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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在双方的关系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结晶。从1950年开始，为了越南的革命事业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履行国际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进行援助，以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军事援助的国家。
关键词：中越关系；援越战争；抗法战争
一、援越抗法的决策
越南原是法国的殖民地，第二世界大战末，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发动了全国总起义，1945年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由于越南南北分别由盟国的英国和中国国民党受降，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企图恢复其战前在越南的殖民地位。从此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了艰苦的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但从一开始，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越南军队没有先进的武器，部队缺少训练，只打过一些游击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越法战争的军事主动权仍在法国侵略军手中，法军占领了越南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亲自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助越南抗法的要求。同年2月3日，根据胡志明的要求，刘少奇安排胡主席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毛泽东讨论援越抗法的事宜。在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越南有问题交換了意见，斯大林认为苏中两党此前关于国际共运问题有过分工，他认为援越抗法战争这个问题，还是要由中国来负责。因为中越两国地理靠近，联系较多，由中国去帮助较为方便。最后斯大林表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与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1 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成为唯一从各方面援助越南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百废待举，困难不小，为什么应越南共产党的要求，做出了援越抗法的这一重大战略抉择？
第一，从维护中国自身安全利益方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当时决定援越抗法是必要的。因为从日本投降前夕起，美国一直奉行敌视中国革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仍不愿意正视对华政策的失败，而且实行强权主义的对华政策，无意承认新中国的诞生。面对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与威胁，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对美国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宣布新中国在外交上向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同时，新中国和苏联建立 了战略同盟。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苏同盟和中美对立的战略格局已形成。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就积极在东南亚开展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颠覆活动，其中美国把越南看作好的战略支点，所以美国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给予了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1949年12月30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名为N. S. C. 48/2的关于亚洲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美国现在应当主动地仔细研究来自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侵略的威胁的发展情况，并且准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显然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和意见，来协助对付这种威胁，以补这个地区以外的其他较为直接有关的政府抵抗力量之不足，”报告还强调“应该特别注意法属印度支那问题。”2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开始对法国在越南侵略战争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且扶持保大傀儡政权在越南进行军事活动。
1950年5月1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还发表声明强调：“扬言为遏阻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必须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3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法国侵略军已经到达中越边界，并不断制造摩擦，法国飞机也不断在中越边境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美帝国的威胁已经具有双重含义：既针对着中国革命，也针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假如整个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越南的革命力量就受到很大损失，帝国主义力量就会给中越边界造成威胁，新中国将难以安全地从事建设，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嚣张，这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援越抗法成为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
1950年6月27日，刘少奇在接见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的讲话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4毛泽东在接见援越顾问团也指出：“我们国家要巩固，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利。”5
第二，从国际主义义务方面来看，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援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是积极履行国际主义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得到成功的。所以从延安时期开始，直至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始终坚信：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6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就积极的鼓舞落后国家共产党向自己学习，并且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人民开辟解放的道路。刘少奇在1949年11月23日在北京各界祝贺亚奥工会成功时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担负这种责任。”71950年3月中旬，刘少奇在起草中共中央文件时也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援助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8所以，当胡志明以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在越南重新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同时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援助时，中国共产党自然采取积极支持越南革命的态度。
1950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时讲话中指出：“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的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民族，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去帮助他们。”9中共中央领导人认识到自己担负的历史责任，他们把援越抗法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 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中越建立外交关系会影响中法建交，因为当时法国在试探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对于中越建交会影响中法建交，刘少奇在北京 与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谈话时表示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不怕。”10为了援助越南，中共中央不惜影响国内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国内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援越抗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援越抗法问题上的坚强决心和为支持别国民族解放斗争而不惜作出民族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
二、援越抗法的方针及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国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止的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世界形势，而且鼓励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外交政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同时，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在决定与苏联成为盟友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就确定对西方的“不承认”原则，因此在外交上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军事干涉，避免了中法两国在战争中兵戎相见，使印度支那战争中得以控制在局部战争的范围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后，中国政府除了对越南给予口头和宣传上的支持外，还于1950年1月18日，在国际上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同时尽力推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尽快承认越南。针对越南的请求，中国政府采取援越抗法的战略，中共中央派罗贵波先行赴越南调查研究以便中央确定援越抗法的方针和计划。中共中央还立刻给在西南地区作战的林彪发电报，电报要求“其侦查由广西与越南部队联络道路情况，严密控制广西与越南边境，以便为援助事宜做准备。
毛泽东于1950年3月4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越南的胡志明、陈登宁、黄文欢举行会谈，具体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建议越南在广西南宁、云南昆明设立领事馆，以便接洽处理事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给予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恪守不出兵、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尽量满足越南的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私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11
