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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 数量庞大，分布广泛
浙江新发现的民居占总数的近50％
文／黄斌
浙江地形地貌复杂，开发历史悠久，族群和谐共处，地域文化明显。优越的孕生环境使得乡土建筑得以大量产生和较好保存，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与持久的活力。
浙江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高度重视对乡土建筑的调查。在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标准规范，调查登录古建筑和近代建筑的同时，专门制定、发布了《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历史街区、古镇村类登记表》及其《著录说明》，并在2007年8月示范调查了嵊州市华堂古村，制定范本后推行全省，要求对全省的乡土民居建筑(群)及历史街区进行专项调查与增项登记。通过普查，浙江省乡土民居建筑的分布特征与文化内涵等更为清晰。
浙江乡土建筑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全省61728处三普新发现对象中，仅古建筑大类中，即有民居建筑30643处，占三普新发现总数的49.6％。乡土民居建筑以杭州、金华、衢州等浙中、浙西地区分布最为集中，温州、丽水等浙南山区次之。在各县市区中，以龙游、兰溪、永嘉等地保存数量最多、质量最好，义乌、建德、淳安等地保存数量也在1000处以上。各地登记报送的229处历史街区古村镇在全省各市也均有分布，并以宁波、杭州、金华和丽水最为集中。
普查确认，浙江乡土民居建筑特色鲜明。以杭嘉湖宁绍浙北平原、杭金衢浙西地区、温台舟沿海走廊及温丽浙南山地为区划，地域特色差异显著。各地古村落中，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层层展开的特色反映明显。村落及民居的选址深受风水观念影响，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和谐共生。民居布局构造和装修装饰体现注重人伦教育、强调文风运势的营造，反映出传统文化观念在民居中的演绎和传承。宗祠、戏台在古村落中大量分布并紧密结合，建筑等级较高、构造装饰华丽。
普查发现，浙江乡土民居建筑的年代跨度约从明中晚期至1960年代末。宅第民居以清晚期特别是同治至宣统年间的最多，其次为清初至康乾时期，明代的数量较少。传统民居则以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之前为多。
普查以来，各地及时出台各种办法，乡土建筑得到有效保护。一是制定中长期保护利用规划，颁布各项管理办法，签订保护协议，加强保障落实。如丽水市、龙游县、遂昌县等近20个市县颁布实施了乡土建筑保护管理实施办法。二是积极探索与强化属地管理原则，积极吸引各方力量参与乡土建筑保护。三是及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挂牌保护乡土民居建筑。三普开始以来，全省新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7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32处，文保点2899处，其中乡土民居建筑占到近半比例。各地还将新发现文物实施挂牌保护，仅建德一地即将新发现的传统民居1314处均予以钉牌保护。四是修缮重点建筑、整治连片建筑。各地边查边保，加大乡土民居建筑维修保护的投入力度。如杭州市政府颁布了《杭州市农村历史建筑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乡土建筑保护资金使用进行了规范，仅2010年度即安排5000万补助资金。
山西民居新发现为复查的22倍
文／郑庆春 王普军
山西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山西的古民居建筑类型呈多样化发展、延续。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境内共登录民居11134处，约占三普收录总数的20％，其中464处为复查，10670处为新发现，新发现约为复查的22倍。时代从元代至民国，其中主要以明清民居为主。因地质及气候等特点，山西民居呈区域化特点分布，主要分为晋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晋西南等区域。
山西民居建筑文化遗存中，较为典型的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大院、渠家大院、丁村民居、李家大院、皇城相府、柳氏民居、阎锡山故居等。除了这些残存于繁华闹市、富丽奢华的高墙大院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古村落至今仍保存着古朴的风貌而少为人知，其中有晋城高平良户村，阳城皇城村、郭峪村、上庄村，沁水郭壁村、窦庄村、湘峪村；晋中孝义宋家庄，祁县乔家堡村，榆次车辋村，太谷北洗村，平遥段村，介休张壁古堡，灵石静升村，盂县大泉村；晋北大同县落阵营村吕家大院，代县阳明堡村；吕粱临县碛口古镇等。
山西因其特殊的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造就了民居类型的多样性，有地窨院、窑洞、鸽子楼、四合院大院等，这几乎涵盖了中国北方民居的所有类型。就单一的类型里又有着不同材质的区分，如窑洞，有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砖石混砌窑洞等。晋南、晋东南平川地带的民居多为“人”字型两面坡屋顶，而晋北的民居则多为一面坡的屋顶，这与当地的降雨量等因素不无关系。晋南多土窑洞，而吕梁地区则多石窑洞，晋东南地区多为砖窑洞，这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因各个地域历史阶段中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居的地域性特点也很明显，晋中地区因晋商的兴盛逐渐形成了以深宅大院为代表的家族式院落，而晋东南地区因泽商、潞商的发展则造就了许多古村落。地域之间不同的风俗习惯、人文环境、宗教信仰等也对民居建筑产生着影响，如晋城地区的民居中有鸽子楼；运城平陆、芮城有地窨院；吕粱临县的层叠式院落依山砖石混筑，下院的屋顶为上院的院落，层叠而建；这些特殊形制的民居建筑在其他区域极为少见。
山西民居享有盛誉不仅仅在于它的规模、形制、数量上，民居中精美的砖石雕刻也是其璀璨光华的重要原因。雕刻不仅装饰于门楼、影壁、墀头、脊领、花墙等显眼的部位，甚至连佛龛、烟囱、窗台、柱础、门枕石等细微之处也经常可见，这些砖石雕刻几乎到了意之所指物已具形的地步。砖石雕刻装饰大多用借代、隐喻、比拟、谐音等手法，以纯朴善良、耕读传家、吃苦耐劳为出发点，以祈福纳吉、伦理教化、驱邪禳灾为取向，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等为题材，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砖雕作为民居建筑的重要装饰艺术，不仅反应了户主的喜好追求，同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镌刻着文明传承的时代烙印。
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山西省民居建筑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新发现了许多保存较好的古街、古镇、乡土建筑，使得匿于闹市藏于山野的中华文明瑰宝重又凸现于世人眼前。民居建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最直接的实物见证，保护传统聚落和民居，维持其地域特色，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山西省已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这些正日渐被现代文明所吞噬的中华奇葩，到目前，部分地市已对普查发现的民居实施挂牌挂牌保护，并将重要的民居建筑申报不同等级的保护单位，力争做到发现一处保护一处。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众多地域特征浓厚的传统民居。山西民居类型多样，时代跨度大，地域性特征明显，研究山西民居，对于揭示社会人文、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我国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的规律与机制，总结传统聚落的营建经验，合理保护、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民族村寨 原汁原味
湖南发现并登录约600处少数民族建筑或建筑群
文／吴顺东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和舟共济、永续发展的乐园，具有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特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省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达到了641万余人，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多，全省14个市州及其所辖1 22个县区市均有少数民族的分布。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所有早、晚原住民体系内的少数民族都以“山居”为主，并且较为集中地分布于湘西北的武陵山区和雪峰山区，以及湘南的九嶷山腹地，亦即当前行政区划中的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邵阳、永州和郴州。在上述区域，以苗族、土家族、侗族及瑶族为主要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也特别地多姿多彩，引人瞩目。
村寨文化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湖南共计发现并登录了约600处少数民族建筑或建筑群。其中怀化市、湘西州、永州市高居前三，邵阳市、郴州市数量相近，张家界市、常德市并列第五，但相对于第四位差距甚大。这种登录数据差异，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主要少数民族地域分布的相对集中性：湘西州是湖南唯一的地市级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高达全境人口的75％；怀化市属于侗族的主要分布区，且有不少苗、瑶及土家族同胞散居其间；永州市不仅拥有全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而且瑶族分支众多，在所辖各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文化传承相当稳固且各具特色。邵阳一角曾是侗族、苗族及瑶族高度活跃的区域，历史上的绥宁府辖地甚广，涉及当今怀化市通道、邵阳市绥宁等多个县级行政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迄今取之不竭。
受制于生产与生活环境，因地制宜、量材为用的俗世智慧在湖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得到了充分发挥。无论土家族、苗族，还是瑶族、侗族，都有种被称为吊脚楼的传统建筑，在地无三尺平的断崖陡坡一样适于安家，在山重水复、交通闭塞的地方，轻巧的木楼冬暖夏凉，还可以随时拆装；为了体现各家特色，家家门脸儿少不了精雕细琢，而且从自然坡度延伸出错落有致的房屋布局，极具审美性。
尊重环境，珍惜资源，这是所有经历千百年人与自然的互动，其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仍得以保存至今的共同秘诀。吊脚楼、岩板屋、落地木楼及土坯或土砖墙体建筑物，无不遵循着取材用料足用即止、建筑用地而“不费地”的行为准则，从而达成山长青、水常绿、地有余产、人有余庆的良性循环。正是基于对自然力的敬畏及对人类欲望的警惕，以苗、侗、瑶族为代表的典型民族村寨中，普遍存在着崇祀土地、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祗的现象。侗族村寨中甚至不乏同一棵古树有三名三坛，花鸟虫鱼也受到高度拟人化关怀的做法。与此对应的还有公私财产的“两极化”，即淡化私有财产，强化公共资产。在这样的民族村寨中，私宅多外观质朴且内设简单，对于公共资产的建设和保护，则往往不遗余力。典型者如工艺美轮美奂的侗族鼓楼、风雨桥、花衣苗门楼及土家族摆手堂等等，它们无不是有关村寨族人们踊跃捐资出力的结果。
民族文化旷日持久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湖南境内少数民族“大杂居，小群居”的交错分布格局。而来自于汉文化的强大冲击力，尤其加速了有关区域少数民族文化的趋向性蜕变。以苗族同胞为主体的城步清溪村古建群，及以瑶族同胞为主体的江华宝镜村古建筑群，已处处可见汉族商业文化或客家建筑文化的影子，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大多数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类似的改变还仅限于局地或局部，如绥宁大园苗寨内兼顾了苗、汉建筑工艺的多栋砖木建筑。某些改变还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靖州林源花衣苗团寨融汇了汉、苗、侗族建筑工艺的美丽门楼，就应被视为借鉴与进步的重要象征!
