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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文化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天人关系看，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将思考聚焦于人，而西方文化将思考聚焦于天。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走过了反复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分析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对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人关系；西方；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95-02
中西方文化千年来各自有其发展轨迹，近代以来，二者的对话艰难起步并渐有交融。中西方文化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对比差异，寻找原因，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从“天人关系”看中西文化差异
天人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千年来未有中断。但清末以降，由于对传统文化信心的丧失，学界少有论述“天人合一”问题的兴趣。直至世纪末，在传统文化升温的背景下，“天人合一”问题才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尤其在钱穆先生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影响下［1］，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发展至今，几成研究传统文化不得不提“天人合一”观的局面。
对“天人合一”的重视，除传统文化升温的因素外，一方面缘于天人问题上中西方認识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缘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学界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已颇为成熟［2］。下面，笔者也试对其阐述一二。
在人们眼中，“天”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可分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等等；对人的思考则包括性命、道德、灵魂、肉体等多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多论及义理与自然之天（在三代及后世如谶纬等也有主宰之天，但不占主流），于人则多涉及性命道德；而西方多论及自然与主宰之天，于人多涉及灵魂肉体。
中国传统论“天人关系”的观点很多，如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等，但“天人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天人合一”。简单说来，“天人合一”即是将天命与人生配合来讲，将天与人之道德匹配来看。钱穆先生在其遗作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和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语（《论语·为政》），天命是人生的根据，是仁义礼智所出。董仲舒言“天人相类”，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将人的身体与天相比附，虽未语及人生道德，但实际是为其人事之“大一统”观点做铺垫。再如汤一介先生举王阳明例子，“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先生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了解“天人合一”观点便可知王阳明此处言自然之物的“花”必然与“人心”联系起来，也即在“天人合一”的范式中才能“明白”。
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王阳明的此番言论，多半会评之为“心外无物”，实则是因为西方思维中“天人相分”思想一以贯之。如笛卡尔心物二元论，将世界分为物质与心灵两部分（参见《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哲学前提上便将天与人严格区分来思考。实际上，西方哲学起步时期便是天人二分的思想，如柏拉图用神话的方式提出的灵魂说，人的灵魂本存于理念中，后灵魂乘坐马车赶赴宙斯的宴会时马车翻倒，灵魂折断了翅膀，掉进了“人”的肉体中，因此人的追求便是要让灵魂的翅膀成长修复，脱离肉体回归理念。（参见《斐多罗》）柏拉图的思想中灵魂的存在直接与肉体没有关系，天人相分的传统显而易见。至近代西方在科学意识下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然之天时，仍然守天人相分的观点而不自知，“征服自然”俨然将人独立于整个自然之外。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天人相分”思想确是中西文化极大不同之处，“天人合一”在当前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文明冲突等确有启发。但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不同呢？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新探
除“天人关系”的差异外，中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大有不同，对此，陈独秀有“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盛情虚文为本位”的概括。（《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中西文化何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致［3］，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对人性的认识不同所致［4］。梁漱溟提出“意欲”的追求说，即西方传统追求“意欲”的满足，因此形成西方的文化风格；中国则追求“意欲”的自我调整，适可而止。（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笔者继续从天人之际考察，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因为中西方对天与人的行动落脚点不同。中国文化主流重视人而忽略天，西方文化主流重视天而忽视人。中国文化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修养、人世的关系处理等，对于天虽然追求“天道”，但仅仅是一个追求，落脚点永远都在人。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天，西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礼拜上帝、追求自然科学，虽然其中会涉及到人的内容，但西方人从不会专门思考人、思考人际。
详细一点论述。中国传统中，如《周易古经》（不包括《易传》部分的易古称《周易古经》）本为卜筮之书，虽然通过卜筮能够预测未来、获知天命，但《周易古经》并不受推崇，直至孔子赞易作《易传》将卜筮知天命的易引论至人世，言人之道德追求、言社会之结构、言人生之追求，《周易》才始受推崇直至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人事。再如孔子虽言“天命”，但纵观《论语》全书，孔子所言之事俱为道德、政治等，更有君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论断（《论语·述而》）。再如两汉之际虽有谶纬大行其道，但每一谶无一不最终指向人事，无不为政治而出谶语。总结说来，即中国传统中虽然好言“天命”，追求“天命”，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明显专注于“人事”。