随后，中共中央派出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长期协助越南抗法斗争，此外派出罗贵波同志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整顿干部思想工作，并且组织军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南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根据商定好的计划，中共中央将越南人民军三零八师 （缺一个团） 和二零九、一七四团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的云南和广西两省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广西、云南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并于5月中旬开始实施装备和训练任务。
1950年6月27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和40多名顾问人员。毛泽东对军事顾问团援越工作意义、任务及领导思想等作了重要指示，并就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以及与团结越南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毛泽东指出：“你們到越南去当顾问，是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但越南人民还在法国殖民者的铁蹄下受苦受难，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顾问团的任务是协助越军指挥作战，主要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和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帮助他们打胜仗，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部队。”12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当顾问团就是当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出主意，想办法，但不可包办代替，更不可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中国人民的事业来办。”13
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1950年7月中旬军事顾问人员在广西南宁集中，8月9日向越南秘密开拔。经过田东、白色、靖西，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驻地，受到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从此，以军事顾问团为主轴的中国援越抗法斗争开始。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和越南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国政府赋予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打胜仗和建设正规军队两项任务。中国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境内后，积极开展工作，始终把帮助越南人民军指挥作战，不断夺取战役、战斗胜利，打败了法国殖民者，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除了帮助越南军队中央军委参谋指挥战役外，中国顾问团还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事建设、军事训练和组织装备整编等，提高越军战斗力。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经过实战锻炼，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从小规模攻坚战到大规模攻坚战的转变，实现军队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转变。另外，中国顾问团还帮助越南人民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帮助培养训练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并且帮助越南军队加强后勤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对于中国顾问团的工作，胡志明、越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军委表示十分信任和支持。胡志明多次谈到：“对中国顾问团，我是绝对信任的。”14
为了越南的独立解放，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还体现在物质援助上。从1950年至1954年的5年抗法期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15.5万多支、枪弹5785万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的医药、通讯和工兵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15这些援助越南抗法斗争的装备物质，有的是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装备中抽调的，有的是从苏联进口的，有的是用有限的外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军事援助的国家。 三、中国援越抗法的具体原则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同意越南共产党的要求，做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但是为了援越抗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有利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确定了援越工作的具体原则。
第一，中国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新中国建立初期，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越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请求，希望新中国政府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并提供军事物资和派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进行抗法战争。1950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详细研究后决定：“新中国在恪守中国军队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应该满足越南的要求，尽快组织军事物资援助越南，筹组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抗法战争。”16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如果人民解放军出境作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特别是 在朝鲜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现在又再向越南派兵抗法，就会形成两个战场的情况，这对中国而言非常不利。其次，新中国刚刚建立就积极主动出兵越南，向西方国家挑衅，对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来看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1950年4月，越共中央、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等领导人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求，请求中共中央军委派出一批干部到越南部队中担任总军委、越军总部和师以上高级指挥机关的顾问，并且介绍中国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经验，全面帮助越军搞好军队建设和协助组织指挥作战。中共中央同意向越南军队派出军事顾问。同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很快选调了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营以上干部59人，其中营职33名、团职17名、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名，组成军事顾问团。”17中国政府应邀向越南人民军派出军事顾问团，同时明确指出：“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18195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40多名中国军事顾问团人员时，毛泽东对顾问团说：“当顾问就是当参谋，给他们的领导当参谋。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与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是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军事上，要少批评，多示范，应积极提意见，多提方法，让人家自己作决定，人家可以不听你的意见”19。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军事顾问团对越南人民军的主要工作是战略和战役方针的，主要是当参谋提建议，协助越南人民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再一次强调指出：“最后还是要由越南同志来做决定。这是一条原则。”20
第三，充分尊重越南人民和越南國家主权，不要有大国思想。对于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以及与越南人民团结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中央还特别强调要充分尊重越南人民和越南的国家主权，搞好和越南人民的关系，以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在接见顾问团时指示：“我们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仍然要戒骄戒躁。既然是诚心诚意帮助人家，那就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着想。有了这种思想，才能做好工作。你们到了越南，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要爱护那里的人民，要象在中国一样，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1朱德在接见顾问团时也指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22
第四，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扶植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在接见顾问团成员时还特别强调：“要使越南同志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但我们要援助的不仅仅是越南......我们的援助毕竟是有限的。而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自己克复困难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这些我们是有丰富经验的，要介绍给他们”。23
第五，中共领导人要求援越抗法的顾问团发扬艰苦斗争的精神。毛泽东在会见顾问团时指出：“我知道，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苦，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所以思想上一定要有克复困难的准备，不要多作如意打算......你们去到越南不光要准备克复苦难，准备的时间也不能太短。”24朱德在会见顾问团时也说：“同志们到越南工作是很艰苦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能吃苦，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25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了援越工作的具体原则，是顾问团进行援越抗法斗争的行动指南。
结语
为了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取得胜利，自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南工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还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提高战斗力和无偿提供了不少的物资援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越南人民打败了法、美帝国主义拖延和扩大印度支那的阴谋，迫使法国殖民者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中国援越抗法战略决策的实施，为越南最后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中国顾问团在越南工作的时候，受到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越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关怀、非常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可以说，为了越南的革命事业中国支援部队与越南军民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用生命和鲜血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J]. 炎黄春秋月刊，1995 （10）： 8.
