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到春天的故事，我耳边就会响起一首同名之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首歌讲述的是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推动我国深入改革的故事。
这首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也有几个“春天的故事”。1957年春天，我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茅坂公社贺社大队一个木匠家庭里。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父亲吓坏了，我上高小时他就想让我跟他学做木匠，因为有艺不穷嘛。然而，我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并爱上了写作，心里只想握笔杆而不想拿斧头。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就在班上办黑板报和“学习园地”。当时没有电视，报刊也不多，但广播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我在读书的同时也听广播，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都认真收听，并喜欢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口播新闻，最后还把身边看到的一些事写成了广播稿，寄到江山县人民广播站，成了县广播站的小通讯员，最早播出的一篇稿题目是《老妈妈宣传队下乡来演戏》。
到上初中、高中时，我已经在县广播站播发了许多稿件。特别是读高二时，我还创作了一个相声《有线广播好》，由我本人和另一位同学在学校文艺晚会上和全区巡演，最后还录了音在县广播站播放。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再教育。我所在那个生产大队（现称为村）是全公社（现称作乡）比较落后的地方，以前没出过什么有名的人或者读书成绩很好的人才，所以就没有向公社报过“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都让给别的大队人去了。这一次由于我在校的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年少就能在县广播站播出稿件，算是个人才或者是个“小名人”了；再加上回到大队后劳动表现也不错，于是大队干部便提前与公社党委书记说好，决定在我劳动两年后就推荐我去上大学，为大队实现“零的突破”。
不料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国重新恢复高考，大专院校不再接受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这意味着我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了，必须去参加考试。偏偏在这时候，我的右手食指长了个疮，又肿又痛，打针吃药都没有效果。眼看考试的日期临近，我请公社卫生所医生给我开刀，给我看病的吴医师说：“你的手指还没化脓，是不能开刀的。”我有点急了，找到茅坂建三大队同学当赤脚医生的哥哥硬给开了一刀，开进去发现只有血水没有脓，结果一直治了好几个月才好，高考期早已过了。
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这年底江山化肥厂开始招工，推荐标准与上大学一样，也是全公社20个大队6个名额，其中两个是下放知青、两个回乡青年、两个复退军人。公社和大队干部便信守承诺又把我推荐到厂里当农民合同工。进厂后，我先被分配在生产岗位当操作工，后来又调到厂长办公室和宣传科写材料、报道。经过我的努力，先后在《江山报》《衢州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中国化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许多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写出了《江山化肥厂煤电耗指标夺全国先进水平》《江山化肥厂获化工部红旗单位》《请瞧咱厂的合同工》《“门官”袁连根》《一朵美丽的红杜鹃》等系列新闻稿，不仅30多次荣获全国和地方报刊一二三等奖，而且由我执笔的报告文学《静静的子夜》，还得到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的评点，陈老评价说“此文写得很好、很感人”。因此，我曾被《工人日报》《中国化工报》等报刊社邀请到北京、黄山、桂林等地参加新闻研讨会和文学笔会。这时，我心中便做起了“记者梦”和“作家梦”。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跳农门”，称得上是“天下第一难事”。除非考上高等院校，或者参军提拔到连级以上干部，还有就是顶父母的职，其他无门可跳，因此当时有相当一大批有才干的农村青年，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而进不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但由于我写了很多报道，有单位想调我去。第一个想调我的是时任江山市委（1987年撤县设市）报道组组长的胡韶良，他早就想把我调去写报道。这事江山市委还在书记办公会议上研究过，但因我是农业户口难度很大，他们想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最后都没办成。
1992年，鄧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了。1993年10月的一天，我到江山市委报道组看报，突然看到《浙江青年报》刊发的一条《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的启事》，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跳农门”和实现“记者梦”的机会。因为在当时用人机制下，这种省级机关公开向全社会招聘工作人员是很少的。机不可失，我稍准备了一下，就背了一大旅行包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作品、一大旅行包的获奖证书，急忙乘火车前往杭州。
