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多长？不过一念间。一年有多长？不过一念间。一生有多长？不过一念间。”
　　2014年9月19日，王潮歌新作《又见五台山》首演。她用一场演出来阐释自己对五台山和佛学的理解。
　　剧场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专门为她的演出设计的，就建在五台山清水河畔，因挂满风铃取名“风铃宮”。进入剧场，需要经过一段长730米的甬道，由低向高，形状七折，每一折都像打开的经卷，墙上刻着《华严经》经文。主剧场可容纳1600名观众。
　　“一岁我出生了，两岁我学会了走路，19岁我上了大学，32岁我结婚了……”演出从世俗的生活和与之伴随的烦恼开始。90分钟，观众从室内情境体验区穿梭到360度全景旋转舞台区，舞台全长240米，随着剧情演进不停转动，提醒观众时间的流转。
　　这个剧的主题是什么？
　　“佛教文化浩瀚如大海，不可说清楚，我们的作品哪怕只是有一点点醒你、启悟你，或是让你抚摸到文殊菩萨智慧轻罗的一角，都达成了我们的夙愿。”王潮歌答道。
　　王潮歌卷发披肩，黑衣黑裤，配一条红绿相间的条巾。无论开幕式、新闻发布会还是专家研讨会，她都应对自如，自信扑面而来。
　　我出生时就组装好了
　　化完妆，王潮歌看着镜中的自己，手舞足蹈：“这是谁家小姑娘，长这么好看！”
　　她平时工作不仅没时间化妆，有时甚至连脸都不洗。
　　采访时，丈夫徐东在身边忙着帮她拿衣服、买吃的。据悉，丈夫是她大学时的班主任。
　　“哎呀老公，你看我长白头发了。”她在镜前撒娇，徐东马上走到她身边，拨弄着她的头发说，“就几根。”
　　王潮歌的父亲曾是《中国教育报》主编，母亲曾是《纵横》杂志总编兼一家出版社社长，当本刊记者问她成功是否得益于家庭影响，她不以为然：“我出生的时候就组装好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你的性格等各方面受家庭影响很多吧？
　　王潮歌：我完全不这么想。父母不能决定孩子的性别，也不能决定孩子的性格，更不能决定他的命运。你不能说一个人所有的成功跟家庭熏陶有百分之百的绝对关系。可能跟家庭有一定的脉络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我还有个姐姐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和于丹有个对话传播很广，你们好像有很多相似之处。
　　王潮歌：我不是一个感叹者、评论者，我是直接在一线干活的人。这是我和于丹老师不同的地方。我要在一线辛苦地干实在的工作，然后才把我在工作中的感受说给大家听。如果作为一个导演，我每天抱着膀子在那儿感叹，不会有人愿意跟我。做《又见五台山》我几个月没回北京。我戏要排，夜要熬。
　　因为我经常对
　　马云曾经说王潮歌是“女马云”， 任志强说王潮歌“像神仙一样”。王潮歌说，她跟马云、任志强“很熟，是朋友”。《又见五台山》首演次日，任志强专门开车到五台山看了演出，并在微博上说：“庆祝演出成功！人与禅的融合！”
　　《瞭望东方周刊》：你以前曾经主持过大型的服饰晚会，“印象”系列以及后来的“又见”系列的剧本也是你创作的，你好像是个全才？
　　王潮歌：一个好的导演或编剧，什么题材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载体，成为思想表达的方式。前提是，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话要说。你是不是能在日常拉拉杂杂的生活之中，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观察。观察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观点，然后就非常希望说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找手段。
　　我会找很多种手段把它表达出来，希望引起共鸣。这整个流程我觉得自己完成得不错。我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有敏锐的旁观的目光，所以我会自己想、自己写。
　　《瞭望东方周刊》：一名女性总导演带领一个男性居多的团队，会不会有人不服你？我发现你和合作者之间，你既强势而且又能让对方服气，怎么做到的？
　　王潮歌：因为我对啊，我经常对！我发出的口令、做出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因为这个正确带给你非常大的益处，你是不是服我了？他们是这么形容我的：有超前的判断力，当我预料到和我说了以后，我的执行力是极强的。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你和朱小地意见相左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王潮歌：我和朱小地合作（设计剧场建筑）的时候，他说要造微景观，但是我觉得微景观力度不够，要去掉微景观，全部把绿石头铺起来。现在就是按这个方法搭的，小地院长看了之后，也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市场的眼光
　　《瞭望东方周刊》：有报道说，你在阳朔做《印象刘三姐》，演出完，当地的几个文化人并不认同这是他们的文化，要求和你在茶馆谈一谈。对此，你说“落后真可怕”，为什么？
　　王潮歌：文化人的思想禁锢是最可怕的，有一种可怕叫自以为是。实际上文化是非常复杂的状态，所以国外有很多争议性的作品。当这些作品出现的时候，外国人会说，为什么他这么想呢？而我们的文化人却说，他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他错了。
　　我为什么非要和你想的一样？你要看我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行不行、好不好！每个人都是观众，要听绝大多数观众怎么看。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现在更学会用市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用市场的眼光，就是不需要知识分子讨论来讨论去吗？
　　王潮歌：农民还是艺术家，在我来看，都叫观众。任何一个走进我剧场的人，都是观众。