云南调查登记民族村寨32处千余户
文／余剑明 马永飞 柏琳凡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52个。各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村寨分布于全省各地，地方和民族特色鲜明，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文化魅力而闻名，是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着各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蕴含着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凝聚着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了民族村寨32处，其中复查7处，新发现25处。分布于全省10个州(市)：大理、怒江、普洱，文山、临沧、红河、迪庆、昆明、丽江、曲靖。涉及13个民族：彝族、傣族、纳西族、傈傈族、拉祜族、佤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壮族、回族、布依族。这些民族村寨数量以彝族、傣族、白族，壮族村寨居多。在此次普查的民族村寨中100户以上村寨有12个，规模以彝族、傣族、壮族、傈僳族村寨为大。这些民族村寨建筑大都为杆栏式建筑，只有纳西族和傈僳族村寨建筑为井干式结构。
彝族村寨不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居于首位的。随居住地区气候差异其村寨建筑以传统的土木结构和土掌房为主(滇西南及滇中地区大多为传统的土木结构，而滇东南则以典型的土掌房为主)。不论是传统的土木结构还是土掌房，彝族村寨都依山势地貌而建，房屋重叠，错落有致，村貌独特。
傣族村寨大多分布在滇东南地区，傣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当地简称为竹楼。单体建筑为一楼一底多屋顶，穿斗式木制构架，大屋顶、低垂檐、不开窗、强通风，屋面盖缅瓦，设“廊”和“展台”，楼室宽敞、呈正方形，人居楼室。底室一般不筑墙设壁，四无遮拦，主要用于堆杂物、圈养家畜，仅在院外筑墙设栅，均獨立成院。
白族村寨集中分布在大理州境内，传统白族民居群主要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阁楼”为主，其中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为典型代表。壮族村寨集中分布在文山州境内，其村落建筑为“积木而栖，位居其上”的典型干栏吊脚楼。整个建筑精巧别致、干燥通风，既宜于择水而居、住宅潮湿的壮民居住，又便于看管畜禽和防贼盗，古时还有利于抵御野兽的侵袭。普米族、怒族、独龙族村寨均分布在怒江州，普米族、怒族村寨建筑大多为木楞房和墙房，独龙族 住房为木楞茅草房，房屋建构时靠山打柱，房四周以由上而下排列起的椽子为墙，房顶上用茅草做瓦，房内用木板做楼板。
拉祜族、佤族村寨在临沧境内。佤族民居建筑群，保存较完好，保持着原始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全由茅草铺盖，建筑风格统一，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佤族原始村落。位于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的翁丁佤族，地处滇西南中缅边境走廊，始建于清代，沿袭了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古老的民居建筑。整个村落由“干栏式”乡土建筑群及寨门、寨桩、粮仓房、神林、图腾柱、撒拉房、祭祀房、木鼓房、剽牛桩、牛头桩等组成，建筑风格统一，错落有致。材料均就地取材，结构多采用“人”字木架，屋顶多为歇山顶或四面坡，民居平面布局多为长方形，竹木结构，适宜当地气候。村寨中的围墙和道路均用石块垒彻、铺垫。
纳西族和傈傈族村寨建筑均为井干式。纳西族村寨在丽江境内，其建筑是传统的井干式木楞房。傈傈族村寨位于迪庆州境内，建筑均为井干式结构板房，以木楞为墙，木板为瓦，层层叠叠，一栋连一栋，充分体现了傈僳族依山、临水、就林的建村理念。位于维西傈傈族自治县叶枝镇的同乐村，已有200多年历史，全村127户，598人。同乐村建于一片北南向山坡上，建筑均为井干式结构板房，以木楞为墙，木板为瓦，层层叠叠，一栋连一栋。此外，各家还在远离村寨的田边和牧点建有2至3处庄房，山上建有“火房”。村民春秋收种季节下到河谷住“庄房”上山采集、打猎时住“火房”。村寨下方的山箐上建有10多座水磨房。同乐傈僳族乡土建筑群是云南傈僳族乡土建筑群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群。
文化线路 中东铁路的跨省调查
文／魏笑雨
文化线路是世界遗产保护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保护内容之一。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文物普查工作者对原中东铁路沿线的历史遗存进行了普查，仅在黑龙江一省就核定中东铁路时期的历史遗存862处，为进一步研究制定中东铁路沿线历史遗存的保护策略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
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从1897年动工至1903年全线通车，历时6年。这条铁路干线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全长1514.3公里；支线从哈尔滨向南经吉林、沈阳，至旅顺口车站线路终点止，全长974.9公里；中东铁路总长为2489.2公里，呈“丁”字形覆盖东北全境。而东北地区当代交通网络仍以此“丁”字形为框架布线。作为文化线路的价值，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历史遗存，远远超越各个孤立遗存点集合的价值。
从空间上，这条铁路绵延两千多公里，穿越了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建成之初全线共设104个车站和9个隧道。其中一等站1个(哈尔滨站，1959年老站台被拆除)，二等站9个(分别是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昂昂溪、横道河子、绥芬河、四道岭、辽阳和瓦房店站)，三等站8个(扎兰屯、安达、一面坡、穆棱、窑门(今德惠)、铁岭、大石桥和旅顺站)；此外，黑龙江省境内还保存时为四等站5个(海林站、磨刀石站、细鳞河站、香坊站、双城堡站)、五等站1个(苇河站)和会让站6个(九江泡站、合利站，平山站、尚志站，大观岭站和下城子站)。虽经百年风雨，这些站含中仍有一部分尚在使用中，它们极尽精美，有的已成为城市的坐标。
从时间上，中东铁路历尽沧桑：它经历了清末、民国、伪满、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个历史阶段，先后由沙俄统治、国际共管、两次中苏共管、日伪霸占、中苏合营等阶段，它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见证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与历史进程，串起了一部恢弘的东北地区近代发展史。客观上，中东铁路的发展奠定了沿线城市的格局、促進了沿线地区的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及宗教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大量中东铁路筑路工人及俄侨的涌入，带来了宗教文化、西方的建筑风格、音乐，绘画等艺术。
中东铁路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交通工程，又是规模宏大的文化遗产廊道，沿线的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包括交通设施(如铁道路轨、站台、行包房、水塔、机务段、机车库、桥涵等)，行政办公建筑(如中东铁路管理部门、司法部门、警察机构和各国领事馆等)、公共设施(如俱乐部、图书馆、浴室，旅馆等)、医疗卫生建筑(医院)、文化教育建筑(学校)、军事设施(碉堡、护路军兵营等)、金融商贸建筑(银行、洋行、商场等)、宗教建筑(东正教堂、天主堂、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等)、工业建筑和住宅建筑(长官住宅、一般职工住宅)等。这些幸存下来的早期建筑，荟萃了欧洲近代各个流派的建筑艺术，包括巴洛克、拜占庭、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等。此外，还有中西合壁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
沿线的一些城镇乡村更是依托中东铁路发展而立、而兴。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文字记载历史虽有900年之多，但是哈尔滨的真正发展起源于中东铁路。目前，哈尔滨市道里区、南岗区现存中东铁路时期历史建筑204处，单体建筑268栋，多为中东铁路管理、银行、商场、领事馆、医院、学校、宗教和住宅建筑，充分说明了哈尔滨当时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的重要地位和国际都市的繁华。
中东铁路从建成至今，虽逾百年，却历尽沧桑：从沙俄统治、国际共管、中苏共管、日伪霸占、中苏合营至人民铁路阶段，侵略与反抗，荣与辱，新与旧，在这里交织、共存，它的发展史是一部生动的中国东北边疆近代史的写实。
涉台文物 福建省的集中分布
文／福建省文物局
涉台文物是指反映大陆和台湾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体现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关系，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和重要史迹。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上看，福建省和台湾两岸之间“人同根、神同祖、文同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联系，保存数量众多的涉台文物古迹，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同根同源的关系。
在三普启动之前的2005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涉台文物调查、保护工作。并由省政府牵头成立了涉台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各地通过查阅志书、史书、族谱、回忆文章等资料，开展专题宣传报道，举办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等，收集到大量涉台文物的线索。在此基础上，采用现场踏勘、寻访知情人等野外调查方式进行拉网式普查。经过两年多的普查，福建全省登记涉台文物1076处。由于涉台文物有着不断发现的过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后，全省各地继续将涉台文物普查作为“三普”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做好复查、补 查和资料录入等工作，又新登记了400多处涉台文物。目前，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涉台文物1515处，占全国涉台文物登记总数的80％以上。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9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90处，基本摸清了全省涉台文物资源的情况。
闽台两岸历史渊源可概括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法缘相系”的“五缘”关系。以地理渊源为基本特征的“地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史前文化遗址、有地域源流的史迹等，反映海峡两岸因地理相近和历代移民而共同形成的地域文化，体现了两岸以祖籍地、乡籍乡名、信仰祖地为重要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如三明万寿岩、闽侯昙石山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石狮蚶江、马尾闽安等闽台问的对渡口岸等。以家族渊源为主要特征的“血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宗祠家庙、旧居祖宅、家族祖先墓葬等，是涉台文物中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直接反映了台湾人口的基本来源，证实了台湾人口和家族的祖籍关系和血缘渊源。如福州闽王祠、闽王墓，漳州陈政、陈元光墓，龙海连氏宗祠，南靖简氏大宗祠，漳州林氏宗祠等等。以文化渊源为主要特征的“文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反映台湾民风民俗、宗教和信仰、文化名人和历史文化事件、文教历史等相关史迹，是全面反映台湾社会历史文化的產生根源及渊源关系，反映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特别是与福建沿海地区文化相同、语言相同、习俗相同、信仰相同的实物例证。如鼓山涌泉寺、湄洲妈祖祖庙、东山关帝庙、古田临水宫、福州文庙、泉州文庙、漳州文庙等。以商贸渊源为基本特征的“商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商业家族史迹、商贸古迹和特定商品发源地等，反映了海峡两岸商贸往来渊源，体现大陆移民开发台湾、发展台湾经济的历史史实。如石狮六胜塔、石湖码头，龙海林氏义庄、厦门菽庄花园等。以反映台湾主权历史为主题的“法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涉台官员和将领的史迹、政府管理机构、古代军事工程和设施、战争战役遗址和纪念地、相关碑刻石刻等，是全面反映和证实台湾隶属于中国的历史实证。如闽安协台衙门，福建戍守台湾将士墓群，南安郑成功墓，晋江施琅故居、祠、墓，厦门澎湖阵亡将士祠碑等。
