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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庙会是流传于永康地区的以胡公大帝信仰为灵魂的民俗文化活动，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因为方岩庙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当地及其周边民众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第二、它寄托着民众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它体现着华夏儿女在历史发展中的思维方式和信仰观念。
与西方国家相比，宗教文化，在中国社会是极其薄弱的，取而代之的则是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宗教所具有的信仰功能。而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庙会，就是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随着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借着非遗保护的契机，民间信仰纷纷重新活跃起来，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当然包括民间庙会。截至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扩展项目名录，全国范围内共有24项庙会项目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俗类别中，其中第二批10项为新增项目，第三批和第四批统计表中所列举的只是名称中明确含有“庙会”字眼的项目，其实，有些祭典活动、民族节俗、节会等都具有庙会的性质。那么，庙会为什么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方岩庙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概况、演变的描述，着重论述了胡公大帝信仰这一方岩庙会的灵魂，在此基础上，探讨方岩庙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及方岩庙会蕴含的人文价值。
概况
方岩庙会，也称“方岩胡公庙会”，是以胡公大帝信仰为核心的融合各类民间体育、游艺、武术、舞蹈等民俗活动的文化节日。
方岩庙会起缘于宋代，发展成形于元明，鼎盛于清代，历经民国，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衰落甚至中断，八十年代又逐渐兴起并延续至今。它是由民间朝拜胡公大帝的信仰活动不断发展壮大而形成的，并逐渐融合了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在时间维度上，方岩庙会发生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至九月九日重阳节期间，并在八月初九至八月十三日胡公诞辰和九月初三至重阳节期间形成两个高潮。届时，永康及周边地区以村落为单位形成的“联保”或称“胡公会”，按照一定次序组队到方岩山朝拜胡公，沿途伴有各式巡演或展演活动。
从信仰圈的角度来看，方岩庙会的参与者是以永康本地胡公会为主，邻近诸如武义、东阳、磐安、义乌、金华、缙云、仙居、龙游等地也都有自己的胡公会，也纷纷赶来举行朝拜活动，信仰范围辐射至安徽、江苏、福建、上海、广西、广东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正如胡国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方岩胡公庙会是永康一带农民自己的最盛大的节日，其规模之大，江南各地的庙会几乎没有可与之比拟的。”
朝拜胡公是方岩庙会的核心内容，其仪式称之为“迎案”，俗称“迎罗汉”。从整个仪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准备、起祭和祭拜三个阶段。准备阶段的主要事项包括筹集资金、聘请拳师组织训练、备办参加庙会所需的行头道具等内容；起祭阶段是由开殿门、搬演“胡公戏”、祭叉仪式、游案等环节组成；而朝拜阶段可以说是整个仪式的高潮，包括了迎案、换香火、打回头案、归案等流程。
灵魂
方岩庙会滥觞于民众朝拜胡公大帝的信仰活动，朝拜胡公也始终是方岩庙会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胡公大帝信仰就是方岩庙会的灵魂。
胡公大帝信仰的祭祀对象胡则，本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位活跃于北宋初期政治舞台上的普通官员。胡公，姓胡名则，字子正，乾德元年（963）农历八月十三日生于婺州永康县胡库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时吴越尚未归宋，士用补荫，不舍贡举，江南各地儒风几息。胡则不为世风所左右，潜心力学，精通五经六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被荐应举，登陈尧叟榜进士，开八婺科第之先河。出仕后历任许州许田尉、蕲州广济宰、宪州录事参军、签署贝州节度观察判官公事等州县属官凡十六年。景德四年（1007）以后，累功升迁，先后出知浔州、桐庐、睦洲、温州、信州、福州、杭州、池州、陈州等十郡，按持江淮、京西、广西、陕西等六路使节，并曾担任权三司使、吏部流内铨、工部侍郎、刑部侍郎等朝廷重臣。景祐元年（1034）以兵部侍郎致仕。宝元二年（1039年）农历六月十八病逝于杭州寓所，享年77岁。范仲淹在《祭胡侍郎文》中说：“惟公出处三朝，始终一德。或雍容于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动惟至诚，言有名理；卓茂以礼乐率下，黄宪以度量过人。糜尚威刑，积有阴德，安车以谢，正寝而终。”从这些史料中，只能看出胡则为官清正，操守过人，仕途顺畅，并未建过彪炳青史的奇功伟业。