反观西方，虽然早早就有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但却迟迟未有人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漫长的时间里，西方社会将精力放在了“神”那里，对于人事则不必思考，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圣经》诗37:23）主预备下了人的道路，所有的人事，包括人自己当然不需要再被思考。因此，早期西方人的精力都集中于“主宰之天”，即上帝处。虽然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中对人的思考有所增益，但西方文化主流仍然几乎越过对人事的关注迅速进入对自然领域的探究上，科学主义迅速兴起，并席卷整个世界。当然，西方社会在发展中也曾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从自然中探求规律，为人类谋利，但因对人自身、对人际思考的贫乏，西方文化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要之，西方文化的主流一直强调对天的考察，而相对忽略对人的思考。
正是中西方对天人的关怀程度的差异，使中西方文化逐渐有了上文所述的不同。
三、余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由于两者在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中西方在交流中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然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从学习西方文化开始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正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林则徐、魏源等开风气之先，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对于鸦片战争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笔者将其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时期；第二阶段为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多进程尝试时期；第三阶段为建国至文革，是中国文化归入革命和传统的反现代化时期；第四阶段为文革后至今，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再起步时期。其中，第四阶段三十年又每十年为一小阶段。下文将简单论述各个阶段。
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國知识分子逐步认识、认可西方文化，并最终主张全盘西化。史学家对于近代这一段历史多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称为中国对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近来这样的总结受到了质疑，但其对本段历史的揭示仍是准确的——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期。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能言多国语言，却以爱国之心与西人争文化优劣；戊戌变法时期如康有为能撰文批判圣人之文，却情愿侍奉帝王；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完全西化，对西方文化显然完全认可，甚至主张汉字也要字母化，学习西方发展到了极端。
诚如上文所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客观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西方文化又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传入到中国时期的西方文化，已经是现代性的文化了。也正是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及其文化背后的整体实力，使得接受西方文化变得有其必然性。那么，现代与西方是否是等同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但“矫枉过正”的主张并未得到更多认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中晚年时期也纷纷放弃其主张转而推崇传统文化。因而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多进程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传入，有知识分子推崇其为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全盘西化主张自有人在；也有知识分子主张中西结合寻求文化新的出路；而尚有晚清遗民固执传统文化。这一时段的现代化，除中国到西化这一模式外，中国传统到现代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思考。
建国到文革时期，因政治因素，西化的模式受到否定。而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多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影子，因而中国脱离世界的前进却戏剧性演变成现代化的反动。文革后，中国重归现代化方向，文化现代化也重新起步，但短短的三十年却几次转向。八十年代，开放的中国茫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隔绝再次落后于世界大潮，全盘西化迅速走红。但因为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投入传统的怀抱。世纪之交，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的艰苦历程，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不再以中国或西方当做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标准，转而在传统、现代、西方、中国四个维度中，在中与西、旧与新两个模式中寻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当前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正处在重整上升期。
虽然当前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但仍是要处理一百七十多年来实际面临的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旧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地域性文化与国际化等。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贡献。以天人关系为例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便要继承“天人合一”明天理、修德行等在当前时代仍有价值的因素，要放弃天人比附等不适合当前的文化因素，同时对于西方关注天的文化成果，如自然科学等也要进行借鉴吸收，唯有这样才能融合出未来贡献世界的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1).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哲学动态,1994,(2).
\[3\]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J\].社会科学战线,1998,(3).
\[4\]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汤一介.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2005,(2).
