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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多长?不过一念间。一年有多长?不过一念间。一生有多长?不过一念间。”
2014年9月19日,王潮歌新作《又见五台山》首演。她用一场演出来阐释自己对五台山和佛学的理解。
剧场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专门为她的演出设计的,就建在五台山清水河畔,因挂满风铃取名“风铃宮”。进入剧场,需要经过一段长730米的甬道,由低向高,形状七折,每一折都像打开的经卷,墙上刻着《华严经》经文。主剧场可容纳1600名观众。
“一岁我出生了,两岁我学会了走路,19岁我上了大学,32岁我结婚了……”演出从世俗的生活和与之伴随的烦恼开始。90分钟,观众从室内情境体验区穿梭到360度全景旋转舞台区,舞台全长240米,随着剧情演进不停转动,提醒观众时间的流转。
这个剧的主题是什么?
“佛教文化浩瀚如大海,不可说清楚,我们的作品哪怕只是有一点点醒你、启悟你,或是让你抚摸到文殊菩萨智慧轻罗的一角,都达成了我们的夙愿。”王潮歌答道。
王潮歌卷发披肩,黑衣黑裤,配一条红绿相间的条巾。无论开幕式、新闻发布会还是专家研讨会,她都应对自如,自信扑面而来。
我出生时就组装好了
化完妆,王潮歌看着镜中的自己,手舞足蹈:“这是谁家小姑娘,长这么好看!”
她平时工作不仅没时间化妆,有时甚至连脸都不洗。
采访时,丈夫徐东在身边忙着帮她拿衣服、买吃的。据悉,丈夫是她大学时的班主任。
“哎呀老公,你看我长白头发了。”她在镜前撒娇,徐东马上走到她身边,拨弄着她的头发说,“就几根。”
王潮歌的父亲曾是《中国教育报》主编,母亲曾是《纵横》杂志总编兼一家出版社社长,当本刊记者问她成功是否得益于家庭影响,她不以为然:“我出生的时候就组装好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你的性格等各方面受家庭影响很多吧?
王潮歌:我完全不这么想。父母不能决定孩子的性别,也不能决定孩子的性格,更不能决定他的命运。你不能说一个人所有的成功跟家庭熏陶有百分之百的绝对关系。可能跟家庭有一定的脉络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我还有个姐姐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和于丹有个对话传播很广,你们好像有很多相似之处。
王潮歌:我不是一个感叹者、评论者,我是直接在一线干活的人。这是我和于丹老师不同的地方。我要在一线辛苦地干实在的工作,然后才把我在工作中的感受说给大家听。如果作为一个导演,我每天抱着膀子在那儿感叹,不会有人愿意跟我。做《又见五台山》我几个月没回北京。我戏要排,夜要熬。
因为我经常对
马云曾经说王潮歌是“女马云”, 任志强说王潮歌“像神仙一样”。王潮歌说,她跟马云、任志强“很熟,是朋友”。《又见五台山》首演次日,任志强专门开车到五台山看了演出,并在微博上说:“庆祝演出成功!人与禅的融合!”
《瞭望东方周刊》:你以前曾经主持过大型的服饰晚会,“印象”系列以及后来的“又见”系列的剧本也是你创作的,你好像是个全才?
王潮歌:一个好的导演或编剧,什么题材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载体,成为思想表达的方式。前提是,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话要说。你是不是能在日常拉拉杂杂的生活之中,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观察。观察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观点,然后就非常希望说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找手段。
我会找很多种手段把它表达出来,希望引起共鸣。这整个流程我觉得自己完成得不错。我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有敏锐的旁观的目光,所以我会自己想、自己写。
《瞭望东方周刊》:一名女性总导演带领一个男性居多的团队,会不会有人不服你?我发现你和合作者之间,你既强势而且又能让对方服气,怎么做到的?
王潮歌:因为我对啊,我经常对!我发出的口令、做出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因为这个正确带给你非常大的益处,你是不是服我了?他们是这么形容我的:有超前的判断力,当我预料到和我说了以后,我的执行力是极强的。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你和朱小地意见相左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王潮歌:我和朱小地合作(设计剧场建筑)的时候,他说要造微景观,但是我觉得微景观力度不够,要去掉微景观,全部把绿石头铺起来。现在就是按这个方法搭的,小地院长看了之后,也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市场的眼光
《瞭望东方周刊》:有报道说,你在阳朔做《印象刘三姐》,演出完,当地的几个文化人并不认同这是他们的文化,要求和你在茶馆谈一谈。对此,你说“落后真可怕”,为什么?
