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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无名女子》姑姑的形象解读，分析了作者眼中，姑姑代表的旧中国三种女性形象——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女人、自我奴役的女人和敢于抗争的女人。从而展现作者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蒙昧的痛惜，以及想要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愿望。
关键词：汤婷婷；《无名女子》；压迫；自我奴役；抗争
作者简介：詹柳依（1991-），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1
第一章 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女人
无名女子生活在旧中国，那时的婚姻无关爱情，更多的是履行为人女儿的责任。无名姑姑，同那时的所有女性一样，从小就被要求放弃个人利益的诉求，而成为封建礼教的践行者和卫道士。“1924年，为了保证每个’上路的人’将来一定会回乡尽责，我们村上为17对新人突击举行了婚礼。”可见，姑姑的婚姻只是顺应村中策略做出的牺牲。
这样的婚姻是旧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枷锁。首先，这场婚姻关系的缔结，完全服从于父权，忽视了姑姑的意愿。其次，婚姻双方关系并不平等。在“我”想象姑姑的怀孕是否是被强奸时，文中写到，“另一个男人和她的丈夫相比，区别毕竟不算很大，他们俩都是下命令，她服从。”在“我”的眼里，和丈夫发生关系竟和强奸的区别不大，可见，“我”认为姑姑的婚姻是一种屈从。
在“我”的眼中，姑姑的意外怀孕不论是否被迫，都不是她的罪过。但在旧中国，姑姑的意外怀孕不啻于公开挑衅了礼法，失了妇德。当姑姑的不贞被发觉，村民便袭击了姑姑的家，用赤裸裸的暴力来惩罚她的背德。这种暴力是践行封建礼教的人们对叛逆者的审判，不仅对敢于越矩的人以物质上的惩处，更是对其施以精神压迫，而这也将对其他人形成威慑，用于告诫其他有可能犯错的女人。是封建思想的禁锢推动了姑姑的死亡，姑姑是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
第二章 自我奴役的女人
西蒙·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我们被教导着要做符合性别身份的事。凯特·米利特说，“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男权制通过从气质、角色、地位等诸多方面来约束男性和女性。而女性对自身性别设定的接纳，往往促成了其自我奴役。
我们常常发觉，当一部分女人越出男人为女人设定的界限时，出来维护这种界限的不乏女人。当村民们暴力攻击姑姑的房间时，文中写到，“我们看到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带着白色面罩。”可见，村里的其他女人也参与了对姑姑的迫害，成为了帮凶，父权制的标准已经被女人们内化了。
同样，姑姑在潜意识里也以一系列父权社会意识所设定的文化来规约自己。在婚姻上，她默许了一个陌生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并且仿佛只要是正房，就是天大的恩赐。在怀孕上，据“我”猜测，如果她是被迫的，她无法对外说出那是谁，因为没有人会帮她。如果她是自愿的，那她也愿意默默咽下所有苦果，只求護所爱之人平安。姑姑默认了女人只能承受一切压迫，无从反抗。正是姑姑的这种自律让她一直“失语”，因为她从未想过可以发声或是要为自己发声。女人已经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下，自我奴役了。
第三章 抗争的女人
无名姑姑虽被封建礼教压迫，但并非一直没有抗争。
如果姑姑的通奸是出于爱上了另一个男人。那么打破伦理就是姑姑所做的抗争。虽然姑姑已嫁为人妻，但却没有来得及建立夫妻之情，甚至对自己的丈夫非常陌生。在中国封建男权观念的不断压抑、欺凌下，姑姑为了尝试爱情和快乐，抗争压抑在她身上的重重约束，逾越了礼法和她作为人妻的伦理身份。
此外，姑姑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要求。男权社会要求女人外表端庄，不能招摇，“所有已婚妇女都将头发剪短，垂在耳边，或者紧紧地梳成发髻，拢在耳后。”这样的打扮，掩盖住了女性的颜色。而“我”猜想，姑姑应该是个爱美的女人，绞面、梳头，时常精心打扮自己。姑姑用显露她美丽的方式，来抗争男权社会对女人打扮的束缚。
费尔巴哈认为，“追求死亡是追求幸福的特殊方式。当人们感到活着只是承受痛苦时，人们就会以否定的方式——死亡来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的肯定。”无名姑姑，在受到封建男权无尽的迫害之后，最终选择用溺死井中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宣战。家族的水井，是一家人维系生活的源头，一般水井的位置也接近家族的中心，姑姑跳了井，便是污了家族的水源。同时，按照传统，中国百姓怕水鬼。溺死于家族的水井，让人感受到了姑姑对家族漠视她的痛苦甚至成为帮凶的不满。姑姑是以她的生命，做了最决然的反抗。
结语：
《无名女子》展现了无名姑姑悲剧但不乏抗争的一生。虽然故事中存在大量主观臆断的部分，但通过“我”对无名姑姑悲剧的猜想，作者不仅表现出了中国旧社会女人面临的悲惨境遇，也塑造了一个敢于颠覆东方伦理秩序的女勇士，从而让人看到了女性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和作者对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诉求。
参考文献：
[1]汤婷婷.女勇士[M]. 李剑波， 路承毅译.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24.
