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如幻灯，远望时光华灿烂，使人沉醉，使人迷恋。一旦着迷，便觉味同嚼蜡。”在“五四”后第一批女作家中，能写出这样冷峭的句子的，唯有庐隐。无怪乎学者肖淑芬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茅盾则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
　　但，命运对于庐隐，却过分残酷，她始终挣不脱尘网的羁绊。庐隐留下的文字，几乎篇篇都是哀鸣。
　　作为女性争取自我解放之路上的里程碑，庐隐会被永远铭记。

　　“亚洲侠少”
　　据庐隐自己说，她出生时外祖母去世，因而被母亲视为灾星，交奶妈抚养，2岁时全身疥疮，3岁时还不会走路和说话。奶妈将其带到乡下养大，后庐隐父亲任湖南零陵知县时，她才回到父母身边。可在赴任途中，因哭闹不已，被父亲抛入河中，幸被随从救起。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全家投奔在北京的舅父家。庐隐受姨母《女四书》启蒙，但姨母常体罚庐隐。她后来写道：“我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假使死了，也许比这活着快乐些吧。”
　　对于童年，庐隐说那是个“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历程。
　　13岁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不久辞职。恰逢好友舒畹荪在安庆当安徽实验小学校长，招庐隐去当体操教师。据当时也在该校代课的苏雪林说，庐隐“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1919年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庐隐、苏雪林均返校深造，因错过录取考试，只能先做旁听生，后经考试转为正式生。
　　苏雪林发现，大学时代的庐隐仿佛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庐隐成绩常列优等，热心社会活动，“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庐隐自称“亚洲侠少”，还与同学王世瑛（后成为张君劢的夫人）、陈定秀、程俊英（后成为著名学者）组成“四公子”，终日形影不离，并自制一套“制服”，上着浅灰布罩衫，下为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
　　庐隐自诩为“四公子”中的孟尝君，而庐隐为自己设计的“三窟”是：教师、作家、主妇。
　　庐隐在后来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将“四公子”都写了进去。
　　“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
　　上中学时，庐隐爱上了表亲林鸿俊，为此写了短篇小说《隐娘小传》，约七八千字，可惜这篇小说后来被庐隐销毁。
　　林鸿俊家境萧条，已近20岁，无钱上学，只能闲逛，被称为“野孩子”。庐隐母亲对二人交往极为反感，庐隐便写信给母亲，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无可奈何，流泪提出条件，要林鸿俊大学毕业后再结婚，林鸿俊当年果然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庐隐母亲为二人办了订婚仪式，仪式上一位亲戚捐出2000元，供林完成学业。
　　“五四”运动后，各大学纷纷成立“同乡会”，庐隐参与福州同乡会《闽潮》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人是北大哲学系学生郭弼藩（字梦良）。郭当时常在《京报》《晨报副刊》等媒体上发稿，其才华令庐隐倾倒。
　　而林鸿俊此时已大学毕业，在山东糖厂任工程师，来信说工资约150元，相当优厚，山东物价便宜，适合居家。而庐隐却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随着庐隐与郭弼藩感情升温，引起舆论大哗，因郭家中有包办的妻子，为不忤逆父意，郭又不愿离婚。

　　庐隐一度想退缩，与郭“精神恋爱”。1922年，庐隐大学毕业，去安徽一所中学教书。第二年夏天，庐隐下定决心，与郭在上海结婚。她的老师李大钊听说后，叹道：“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但，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在小说《前尘》中，女主角结婚3天后便以泪洗面，只因“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令庐隐痛苦的是，她的母亲一怒回了福州老家，不久病危，庐隐连最后一面也未赶上。此时她才知道，当年亲戚捐给林鸿俊的2千元，其实出自母亲的积蓄。庐隐退婚，母亲备受亲戚奚落，只好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
　　这一年，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正式发表，轰动文坛。
　　在给程俊英的信中，庐隐说：“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不久，庐隐生下一女，本来就已十分困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25年10月，郭弼藩患伤寒，医生嘱咐只能吃流食，但郭想吃蛋糕。庐隐觉得蛋糕软，易消化，没想到引发肠部发炎，不久逝去，年仅27岁。