与普查工作同步，2006年以来，福建省开始大力推动涉台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确立以各级财政为主，两岸民间资金为辅的投入机制，已修复、开放一大批重要的涉台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保护，重点保护开发一批祖籍在福建的台湾民众的祖祠、祖居和传统环境保存较完好的涉台街区、村落。如福州三坊七巷、厦门鼓浪屿、泉州中山路、漳州古街、福建土楼等已成为台胞游览、谒祖的目的地。加强涉台文物的展示利用工作，建设、完善反映两岸关系的专题博物馆，如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妈祖文化博物馆、开漳圣王纪念馆、歌仔戏博物馆，等等。加强两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交流，共同举办“海峡两岸南系古建艺术学术研讨会”，“闽台宗亲交流暨姓氏族谱展”、妈祖文物、郑和与海洋文物、福建船政文物等专题展入台展出等活动，扩大了涉台文物在两岸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社会影响力，营造两岸民众和社会各阶层关心支持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的良好氛围。
20世纪遗产 贴近时代
江西20世纪遗产 反映时代变革
文／肖发标
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虽然20世纪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是由于其艺术多元、技术先进、人文共融，使它们的价值更贴近时代。
江西的20世纪遗产有其鲜明特色。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江西保存有极其丰厚的革命文物资源。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群。
江西省的九江市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保留了较多的近代工商业遗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又新发现了日本领事馆旧址、英亚细亚洋行旧址、江西裕民银行旧址、九江老电信局旧址、轮船招商局码头旧址以及大中路的50多间旧商店。
庐山自古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从近代开始，庐山便成为了洋人、富人、贵人、名人、文人、游人等休闲、避暑、度假的天堂。庐山名人别墅堪称“万国建筑博物馆”。为了解庐山别墅的幢数、面积、建筑年代、国籍、用途、现状等情况，庐山文物普查部门采用查阅房屋登记表与实地察看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山别墅进行了详细调查摸底，首次得出准确结果：庐山现存别墅总数为636幢，16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总建筑面积174653.57平方米。其中名人别墅有300余幢。
新中国成立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均有突出表现，留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
江西共大，全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是上世纪我国教育战线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于1958年创办，1980年改制(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历时22年，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纪录，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相当于初技毕业至大专毕业程度不等的建设人才，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江西还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学校，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坚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当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江西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过程中普查登记的共大旧址有20处、知青点有50多处之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农村也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江西省在井冈山贵溪村发现了大跃进时期的炼铁小高炉；在广昌县驿前镇下街7号赖巽家庙内发现了“大跃进”壁画，这一时期的彩绘壁画全国保存极少，在江西更是罕见；在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河唇坝刘氏宗祠发现的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及其壁画，为研究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此外，还发现并登记了大量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会场和标语。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办五七干校旧址在今天成为了解这一特定历史 产物的重要遗产。它位于进贤县民和镇凰岭村五里垦殖场及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红山村内，建于1968年冬至1979年2月，由总部、红壤分校及下属三个大队组成，房屋主要用红石料砌筑，多为单层平房，形制基本相同。许多建筑的石柱或墙体上用毛体或方正体雕刻毛主席诗词或毛主席语录摘要和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各种标语、口号。
另外，江西普查中还发现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生产车间旧址、首次击落U2飞机阵地纪念碑、毛主席用瓷(“7501”瓷)生产基地等，都是较为重要和独特的20世纪文化遗产。
20世纪遗产承载山西记忆
文／磨占雄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山西首次将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商业老字号、典型风格建筑、教育、卫生、文化景观等20世纪文化遗产纳入普查视野，使文物领域“厚古薄今”的传统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文物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深化与拓展，文化遗产内容更加丰富。山西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6715处，涵盖了17个小类，其中新品类2255处，约占近现代类别总量的36％。
20世纪的山西，历经了实业兴晋、教育救国、八年抗战、经济建设、人民公社、特殊时代、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每个阶段都留有大量的史迹。
山西是现代化建设的模范省，存有丰富的20世纪遗产。阳泉简子沟煤矿生产线旧址，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阳泉城亦由此崛起。新绛大益成纺纱厂，是中国开办最早的纺织厂之一，更是山西近现代纺织工业的“鼻祖”；榆次晋华纺织厂，是近代山西规模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山西轻纺工业的代表和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这些都见证了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艰辛的发展史。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早期象征，意义重大。太钢渣山公园，是太钢人改造环境的典范之作，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入《保护及改善环境卓越成果全球500佳名录》，荣获“全球500佳”金质奖章。大同机车厂，曾是我国最大的蒸汽机车制造厂和铁路干线电力机车的主要生产基地，厂内保存的“跃进型”蒸汽机车和“和谐号”电力机车等不同时期的各型机车，是新中国铁路运输机车的活化石。宁武县兵工厂旧址，属于国家“三线”建设项目之一，至今保存较完整，该厂对山西国防工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甚至交通体系建设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当时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可大寨人硬是凭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勇气和胆魄，挥动农业典型的大旗。这里的梯田、渡槽、民居等史迹和建筑物，作为一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构成了当代中国典型的农业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山西近代教育的兴起，丰富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内涵。现存不同时代、风格各异的学校旧址，是山西近代教育史的重要见证。洪洞县普润中学旧址，由内地基督教会创建，该校是洪洞新式教育的发端，也是近代山西传播共产主义的主要活动地。清徐县西谷学堂旧址，由当地乡贤创办，房屋主体为中式结构，门窗则采用西方风格，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实例。五台县槐荫两级学校，为国民党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兴建，建筑恢宏大气，结构坚固，至今沿用。
同时，山西的商业遗产、医疗卫生、交通水利、特定时期典型风格建筑，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类型的20世纪文化遗产，独具地方特色，数量可观，不胜枚举。如汾西县安集祥当铺、洪洞县宁丰号商铺、太谷祥记货栈。芮城县大禹渡电灌站，为黄河大型引水工程，如今还在造福一方。锡崖沟挂壁公路，是锡崖沟村民在王莽岭绝壁上开凿公路，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通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开凿了一条著名的“挂壁公路”，留下了由农民创造的中国交通筑路史上的奇迹。山西大学堂毛主席塑像、临猗县城西人民舞台、左云县玉奎堡的“忠”字照壁、大同南郊区“忠”字影壁、平定县南庄礼堂、霍州市西张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榆次杜家山知青点等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留下的印记。
这些文化遗产经历了20世纪山西的风雨，承载着20世纪山西的记忆，反映了山西百年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有些遗产虽然还很年轻，作为新的成员，他们在山西文化遗产资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陕西20世纪遗产 文物大省的另一面
文／赵静
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9058处。普查综合数据再一次印证了陕西丰富的历史遗存，同时321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255处其他类文物遗产，从另一方面展示了陕西20世纪的文明与发展，它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一道构建了陕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组成。
陕西地域分为三大自然区：北部陕北黄土高原(占全区面积的45％)、中部关中平原(占全区面积的19％)、南部秦巴山地(占全区面积的36％)。20世纪的遗产类型遍布陕西各个地区，并且类别多样。
陕西省20世纪遗产的遗存现状，与陕西工业发展历史紧紧相随，从最早的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到现在的众多品牌企业，一脉传承着近现代的文明，塑造着陕西的近现代文化脉络。而陕西省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变化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五”期间的工业建设布局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紧密相关。“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有25项。国家“三线建设”在陕西的投资规模在全国居第二位。因此，陕西的“三线建设”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些保留有时代特征和标志着历史过程阶段性转变符号的文化遗产在陕西随处可见。
陕西省重要的20世纪遗产，从时代上，主要包括了几个重要时期的遗存：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早期的工业遗存；1949年以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业设施和建筑。其次在地域分布方面，西安、铜川、宝鸡、汉中是遗存的密集区域，比例占了70％。