没想到我大汗淋漓地赶到位于杭州武林广场新天龙大厦5楼的浙江青年报社后，被告知报名已经结束，且报名人数达300多名。我一听腿都差点软了。怎么办？这可不能白来呀！我灵机一动，便将新闻作品和获奖证书在编辑部会议桌上“摆摊展示”，引来了负责招聘工作的报社领导王进、邹建中和采编人员围观。他们“参观”结束后，总编王进热情地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的新闻和文学作品，还得了那么多的奖，我们报社就需要你这种人才。”结果，在被录取的20名编辑、记者中，我是唯一没有杭州户口、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经过业务考试就被破格录取者。
因为《浙江青年报》是共青团浙江省委主办的机关报，属于省级机关；杭州又是个省会城市，杭州“城控办”控制外来人口是很严的。如果在改革开放前，我要落户杭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我要离开江山到《浙江青年报》上班这件事在江山成了个“特大新闻”。此后《江山报》《衢州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中国劳动报》《中国人才》《新闻记者》等报刊都进行了报道。
1994年春天，身为报社文艺编辑兼记者的我已在西湖边的刘庄、汪庄国宾馆和杭州饭店转了很多个圈，采访了谢晋、汪静之、黄亚洲、刘晓庆、姜文、那英、刘德华、李玲玉等一批文化名人，我的事业也迎来了春天。不久，我就被破格提拔为报社总编办副主任、编务室主任，我的户口也变成了居民户。此后，我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英才》《中国青年》《中华儿女》《香港商报》《文汇报》《澳门月刊》《台浙天地》《美国侨报》《美国芝加哥华文论坛报》《西班牙侨声报》《澳大利亚侨报》《欧洲华声报》等上百家中外媒体刊发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同时，还出版了《江山多娇》《五环之梦》《与历史对话》《璀璨群星》《天下浙商》等10多部专著、合著，作品已达500多万字。有的作品被选为学生课外阅读教材，有很多作品则被《人民文摘》《作家文摘》《读者》《每周文摘》《文摘报》《读书周报》《文汇报》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政府网、人民网、凤凰网等数十家报刊和网站转载，被有关网站誉为“高影响力作者”。同时，还被《华人英才》《华夏风采》杂志社分别聘为副总编和副社长，并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
回想起这一切，我深深地体会到：“是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勤奋重塑了我的人生。”
（责任编辑：张文军）
这首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也有几个“春天的故事”。1957年春天，我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茅坂公社贺社大队一个木匠家庭里。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父亲吓坏了，我上高小时他就想让我跟他学做木匠，因为有艺不穷嘛。然而，我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并爱上了写作，心里只想握笔杆而不想拿斧头。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就在班上办黑板报和“学习园地”。当时没有电视，报刊也不多，但广播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我在读书的同时也听广播，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都认真收听，并喜欢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口播新闻，最后还把身边看到的一些事写成了广播稿，寄到江山县人民广播站，成了县广播站的小通讯员，最早播出的一篇稿题目是《老妈妈宣传队下乡来演戏》。
到上初中、高中时，我已经在县广播站播发了许多稿件。特别是读高二时，我还创作了一个相声《有线广播好》，由我本人和另一位同学在学校文艺晚会上和全区巡演，最后还录了音在县广播站播放。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再教育。我所在那个生产大队（现称为村）是全公社（现称作乡）比较落后的地方，以前没出过什么有名的人或者读书成绩很好的人才，所以就没有向公社报过“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都让给别的大队人去了。这一次由于我在校的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年少就能在县广播站播出稿件，算是个人才或者是个“小名人”了；再加上回到大队后劳动表现也不错，于是大队干部便提前与公社党委书记说好，决定在我劳动两年后就推荐我去上大学，为大队实现“零的突破”。
不料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国重新恢复高考，大专院校不再接受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这意味着我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了，必须去参加考试。偏偏在这时候，我的右手食指长了个疮，又肿又痛，打针吃药都没有效果。眼看考试的日期临近，我请公社卫生所医生给我开刀，给我看病的吴医师说：“你的手指还没化脓，是不能开刀的。”我有点急了，找到茅坂建三大队同学当赤脚医生的哥哥硬给开了一刀，开进去发现只有血水没有脓，结果一直治了好几个月才好，高考期早已过了。
