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