在20世纪遗产的丰富性和鲜明性方面，陕西在全国同类遗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百年老企业遗产，有红色延安时期的工业遗产，有国防企业遗产，有行业重点投资建设的遗产，还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科学技术发展建设形成的科技遗产；形形色色，特色鲜明。尤其是工业遗产的附属设施，目前仍留有一些20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制造的进口设备，不仅设备质量好，部分还在使用中，这种同类的设备在全国已不多见，极为珍贵。
某些遗存在国内具有唯一性，遗产价值极高。以国家授时中心旧址和中国大地原点为代表的近现代科技遗产，在中国20世纪遗产中具有唯一性，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陕西文革时期的遗留下来的一些知青点和文革标语，从一个历史遗迹的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印迹。在陕西有400余处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点，80％集中在陕北；而大量的文革标语主要保存在偏远的的山村和一些废弃厂矿内。
另外1950年代的城市建设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和有一定时期代表性的建筑遗存，这些城市建筑主要分布于西安市，如西安电影制片厂建筑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筑群等，其建筑的鲜明风格生动地再现了它产生的年代。
以上概括不难看出，陕西省的近现代文化遗产分布广，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类别多样，典型性突出，价值高；在20世纪的中国文明和文化遗产中占据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与重要地位。
工业遗产 湖北的专项调查
文／陈飞
工业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乡土建筑保护后，提出的又一重大遗产保护类别，一般指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遗存。加强其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对于传承人类先进文化、保持和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国家文物局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湖北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遗存数量丰富、门类众多。为摸清全省工业遗产家底，为下一步实施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省普查办将其作为一个专项，纳入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湖北近现代工业发展概况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历史上东控吴越，西通巴蜀，南邻百越，北连中原，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宜昌、沙市等口岸城市相继开埠，湖北逐步步入近代社会，近现代工业正式发展壮大，并逐步建立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湖北一跃而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湖北近现代工业发展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密切相联，根据其成长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11年。该阶段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督鄂为标志，掀起了湖北近代工业建设的第一次高潮，此期发展地主要为武汉，冶金、纺织、建材、军工、电力、轻工、化工等次第兴起，在全国创下了多个第一的纪录。如汉阳铁厂不仅是当时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联营企业，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湖北枪炮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近代专业兵工厂，所制造的“汉阳造”步枪，闻名全国，在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湖北织布官局无论是雇佣工人数还是年生产能力，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一时间，武汉“工厂林立，江汉振殷，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视听”，形成了“以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先导，重轻工业相结合，以国营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为主干，带动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模式”的早期现代化工业板块，拉动了武汉的近代崛起，使武汉由传统的内陆商镇转型为闻名海内外的开放的国际工商业大都会，赢得了“东方芝加哥”的世界美誉。
第二阶段，1912～1949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湖北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主要表现为私人工厂的增多，其中大都集中分布在武汉沿长江、汉水、京广铁路区域。此间虽受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变动和1931年大水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但荆楚实业家们不为环境所迫，顽强拼搏，直接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以纺织业而论，民国初年，自从李紫云创办汉口第一纱厂，徐荣廷、刘子敬等人又先后创办裕华、震寰两大纱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民国时期荆楚大地迎来了纺织业的“黄金时代”，纱厂数量、产量和工人数均位居全国前列，湖北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纺织中心。
第三阶段，1949～1979年。新中国成立后，湖北被列为重要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大批重点项目在湖北落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厂。此外，国家还在湖北新建或扩建了武汉锅炉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昌造船厂、大冶钢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和部分矿山工程，揭开了湖北现代工业建设与发展的新篇章。“三五”至“五五”期间，湖北投资规模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3位和第1位。其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200多个，约占建国以来湖北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总数的40％，为湖北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至此，湖北以“一、二、三工程”(一米七轧机、二汽、三三０工程)为龙头的工业基本格局初步形成。
湖北工业遗产调查专项调查实施情况
深厚的历史积淀，为湖北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產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工业外迁的步伐加快，与很多省份一样，湖北各地工业遗产不断被发现，如何评估这笔遗产并将其妥善保存、永续利用，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又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因此，为了全面掌握全省的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信息，省普查办在制定《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方案》时，将工业遗产与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等新文化遗产品类一并列入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在普查队员培训期间，将工业遗产知识作为重要授课内容。配合全面普查，为突出湖北工业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扩大普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省普查办经过研究在专项普查项目中专门设立了“洋务运动时期武汉的工业遗产”和“工业遗产(1949－1979)调查”两个专题，并以课题的形式分别委托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并具有工业遗产保护经验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承担，前者由武汉博物馆和江汉大学共同承担，后者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承担，以期通过普查研究，为准确判断工业遗产保护形势、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作为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这两个专项调查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普查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完成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省文物局分别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了实施工作合同，对项目进度控制、成果形式、质量要求等技术措施进行明确的约定。鉴于工业遗产是一个新的文化遗产品类，且调查工作涉及学科较多，加之湖北工业遗存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为确保项目的调查覆盖率和到位率、文物点信息采集质量和成果报告编制水平，工作过程中，省普查办多次与项目组，就田野调查工作思路、模式，普查登记表填写，工作报告的体例进行了沟通。同时，各项目承担单位也高度重视本次调查，不仅成立了技术力量雄厚的项目组，对项目实施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成果形式及主要内容，项目实施计划及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设定。而且将 其所承担的调查任务列入了年度科研计划，加強项目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适当的配套资金。
经过前期文献查阅等准备工作，2009年初，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产专项调查全面启动，3月27日，省普查办与武汉大学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工学院联合举行了“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启动仪式”。随后，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对调查工作进行了跟踪报告，《中外建筑》等学术刊物对调查工作初步成果进行了公布。
在省普查办的统一协调下，2009年底，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产专项调查田野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普查数据以县域为单位分门别类补充至全省普查基础数据库，2011年底，普查报告正式编制完成，实现了预期工作目标。
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重要发现
经两个项目组三年多的艰辛努力，湖北工业遗产分布特征、保存状况等家底信息基本摸清。湖北全省共现场调查、走访各类工业遗迹近1000处，登录符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认定标准的工业遗产共204处，其中，复查点15处，新发现189处，涵盖交通、采矿、钢铁、冶金、纺织、食品加工等20余个小类，以武汉长江大桥、华新水泥厂旧址、武昌第一纱旧址等最具著名。
武汉长江大桥建于1957年，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建成之后，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属于湖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已被列入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华新水泥厂，位于黄石市枫叶山，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三家水泥厂之一，原名大冶湖北水泥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旧址现存湿法水泥窑、四嘴装包机、高耙机、低耙机等生产设施及生产线、运输线、厂房和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从萌芽、发展，到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