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这年底江山化肥厂开始招工，推荐标准与上大学一样，也是全公社20个大队6个名额，其中两个是下放知青、两个回乡青年、两个复退军人。公社和大队干部便信守承诺又把我推荐到厂里当农民合同工。进厂后，我先被分配在生产岗位当操作工，后来又调到厂长办公室和宣传科写材料、报道。经过我的努力，先后在《江山报》《衢州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中国化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许多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写出了《江山化肥厂煤电耗指标夺全国先进水平》《江山化肥厂获化工部红旗单位》《请瞧咱厂的合同工》《“门官”袁连根》《一朵美丽的红杜鹃》等系列新闻稿，不仅30多次荣获全国和地方报刊一二三等奖，而且由我执笔的报告文学《静静的子夜》，还得到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的评点，陈老评价说“此文写得很好、很感人”。因此，我曾被《工人日报》《中国化工报》等报刊社邀请到北京、黄山、桂林等地参加新闻研讨会和文学笔会。这时，我心中便做起了“记者梦”和“作家梦”。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跳农门”，称得上是“天下第一难事”。除非考上高等院校，或者参军提拔到连级以上干部，还有就是顶父母的职，其他无门可跳，因此当时有相当一大批有才干的农村青年，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而进不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但由于我写了很多报道，有单位想调我去。第一个想调我的是时任江山市委（1987年撤县设市）报道组组长的胡韶良，他早就想把我调去写报道。这事江山市委还在书记办公会议上研究过，但因我是农业户口难度很大，他们想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最后都没办成。
1992年，鄧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了。1993年10月的一天，我到江山市委报道组看报，突然看到《浙江青年报》刊发的一条《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的启事》，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跳农门”和实现“记者梦”的机会。因为在当时用人机制下，这种省级机关公开向全社会招聘工作人员是很少的。机不可失，我稍准备了一下，就背了一大旅行包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作品、一大旅行包的获奖证书，急忙乘火车前往杭州。
没想到我大汗淋漓地赶到位于杭州武林广场新天龙大厦5楼的浙江青年报社后，被告知报名已经结束，且报名人数达300多名。我一听腿都差点软了。怎么办？这可不能白来呀！我灵机一动，便将新闻作品和获奖证书在编辑部会议桌上“摆摊展示”，引来了负责招聘工作的报社领导王进、邹建中和采编人员围观。他们“参观”结束后，总编王进热情地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的新闻和文学作品，还得了那么多的奖，我们报社就需要你这种人才。”结果，在被录取的20名编辑、记者中，我是唯一没有杭州户口、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经过业务考试就被破格录取者。
因为《浙江青年报》是共青团浙江省委主办的机关报，属于省级机关；杭州又是个省会城市，杭州“城控办”控制外来人口是很严的。如果在改革开放前，我要落户杭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我要离开江山到《浙江青年报》上班这件事在江山成了个“特大新闻”。此后《江山报》《衢州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中国劳动报》《中国人才》《新闻记者》等报刊都进行了报道。
1994年春天，身为报社文艺编辑兼记者的我已在西湖边的刘庄、汪庄国宾馆和杭州饭店转了很多个圈，采访了谢晋、汪静之、黄亚洲、刘晓庆、姜文、那英、刘德华、李玲玉等一批文化名人，我的事业也迎来了春天。不久，我就被破格提拔为报社总编办副主任、编务室主任，我的户口也变成了居民户。此后，我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英才》《中国青年》《中华儿女》《香港商报》《文汇报》《澳门月刊》《台浙天地》《美国侨报》《美国芝加哥华文论坛报》《西班牙侨声报》《澳大利亚侨报》《欧洲华声报》等上百家中外媒体刊发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同时，还出版了《江山多娇》《五环之梦》《与历史对话》《璀璨群星》《天下浙商》等10多部专著、合著，作品已达500多万字。有的作品被选为学生课外阅读教材，有很多作品则被《人民文摘》《作家文摘》《读者》《每周文摘》《文摘报》《读书周报》《文汇报》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政府网、人民网、凤凰网等数十家报刊和网站转载，被有关网站誉为“高影响力作者”。同时，还被《华人英才》《华夏风采》杂志社分别聘为副总编和副社长，并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
回想起这一切，我深深地体会到：“是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勤奋重塑了我的人生。”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