王潮歌:文化人的思想禁锢是最可怕的,有一种可怕叫自以为是。实际上文化是非常复杂的状态,所以国外有很多争议性的作品。当这些作品出现的时候,外国人会说,为什么他这么想呢?而我们的文化人却说,他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他错了。
我为什么非要和你想的一样?你要看我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行不行、好不好!每个人都是观众,要听绝大多数观众怎么看。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现在更学会用市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用市场的眼光,就是不需要知识分子讨论来讨论去吗?
王潮歌:农民还是艺术家,在我来看,都叫观众。任何一个走进我剧场的人,都是观众。
如果剧场里90%的人都说不好,那就叫没市场。但如果作品大家看着都觉得好,70%都觉得好,这就叫有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除了一线城市的居民,很多人是没有机会看话剧的,看到实验演出的人就更少。你的剧是不是有点普及的想法?就是让普通的人都能够看懂,不需要太高的艺术追求,因为曲高和寡。
王潮歌:我没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我很简单,就是有话想说,正好有个地儿请我去说。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在中国,100个人里肯定有两个以上看过我的戏,所以我应该是现今中国观影人数最多的导演。 我的剧不是旅游产品
《瞭望东方周刊》:发布会的时候,有记者说你的作品是和旅游业结合的产品,你好像不太认同?
王潮歌:对。你们如果把它看成是旅游产品就都看低了。第一,把游客低看了,旅游的人怎么了?是没文化的人吗?旅游的人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吗?第二,这个文化产品在什么地方很重要,怎么做,做的是什么很重要,不要把挨着旅游行业的就看成快餐化的秀,这样去定义我的作品,我觉得不公平。
我倒不介意别人非要说我这个是旅游产品,但是介意大家对旅游的定义。
《瞭望东方周刊》:别人这么认为,是因为从《印象刘三姐》到《又见五台山》都做在旅游区。
王潮歌: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些地方成为旅游景区,因为它有足够的文化,足够美丽,足够吸引人去看。别把鸡和蛋搞混了。像平遥,是世界文化遗产,几百上千年的古城。
《瞭望东方周刊》:平遥的公开宣传中,就把你的剧当成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啊。
王潮歌:没问题,这是他们旅游业的一个产品。他们的项目公司要运营产品,我是搞研发的,至于他们怎么销售,那是他们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是,你的剧,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旅游的流动人群,但是北京的保利剧院或者梅兰芳大剧院,他的观众人群相对固定,你的剧恐怕重复观看的不多。
王潮歌:做这个计算多傻啊。看看百老汇的《第42街》,全世界都去看。
不对未来做设想
《瞭望东方周刊》:从《印象刘三姐》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家了,你差不多一年做一个。这种节奏会不会太忙?有没有想过放慢脚步?
王潮歌:我从来不预计以后的生活,将来做或者不做,我是随性往前走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剧是在不同的地方复制,你不担心做太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
王潮歌:这么大的中国,文化都成了奇缺,而纽约小小的42街,一家挨一家全是演出;三平方英里的伦敦西区,300多家剧院。偌大的北京有几家可看?咱现在是拿不出像样的作品证明我们是有文化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剧都要专门盖一个剧场,有没有想过,如果若干年以后,剧没有人再看了,这剧场怎么办?
王潮歌:我的剧场是专门给自己做的,在建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舞台、这空间怎么用了。我不会对未来做设想。《印象刘三姐》演了十几年了还有生长,我会去想这剧十年以后没人看了咋样?这不是王潮歌。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剧会一直有人看下去吗?
王潮歌:那当然,一定的。在国外很多戏都是这样,演十几年,一代一代的人受它滋养。
我对这个世界有看法
王潮歌说,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小段子可惜最后没放进去:
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每次送完快递后,都会多说一句:“菩萨保佑你”。有一个老太太追着送给他一瓶可乐,还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小伙子说,给予别人不见得是给钱,给别人一个笑容、一句好听的话,一种善意,都是给予。
《瞭望东方周刊》:我采访《又见平遥》的时候,他们解释说,这台剧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你是怎么通过一台剧把本地文化以及民俗的内核抓出来的呢?剧本的酝酿时间又很短,好像只有一年。
王潮歌:对,很短。我没有抓他们的内核,我抓的是当下,我有什么话要说。
《又见平遥》和《又见五台山》这两个项目是同时接的。前一个我问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后一个,我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将向哪里去?