武昌一纱厂旧址现仅存厂部办公楼。武昌第一纱厂原称商办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建成，是辛亥革命后武汉地区第一个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纺织工厂。该大楼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已被列入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在工业遗产领域，还存在重视不够、界定不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等普遍性问题，使不少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的实施，有利于从区域范围提高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识，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保护工业遗产的积极性。
浙江新发现的民居占总数的近50％
文／黄斌
浙江地形地貌复杂，开发历史悠久，族群和谐共处，地域文化明显。优越的孕生环境使得乡土建筑得以大量产生和较好保存，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与持久的活力。
浙江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高度重视对乡土建筑的调查。在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标准规范，调查登录古建筑和近代建筑的同时，专门制定、发布了《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历史街区、古镇村类登记表》及其《著录说明》，并在2007年8月示范调查了嵊州市华堂古村，制定范本后推行全省，要求对全省的乡土民居建筑(群)及历史街区进行专项调查与增项登记。通过普查，浙江省乡土民居建筑的分布特征与文化内涵等更为清晰。
浙江乡土建筑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全省61728处三普新发现对象中，仅古建筑大类中，即有民居建筑30643处，占三普新发现总数的49.6％。乡土民居建筑以杭州、金华、衢州等浙中、浙西地区分布最为集中，温州、丽水等浙南山区次之。在各县市区中，以龙游、兰溪、永嘉等地保存数量最多、质量最好，义乌、建德、淳安等地保存数量也在1000处以上。各地登记报送的229处历史街区古村镇在全省各市也均有分布，并以宁波、杭州、金华和丽水最为集中。
普查确认，浙江乡土民居建筑特色鲜明。以杭嘉湖宁绍浙北平原、杭金衢浙西地区、温台舟沿海走廊及温丽浙南山地为区划，地域特色差异显著。各地古村落中，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层层展开的特色反映明显。村落及民居的选址深受风水观念影响，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和谐共生。民居布局构造和装修装饰体现注重人伦教育、强调文风运势的营造，反映出传统文化观念在民居中的演绎和传承。宗祠、戏台在古村落中大量分布并紧密结合，建筑等级较高、构造装饰华丽。
普查发现，浙江乡土民居建筑的年代跨度约从明中晚期至1960年代末。宅第民居以清晚期特别是同治至宣统年间的最多，其次为清初至康乾时期，明代的数量较少。传统民居则以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之前为多。
普查以来，各地及时出台各种办法，乡土建筑得到有效保护。一是制定中长期保护利用规划，颁布各项管理办法，签订保护协议，加强保障落实。如丽水市、龙游县、遂昌县等近20个市县颁布实施了乡土建筑保护管理实施办法。二是积极探索与强化属地管理原则，积极吸引各方力量参与乡土建筑保护。三是及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挂牌保护乡土民居建筑。三普开始以来，全省新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7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32处，文保点2899处，其中乡土民居建筑占到近半比例。各地还将新发现文物实施挂牌保护，仅建德一地即将新发现的传统民居1314处均予以钉牌保护。四是修缮重点建筑、整治连片建筑。各地边查边保，加大乡土民居建筑维修保护的投入力度。如杭州市政府颁布了《杭州市农村历史建筑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乡土建筑保护资金使用进行了规范，仅2010年度即安排5000万补助资金。
山西民居新发现为复查的22倍
文／郑庆春 王普军
山西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山西的古民居建筑类型呈多样化发展、延续。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境内共登录民居11134处，约占三普收录总数的20％，其中464处为复查，10670处为新发现，新发现约为复查的22倍。时代从元代至民国，其中主要以明清民居为主。因地质及气候等特点，山西民居呈区域化特点分布，主要分为晋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晋西南等区域。
山西民居建筑文化遗存中，较为典型的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大院、渠家大院、丁村民居、李家大院、皇城相府、柳氏民居、阎锡山故居等。除了这些残存于繁华闹市、富丽奢华的高墙大院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古村落至今仍保存着古朴的风貌而少为人知，其中有晋城高平良户村，阳城皇城村、郭峪村、上庄村，沁水郭壁村、窦庄村、湘峪村；晋中孝义宋家庄，祁县乔家堡村，榆次车辋村，太谷北洗村，平遥段村，介休张壁古堡，灵石静升村，盂县大泉村；晋北大同县落阵营村吕家大院，代县阳明堡村；吕粱临县碛口古镇等。
山西因其特殊的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造就了民居类型的多样性，有地窨院、窑洞、鸽子楼、四合院大院等，这几乎涵盖了中国北方民居的所有类型。就单一的类型里又有着不同材质的区分，如窑洞，有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砖石混砌窑洞等。晋南、晋东南平川地带的民居多为“人”字型两面坡屋顶，而晋北的民居则多为一面坡的屋顶，这与当地的降雨量等因素不无关系。晋南多土窑洞，而吕梁地区则多石窑洞，晋东南地区多为砖窑洞，这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因各个地域历史阶段中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居的地域性特点也很明显，晋中地区因晋商的兴盛逐渐形成了以深宅大院为代表的家族式院落，而晋东南地区因泽商、潞商的发展则造就了许多古村落。地域之间不同的风俗习惯、人文环境、宗教信仰等也对民居建筑产生着影响，如晋城地区的民居中有鸽子楼；运城平陆、芮城有地窨院；吕粱临县的层叠式院落依山砖石混筑，下院的屋顶为上院的院落，层叠而建；这些特殊形制的民居建筑在其他区域极为少见。
山西民居享有盛誉不仅仅在于它的规模、形制、数量上，民居中精美的砖石雕刻也是其璀璨光华的重要原因。雕刻不仅装饰于门楼、影壁、墀头、脊领、花墙等显眼的部位，甚至连佛龛、烟囱、窗台、柱础、门枕石等细微之处也经常可见，这些砖石雕刻几乎到了意之所指物已具形的地步。砖石雕刻装饰大多用借代、隐喻、比拟、谐音等手法，以纯朴善良、耕读传家、吃苦耐劳为出发点，以祈福纳吉、伦理教化、驱邪禳灾为取向，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等为题材，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砖雕作为民居建筑的重要装饰艺术，不仅反应了户主的喜好追求，同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镌刻着文明传承的时代烙印。
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山西省民居建筑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新发现了许多保存较好的古街、古镇、乡土建筑，使得匿于闹市藏于山野的中华文明瑰宝重又凸现于世人眼前。民居建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最直接的实物见证，保护传统聚落和民居，维持其地域特色，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山西省已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这些正日渐被现代文明所吞噬的中华奇葩，到目前，部分地市已对普查发现的民居实施挂牌挂牌保护，并将重要的民居建筑申报不同等级的保护单位，力争做到发现一处保护一处。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众多地域特征浓厚的传统民居。山西民居类型多样，时代跨度大，地域性特征明显，研究山西民居，对于揭示社会人文、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我国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的规律与机制，总结传统聚落的营建经验，合理保护、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民族村寨 原汁原味
湖南发现并登录约600处少数民族建筑或建筑群
文／吴顺东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和舟共济、永续发展的乐园，具有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特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省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达到了641万余人，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多，全省14个市州及其所辖1 22个县区市均有少数民族的分布。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所有早、晚原住民体系内的少数民族都以“山居”为主，并且较为集中地分布于湘西北的武陵山区和雪峰山区，以及湘南的九嶷山腹地，亦即当前行政区划中的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邵阳、永州和郴州。在上述区域，以苗族、土家族、侗族及瑶族为主要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也特别地多姿多彩，引人瞩目。
村寨文化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湖南共计发现并登录了约600处少数民族建筑或建筑群。其中怀化市、湘西州、永州市高居前三，邵阳市、郴州市数量相近，张家界市、常德市并列第五，但相对于第四位差距甚大。这种登录数据差异，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主要少数民族地域分布的相对集中性：湘西州是湖南唯一的地市级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高达全境人口的75％；怀化市属于侗族的主要分布区，且有不少苗、瑶及土家族同胞散居其间；永州市不仅拥有全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而且瑶族分支众多，在所辖各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文化传承相当稳固且各具特色。邵阳一角曾是侗族、苗族及瑶族高度活跃的区域，历史上的绥宁府辖地甚广，涉及当今怀化市通道、邵阳市绥宁等多个县级行政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迄今取之不竭。
受制于生产与生活环境，因地制宜、量材为用的俗世智慧在湖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得到了充分发挥。无论土家族、苗族，还是瑶族、侗族，都有种被称为吊脚楼的传统建筑，在地无三尺平的断崖陡坡一样适于安家，在山重水复、交通闭塞的地方，轻巧的木楼冬暖夏凉，还可以随时拆装；为了体现各家特色，家家门脸儿少不了精雕细琢，而且从自然坡度延伸出错落有致的房屋布局，极具审美性。
尊重环境，珍惜资源，这是所有经历千百年人与自然的互动，其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仍得以保存至今的共同秘诀。吊脚楼、岩板屋、落地木楼及土坯或土砖墙体建筑物，无不遵循着取材用料足用即止、建筑用地而“不费地”的行为准则，从而达成山长青、水常绿、地有余产、人有余庆的良性循环。正是基于对自然力的敬畏及对人类欲望的警惕，以苗、侗、瑶族为代表的典型民族村寨中，普遍存在着崇祀土地、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祗的现象。侗族村寨中甚至不乏同一棵古树有三名三坛，花鸟虫鱼也受到高度拟人化关怀的做法。与此对应的还有公私财产的“两极化”，即淡化私有财产，强化公共资产。在这样的民族村寨中，私宅多外观质朴且内设简单，对于公共资产的建设和保护，则往往不遗余力。典型者如工艺美轮美奂的侗族鼓楼、风雨桥、花衣苗门楼及土家族摆手堂等等，它们无不是有关村寨族人们踊跃捐资出力的结果。
民族文化旷日持久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湖南境内少数民族“大杂居，小群居”的交错分布格局。而来自于汉文化的强大冲击力，尤其加速了有关区域少数民族文化的趋向性蜕变。以苗族同胞为主体的城步清溪村古建群，及以瑶族同胞为主体的江华宝镜村古建筑群，已处处可见汉族商业文化或客家建筑文化的影子，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大多数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类似的改变还仅限于局地或局部，如绥宁大园苗寨内兼顾了苗、汉建筑工艺的多栋砖木建筑。某些改变还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靖州林源花衣苗团寨融汇了汉、苗、侗族建筑工艺的美丽门楼，就应被视为借鉴与进步的重要象征!
