的欢迎。开始我们只是旁观者，以后在棋友们鼓励下，也就下了场，对弈起来。原来，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棋手，棋风严紧，落子谨慎。年轻人不到半小时就是一盘棋，我们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弈完。第一局我赢了他，他就拉着我再下第二盘、第三盘，以二比一的结局，友好地分手。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到中山公园去对弈，复盘时研究棋艺成为共同的乐趣。当时都穿便衣，谁也不认识谁，棋下得久了，成了密切的“棋友”。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不修边幅，胡子很长，看上去像50岁以上的老人。但精神振奋，每次对弈如不胜一局他是不肯罢手的。一次他问我：“小伙子什么时候学围棋的?”我说：“上小学时跟老师学的，战争期间下得少了，现在是重新学。”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好像在总部机关见过你，你是……。我说，我是做研究工作的。他说：“难怪你棋下得好，研究工作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看他很像一个年长资深的学者，没好意思问他的名字。回到机关，我问萧华副主任：“我经常碰到一个老人，戴着近视眼镜，罗锅腰，穿一件退色的黄呢上衣，常下围棋，不知道是谁?”萧华同志笑着说：“那准是黄老，你应该认识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黄克诚吧!他是个下围棋的老手。”黄克诚的名字我是熟悉的。在一些会议的主席台上远远看到过他，但没有接触过。在公园，他身着便衣，不带秘书和警卫员，和老百姓在一起，怎么会想到是总部首长呢?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平等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们还不断地在中山公园下棋，彼此知道了姓名、身份后，他感到我有些拘谨，就说：“我们都是军人，也是普通老百姓，不要客气，你的棋有功夫，我要向你学两手。”我说：“围棋哲理丰富，充满辩证法，你经验丰富，我应该向你学习，有时赢你侥幸的成份不少。”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主席的教导，也是棋艺进步的重要因素。有多次看来你要输了，但是你深思熟虑、千方百计地转败为胜，这点作为军人是最重要的。欢迎你有时间到军人俱乐部，我们可以经常研究棋艺，这既是高雅的娱乐休息，又可以锻炼思想方法，对我们学习军事很有帮助。把下棋当成是学习，这是我遇到的少有的“棋友”。
嗣后，我们周末就到军人俱乐部。陈毅老总、萧华副主任、方毅同志，以及一些知名棋手，过年过节都要聚集在御河桥(以后是三座门)，下围棋，切磋棋艺，也在总部机关带头掀起了一股围棋热。
五十年代中期，黄克诚大将任职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在军委大楼办公。在“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和几次军委会议期间，我因参加会务工作较多，经常能听到他的指示。休会的时候也常抓紧时机下一两盘棋。他也常到总政机关找罗主任和其他副主任谈话，有时还到我们研究处聊天，问起总政及全军政治工作情况，像棋友一样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
1959年夏季，我参加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彭总出国访问前，负责起草彭总讲话稿和代表团的宣传报导。黄老就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虚心向兄弟国家学习，增进国际友谊等问题，对我作了明确的指示。“八国之行”回来，我为代表团起草向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时，把国外碰到的情况系统地向他汇报过。他对彭总谦虚谨慎，向兄弟国家学习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中不足之处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完全赞同。认为以彭总为首的代表团出国访问很成功。我从国外发回来的通讯、报道，他都看过后都予以充分肯定，给我以鼓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作为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参加会务工作。黄老是在7月23日毛主席批评彭总讲话之后，才奉召赶到庐山的。他刚到，就关切地问我会议的情况。我把会议前期的“神仙会”的气氛和主席批彭总意见书后，会议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情况，向他如实地陈述了。他直率地对我说，彭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书中个别词句提法不太恰当，改过来就是了。尽管庐山风云发生了意外变化，他在会上仍然直率地发表了支持彭老总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说他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的侮辱性的指责。对此他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还对我说，共产党人应该坚持原则，对党讲真话，不讲假话，对的坚持，错了就改。党的会议，要让大家讲话，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
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后，黄克诚同志作为“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后，被下放到山西等地劳动、接受批判。我受了半年批判后，被扣上“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反党”的帽子。文革期间，我又因所谓“反对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河南焦作劳改农场。林彪叛逃摔死后，我才得以初步解放，分配到福州军区工作。1974年我因重病，和回京看病的黄老一块住到301医院南楼，我们又有了接触的机会，一起下棋谈心。在谈到庐山会议以来的痛苦经历时，他认为毛主席在1971年七千人大会上已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并讲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他一再嘱咐我，不要多考虑个人的得失，应该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去考虑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8年我从福州军区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和当时已在中央纪委工作的黄克诚同志接触又多了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参在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得到他不少的指示和有力的支持。
1981年新年前夕，我受总参党委委托，前往玉泉山看望正在休养的老总长黄克诚同志。向他汇报了中央军委及总参谋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他同意总参党委的看法。他深情地对我说，你讲的我都同意，但我眼睛看不见，不能下去调查研究，只能用收音机听广播，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知道不知道穷乡僻壤的革命老区和长征路上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了?西藏、边疆哨所和南沙群岛战士的生活怎么样?他还问我能不能见到胡耀邦总书记?要我把他提的问题告诉耀邦同志，建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多下去看看。他说，你代表总参党委来看我，我很高兴。请你向组织转达我这个意见吧!
黄老发自肺腑的建议，给我以深刻启示：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心中应该经常装着人民，特别是边远穷困地区的劳动人民和士兵。当天下午我向总参党委汇报了黄克诚同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杨德志、杨勇、张震、迟浩田同志完全赞同黄克诚同志的意见和建议。散会后，杨勇同志和我一起到了胡耀邦总书记家里，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说，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十分重要，这正是我们考虑不够的地方。整天呆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怎么能够了解人民和士兵的真实情况呢?我们中央常委会将认真讨论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并建议杨勇同志把黄老的建议向军委办公会议提出来加以讨论落实。
从这一年春节起，胡耀邦总书记就带头深入到云南、贵州山区了解老区人民和长征路上人民的疾苦。以后几年，他整整跑了7000多公里不断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听取人民的声音。并把老区建设和抚贫问题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在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当年春节，杨勇同志亲自率工作组到了南沙群岛，总后的洪学智部长率工作组到了新疆和西藏的边防哨站，发现和解决了多年来边防哨所难以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1992年，黄老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我到301医院看望他。病床上，他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但我对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拥护的。对党和国家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这个病是不能治了，请转告领导同志尊重我的意见，不要再为我浪费人力财力了。据医生讲，他不止一次要拔掉在他身上输液的药针，直到他逝世。这就是我亲密的“棋友”。衷心敬佩的老首长黄克诚同志。他敢讲真话，坚持真理，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又廉洁奉公，平等待人，念念不忘人民的高风亮节，不愧是共产党员的楷模。黄老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教导和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