　　郭弼藩去世后，庐隐一度寄身于郭家篱下，但遭郭家冷嘲热讽，只好回到北京，边教书边写作，与石评梅往来密切。每周日二人必去陶然亭，在高君宇等人墓前徘徊，叫两斤绍兴酒、两盘盐水煮花生，饮毕嚎啕大哭。
　　1928年，石评梅病逝。
　　庐隐一度与瞿冰森交往，瞿比庐隐小，还在上大学。在《归雁》中，庐隐写道：“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庐隐最终拒绝了瞿，瞿竟找了个漂亮的小女友去见庐隐，以激怒她。 　　1929年，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李唯建开始追求庐隐，他比庐隐小8岁。1931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庐隐又生一女。
　　不少人称，这段婚姻是庐隐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程俊英拜访二人时，谈及婚姻状况，庐隐眼睛红了，说：“还是一句老话，我们所理想的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程俊英对李唯建评价不高，二人初次见面，李便一脸轻薄，让庐隐极为尴尬。据庐隐邻居舒新成说，庐隐好麻将，彻夜不休，“唯建趁机溜出去，有人在四马路（旧时上海以妓院多而闻名的一条街）碰见他”，并说“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
　　后舒新成将李唯建招入中华书局工作，庐隐的经济压力缓解不少。
　　1934年，庐隐死于难产。她为了省钱，没去医院，而是花4元钱请人到家接生，酿成事故。临死前庐隐对李唯建说，不必再告医生了，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一代才女，只活了36岁零9天。
　　生活让她头破血流她以凄厉回报生活
　　苏雪林曾评价庐隐：“生在二十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憧憬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庐隐也曾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
　　庐隐向往爱情，愿为此牺牲一切，可付出之后却发现，爱只是一个传说，激情退去，依然是冰冷的现实生活。庐隐的悲剧在于，她太敏感，不肯苟且与麻木，所以每当理想破灭，她心中的苦痛感倍于常人。
　　庐隐幼年时未能体会到母爱，这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渴望自毁”的阴影：一方面，她对美好情感期待过度；另一方面，对可能的挫折准备不足。
　　但，也正是因为至情至性、九死不悔，庐隐才写出了超越其时代的作品。“五四”时期女性作家有社会意识，却缺乏女性意识，满足于在作品中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只有庐隐，写出了从理想到幻灭的痛感，生活让她头破血流，她也以凄厉回报了生活。那些痛彻心肺的文字，已成白话文学中永恒的经典。
　　庐隐一生贫寒，早期写作有逞才的坏习惯，一挥而就，绝不再改，故作品偏松散，有卖弄之嫌。但后期洗尽铅华，叙事渐入佳境，可惜上帝却收走了她的笔。
　　“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在一个悲哀的时代中，有多少人能活出自己的颜色呢？而庐隐却能如此与众不同。
　　庐隐代表作《海滨故人》
　　在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初，庐隐是与冰心、石评梅齐名的文坛才女。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其代表作《海滨故人》清晰地勾勒出一批“五四”知识青年从追求到幻灭的心灵历程。作品的主人公露莎和她的同窗好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这群在女高师范读书的青年本来“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她们天真活泼，假期住在海边，“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越高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她们产生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她们以“探索人生”为己任，但“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她们并不清楚。她们抱着美妙的幻想走向生活，希望做一个“社会的人”，可是年轻的心灵同旧的习俗观念又难以割断。于是，当她们接触爱恋，踏入社会时，便“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庐隐一生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前途，觉得人生“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海滨故人》记录了她悲哀的生涯，同时也突出再现了她自身内在的情绪，透露出她那悲戚哀怨的情绪和对美之毁灭的无限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