云南调查登记民族村寨32处千余户
文／余剑明 马永飞 柏琳凡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52个。各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村寨分布于全省各地，地方和民族特色鲜明，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文化魅力而闻名，是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着各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蕴含着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凝聚着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了民族村寨32处，其中复查7处，新发现25处。分布于全省10个州(市)：大理、怒江、普洱，文山、临沧、红河、迪庆、昆明、丽江、曲靖。涉及13个民族：彝族、傣族、纳西族、傈傈族、拉祜族、佤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壮族、回族、布依族。这些民族村寨数量以彝族、傣族、白族，壮族村寨居多。在此次普查的民族村寨中100户以上村寨有12个，规模以彝族、傣族、壮族、傈僳族村寨为大。这些民族村寨建筑大都为杆栏式建筑，只有纳西族和傈僳族村寨建筑为井干式结构。
彝族村寨不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居于首位的。随居住地区气候差异其村寨建筑以传统的土木结构和土掌房为主(滇西南及滇中地区大多为传统的土木结构，而滇东南则以典型的土掌房为主)。不论是传统的土木结构还是土掌房，彝族村寨都依山势地貌而建，房屋重叠，错落有致，村貌独特。
傣族村寨大多分布在滇东南地区，傣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当地简称为竹楼。单体建筑为一楼一底多屋顶，穿斗式木制构架，大屋顶、低垂檐、不开窗、强通风，屋面盖缅瓦，设“廊”和“展台”，楼室宽敞、呈正方形，人居楼室。底室一般不筑墙设壁，四无遮拦，主要用于堆杂物、圈养家畜，仅在院外筑墙设栅，均獨立成院。
白族村寨集中分布在大理州境内，传统白族民居群主要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阁楼”为主，其中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为典型代表。壮族村寨集中分布在文山州境内，其村落建筑为“积木而栖，位居其上”的典型干栏吊脚楼。整个建筑精巧别致、干燥通风，既宜于择水而居、住宅潮湿的壮民居住，又便于看管畜禽和防贼盗，古时还有利于抵御野兽的侵袭。普米族、怒族、独龙族村寨均分布在怒江州，普米族、怒族村寨建筑大多为木楞房和墙房，独龙族 住房为木楞茅草房，房屋建构时靠山打柱，房四周以由上而下排列起的椽子为墙，房顶上用茅草做瓦，房内用木板做楼板。
拉祜族、佤族村寨在临沧境内。佤族民居建筑群，保存较完好，保持着原始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全由茅草铺盖，建筑风格统一，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佤族原始村落。位于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的翁丁佤族，地处滇西南中缅边境走廊，始建于清代，沿袭了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古老的民居建筑。整个村落由“干栏式”乡土建筑群及寨门、寨桩、粮仓房、神林、图腾柱、撒拉房、祭祀房、木鼓房、剽牛桩、牛头桩等组成，建筑风格统一，错落有致。材料均就地取材，结构多采用“人”字木架，屋顶多为歇山顶或四面坡，民居平面布局多为长方形，竹木结构，适宜当地气候。村寨中的围墙和道路均用石块垒彻、铺垫。
纳西族和傈傈族村寨建筑均为井干式。纳西族村寨在丽江境内，其建筑是传统的井干式木楞房。傈傈族村寨位于迪庆州境内，建筑均为井干式结构板房，以木楞为墙，木板为瓦，层层叠叠，一栋连一栋，充分体现了傈僳族依山、临水、就林的建村理念。位于维西傈傈族自治县叶枝镇的同乐村，已有200多年历史，全村127户，598人。同乐村建于一片北南向山坡上，建筑均为井干式结构板房，以木楞为墙，木板为瓦，层层叠叠，一栋连一栋。此外，各家还在远离村寨的田边和牧点建有2至3处庄房，山上建有“火房”。村民春秋收种季节下到河谷住“庄房”上山采集、打猎时住“火房”。村寨下方的山箐上建有10多座水磨房。同乐傈僳族乡土建筑群是云南傈僳族乡土建筑群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群。
文化线路 中东铁路的跨省调查
文／魏笑雨
文化线路是世界遗产保护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保护内容之一。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文物普查工作者对原中东铁路沿线的历史遗存进行了普查，仅在黑龙江一省就核定中东铁路时期的历史遗存862处，为进一步研究制定中东铁路沿线历史遗存的保护策略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
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从1897年动工至1903年全线通车，历时6年。这条铁路干线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全长1514.3公里；支线从哈尔滨向南经吉林、沈阳，至旅顺口车站线路终点止，全长974.9公里；中东铁路总长为2489.2公里，呈“丁”字形覆盖东北全境。而东北地区当代交通网络仍以此“丁”字形为框架布线。作为文化线路的价值，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历史遗存，远远超越各个孤立遗存点集合的价值。
从空间上，这条铁路绵延两千多公里，穿越了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建成之初全线共设104个车站和9个隧道。其中一等站1个(哈尔滨站，1959年老站台被拆除)，二等站9个(分别是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昂昂溪、横道河子、绥芬河、四道岭、辽阳和瓦房店站)，三等站8个(扎兰屯、安达、一面坡、穆棱、窑门(今德惠)、铁岭、大石桥和旅顺站)；此外，黑龙江省境内还保存时为四等站5个(海林站、磨刀石站、细鳞河站、香坊站、双城堡站)、五等站1个(苇河站)和会让站6个(九江泡站、合利站，平山站、尚志站，大观岭站和下城子站)。虽经百年风雨，这些站含中仍有一部分尚在使用中，它们极尽精美，有的已成为城市的坐标。
从时间上，中东铁路历尽沧桑：它经历了清末、民国、伪满、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个历史阶段，先后由沙俄统治、国际共管、两次中苏共管、日伪霸占、中苏合营等阶段，它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见证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与历史进程，串起了一部恢弘的东北地区近代发展史。客观上，中东铁路的发展奠定了沿线城市的格局、促進了沿线地区的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及宗教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大量中东铁路筑路工人及俄侨的涌入，带来了宗教文化、西方的建筑风格、音乐，绘画等艺术。
中东铁路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交通工程，又是规模宏大的文化遗产廊道，沿线的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包括交通设施(如铁道路轨、站台、行包房、水塔、机务段、机车库、桥涵等)，行政办公建筑(如中东铁路管理部门、司法部门、警察机构和各国领事馆等)、公共设施(如俱乐部、图书馆、浴室，旅馆等)、医疗卫生建筑(医院)、文化教育建筑(学校)、军事设施(碉堡、护路军兵营等)、金融商贸建筑(银行、洋行、商场等)、宗教建筑(东正教堂、天主堂、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等)、工业建筑和住宅建筑(长官住宅、一般职工住宅)等。这些幸存下来的早期建筑，荟萃了欧洲近代各个流派的建筑艺术，包括巴洛克、拜占庭、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等。此外，还有中西合壁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
沿线的一些城镇乡村更是依托中东铁路发展而立、而兴。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文字记载历史虽有900年之多，但是哈尔滨的真正发展起源于中东铁路。目前，哈尔滨市道里区、南岗区现存中东铁路时期历史建筑204处，单体建筑268栋，多为中东铁路管理、银行、商场、领事馆、医院、学校、宗教和住宅建筑，充分说明了哈尔滨当时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的重要地位和国际都市的繁华。
中东铁路从建成至今，虽逾百年，却历尽沧桑：从沙俄统治、国际共管、中苏共管、日伪霸占、中苏合营至人民铁路阶段，侵略与反抗，荣与辱，新与旧，在这里交织、共存，它的发展史是一部生动的中国东北边疆近代史的写实。
涉台文物 福建省的集中分布
文／福建省文物局
涉台文物是指反映大陆和台湾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体现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关系，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和重要史迹。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上看，福建省和台湾两岸之间“人同根、神同祖、文同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联系，保存数量众多的涉台文物古迹，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同根同源的关系。
在三普启动之前的2005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涉台文物调查、保护工作。并由省政府牵头成立了涉台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各地通过查阅志书、史书、族谱、回忆文章等资料，开展专题宣传报道，举办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等，收集到大量涉台文物的线索。在此基础上，采用现场踏勘、寻访知情人等野外调查方式进行拉网式普查。经过两年多的普查，福建全省登记涉台文物1076处。由于涉台文物有着不断发现的过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后，全省各地继续将涉台文物普查作为“三普”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做好复查、补 查和资料录入等工作，又新登记了400多处涉台文物。目前，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涉台文物1515处，占全国涉台文物登记总数的80％以上。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9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90处，基本摸清了全省涉台文物资源的情况。
闽台两岸历史渊源可概括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法缘相系”的“五缘”关系。以地理渊源为基本特征的“地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史前文化遗址、有地域源流的史迹等，反映海峡两岸因地理相近和历代移民而共同形成的地域文化，体现了两岸以祖籍地、乡籍乡名、信仰祖地为重要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如三明万寿岩、闽侯昙石山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石狮蚶江、马尾闽安等闽台问的对渡口岸等。以家族渊源为主要特征的“血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宗祠家庙、旧居祖宅、家族祖先墓葬等，是涉台文物中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直接反映了台湾人口的基本来源，证实了台湾人口和家族的祖籍关系和血缘渊源。如福州闽王祠、闽王墓，漳州陈政、陈元光墓，龙海连氏宗祠，南靖简氏大宗祠，漳州林氏宗祠等等。以文化渊源为主要特征的“文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反映台湾民风民俗、宗教和信仰、文化名人和历史文化事件、文教历史等相关史迹，是全面反映台湾社会历史文化的產生根源及渊源关系，反映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特别是与福建沿海地区文化相同、语言相同、习俗相同、信仰相同的实物例证。如鼓山涌泉寺、湄洲妈祖祖庙、东山关帝庙、古田临水宫、福州文庙、泉州文庙、漳州文庙等。以商贸渊源为基本特征的“商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商业家族史迹、商贸古迹和特定商品发源地等，反映了海峡两岸商贸往来渊源，体现大陆移民开发台湾、发展台湾经济的历史史实。如石狮六胜塔、石湖码头，龙海林氏义庄、厦门菽庄花园等。以反映台湾主权历史为主题的“法缘”涉台文物主要包括涉台官员和将领的史迹、政府管理机构、古代军事工程和设施、战争战役遗址和纪念地、相关碑刻石刻等，是全面反映和证实台湾隶属于中国的历史实证。如闽安协台衙门，福建戍守台湾将士墓群，南安郑成功墓，晋江施琅故居、祠、墓，厦门澎湖阵亡将士祠碑等。