\[8\](英)约翰·汤姆林森著.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天人关系；西方；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95-02
中西方文化千年来各自有其发展轨迹，近代以来，二者的对话艰难起步并渐有交融。中西方文化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对比差异，寻找原因，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从“天人关系”看中西文化差异
天人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千年来未有中断。但清末以降，由于对传统文化信心的丧失，学界少有论述“天人合一”问题的兴趣。直至世纪末，在传统文化升温的背景下，“天人合一”问题才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尤其在钱穆先生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影响下［1］，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发展至今，几成研究传统文化不得不提“天人合一”观的局面。
对“天人合一”的重视，除传统文化升温的因素外，一方面缘于天人问题上中西方認识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缘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学界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已颇为成熟［2］。下面，笔者也试对其阐述一二。
在人们眼中，“天”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可分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等等；对人的思考则包括性命、道德、灵魂、肉体等多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多论及义理与自然之天（在三代及后世如谶纬等也有主宰之天，但不占主流），于人则多涉及性命道德；而西方多论及自然与主宰之天，于人多涉及灵魂肉体。
中国传统论“天人关系”的观点很多，如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等，但“天人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天人合一”。简单说来，“天人合一”即是将天命与人生配合来讲，将天与人之道德匹配来看。钱穆先生在其遗作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和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语（《论语·为政》），天命是人生的根据，是仁义礼智所出。董仲舒言“天人相类”，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将人的身体与天相比附，虽未语及人生道德，但实际是为其人事之“大一统”观点做铺垫。再如汤一介先生举王阳明例子，“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先生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了解“天人合一”观点便可知王阳明此处言自然之物的“花”必然与“人心”联系起来，也即在“天人合一”的范式中才能“明白”。
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王阳明的此番言论，多半会评之为“心外无物”，实则是因为西方思维中“天人相分”思想一以贯之。如笛卡尔心物二元论，将世界分为物质与心灵两部分（参见《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哲学前提上便将天与人严格区分来思考。实际上，西方哲学起步时期便是天人二分的思想，如柏拉图用神话的方式提出的灵魂说，人的灵魂本存于理念中，后灵魂乘坐马车赶赴宙斯的宴会时马车翻倒，灵魂折断了翅膀，掉进了“人”的肉体中，因此人的追求便是要让灵魂的翅膀成长修复，脱离肉体回归理念。（参见《斐多罗》）柏拉图的思想中灵魂的存在直接与肉体没有关系，天人相分的传统显而易见。至近代西方在科学意识下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然之天时，仍然守天人相分的观点而不自知，“征服自然”俨然将人独立于整个自然之外。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天人相分”思想确是中西文化极大不同之处，“天人合一”在当前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文明冲突等确有启发。但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不同呢？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新探
除“天人关系”的差异外，中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大有不同，对此，陈独秀有“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盛情虚文为本位”的概括。（《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中西文化何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致［3］，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对人性的认识不同所致［4］。梁漱溟提出“意欲”的追求说，即西方传统追求“意欲”的满足，因此形成西方的文化风格；中国则追求“意欲”的自我调整，适可而止。（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笔者继续从天人之际考察，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因为中西方对天与人的行动落脚点不同。中国文化主流重视人而忽略天，西方文化主流重视天而忽视人。中国文化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修养、人世的关系处理等，对于天虽然追求“天道”，但仅仅是一个追求，落脚点永远都在人。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天，西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礼拜上帝、追求自然科学，虽然其中会涉及到人的内容，但西方人从不会专门思考人、思考人际。
详细一点论述。中国传统中，如《周易古经》（不包括《易传》部分的易古称《周易古经》）本为卜筮之书，虽然通过卜筮能够预测未来、获知天命，但《周易古经》并不受推崇，直至孔子赞易作《易传》将卜筮知天命的易引论至人世，言人之道德追求、言社会之结构、言人生之追求，《周易》才始受推崇直至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人事。再如孔子虽言“天命”，但纵观《论语》全书，孔子所言之事俱为道德、政治等，更有君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论断（《论语·述而》）。再如两汉之际虽有谶纬大行其道，但每一谶无一不最终指向人事，无不为政治而出谶语。总结说来，即中国传统中虽然好言“天命”，追求“天命”，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明显专注于“人事”。