那么，胡则是怎么一步一步由人而神？他的神化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对此，许多学者也都有过自己的见解，其中，胡国钧先生的探讨是比较中肯的。胡先生首先指出了胡则神化的共同前提，也就是胡则的内驱力，为官清正，政治上力主宽刑薄赋，兴革便民，做了些为民请命、造福乡民的好事。其中，最重要的至今仍流传于民众口头的一件事就是胡则奏免衢婺丁钱。针对此事真伪，胡先生也做了深入的文献考证，得出结论，“不论是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条件，胡则在明道元年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钱都是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就是这件事情，给胡则的形象增添了最光辉的一笔。其次，胡则的神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外力的作用，胡先生把它归纳为“封建阶级和农民群众对胡则的争夺”，对于挣扎于底层的农民群众，胡则成为了农民群众幻想化的愿望的投影，表现的是农民群众对现实的愤怒和改造社会的呼声；而封建统治者神化胡则完全出于一个偶然事件，徽宗时期方腊叛乱，永康方言是以陈十四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传说这支起义军在“方岩神”的显灵下被血腥镇压，而此“方岩神”则“人化”为胡则，于是胡则便“神”运亨通了。最后，胡先生在文章中最了总结，他指出胡则成为胡公大帝是历史的选择，胡公大帝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地方神。 人文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形式，深藏于民族民间，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方岩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所包涵的独特人文价值，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当地及其周边民众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人类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对比不同层次的需要，基本上可以说物质生活更多地是满足了生理和安全的需要，而更高层次的需要则必须靠精神生活来得到实现。方岩庙会是一种精神生活，其意义就在于能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也是任何宗教或信仰抑或其它精神生活所共有的特性。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方岩庙会形成了自己的仪式规程，它是一种年复一年的周期性民俗活动，广大人民群众重复着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满足的是内心情感归属的需要和对地域文化、村落共同体的认同。
把方岩庙会说成是当地民众每年都“享用”的一道文化大餐，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从庙会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时间之持久、仪式之隆重，就是庙会期间的各式传统体育、游艺、杂技、舞蹈等民俗活动，也足以使人拍手称赞，常见的项目有讨饭莲花、十八蝴蝶、十八狐狸、哑口背疯、九狮图、舞龙舞狮等，各式民俗活动总计不亚于三十项之多，估计是任何一项文艺晚会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它寄托着民众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信仰的世界里，情感的真实往往比历史的真实更加深入人心。民众祭拜胡公大帝，是因为胡公大帝是一位清官、能够为民请命、能够保佑百姓万事顺利，是一位有求必应的保护神，至于光环的真实性如何，已不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比如胡则免除衢婺两州身丁钱这个事情，对于信众来说，他们只要坚信这个事情就好了，没必要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时，情感的真实早已战胜了历史的真实，虽然事实证明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可能的。
功利性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之一，胡公大帝信仰也不可能免俗。民众每年举办庙会来祭拜胡公大帝，一是对他的纪念和对保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答谢，二是为了祈求他能够继续护佑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从本质上来说，方岩庙会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信仰活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民众通过年复一年的亲身参与，满足着内心对胡公大帝的敬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心情，最重要的是潜意识里收获了那份“心安”和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总之，方岩庙会作为一种信仰生活仪式，“它深深地渗入人心，带来了一种惊醒与沉静的力量”。
第三，它体现着华夏儿女在历史发展中的思维方式和信仰观念。
方岩庙会首先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具有地域特色。但是如果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审视方岩庙会，它又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也必然具有着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征，体现着民众的信仰观念和心理。世俗生活中，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总会存在着无法预知的事情、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死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自然地选择了 “神”，让它们来帮助人类负责处理那些“人力”之外的事情。可以说，所有的信仰都产生于人类对现实社会的未知和“无能为力”，它是人类现实社会幻想化的心理投射。胡公信仰的产生发展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它的产生与人们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渴望出现为民请命的清官的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成神”之后，民众则通过仪式化的活动每年祭拜自己的保护神，维系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目的就是希望继续得到神灵的护佑以万事顺利。