这是我的想法。我只不过找到当地的素材去完成这个想法。我从来不会在脑子里没什么的时候出去采风,比如采访到一个民间故事就把它改编。我的勤奋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的高级也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最后打动人的不仅仅是故事,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那么多人到五台山干嘛去?如果你问一个人理想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开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挣多少钱,坐一辆什么牌子的车,或者娶一个什么老婆,但很少人说精神上的追求。拜佛也是谈物质,生病,一求,好了,想要钱,一求,来了。其实佛教说的不是这个,它某种程度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种世界观,给人精神滋养。
2014年9月19日,王潮歌新作《又见五台山》首演。她用一场演出来阐释自己对五台山和佛学的理解。
剧场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专门为她的演出设计的,就建在五台山清水河畔,因挂满风铃取名“风铃宮”。进入剧场,需要经过一段长730米的甬道,由低向高,形状七折,每一折都像打开的经卷,墙上刻着《华严经》经文。主剧场可容纳1600名观众。
“一岁我出生了,两岁我学会了走路,19岁我上了大学,32岁我结婚了……”演出从世俗的生活和与之伴随的烦恼开始。90分钟,观众从室内情境体验区穿梭到360度全景旋转舞台区,舞台全长240米,随着剧情演进不停转动,提醒观众时间的流转。
这个剧的主题是什么?
“佛教文化浩瀚如大海,不可说清楚,我们的作品哪怕只是有一点点醒你、启悟你,或是让你抚摸到文殊菩萨智慧轻罗的一角,都达成了我们的夙愿。”王潮歌答道。
王潮歌卷发披肩,黑衣黑裤,配一条红绿相间的条巾。无论开幕式、新闻发布会还是专家研讨会,她都应对自如,自信扑面而来。
我出生时就组装好了
化完妆,王潮歌看着镜中的自己,手舞足蹈:“这是谁家小姑娘,长这么好看!”
她平时工作不仅没时间化妆,有时甚至连脸都不洗。
采访时,丈夫徐东在身边忙着帮她拿衣服、买吃的。据悉,丈夫是她大学时的班主任。
“哎呀老公,你看我长白头发了。”她在镜前撒娇,徐东马上走到她身边,拨弄着她的头发说,“就几根。”
王潮歌的父亲曾是《中国教育报》主编,母亲曾是《纵横》杂志总编兼一家出版社社长,当本刊记者问她成功是否得益于家庭影响,她不以为然:“我出生的时候就组装好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你的性格等各方面受家庭影响很多吧?
王潮歌:我完全不这么想。父母不能决定孩子的性别,也不能决定孩子的性格,更不能决定他的命运。你不能说一个人所有的成功跟家庭熏陶有百分之百的绝对关系。可能跟家庭有一定的脉络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我还有个姐姐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和于丹有个对话传播很广,你们好像有很多相似之处。
王潮歌:我不是一个感叹者、评论者,我是直接在一线干活的人。这是我和于丹老师不同的地方。我要在一线辛苦地干实在的工作,然后才把我在工作中的感受说给大家听。如果作为一个导演,我每天抱着膀子在那儿感叹,不会有人愿意跟我。做《又见五台山》我几个月没回北京。我戏要排,夜要熬。
因为我经常对
马云曾经说王潮歌是“女马云”, 任志强说王潮歌“像神仙一样”。王潮歌说,她跟马云、任志强“很熟,是朋友”。《又见五台山》首演次日,任志强专门开车到五台山看了演出,并在微博上说:“庆祝演出成功!人与禅的融合!”
《瞭望东方周刊》:你以前曾经主持过大型的服饰晚会,“印象”系列以及后来的“又见”系列的剧本也是你创作的,你好像是个全才?
王潮歌:一个好的导演或编剧,什么题材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载体,成为思想表达的方式。前提是,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话要说。你是不是能在日常拉拉杂杂的生活之中,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观察。观察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观点,然后就非常希望说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找手段。
我会找很多种手段把它表达出来,希望引起共鸣。这整个流程我觉得自己完成得不错。我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有敏锐的旁观的目光,所以我会自己想、自己写。
《瞭望东方周刊》:一名女性总导演带领一个男性居多的团队,会不会有人不服你?我发现你和合作者之间,你既强势而且又能让对方服气,怎么做到的?
王潮歌:因为我对啊,我经常对!我发出的口令、做出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因为这个正确带给你非常大的益处,你是不是服我了?他们是这么形容我的:有超前的判断力,当我预料到和我说了以后,我的执行力是极强的。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你和朱小地意见相左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王潮歌:我和朱小地合作(设计剧场建筑)的时候,他说要造微景观,但是我觉得微景观力度不够,要去掉微景观,全部把绿石头铺起来。现在就是按这个方法搭的,小地院长看了之后,也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市场的眼光
《瞭望东方周刊》:有报道说,你在阳朔做《印象刘三姐》,演出完,当地的几个文化人并不认同这是他们的文化,要求和你在茶馆谈一谈。对此,你说“落后真可怕”,为什么?
