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家里头，我父母亲4个女儿，就我一个在中国。四姐妹中我排行第二，姐姐赵如兰过去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她大概是该校第一个华裔女教授，教音乐学。三妹赵来恩在美国是作家，她原先是学数学的，人家总说学了数理化就怎么样，其实她喜欢文学，出国的时候她才7岁，现在读书写作都是用英文，她在家里说中国话，但中文文笔就不行了。小妹赵小中出去的时候更小了，也是从小说英文。
我们一家子1938年都去了美国，后来就我一个人回来了。我是1946年回来的，日本人要早投降一个月我就还会早回来一年。我1945年7月大学毕业，那时找工作至少签一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一个月了，所以回来就是一年后了，后来又遇上美国海员大罢工，又等了几个月才回国。本来我父母他们也说回国的，后来局势变化就没回来。我父亲、母亲1973年回来探亲，周恩来总理接见过;1981年，我父亲最后一次回来，邓小平和政协的领导接见过，那时我母亲已经过去了;后来我姐姐、姐夫他们经常回来。
我现在90多岁，回顾一下，一辈子也还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时，我在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我又在上海;“七七事变”我在南京;1941年日本人炸珍珠港，我又在美国刚上大学;后来又是解放战争……这些大事情都碰上了，现在我看电视，看到那些回顾历史的画面，都会觉得很现实，都经历过了。现在挺好的——人一生都差不多，我经历了90多年，社会什么样子，个人就什么样子，我只是社会中的一员。
我现在在家主要整理我父亲的一些东西。父亲1938年出去后，他去了美国和欧洲等很多地方，后来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待了30多年。我和清华大学商量，将来整理好了，把东西送给清华。父亲所有的照片，他自己拍的，他留的，所有的幻灯片，现在都在我这儿。我父亲有个习惯，从1906年他十几岁起就开始记日记，他也喜欢照相——不管水平高低，他的记录、记载特别丰富，很有价值。这些东西也经历了很多辗转。1937年父亲病了，时局也不稳，他怕弄丢，“七七事变”后。他就把他的东西全寄到美国他的一个大学同学那里。这些东西非常珍贵，一开始不敢放在我这里，都放在姐姐、妹妹和加州的大学同学那里。后来他们回国，看到时局很好，我们也很好，就把东西转移到我这里来了。
现在商务印书馆要出我父亲的影集，内容包括父亲一生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他和胡适、傅斯年等有名的知识分子的来往，这些相片我们都整理出来了。我母亲曾经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几本书。我姐姐也有些东西要我们回忆、整理。当然，主要是我儿子在整理。
我是两岁的时候随父亲到的清华。刚开始学说话，就说北京话，之后就老改不了，为此父亲还曾说我顽固;我的英文，是美国北方的口音，我父亲是语言学家，他觉得学英文就要直接到那个说英文的环境里去。到了美国，他直接把我和姐姐往美国的学校一放，当时我们一个字母都不知道呢，等英文刚学了一点点，又带我们回了上海，到上海中文又跟不上，在上海读了一学期、南京读了一学期，后来打仗了又到了长沙，我在福湘女中读了一学期，中文刚刚跟上，又去了美国。换来换去，我的英语口语还可以，北京话还像北京话，就是长沙话一直不会说，也不怎么懂，我到长沙也60多年了——我大儿媳妇是成年以后去的美国，她的英语是带着中国口音的英语，我的是纯正的美国北方的口音。想想我父亲真的是厉害，他到哪里就能够说哪里话。
1937年，我们从南京迁到长沙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铁佛东街。我插班到福湘女中读初二，我姐姐插班到周南女中读初三，我妹妹读周南的小学。福湘规定要住堂（指住在固定的宿舍里，吃相应的食堂），在福湘女中的食堂吃饭时，有些学生还爱捣乱，往我们外地来的学生的饭里偷偷塞辣椒，越吃越辣。
1936年，丁文江也是因为工作到了长沙，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搞地质的。冬天的时候，他在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期间烧火取暖，煤气中毒。后来救治无效，一个月后逝世。丁文江和我父亲很熟，我们喊他丁伯伯。他就葬在我们学校（中南大学）的后山上。1937年我父亲带着我们姐妹，还有李济（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一家，包括李济的老太爷一起去祭拜过，我们先是坐船过江，然后爬山到了丁文江的墓地。丁文江的墓曾经被毁过，后来被修葺，我也去看了。
