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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1日“一二·一”运动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层、云南地方军政界、联大当局，还有共产党高层、南方局、云南工委，甚至美、英等国际势力都卷入其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告慰死者、抚恤伤者、安抚生者，恢复联大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一系列善后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梅贻琦作为联大三常委之一，善后问题理所当然地落在他头上。他是如何开展善后工作的呢？在《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