王潮歌:文化人的思想禁锢是最可怕的,有一种可怕叫自以为是。实际上文化是非常复杂的状态,所以国外有很多争议性的作品。当这些作品出现的时候,外国人会说,为什么他这么想呢?而我们的文化人却说,他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他错了。
我为什么非要和你想的一样?你要看我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行不行、好不好!每个人都是观众,要听绝大多数观众怎么看。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现在更学会用市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用市场的眼光,就是不需要知识分子讨论来讨论去吗?
王潮歌:农民还是艺术家,在我来看,都叫观众。任何一个走进我剧场的人,都是观众。
如果剧场里90%的人都说不好,那就叫没市场。但如果作品大家看着都觉得好,70%都觉得好,这就叫有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除了一线城市的居民,很多人是没有机会看话剧的,看到实验演出的人就更少。你的剧是不是有点普及的想法?就是让普通的人都能够看懂,不需要太高的艺术追求,因为曲高和寡。
王潮歌:我没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我很简单,就是有话想说,正好有个地儿请我去说。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在中国,100个人里肯定有两个以上看过我的戏,所以我应该是现今中国观影人数最多的导演。 我的剧不是旅游产品
《瞭望东方周刊》:发布会的时候,有记者说你的作品是和旅游业结合的产品,你好像不太认同?
王潮歌:对。你们如果把它看成是旅游产品就都看低了。第一,把游客低看了,旅游的人怎么了?是没文化的人吗?旅游的人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吗?第二,这个文化产品在什么地方很重要,怎么做,做的是什么很重要,不要把挨着旅游行业的就看成快餐化的秀,这样去定义我的作品,我觉得不公平。
我倒不介意别人非要说我这个是旅游产品,但是介意大家对旅游的定义。
《瞭望东方周刊》:别人这么认为,是因为从《印象刘三姐》到《又见五台山》都做在旅游区。
王潮歌: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些地方成为旅游景区,因为它有足够的文化,足够美丽,足够吸引人去看。别把鸡和蛋搞混了。像平遥,是世界文化遗产,几百上千年的古城。
《瞭望东方周刊》:平遥的公开宣传中,就把你的剧当成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啊。
王潮歌:没问题,这是他们旅游业的一个产品。他们的项目公司要运营产品,我是搞研发的,至于他们怎么销售,那是他们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是,你的剧,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旅游的流动人群,但是北京的保利剧院或者梅兰芳大剧院,他的观众人群相对固定,你的剧恐怕重复观看的不多。
王潮歌:做这个计算多傻啊。看看百老汇的《第42街》,全世界都去看。
不对未来做设想
《瞭望东方周刊》:从《印象刘三姐》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家了,你差不多一年做一个。这种节奏会不会太忙?有没有想过放慢脚步?
王潮歌:我从来不预计以后的生活,将来做或者不做,我是随性往前走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剧是在不同的地方复制,你不担心做太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
王潮歌:这么大的中国,文化都成了奇缺,而纽约小小的42街,一家挨一家全是演出;三平方英里的伦敦西区,300多家剧院。偌大的北京有几家可看?咱现在是拿不出像样的作品证明我们是有文化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剧都要专门盖一个剧场,有没有想过,如果若干年以后,剧没有人再看了,这剧场怎么办?
王潮歌:我的剧场是专门给自己做的,在建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舞台、这空间怎么用了。我不会对未来做设想。《印象刘三姐》演了十几年了还有生长,我会去想这剧十年以后没人看了咋样?这不是王潮歌。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剧会一直有人看下去吗?
王潮歌:那当然,一定的。在国外很多戏都是这样,演十几年,一代一代的人受它滋养。
我对这个世界有看法
王潮歌说,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小段子可惜最后没放进去:
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每次送完快递后,都会多说一句:“菩萨保佑你”。有一个老太太追着送给他一瓶可乐,还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小伙子说,给予别人不见得是给钱,给别人一个笑容、一句好听的话,一种善意,都是给予。
《瞭望东方周刊》:我采访《又见平遥》的时候,他们解释说,这台剧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你是怎么通过一台剧把本地文化以及民俗的内核抓出来的呢?剧本的酝酿时间又很短,好像只有一年。
王潮歌:对,很短。我没有抓他们的内核,我抓的是当下,我有什么话要说。
《又见平遥》和《又见五台山》这两个项目是同时接的。前一个我问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后一个,我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将向哪里去?
这是我的想法。我只不过找到当地的素材去完成这个想法。我从来不会在脑子里没什么的时候出去采风,比如采访到一个民间故事就把它改编。我的勤奋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的高级也在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最后打动人的不仅仅是故事,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那么多人到五台山干嘛去?如果你问一个人理想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开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挣多少钱,坐一辆什么牌子的车,或者娶一个什么老婆,但很少人说精神上的追求。拜佛也是谈物质,生病,一求,好了,想要钱,一求,来了。其实佛教说的不是这个,它某种程度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种世界观,给人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