　　如果剧场里90%的人都说不好，那就叫没市场。但如果作品大家看着都觉得好，70%都觉得好，这就叫有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除了一线城市的居民，很多人是没有机会看话剧的，看到实验演出的人就更少。你的剧是不是有点普及的想法？就是让普通的人都能够看懂，不需要太高的艺术追求，因为曲高和寡。
　　王潮歌：我没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我很简单，就是有话想说，正好有个地儿请我去说。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在中国，100个人里肯定有两个以上看过我的戏，所以我应该是现今中国观影人数最多的导演。 　　我的剧不是旅游产品
　　《瞭望东方周刊》：发布会的时候，有记者说你的作品是和旅游业结合的产品，你好像不太认同？
　　王潮歌：对。你们如果把它看成是旅游产品就都看低了。第一，把游客低看了，旅游的人怎么了？是没文化的人吗？旅游的人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吗？第二，这个文化产品在什么地方很重要，怎么做，做的是什么很重要，不要把挨着旅游行业的就看成快餐化的秀，这样去定义我的作品，我觉得不公平。
　　我倒不介意别人非要说我这个是旅游产品，但是介意大家对旅游的定义。
　　《瞭望东方周刊》：别人这么认为，是因为从《印象刘三姐》到《又见五台山》都做在旅游区。
　　王潮歌：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些地方成为旅游景区，因为它有足够的文化，足够美丽，足够吸引人去看。别把鸡和蛋搞混了。像平遥，是世界文化遗产，几百上千年的古城。
　　《瞭望东方周刊》：平遥的公开宣传中，就把你的剧当成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啊。
　　王潮歌：没问题，这是他们旅游业的一个产品。他们的项目公司要运营产品，我是搞研发的，至于他们怎么销售，那是他们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是，你的剧，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旅游的流动人群，但是北京的保利剧院或者梅兰芳大剧院，他的观众人群相对固定，你的剧恐怕重复观看的不多。
　　王潮歌：做这个计算多傻啊。看看百老汇的《第42街》，全世界都去看。
　　不对未来做设想
　　《瞭望东方周刊》：从《印象刘三姐》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家了，你差不多一年做一个。这种节奏会不会太忙？有没有想过放慢脚步？
　　王潮歌：我从来不预计以后的生活，将来做或者不做，我是随性往前走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剧是在不同的地方复制，你不担心做太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
　　王潮歌：这么大的中国，文化都成了奇缺，而纽约小小的42街，一家挨一家全是演出；三平方英里的伦敦西区，300多家剧院。偌大的北京有几家可看？咱现在是拿不出像样的作品证明我们是有文化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剧都要专门盖一个剧场，有没有想过，如果若干年以后，剧没有人再看了，这剧场怎么办？
　　王潮歌：我的剧场是专门给自己做的，在建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舞台、这空间怎么用了。我不会对未来做设想。《印象刘三姐》演了十几年了还有生长，我会去想这剧十年以后没人看了咋样？这不是王潮歌。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剧会一直有人看下去吗？
　　王潮歌：那当然，一定的。在国外很多戏都是这样，演十几年，一代一代的人受它滋养。
　　我对这个世界有看法
　　王潮歌说，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小段子可惜最后没放进去：
　　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每次送完快递后，都会多说一句：“菩萨保佑你”。有一个老太太追着送给他一瓶可乐，还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小伙子说，给予别人不见得是给钱，给别人一个笑容、一句好听的话，一种善意，都是给予。
　　《瞭望东方周刊》：我采访《又见平遥》的时候，他们解释说，这台剧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你是怎么通过一台剧把本地文化以及民俗的内核抓出来的呢？剧本的酝酿时间又很短，好像只有一年。
　　王潮歌：对，很短。我没有抓他们的内核，我抓的是当下，我有什么话要说。
　　《又见平遥》和《又见五台山》这两个项目是同时接的。前一个我问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后一个，我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将向哪里去？
　　这是我的想法。我只不过找到当地的素材去完成这个想法。我从来不会在脑子里没什么的时候出去采风，比如采访到一个民间故事就把它改编。我的勤奋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的高级也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最后打动人的不仅仅是故事，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那么多人到五台山干嘛去？如果你问一个人理想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开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挣多少钱，坐一辆什么牌子的车，或者娶一个什么老婆，但很少人说精神上的追求。拜佛也是谈物质，生病，一求，好了，想要钱，一求，来了。其实佛教说的不是这个，它某种程度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种世界观，给人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