此外，胡公信仰还反映着中国民间信仰“神与人”关系上的特征。在西方社会，神与人存在着绝对的不可逾越界线，神就是神，人永远成不了神。而在中国则不然，神与人是存在流通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升格为神，反之，神也可能因为犯错降世为人，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胡则由人到神的神化过程正是中华民族这一信仰观念的具体表现。
|作者单位：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与西方国家相比，宗教文化，在中国社会是极其薄弱的，取而代之的则是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宗教所具有的信仰功能。而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庙会，就是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随着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借着非遗保护的契机，民间信仰纷纷重新活跃起来，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当然包括民间庙会。截至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扩展项目名录，全国范围内共有24项庙会项目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俗类别中，其中第二批10项为新增项目，第三批和第四批统计表中所列举的只是名称中明确含有“庙会”字眼的项目，其实，有些祭典活动、民族节俗、节会等都具有庙会的性质。那么，庙会为什么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方岩庙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概况、演变的描述，着重论述了胡公大帝信仰这一方岩庙会的灵魂，在此基础上，探讨方岩庙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及方岩庙会蕴含的人文价值。
概况
方岩庙会，也称“方岩胡公庙会”，是以胡公大帝信仰为核心的融合各类民间体育、游艺、武术、舞蹈等民俗活动的文化节日。
方岩庙会起缘于宋代，发展成形于元明，鼎盛于清代，历经民国，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衰落甚至中断，八十年代又逐渐兴起并延续至今。它是由民间朝拜胡公大帝的信仰活动不断发展壮大而形成的，并逐渐融合了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在时间维度上，方岩庙会发生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至九月九日重阳节期间，并在八月初九至八月十三日胡公诞辰和九月初三至重阳节期间形成两个高潮。届时，永康及周边地区以村落为单位形成的“联保”或称“胡公会”，按照一定次序组队到方岩山朝拜胡公，沿途伴有各式巡演或展演活动。
从信仰圈的角度来看，方岩庙会的参与者是以永康本地胡公会为主，邻近诸如武义、东阳、磐安、义乌、金华、缙云、仙居、龙游等地也都有自己的胡公会，也纷纷赶来举行朝拜活动，信仰范围辐射至安徽、江苏、福建、上海、广西、广东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正如胡国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方岩胡公庙会是永康一带农民自己的最盛大的节日，其规模之大，江南各地的庙会几乎没有可与之比拟的。”
朝拜胡公是方岩庙会的核心内容，其仪式称之为“迎案”，俗称“迎罗汉”。从整个仪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准备、起祭和祭拜三个阶段。准备阶段的主要事项包括筹集资金、聘请拳师组织训练、备办参加庙会所需的行头道具等内容；起祭阶段是由开殿门、搬演“胡公戏”、祭叉仪式、游案等环节组成；而朝拜阶段可以说是整个仪式的高潮，包括了迎案、换香火、打回头案、归案等流程。
灵魂
方岩庙会滥觞于民众朝拜胡公大帝的信仰活动，朝拜胡公也始终是方岩庙会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胡公大帝信仰就是方岩庙会的灵魂。
胡公大帝信仰的祭祀对象胡则，本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位活跃于北宋初期政治舞台上的普通官员。胡公，姓胡名则，字子正，乾德元年（963）农历八月十三日生于婺州永康县胡库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时吴越尚未归宋，士用补荫，不舍贡举，江南各地儒风几息。胡则不为世风所左右，潜心力学，精通五经六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被荐应举，登陈尧叟榜进士，开八婺科第之先河。出仕后历任许州许田尉、蕲州广济宰、宪州录事参军、签署贝州节度观察判官公事等州县属官凡十六年。景德四年（1007）以后，累功升迁，先后出知浔州、桐庐、睦洲、温州、信州、福州、杭州、池州、陈州等十郡，按持江淮、京西、广西、陕西等六路使节，并曾担任权三司使、吏部流内铨、工部侍郎、刑部侍郎等朝廷重臣。景祐元年（1034）以兵部侍郎致仕。宝元二年（1039年）农历六月十八病逝于杭州寓所，享年77岁。范仲淹在《祭胡侍郎文》中说：“惟公出处三朝，始终一德。或雍容于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动惟至诚，言有名理；卓茂以礼乐率下，黄宪以度量过人。糜尚威刑，积有阴德，安车以谢，正寝而终。”从这些史料中，只能看出胡则为官清正，操守过人，仕途顺畅，并未建过彪炳青史的奇功伟业。
那么，胡则是怎么一步一步由人而神？他的神化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对此，许多学者也都有过自己的见解，其中，胡国钧先生的探讨是比较中肯的。胡先生首先指出了胡则神化的共同前提，也就是胡则的内驱力，为官清正，政治上力主宽刑薄赋，兴革便民，做了些为民请命、造福乡民的好事。其中，最重要的至今仍流传于民众口头的一件事就是胡则奏免衢婺丁钱。针对此事真伪，胡先生也做了深入的文献考证，得出结论，“不论是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条件，胡则在明道元年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钱都是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就是这件事情，给胡则的形象增添了最光辉的一笔。其次，胡则的神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外力的作用，胡先生把它归纳为“封建阶级和农民群众对胡则的争夺”，对于挣扎于底层的农民群众，胡则成为了农民群众幻想化的愿望的投影，表现的是农民群众对现实的愤怒和改造社会的呼声；而封建统治者神化胡则完全出于一个偶然事件，徽宗时期方腊叛乱，永康方言是以陈十四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传说这支起义军在“方岩神”的显灵下被血腥镇压，而此“方岩神”则“人化”为胡则，于是胡则便“神”运亨通了。