[3]宋秀葵， 李玲.西方女性主义与文学[J]. 读书， 2012（1）.
[4]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4-115.
[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集[M]. 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39.
关键词：汤婷婷；《无名女子》；压迫；自我奴役；抗争
作者简介：詹柳依（1991-），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1
第一章 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女人
无名女子生活在旧中国，那时的婚姻无关爱情，更多的是履行为人女儿的责任。无名姑姑，同那时的所有女性一样，从小就被要求放弃个人利益的诉求，而成为封建礼教的践行者和卫道士。“1924年，为了保证每个’上路的人’将来一定会回乡尽责，我们村上为17对新人突击举行了婚礼。”可见，姑姑的婚姻只是顺应村中策略做出的牺牲。
这样的婚姻是旧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枷锁。首先，这场婚姻关系的缔结，完全服从于父权，忽视了姑姑的意愿。其次，婚姻双方关系并不平等。在“我”想象姑姑的怀孕是否是被强奸时，文中写到，“另一个男人和她的丈夫相比，区别毕竟不算很大，他们俩都是下命令，她服从。”在“我”的眼里，和丈夫发生关系竟和强奸的区别不大，可见，“我”认为姑姑的婚姻是一种屈从。
在“我”的眼中，姑姑的意外怀孕不论是否被迫，都不是她的罪过。但在旧中国，姑姑的意外怀孕不啻于公开挑衅了礼法，失了妇德。当姑姑的不贞被发觉，村民便袭击了姑姑的家，用赤裸裸的暴力来惩罚她的背德。这种暴力是践行封建礼教的人们对叛逆者的审判，不仅对敢于越矩的人以物质上的惩处，更是对其施以精神压迫，而这也将对其他人形成威慑，用于告诫其他有可能犯错的女人。是封建思想的禁锢推动了姑姑的死亡，姑姑是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
第二章 自我奴役的女人
西蒙·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我们被教导着要做符合性别身份的事。凯特·米利特说，“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男权制通过从气质、角色、地位等诸多方面来约束男性和女性。而女性对自身性别设定的接纳，往往促成了其自我奴役。
我们常常发觉，当一部分女人越出男人为女人设定的界限时，出来维护这种界限的不乏女人。当村民们暴力攻击姑姑的房间时，文中写到，“我们看到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带着白色面罩。”可见，村里的其他女人也参与了对姑姑的迫害，成为了帮凶，父权制的标准已经被女人们内化了。
同样，姑姑在潜意识里也以一系列父权社会意识所设定的文化来规约自己。在婚姻上，她默许了一个陌生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并且仿佛只要是正房，就是天大的恩赐。在怀孕上，据“我”猜测，如果她是被迫的，她无法对外说出那是谁，因为没有人会帮她。如果她是自愿的，那她也愿意默默咽下所有苦果，只求護所爱之人平安。姑姑默认了女人只能承受一切压迫，无从反抗。正是姑姑的这种自律让她一直“失语”，因为她从未想过可以发声或是要为自己发声。女人已经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下，自我奴役了。
第三章 抗争的女人
无名姑姑虽被封建礼教压迫，但并非一直没有抗争。
如果姑姑的通奸是出于爱上了另一个男人。那么打破伦理就是姑姑所做的抗争。虽然姑姑已嫁为人妻，但却没有来得及建立夫妻之情，甚至对自己的丈夫非常陌生。在中国封建男权观念的不断压抑、欺凌下，姑姑为了尝试爱情和快乐，抗争压抑在她身上的重重约束，逾越了礼法和她作为人妻的伦理身份。
此外，姑姑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要求。男权社会要求女人外表端庄，不能招摇，“所有已婚妇女都将头发剪短，垂在耳边，或者紧紧地梳成发髻，拢在耳后。”这样的打扮，掩盖住了女性的颜色。而“我”猜想，姑姑应该是个爱美的女人，绞面、梳头，时常精心打扮自己。姑姑用显露她美丽的方式，来抗争男权社会对女人打扮的束缚。
费尔巴哈认为，“追求死亡是追求幸福的特殊方式。当人们感到活着只是承受痛苦时，人们就会以否定的方式——死亡来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的肯定。”无名姑姑，在受到封建男权无尽的迫害之后，最终选择用溺死井中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宣战。家族的水井，是一家人维系生活的源头，一般水井的位置也接近家族的中心，姑姑跳了井，便是污了家族的水源。同时，按照传统，中国百姓怕水鬼。溺死于家族的水井，让人感受到了姑姑对家族漠视她的痛苦甚至成为帮凶的不满。姑姑是以她的生命，做了最决然的反抗。
结语：
《无名女子》展现了无名姑姑悲剧但不乏抗争的一生。虽然故事中存在大量主观臆断的部分，但通过“我”对无名姑姑悲剧的猜想，作者不仅表现出了中国旧社会女人面临的悲惨境遇，也塑造了一个敢于颠覆东方伦理秩序的女勇士，从而让人看到了女性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和作者对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诉求。
参考文献：
[1]汤婷婷.女勇士[M]. 李剑波， 路承毅译.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24.
[3]宋秀葵， 李玲.西方女性主义与文学[J]. 读书， 2012（1）.
[4]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4-115.
[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集[M]. 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