我父亲这一生好几次到过长沙。最早一次到长沙，是1920年，他那个时候给罗素做翻译。罗素到长沙来，他也就跟着来了。他们从上海到长沙是坐船。同行的还有杨瑞六（1885-1966，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他是长沙人，一路教我父亲学说长沙话。父亲从上海学到长沙，到长沙了，已能长沙话做翻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长沙人。1937年前，有一次他做方言调查也到过长沙，那个时候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是他建立的）做研究。父亲在南京建了语音实验室，国外的好些专家还去参观过。父亲特别讲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
姐妹中我待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多一些，父亲特别疼我。我弹钢琴是父亲一手教的，没跟别人学。我特别记得小时候得肺炎，那个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要敷一种很烫的药，我特别不喜欢，不肯敷，父亲就来床边给我敷，还教我背九九乘法表。我姐姐也是我父亲带得多。我母亲则忙着她的厨房和她的社交。父亲觉得他应该养活老婆，不让我母亲工作，但我母亲哪里闲得住，搞的活动尤其多。我记得有一年我得了白喉，打血清，母亲在我旁边做螃蟹肉。别人说她你女儿病成这样，你还有心思做这个？她说难道要我在旁边哭啊、闹啊。
从1946年离开美国回国，到1973年，我和我父母有20多年没见面。但这期间一直保持着通信，我和我母亲通信时，父亲就在我母亲的信上这儿加一个注，那儿加一个注。1973年他们有准备到长沙来，但没能成行。他们回了常州，我父亲是常州人;回了南京，我母亲是安徽人，但她小时候就到了南京。1981年回国的时候，我母亲不在了，父亲说下次再回国就回长沙看看。但没下次了，他自己也走了。他走的时候，90岁生日没到;我母亲走的时候，92岁生日没到。
1979年，我母亲90岁生日时，我们可以出国了，当时我去了美国，见了母亲，还见到了分开33年的两个妹妹。我三妹陪着我到加州，和父亲一起陪母亲做寿，姐姐在美国东部，没去。我们给母亲送了90朵康乃馨，一个瓶子都装不下，分了几个瓶子装着。尽管长期分离，但我们感情很深，特别是和我父亲。父亲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去世了，也没兄弟姐妹，是由姨媽、姑妈带大的。所以，他把家人看得特别重。小时候，他到哪儿都把我们带着。他一开车出去，我们都坐在车上，走到哪儿就唱歌唱到哪儿。开始就我和我姐姐，加上父亲，我们是“三部曲”，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妹妹，成了“五部曲”了。
（责任编辑：北鸣）
我们一家子1938年都去了美国，后来就我一个人回来了。我是1946年回来的，日本人要早投降一个月我就还会早回来一年。我1945年7月大学毕业，那时找工作至少签一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一个月了，所以回来就是一年后了，后来又遇上美国海员大罢工，又等了几个月才回国。本来我父母他们也说回国的，后来局势变化就没回来。我父亲、母亲1973年回来探亲，周恩来总理接见过;1981年，我父亲最后一次回来，邓小平和政协的领导接见过，那时我母亲已经过去了;后来我姐姐、姐夫他们经常回来。
我现在90多岁，回顾一下，一辈子也还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时，我在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我又在上海;“七七事变”我在南京;1941年日本人炸珍珠港，我又在美国刚上大学;后来又是解放战争……这些大事情都碰上了，现在我看电视，看到那些回顾历史的画面，都会觉得很现实，都经历过了。现在挺好的——人一生都差不多，我经历了90多年，社会什么样子，个人就什么样子，我只是社会中的一员。
我现在在家主要整理我父亲的一些东西。父亲1938年出去后，他去了美国和欧洲等很多地方，后来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待了30多年。我和清华大学商量，将来整理好了，把东西送给清华。父亲所有的照片，他自己拍的，他留的，所有的幻灯片，现在都在我这儿。我父亲有个习惯，从1906年他十几岁起就开始记日记，他也喜欢照相——不管水平高低，他的记录、记载特别丰富，很有价值。这些东西也经历了很多辗转。1937年父亲病了，时局也不稳，他怕弄丢，“七七事变”后。他就把他的东西全寄到美国他的一个大学同学那里。这些东西非常珍贵，一开始不敢放在我这里，都放在姐姐、妹妹和加州的大学同学那里。后来他们回国，看到时局很好，我们也很好，就把东西转移到我这里来了。
现在商务印书馆要出我父亲的影集，内容包括父亲一生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他和胡适、傅斯年等有名的知识分子的来往，这些相片我们都整理出来了。我母亲曾经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几本书。我姐姐也有些东西要我们回忆、整理。当然，主要是我儿子在整理。