与普查工作同步，2006年以来，福建省开始大力推动涉台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确立以各级财政为主，两岸民间资金为辅的投入机制，已修复、开放一大批重要的涉台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保护，重点保护开发一批祖籍在福建的台湾民众的祖祠、祖居和传统环境保存较完好的涉台街区、村落。如福州三坊七巷、厦门鼓浪屿、泉州中山路、漳州古街、福建土楼等已成为台胞游览、谒祖的目的地。加强涉台文物的展示利用工作，建设、完善反映两岸关系的专题博物馆，如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妈祖文化博物馆、开漳圣王纪念馆、歌仔戏博物馆，等等。加强两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交流，共同举办“海峡两岸南系古建艺术学术研讨会”，“闽台宗亲交流暨姓氏族谱展”、妈祖文物、郑和与海洋文物、福建船政文物等专题展入台展出等活动，扩大了涉台文物在两岸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社会影响力，营造两岸民众和社会各阶层关心支持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的良好氛围。
20世纪遗产 贴近时代
江西20世纪遗产 反映时代变革
文／肖发标
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虽然20世纪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是由于其艺术多元、技术先进、人文共融，使它们的价值更贴近时代。
江西的20世纪遗产有其鲜明特色。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江西保存有极其丰厚的革命文物资源。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群。
江西省的九江市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保留了较多的近代工商业遗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又新发现了日本领事馆旧址、英亚细亚洋行旧址、江西裕民银行旧址、九江老电信局旧址、轮船招商局码头旧址以及大中路的50多间旧商店。
庐山自古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从近代开始，庐山便成为了洋人、富人、贵人、名人、文人、游人等休闲、避暑、度假的天堂。庐山名人别墅堪称“万国建筑博物馆”。为了解庐山别墅的幢数、面积、建筑年代、国籍、用途、现状等情况，庐山文物普查部门采用查阅房屋登记表与实地察看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山别墅进行了详细调查摸底，首次得出准确结果：庐山现存别墅总数为636幢，16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总建筑面积174653.57平方米。其中名人别墅有300余幢。
新中国成立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均有突出表现，留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
江西共大，全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是上世纪我国教育战线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于1958年创办，1980年改制(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历时22年，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纪录，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相当于初技毕业至大专毕业程度不等的建设人才，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江西还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学校，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坚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当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江西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过程中普查登记的共大旧址有20处、知青点有50多处之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农村也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江西省在井冈山贵溪村发现了大跃进时期的炼铁小高炉；在广昌县驿前镇下街7号赖巽家庙内发现了“大跃进”壁画，这一时期的彩绘壁画全国保存极少，在江西更是罕见；在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河唇坝刘氏宗祠发现的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及其壁画，为研究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此外，还发现并登记了大量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会场和标语。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办五七干校旧址在今天成为了解这一特定历史 产物的重要遗产。它位于进贤县民和镇凰岭村五里垦殖场及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红山村内，建于1968年冬至1979年2月，由总部、红壤分校及下属三个大队组成，房屋主要用红石料砌筑，多为单层平房，形制基本相同。许多建筑的石柱或墙体上用毛体或方正体雕刻毛主席诗词或毛主席语录摘要和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各种标语、口号。
另外，江西普查中还发现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生产车间旧址、首次击落U2飞机阵地纪念碑、毛主席用瓷(“7501”瓷)生产基地等，都是较为重要和独特的20世纪文化遗产。
20世纪遗产承载山西记忆
文／磨占雄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山西首次将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商业老字号、典型风格建筑、教育、卫生、文化景观等20世纪文化遗产纳入普查视野，使文物领域“厚古薄今”的传统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文物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深化与拓展，文化遗产内容更加丰富。山西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6715处，涵盖了17个小类，其中新品类2255处，约占近现代类别总量的36％。
20世纪的山西，历经了实业兴晋、教育救国、八年抗战、经济建设、人民公社、特殊时代、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每个阶段都留有大量的史迹。
山西是现代化建设的模范省，存有丰富的20世纪遗产。阳泉简子沟煤矿生产线旧址，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阳泉城亦由此崛起。新绛大益成纺纱厂，是中国开办最早的纺织厂之一，更是山西近现代纺织工业的“鼻祖”；榆次晋华纺织厂，是近代山西规模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山西轻纺工业的代表和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这些都见证了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艰辛的发展史。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早期象征，意义重大。太钢渣山公园，是太钢人改造环境的典范之作，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入《保护及改善环境卓越成果全球500佳名录》，荣获“全球500佳”金质奖章。大同机车厂，曾是我国最大的蒸汽机车制造厂和铁路干线电力机车的主要生产基地，厂内保存的“跃进型”蒸汽机车和“和谐号”电力机车等不同时期的各型机车，是新中国铁路运输机车的活化石。宁武县兵工厂旧址，属于国家“三线”建设项目之一，至今保存较完整，该厂对山西国防工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甚至交通体系建设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当时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可大寨人硬是凭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勇气和胆魄，挥动农业典型的大旗。这里的梯田、渡槽、民居等史迹和建筑物，作为一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构成了当代中国典型的农业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山西近代教育的兴起，丰富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内涵。现存不同时代、风格各异的学校旧址，是山西近代教育史的重要见证。洪洞县普润中学旧址，由内地基督教会创建，该校是洪洞新式教育的发端，也是近代山西传播共产主义的主要活动地。清徐县西谷学堂旧址，由当地乡贤创办，房屋主体为中式结构，门窗则采用西方风格，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实例。五台县槐荫两级学校，为国民党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兴建，建筑恢宏大气，结构坚固，至今沿用。
同时，山西的商业遗产、医疗卫生、交通水利、特定时期典型风格建筑，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类型的20世纪文化遗产，独具地方特色，数量可观，不胜枚举。如汾西县安集祥当铺、洪洞县宁丰号商铺、太谷祥记货栈。芮城县大禹渡电灌站，为黄河大型引水工程，如今还在造福一方。锡崖沟挂壁公路，是锡崖沟村民在王莽岭绝壁上开凿公路，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通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开凿了一条著名的“挂壁公路”，留下了由农民创造的中国交通筑路史上的奇迹。山西大学堂毛主席塑像、临猗县城西人民舞台、左云县玉奎堡的“忠”字照壁、大同南郊区“忠”字影壁、平定县南庄礼堂、霍州市西张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榆次杜家山知青点等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留下的印记。
这些文化遗产经历了20世纪山西的风雨，承载着20世纪山西的记忆，反映了山西百年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有些遗产虽然还很年轻，作为新的成员，他们在山西文化遗产资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陕西20世纪遗产 文物大省的另一面
文／赵静
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9058处。普查综合数据再一次印证了陕西丰富的历史遗存，同时321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255处其他类文物遗产，从另一方面展示了陕西20世纪的文明与发展，它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一道构建了陕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组成。
陕西地域分为三大自然区：北部陕北黄土高原(占全区面积的45％)、中部关中平原(占全区面积的19％)、南部秦巴山地(占全区面积的36％)。20世纪的遗产类型遍布陕西各个地区，并且类别多样。
陕西省20世纪遗产的遗存现状，与陕西工业发展历史紧紧相随，从最早的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到现在的众多品牌企业，一脉传承着近现代的文明，塑造着陕西的近现代文化脉络。而陕西省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变化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五”期间的工业建设布局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紧密相关。“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有25项。国家“三线建设”在陕西的投资规模在全国居第二位。因此，陕西的“三线建设”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些保留有时代特征和标志着历史过程阶段性转变符号的文化遗产在陕西随处可见。
陕西省重要的20世纪遗产，从时代上，主要包括了几个重要时期的遗存：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早期的工业遗存；1949年以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业设施和建筑。其次在地域分布方面，西安、铜川、宝鸡、汉中是遗存的密集区域，比例占了70％。
在20世纪遗产的丰富性和鲜明性方面，陕西在全国同类遗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百年老企业遗产，有红色延安时期的工业遗产，有国防企业遗产，有行业重点投资建设的遗产，还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科学技术发展建设形成的科技遗产；形形色色，特色鲜明。尤其是工业遗产的附属设施，目前仍留有一些20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制造的进口设备，不仅设备质量好，部分还在使用中，这种同类的设备在全国已不多见，极为珍贵。
某些遗存在国内具有唯一性，遗产价值极高。以国家授时中心旧址和中国大地原点为代表的近现代科技遗产，在中国20世纪遗产中具有唯一性，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陕西文革时期的遗留下来的一些知青点和文革标语，从一个历史遗迹的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印迹。在陕西有400余处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点，80％集中在陕北；而大量的文革标语主要保存在偏远的的山村和一些废弃厂矿内。