2《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 上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兰联书店，1973： 11.
3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J]. 中国社会科学，2001 （1）： 196.
4《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56. 5《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90.
6《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41.
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一册. [M].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77.
8《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45.
9《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90.
10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7： 256.
11何立波：《援越抗法斗争中的毛泽东》. [J]. 文史月刊，2005 （5）： 6.
12吴必富、邓艳萍：《秘密援越抗法的中国军事顾问团》. [J]. 文史博览，2005 （3）： 50.
13吴必富、邓艳萍：《秘密援越抗法的中国军事顾问团》. [J]. 文史博览，2005 （3）： 50.
14[越] 胡志明：《胡志明全集》. 第2集. [M]. 越南. 国家政治出版社，1995： 425.
15 [越] 越南統计总局：《20世纪越南数据统计》. [M]. 越南. 统计出版社，2004： 1315.
16《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纪实》.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0： 58.
17古小松：《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19.
18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 上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19.
19柴成文：《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4： 141-142.
20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89.
21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44-145.
22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39.
23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46.
《24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249.
25《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250.
作者简介：
DINH TIEN HIEU （中文名：丁进孝）（1978-），男，（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anoi） 越南人文社科大学博士
关键词：中越关系；援越战争；抗法战争
一、援越抗法的决策
越南原是法国的殖民地，第二世界大战末，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发动了全国总起义，1945年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由于越南南北分别由盟国的英国和中国国民党受降，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企图恢复其战前在越南的殖民地位。从此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了艰苦的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但从一开始，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越南军队没有先进的武器，部队缺少训练，只打过一些游击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越法战争的军事主动权仍在法国侵略军手中，法军占领了越南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亲自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助越南抗法的要求。同年2月3日，根据胡志明的要求，刘少奇安排胡主席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毛泽东讨论援越抗法的事宜。在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越南有问题交換了意见，斯大林认为苏中两党此前关于国际共运问题有过分工，他认为援越抗法战争这个问题，还是要由中国来负责。因为中越两国地理靠近，联系较多，由中国去帮助较为方便。最后斯大林表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与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1 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成为唯一从各方面援助越南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百废待举，困难不小，为什么应越南共产党的要求，做出了援越抗法的这一重大战略抉择？
第一，从维护中国自身安全利益方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当时决定援越抗法是必要的。因为从日本投降前夕起，美国一直奉行敌视中国革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仍不愿意正视对华政策的失败，而且实行强权主义的对华政策，无意承认新中国的诞生。面对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与威胁，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对美国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宣布新中国在外交上向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同时，新中国和苏联建立 了战略同盟。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苏同盟和中美对立的战略格局已形成。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就积极在东南亚开展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颠覆活动，其中美国把越南看作好的战略支点，所以美国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给予了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1949年12月30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名为N. S. C. 48/2的关于亚洲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美国现在应当主动地仔细研究来自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侵略的威胁的发展情况，并且准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显然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和意见，来协助对付这种威胁，以补这个地区以外的其他较为直接有关的政府抵抗力量之不足，”报告还强调“应该特别注意法属印度支那问题。”2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开始对法国在越南侵略战争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且扶持保大傀儡政权在越南进行军事活动。
1950年5月1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还发表声明强调：“扬言为遏阻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必须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3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法国侵略军已经到达中越边界，并不断制造摩擦，法国飞机也不断在中越边境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美帝国的威胁已经具有双重含义：既针对着中国革命，也针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假如整个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越南的革命力量就受到很大损失，帝国主义力量就会给中越边界造成威胁，新中国将难以安全地从事建设，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嚣张，这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援越抗法成为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
1950年6月27日，刘少奇在接见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的讲话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4毛泽东在接见援越顾问团也指出：“我们国家要巩固，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利。”5
第二，从国际主义义务方面来看，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援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是积极履行国际主义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得到成功的。所以从延安时期开始，直至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始终坚信：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6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就积极的鼓舞落后国家共产党向自己学习，并且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人民开辟解放的道路。刘少奇在1949年11月23日在北京各界祝贺亚奥工会成功时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担负这种责任。”71950年3月中旬，刘少奇在起草中共中央文件时也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援助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8所以，当胡志明以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在越南重新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同时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援助时，中国共产党自然采取积极支持越南革命的态度。