我是两岁的时候随父亲到的清华。刚开始学说话，就说北京话，之后就老改不了，为此父亲还曾说我顽固;我的英文，是美国北方的口音，我父亲是语言学家，他觉得学英文就要直接到那个说英文的环境里去。到了美国，他直接把我和姐姐往美国的学校一放，当时我们一个字母都不知道呢，等英文刚学了一点点，又带我们回了上海，到上海中文又跟不上，在上海读了一学期、南京读了一学期，后来打仗了又到了长沙，我在福湘女中读了一学期，中文刚刚跟上，又去了美国。换来换去，我的英语口语还可以，北京话还像北京话，就是长沙话一直不会说，也不怎么懂，我到长沙也60多年了——我大儿媳妇是成年以后去的美国，她的英语是带着中国口音的英语，我的是纯正的美国北方的口音。想想我父亲真的是厉害，他到哪里就能够说哪里话。
1937年，我们从南京迁到长沙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铁佛东街。我插班到福湘女中读初二，我姐姐插班到周南女中读初三，我妹妹读周南的小学。福湘规定要住堂（指住在固定的宿舍里，吃相应的食堂），在福湘女中的食堂吃饭时，有些学生还爱捣乱，往我们外地来的学生的饭里偷偷塞辣椒，越吃越辣。
1936年，丁文江也是因为工作到了长沙，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搞地质的。冬天的时候，他在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期间烧火取暖，煤气中毒。后来救治无效，一个月后逝世。丁文江和我父亲很熟，我们喊他丁伯伯。他就葬在我们学校（中南大学）的后山上。1937年我父亲带着我们姐妹，还有李济（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一家，包括李济的老太爷一起去祭拜过，我们先是坐船过江，然后爬山到了丁文江的墓地。丁文江的墓曾经被毁过，后来被修葺，我也去看了。
我父亲这一生好几次到过长沙。最早一次到长沙，是1920年，他那个时候给罗素做翻译。罗素到长沙来，他也就跟着来了。他们从上海到长沙是坐船。同行的还有杨瑞六（1885-1966，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他是长沙人，一路教我父亲学说长沙话。父亲从上海学到长沙，到长沙了，已能长沙话做翻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长沙人。1937年前，有一次他做方言调查也到过长沙，那个时候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是他建立的）做研究。父亲在南京建了语音实验室，国外的好些专家还去参观过。父亲特别讲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
姐妹中我待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多一些，父亲特别疼我。我弹钢琴是父亲一手教的，没跟别人学。我特别记得小时候得肺炎，那个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要敷一种很烫的药，我特别不喜欢，不肯敷，父亲就来床边给我敷，还教我背九九乘法表。我姐姐也是我父亲带得多。我母亲则忙着她的厨房和她的社交。父亲觉得他应该养活老婆，不让我母亲工作，但我母亲哪里闲得住，搞的活动尤其多。我记得有一年我得了白喉，打血清，母亲在我旁边做螃蟹肉。别人说她你女儿病成这样，你还有心思做这个？她说难道要我在旁边哭啊、闹啊。
从1946年离开美国回国，到1973年，我和我父母有20多年没见面。但这期间一直保持着通信，我和我母亲通信时，父亲就在我母亲的信上这儿加一个注，那儿加一个注。1973年他们有准备到长沙来，但没能成行。他们回了常州，我父亲是常州人;回了南京，我母亲是安徽人，但她小时候就到了南京。1981年回国的时候，我母亲不在了，父亲说下次再回国就回长沙看看。但没下次了，他自己也走了。他走的时候，90岁生日没到;我母亲走的时候，92岁生日没到。
1979年，我母亲90岁生日时，我们可以出国了，当时我去了美国，见了母亲，还见到了分开33年的两个妹妹。我三妹陪着我到加州，和父亲一起陪母亲做寿，姐姐在美国东部，没去。我们给母亲送了90朵康乃馨，一个瓶子都装不下，分了几个瓶子装着。尽管长期分离，但我们感情很深，特别是和我父亲。父亲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去世了，也没兄弟姐妹，是由姨媽、姑妈带大的。所以，他把家人看得特别重。小时候，他到哪儿都把我们带着。他一开车出去，我们都坐在车上，走到哪儿就唱歌唱到哪儿。开始就我和我姐姐，加上父亲，我们是“三部曲”，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妹妹，成了“五部曲”了。
（责任编辑：北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