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体西用”文化范式是一种中西文化比较、选择与融合的思维范式，其中的“体”和“用”都有着自己的源流和内涵，在不同时期，经不同学人阐释，“体”“用”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总体来看，“体”和“用”地演进是依照器物、制度和理念的顺序递进的。由于“体”“用”的适应性广，近代学人将其与中西文化相比附，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一种广为人们接受的新文化思想——“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这一思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并最终发展成一种共同的学术趋向，衍生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为近代不同阶段的学人所共同遵循。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派;现代演进
　　
　　“中体西用”这一文化范式，实质上是中西文化选择与比较问题，既是一种融合中西的思维范式，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行为趋向。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贯穿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全过程，早在印度佛学传入时便显端倪，到近代则更加突出。本文试图跳出传统的评价式研究，对“体”与“用”的概念和层次进行重新界定、内涵进行哲学抽象，厘清其间内在的和有机的关联性，展现其动态的变化过程;并沿着器物、制度和理念的层次分析“体”“用”的演变规律，展现“体”“用”在人文层面和器物层面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将“中体西用”论上升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范式和哲学范畴。这种研究视角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期在某些局部方向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体”“用”概念的内在关系
　　从理学的总体范式和前文朱熹对“体用”关系的界定来看，近代意义上的“体用”关系已经隐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把中西文化分割成三个层次——器物、制度和理念，相对应的，“体用”也分割为三个层次。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体”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他决定着“用”的存在形式和内容。而“用”则是“体”的具体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依照一定的关系递进。因此，也可以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预支相对应的，“体”和“用”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并且逐层递进。
　　二、“中体西用”范式的不可逾越性
　　（一）“中体西用”范式的形成
　　根据库恩的阐述，范式的首要含义应在哲学方面，但库恩的独到之处却在于范式的构造功能和社会学含义，与一般哲学思维方式的抽象性不同，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认为具体性是科学的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学人探索救亡道路的实践，暗合了库恩的范式理论，以“体”和“用”框架为支撑点地解释体系，形成了一种救亡图存、整合中西的新文化范式——“中体西用”。撇开政治的因素，仅从文化演进角度来看，“中体西用”文化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从鸦片战争（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甲午战争阶段（洋务派的具体实践阶段），“中体西用”论者主要表现为救亡的诉求，他们以“西用”来巩固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和君主制度的“中体”。在这一阶段，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如如薛福成、郭嵩焘、王韬、陈炽和郑观应等）已经把文化视野投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却都是“中体西用”模式，只是他们同洋务大员们认识的“中体”与“西用”在范围大小上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阶段，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和严复等）既遵循“中体西用”模式进行维新（如依靠皇权、托古改制等）和革命动员（如驱除鞑虏便是中式思维，民主共和变成了亦体亦用），又超越“中体西用”模式，试图以西方的制度救亡来改造社会，但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他们还是相当传统的，并不排斥儒学的基本价值如忠、孝、义等。张之洞自觉不自觉地把“西艺”、“西政”作为改革举措的“用”引入，使“中体西用”论更加系统和成熟。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体西用”文化范式逐渐形成，并对文化思想影响深远。这一时期，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互相碰撞交锋，产生了新的思想，虽然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时俱进，紧跟世界的脚步，但是，民族文化危机异常尖锐，影响着每个人。在这一过程中，“中体西用”逐渐由一种学术发展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趋向，一种科学共同体团结奋进与协同探索的理念，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使常规科学解疑的活动得以完成，并引导近代国人在救亡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二）“中体西用”范式具有不可逾越性
　　“中体西用”范式在近代中国的不可逾越性主要體现在“体用”框架的多重优越性上。首先，“体用”内函具有可发挥性和模糊性。它不同于传统“主铺”和“道器”之含义分明、范围明晰，“体用”框架在历史上就无定论，所以持不同文化主张和证见的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发挥。这一点在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争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二，“体用”框架拥有最宽泛的应用性和最大的包容性。“‘体用’框架是一个橡皮口袋，弹性很大……究竟哪些中学应该为体，那些西学应该为用，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1]以致“体用”框架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随着人们知识的扩展而不断进行更新。另外，除从哲学范畴理解外，“体用”框架还可应用于“学术文化的指导原则和实行的方法，基本原理和其它原理的应用方面的分析”。“在体用这个基本的学理框架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范畴能够取而代之”。中国近代学人对社会出路的探索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三，“体用”框架的易操作性和相对可把握性，可使许多有争议、甚至冲突的内容在“体”和“用”的层面上可以简单操作和协调。比如对“西学”的不同解释，“西学”到底是“西文”、“西艺”，还是“西政”？只有在“用”这个共同点上进行调和，展开对话，才能化解其中的困惑。正是由于“体用”框架拥有如此多的优点，才能成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维模式，而近代学人以此理论构建的“中体西用”论，最终趋于成熟，得到认可，对当时的文化模式拥有了更大的舆论导向权，并最终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和选择模式，引领了时代的发展。 　　由于“体”“用”框架有诸多的优越性，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所把握，所以作为一种引领社会思想的风向标，“中体西用”范式因为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趋向，不会因为政治权利变动而被否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文化，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有趣的是，在新旧之争趋于白热化后，张之洞以《劝学篇》祭起的“体用”旗帜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携政府之力提倡新学，并以此为工具，向同样以新学为导向，以“中体西用”为范式的康梁“新学”兴师问罪。从而可以知道，在“西学”的具体学习内容和传播方式存在本质区别，他们对于“中学”文化的理解学习不同，但是却用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理解的“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最终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文化的一页篇章。
　　三、“中体西用”文化范式的价值
　　“中体西用”范式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的落后面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还因此培养了与时俱进的科技人才，传播了更先进的科学思想知识。至此之后，不同类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活跃在了历史舞台，对中国历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思想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时代前驱。另外，这种模式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中体西用”的思想影响下，西方的艺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也传播过来，在艺术政治方面也对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冲击。“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当时兴起了风声水气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长处和优点。最后“中体西用”的观念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和一系列的镇压运动，但是国人对中西方思想认识更深入了，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造成了近代中国从器、技到文化的全方位危机。在这种环境下，国人被动的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全新的中西文化思想，从而做出选择，促使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不得不让位于更负生命力的近代西方工业文明。
　　总之，“中体西用”范式适应了多元的现代要求，为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最初倡导“中体西用”者，中华文化的认识面非常广泛，核心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们头脑中的“中体”几乎占到了中华文明的全部，既包括形而上，也涵盖形而下，甚至一部分传统的糟粕也在其中，而他们认识的“西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后来随着时代的流变，中西交流面的扩大与融合的加深，“中体”和“西用”的范围有所调整，但始终都是以“中体”为旗帜在进行“调适”，以世界文明为导向在进行整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性的无可避免，民族性的不可动摇，就好像左右手，缺一不可。“中體西用”范式适应了这种形式的发展，从而居中调和，使其融为一体，不但探讨了在世界性中如何保存中国传统文明的重大课题;而且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开启了多元主义道路的新方向。中西文化交流、传播和融合的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诉求，应具有超越汉唐盛世的雄大气魄，即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明，又要在此基础上吸收一切外来文明成果。只有保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与时俱进，让中华文化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永久流传。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25.
　　[2]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颤变和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