1950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时讲话中指出：“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的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民族，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去帮助他们。”9中共中央领导人认识到自己担负的历史责任，他们把援越抗法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 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中越建立外交关系会影响中法建交，因为当时法国在试探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对于中越建交会影响中法建交，刘少奇在北京 与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谈话时表示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不怕。”10为了援助越南，中共中央不惜影响国内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国内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援越抗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援越抗法问题上的坚强决心和为支持别国民族解放斗争而不惜作出民族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
二、援越抗法的方针及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国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止的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世界形势，而且鼓励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外交政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同时，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在决定与苏联成为盟友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就确定对西方的“不承认”原则，因此在外交上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军事干涉，避免了中法两国在战争中兵戎相见，使印度支那战争中得以控制在局部战争的范围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后，中国政府除了对越南给予口头和宣传上的支持外，还于1950年1月18日，在国际上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同时尽力推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尽快承认越南。针对越南的请求，中国政府采取援越抗法的战略，中共中央派罗贵波先行赴越南调查研究以便中央确定援越抗法的方针和计划。中共中央还立刻给在西南地区作战的林彪发电报，电报要求“其侦查由广西与越南部队联络道路情况，严密控制广西与越南边境，以便为援助事宜做准备。
毛泽东于1950年3月4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越南的胡志明、陈登宁、黄文欢举行会谈，具体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建议越南在广西南宁、云南昆明设立领事馆，以便接洽处理事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给予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恪守不出兵、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尽量满足越南的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私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11
随后，中共中央派出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长期协助越南抗法斗争，此外派出罗贵波同志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整顿干部思想工作，并且组织军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南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根据商定好的计划，中共中央将越南人民军三零八师 （缺一个团） 和二零九、一七四团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的云南和广西两省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广西、云南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并于5月中旬开始实施装备和训练任务。
1950年6月27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和40多名顾问人员。毛泽东对军事顾问团援越工作意义、任务及领导思想等作了重要指示，并就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以及与团结越南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毛泽东指出：“你們到越南去当顾问，是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但越南人民还在法国殖民者的铁蹄下受苦受难，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顾问团的任务是协助越军指挥作战，主要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和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帮助他们打胜仗，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部队。”12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当顾问团就是当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出主意，想办法，但不可包办代替，更不可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中国人民的事业来办。”13
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1950年7月中旬军事顾问人员在广西南宁集中，8月9日向越南秘密开拔。经过田东、白色、靖西，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驻地，受到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从此，以军事顾问团为主轴的中国援越抗法斗争开始。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和越南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国政府赋予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打胜仗和建设正规军队两项任务。中国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境内后，积极开展工作，始终把帮助越南人民军指挥作战，不断夺取战役、战斗胜利，打败了法国殖民者，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除了帮助越南军队中央军委参谋指挥战役外，中国顾问团还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事建设、军事训练和组织装备整编等，提高越军战斗力。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经过实战锻炼，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从小规模攻坚战到大规模攻坚战的转变，实现军队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转变。另外，中国顾问团还帮助越南人民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帮助培养训练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并且帮助越南军队加强后勤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对于中国顾问团的工作，胡志明、越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军委表示十分信任和支持。胡志明多次谈到：“对中国顾问团，我是绝对信任的。”14
为了越南的独立解放，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还体现在物质援助上。从1950年至1954年的5年抗法期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15.5万多支、枪弹5785万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的医药、通讯和工兵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15这些援助越南抗法斗争的装备物质，有的是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装备中抽调的，有的是从苏联进口的，有的是用有限的外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军事援助的国家。 三、中国援越抗法的具体原则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同意越南共产党的要求，做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但是为了援越抗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有利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确定了援越工作的具体原则。