反观西方，虽然早早就有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但却迟迟未有人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漫长的时间里，西方社会将精力放在了“神”那里，对于人事则不必思考，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圣经》诗37:23）主预备下了人的道路，所有的人事，包括人自己当然不需要再被思考。因此，早期西方人的精力都集中于“主宰之天”，即上帝处。虽然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中对人的思考有所增益，但西方文化主流仍然几乎越过对人事的关注迅速进入对自然领域的探究上，科学主义迅速兴起，并席卷整个世界。当然，西方社会在发展中也曾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从自然中探求规律，为人类谋利，但因对人自身、对人际思考的贫乏，西方文化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要之，西方文化的主流一直强调对天的考察，而相对忽略对人的思考。
正是中西方对天人的关怀程度的差异，使中西方文化逐渐有了上文所述的不同。
三、余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由于两者在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中西方在交流中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然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从学习西方文化开始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正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林则徐、魏源等开风气之先，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对于鸦片战争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笔者将其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时期；第二阶段为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多进程尝试时期；第三阶段为建国至文革，是中国文化归入革命和传统的反现代化时期；第四阶段为文革后至今，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再起步时期。其中，第四阶段三十年又每十年为一小阶段。下文将简单论述各个阶段。
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國知识分子逐步认识、认可西方文化，并最终主张全盘西化。史学家对于近代这一段历史多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称为中国对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近来这样的总结受到了质疑，但其对本段历史的揭示仍是准确的——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期。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能言多国语言，却以爱国之心与西人争文化优劣；戊戌变法时期如康有为能撰文批判圣人之文，却情愿侍奉帝王；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完全西化，对西方文化显然完全认可，甚至主张汉字也要字母化，学习西方发展到了极端。
诚如上文所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客观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西方文化又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传入到中国时期的西方文化，已经是现代性的文化了。也正是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及其文化背后的整体实力，使得接受西方文化变得有其必然性。那么，现代与西方是否是等同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但“矫枉过正”的主张并未得到更多认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中晚年时期也纷纷放弃其主张转而推崇传统文化。因而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多进程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传入，有知识分子推崇其为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全盘西化主张自有人在；也有知识分子主张中西结合寻求文化新的出路；而尚有晚清遗民固执传统文化。这一时段的现代化，除中国到西化这一模式外，中国传统到现代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思考。
建国到文革时期，因政治因素，西化的模式受到否定。而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多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影子，因而中国脱离世界的前进却戏剧性演变成现代化的反动。文革后，中国重归现代化方向，文化现代化也重新起步，但短短的三十年却几次转向。八十年代，开放的中国茫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隔绝再次落后于世界大潮，全盘西化迅速走红。但因为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投入传统的怀抱。世纪之交，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的艰苦历程，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不再以中国或西方当做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标准，转而在传统、现代、西方、中国四个维度中，在中与西、旧与新两个模式中寻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当前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正处在重整上升期。
虽然当前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但仍是要处理一百七十多年来实际面临的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旧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地域性文化与国际化等。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贡献。以天人关系为例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便要继承“天人合一”明天理、修德行等在当前时代仍有价值的因素，要放弃天人比附等不适合当前的文化因素，同时对于西方关注天的文化成果，如自然科学等也要进行借鉴吸收，唯有这样才能融合出未来贡献世界的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1).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哲学动态,1994,(2).
\[3\]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J\].社会科学战线,1998,(3).
\[4\]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汤一介.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2005,(2).
\[8\](英)约翰·汤姆林森著.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