最后，胡先生在文章中最了总结，他指出胡则成为胡公大帝是历史的选择，胡公大帝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地方神。 人文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形式，深藏于民族民间，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方岩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所包涵的独特人文价值，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当地及其周边民众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人类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对比不同层次的需要，基本上可以说物质生活更多地是满足了生理和安全的需要，而更高层次的需要则必须靠精神生活来得到实现。方岩庙会是一种精神生活，其意义就在于能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也是任何宗教或信仰抑或其它精神生活所共有的特性。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方岩庙会形成了自己的仪式规程，它是一种年复一年的周期性民俗活动，广大人民群众重复着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满足的是内心情感归属的需要和对地域文化、村落共同体的认同。
把方岩庙会说成是当地民众每年都“享用”的一道文化大餐，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从庙会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时间之持久、仪式之隆重，就是庙会期间的各式传统体育、游艺、杂技、舞蹈等民俗活动，也足以使人拍手称赞，常见的项目有讨饭莲花、十八蝴蝶、十八狐狸、哑口背疯、九狮图、舞龙舞狮等，各式民俗活动总计不亚于三十项之多，估计是任何一项文艺晚会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它寄托着民众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信仰的世界里，情感的真实往往比历史的真实更加深入人心。民众祭拜胡公大帝，是因为胡公大帝是一位清官、能够为民请命、能够保佑百姓万事顺利，是一位有求必应的保护神，至于光环的真实性如何，已不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比如胡则免除衢婺两州身丁钱这个事情，对于信众来说，他们只要坚信这个事情就好了，没必要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时，情感的真实早已战胜了历史的真实，虽然事实证明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可能的。
功利性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之一，胡公大帝信仰也不可能免俗。民众每年举办庙会来祭拜胡公大帝，一是对他的纪念和对保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答谢，二是为了祈求他能够继续护佑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从本质上来说，方岩庙会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信仰活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民众通过年复一年的亲身参与，满足着内心对胡公大帝的敬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心情，最重要的是潜意识里收获了那份“心安”和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总之，方岩庙会作为一种信仰生活仪式，“它深深地渗入人心，带来了一种惊醒与沉静的力量”。
第三，它体现着华夏儿女在历史发展中的思维方式和信仰观念。
方岩庙会首先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具有地域特色。但是如果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审视方岩庙会，它又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也必然具有着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征，体现着民众的信仰观念和心理。世俗生活中，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总会存在着无法预知的事情、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死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自然地选择了 “神”，让它们来帮助人类负责处理那些“人力”之外的事情。可以说，所有的信仰都产生于人类对现实社会的未知和“无能为力”，它是人类现实社会幻想化的心理投射。胡公信仰的产生发展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它的产生与人们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渴望出现为民请命的清官的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成神”之后，民众则通过仪式化的活动每年祭拜自己的保护神，维系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目的就是希望继续得到神灵的护佑以万事顺利。
此外，胡公信仰还反映着中国民间信仰“神与人”关系上的特征。在西方社会，神与人存在着绝对的不可逾越界线，神就是神，人永远成不了神。而在中国则不然，神与人是存在流通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升格为神，反之，神也可能因为犯错降世为人，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胡则由人到神的神化过程正是中华民族这一信仰观念的具体表现。
|作者单位：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