第一，中国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新中国建立初期，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越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请求，希望新中国政府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并提供军事物资和派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进行抗法战争。1950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详细研究后决定：“新中国在恪守中国军队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应该满足越南的要求，尽快组织军事物资援助越南，筹组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抗法战争。”16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如果人民解放军出境作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特别是 在朝鲜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现在又再向越南派兵抗法，就会形成两个战场的情况，这对中国而言非常不利。其次，新中国刚刚建立就积极主动出兵越南，向西方国家挑衅，对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来看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1950年4月，越共中央、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等领导人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求，请求中共中央军委派出一批干部到越南部队中担任总军委、越军总部和师以上高级指挥机关的顾问，并且介绍中国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经验，全面帮助越军搞好军队建设和协助组织指挥作战。中共中央同意向越南军队派出军事顾问。同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很快选调了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营以上干部59人，其中营职33名、团职17名、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名，组成军事顾问团。”17中国政府应邀向越南人民军派出军事顾问团，同时明确指出：“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18195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40多名中国军事顾问团人员时，毛泽东对顾问团说：“当顾问就是当参谋，给他们的领导当参谋。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与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是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军事上，要少批评，多示范，应积极提意见，多提方法，让人家自己作决定，人家可以不听你的意见”19。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军事顾问团对越南人民军的主要工作是战略和战役方针的，主要是当参谋提建议，协助越南人民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再一次强调指出：“最后还是要由越南同志来做决定。这是一条原则。”20
第三，充分尊重越南人民和越南國家主权，不要有大国思想。对于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以及与越南人民团结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中央还特别强调要充分尊重越南人民和越南的国家主权，搞好和越南人民的关系，以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在接见顾问团时指示：“我们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仍然要戒骄戒躁。既然是诚心诚意帮助人家，那就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着想。有了这种思想，才能做好工作。你们到了越南，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要爱护那里的人民，要象在中国一样，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1朱德在接见顾问团时也指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22
第四，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扶植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在接见顾问团成员时还特别强调：“要使越南同志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但我们要援助的不仅仅是越南......我们的援助毕竟是有限的。而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自己克复困难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这些我们是有丰富经验的，要介绍给他们”。23
第五，中共领导人要求援越抗法的顾问团发扬艰苦斗争的精神。毛泽东在会见顾问团时指出：“我知道，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苦，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所以思想上一定要有克复困难的准备，不要多作如意打算......你们去到越南不光要准备克复苦难，准备的时间也不能太短。”24朱德在会见顾问团时也说：“同志们到越南工作是很艰苦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能吃苦，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25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了援越工作的具体原则，是顾问团进行援越抗法斗争的行动指南。
结语
为了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取得胜利，自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南工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还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提高战斗力和无偿提供了不少的物资援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越南人民打败了法、美帝国主义拖延和扩大印度支那的阴谋，迫使法国殖民者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中国援越抗法战略决策的实施，为越南最后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中国顾问团在越南工作的时候，受到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越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关怀、非常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可以说，为了越南的革命事业中国支援部队与越南军民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用生命和鲜血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J]. 炎黄春秋月刊，1995 （10）： 8.
2《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 上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兰联书店，1973： 11.
3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J]. 中国社会科学，2001 （1）： 196.
4《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56. 5《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90.
6《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41.
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一册. [M].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77.
8《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45.
9《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90.
10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7： 256.
11何立波：《援越抗法斗争中的毛泽东》. [J]. 文史月刊，2005 （5）： 6.
12吴必富、邓艳萍：《秘密援越抗法的中国军事顾问团》. [J]. 文史博览，2005 （3）： 50.
13吴必富、邓艳萍：《秘密援越抗法的中国军事顾问团》. [J]. 文史博览，2005 （3）： 50.
14[越] 胡志明：《胡志明全集》. 第2集. [M]. 越南. 国家政治出版社，1995： 425.
15 [越] 越南統计总局：《20世纪越南数据统计》. [M]. 越南. 统计出版社，2004： 1315.
16《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纪实》.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0： 58.
17古小松：《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19.
18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 上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19.
19柴成文：《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4： 141-142.
20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89.
21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44-145.
22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39.
23程敏编：《共和国战神实录》.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3： 146.
《24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249.
25《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250.
作者简介：
DINH TIEN HIEU （中文名：丁进孝）（1978-），男，（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anoi） 越南人文社科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