另外1950年代的城市建设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和有一定时期代表性的建筑遗存，这些城市建筑主要分布于西安市，如西安电影制片厂建筑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筑群等，其建筑的鲜明风格生动地再现了它产生的年代。
以上概括不难看出，陕西省的近现代文化遗产分布广，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类别多样，典型性突出，价值高；在20世纪的中国文明和文化遗产中占据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与重要地位。
工业遗产 湖北的专项调查
文／陈飞
工业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乡土建筑保护后，提出的又一重大遗产保护类别，一般指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遗存。加强其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对于传承人类先进文化、保持和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国家文物局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湖北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遗存数量丰富、门类众多。为摸清全省工业遗产家底，为下一步实施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省普查办将其作为一个专项，纳入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湖北近现代工业发展概况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历史上东控吴越，西通巴蜀，南邻百越，北连中原，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宜昌、沙市等口岸城市相继开埠，湖北逐步步入近代社会，近现代工业正式发展壮大，并逐步建立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湖北一跃而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湖北近现代工业发展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密切相联，根据其成长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11年。该阶段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督鄂为标志，掀起了湖北近代工业建设的第一次高潮，此期发展地主要为武汉，冶金、纺织、建材、军工、电力、轻工、化工等次第兴起，在全国创下了多个第一的纪录。如汉阳铁厂不仅是当时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联营企业，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湖北枪炮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近代专业兵工厂，所制造的“汉阳造”步枪，闻名全国，在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湖北织布官局无论是雇佣工人数还是年生产能力，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一时间，武汉“工厂林立，江汉振殷，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视听”，形成了“以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先导，重轻工业相结合，以国营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为主干，带动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模式”的早期现代化工业板块，拉动了武汉的近代崛起，使武汉由传统的内陆商镇转型为闻名海内外的开放的国际工商业大都会，赢得了“东方芝加哥”的世界美誉。
第二阶段，1912～1949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湖北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主要表现为私人工厂的增多，其中大都集中分布在武汉沿长江、汉水、京广铁路区域。此间虽受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变动和1931年大水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但荆楚实业家们不为环境所迫，顽强拼搏，直接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以纺织业而论，民国初年，自从李紫云创办汉口第一纱厂，徐荣廷、刘子敬等人又先后创办裕华、震寰两大纱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民国时期荆楚大地迎来了纺织业的“黄金时代”，纱厂数量、产量和工人数均位居全国前列，湖北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纺织中心。
第三阶段，1949～1979年。新中国成立后，湖北被列为重要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大批重点项目在湖北落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厂。此外，国家还在湖北新建或扩建了武汉锅炉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昌造船厂、大冶钢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和部分矿山工程，揭开了湖北现代工业建设与发展的新篇章。“三五”至“五五”期间，湖北投资规模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3位和第1位。其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200多个，约占建国以来湖北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总数的40％，为湖北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至此，湖北以“一、二、三工程”(一米七轧机、二汽、三三０工程)为龙头的工业基本格局初步形成。
湖北工业遗产调查专项调查实施情况
深厚的历史积淀，为湖北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產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工业外迁的步伐加快，与很多省份一样，湖北各地工业遗产不断被发现，如何评估这笔遗产并将其妥善保存、永续利用，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又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因此，为了全面掌握全省的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信息，省普查办在制定《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方案》时，将工业遗产与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等新文化遗产品类一并列入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在普查队员培训期间，将工业遗产知识作为重要授课内容。配合全面普查，为突出湖北工业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扩大普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省普查办经过研究在专项普查项目中专门设立了“洋务运动时期武汉的工业遗产”和“工业遗产(1949－1979)调查”两个专题，并以课题的形式分别委托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并具有工业遗产保护经验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承担，前者由武汉博物馆和江汉大学共同承担，后者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承担，以期通过普查研究，为准确判断工业遗产保护形势、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作为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这两个专项调查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普查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完成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省文物局分别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了实施工作合同，对项目进度控制、成果形式、质量要求等技术措施进行明确的约定。鉴于工业遗产是一个新的文化遗产品类，且调查工作涉及学科较多，加之湖北工业遗存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为确保项目的调查覆盖率和到位率、文物点信息采集质量和成果报告编制水平，工作过程中，省普查办多次与项目组，就田野调查工作思路、模式，普查登记表填写，工作报告的体例进行了沟通。同时，各项目承担单位也高度重视本次调查，不仅成立了技术力量雄厚的项目组，对项目实施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成果形式及主要内容，项目实施计划及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设定。而且将 其所承担的调查任务列入了年度科研计划，加強项目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适当的配套资金。
经过前期文献查阅等准备工作，2009年初，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产专项调查全面启动，3月27日，省普查办与武汉大学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工学院联合举行了“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启动仪式”。随后，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对调查工作进行了跟踪报告，《中外建筑》等学术刊物对调查工作初步成果进行了公布。
在省普查办的统一协调下，2009年底，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产专项调查田野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普查数据以县域为单位分门别类补充至全省普查基础数据库，2011年底，普查报告正式编制完成，实现了预期工作目标。
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重要发现
经两个项目组三年多的艰辛努力，湖北工业遗产分布特征、保存状况等家底信息基本摸清。湖北全省共现场调查、走访各类工业遗迹近1000处，登录符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认定标准的工业遗产共204处，其中，复查点15处，新发现189处，涵盖交通、采矿、钢铁、冶金、纺织、食品加工等20余个小类，以武汉长江大桥、华新水泥厂旧址、武昌第一纱旧址等最具著名。
武汉长江大桥建于1957年，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建成之后，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属于湖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已被列入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华新水泥厂，位于黄石市枫叶山，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三家水泥厂之一，原名大冶湖北水泥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旧址现存湿法水泥窑、四嘴装包机、高耙机、低耙机等生产设施及生产线、运输线、厂房和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从萌芽、发展，到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
武昌一纱厂旧址现仅存厂部办公楼。武昌第一纱厂原称商办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建成，是辛亥革命后武汉地区第一个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纺织工厂。该大楼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已被列入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在工业遗产领域，还存在重视不够、界定不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等普遍性问题，使不少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湖北省工业遗产专项调查的实施，有利于从区域范围提高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识，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保护工业遗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