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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宏观调控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面对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现状，本文试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三次分配的角度探求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规范初次分配的市场秩序：健全二次分配的调控机制；促进三次分配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政府调节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一)居民收入分配总体的差距有所扩大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不相对合理；0.4～0.5表不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70年代末在0.3以下，80年代中期超过0.3，2000年达到0.417，2004、2005年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统计分别为0.46，0.47。在30年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人的幅度过夫、速度过快，即使考虑到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的因素，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比如城镇居民享受的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如果把这些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
(三)地区间差距在扩大
由于同家政策、地区环境、基础条件、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差别，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明显整呈现出中、东、西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发达地区改革早，起步也早，吸引国内外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西部地区改革晚，起步也晚，经济越不发达越要承担改革的成本，实际上走入恶性循环的轨道。
(四)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对r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同业竞争使之获得了平均利润。但垄断行业之间却存在着垄断收入和垄断利润，从而造成这些行业凭其生断地位获得较高收入。除了那些凭借高科技含量而获得最高收入的行业，如计算机服务业外，其他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烟草和公用事业行业等，都是凭借行政权力形成的。这些行业，虽然近年来有所改革，但由于其在人事、组织关系上的渊源，往往还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收入分配差距大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会影响到国内需求状况，而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不能随收入增加而同等程度增加，收入低者虽有消费欲望而无支付能力。所以合理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利于刺激和拉动经济发展，它可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不平等的差距过大将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主义本质内在的要求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会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们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和工人为文体的国家，长期来看，中国近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从农民和工人的角度看，这些改革将损失其对安全、平等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应注意到，渐进式改革弱点的一个表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完善的收入分配和调节机制。一旦暴富阶层和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则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
三、政府在三次分配中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
厉以宁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在承认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和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的前提下，为防止社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一)规范第一次分配的市场秩序
1．非法侵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来牟取暴利要依法严厉制裁
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决策分散化和监督约束机制的脱节，导致一段时期内政府官员手中的实权、特权更加不受约束，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间接的以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一些官员又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落后于改革实践、探索试验过程中监督机制的脱节等，大作权钱交易，收受嘶略。这些腐败官员虽然人数并不很多，但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府形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危害极大，引起丁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应加重对其经济处罚并附之以更为严历的行政和司法处理，除对当事人从严打击外还应对其他有关人员的连带责任进行追究对执法不严问题也要严加惩处。
2．清除市场壁垒，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业垄断使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在较长时间内获取垄断利润或超额收入。对此，首先政府应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使其能成为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的主体，使其能按照要素分配的基本规则进行收入分配；其次对于垄断性收入，应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特殊税种，将这些行业获取的超额利润收归国家所有，以逐步实现各经济主体竞争起点的公平性；再次放弃对垄断行业投资的管制制度，同时改革管制方式，建立起公平竞争的机制，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非公平交易。从源头抓起，解决“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被开能够放开并引入竞争机制的领域，防止权力过分介入分配领域，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
3．转变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特区优先发展的不平衡战略是以延缓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些地区享受了很优惠的政策，如实施较长时问的财政包干，他这些地区承担比其它地区低得多的财政负担；同时对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保税区、高科技园区等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这些地区的税率低于别的地区，获取公共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使得这些地区的竞争力明显增强，有条件发给职工更多的工资。而这些特殊的区域基本上分布在东部地区，这样对这些区域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便形成了不公平的区域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现在，在东西部差距急剧扩大，而东部地区已经获得相对西部地区巨大发展的时候，就应该逐步取消特区等地的优惠政策以缩小地区差别。
(二)完善二次分配的调控机制 1．完善税制与强化税收征管
(1)所得税
所得税是同家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的杠杆。所得税是一种有效的再分配手段，它通过累进课征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和企业之间实际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减税免税对特殊困难的纳税人给以种种照顾，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宁。
①企业所得税
我国2006年以前仍保留着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尽管表面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同美国相差不大，但税负高低不能只看名义税率。而现在的税法允许外资企业将成本费用全部扣除，而不允许内资企业这样做，由此造成了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即将实施的两税合并，可以将各类企业的所得税税负统一，不但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又可以为政府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财力的保障。
②个人所得税
我国现阶段要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改分类所得税制为以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以便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训练，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
(2)财产税
财产状况是决定人们收入的重要因素，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调节，是所得税的有益补充。财产税还具有简单易操作、不易转嫁、税收收入稳定的优点。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统一内、外资房产税和内、外资国船使用税，规范、完善上地增值税和契税，对存量房产开征物业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遗产税，同时为防止财产所有人在生前将其财产无偿转移给继承人从而偷逃税款，应配合征收憎予税。由于遗产税是在收入所有者去世后征收，不影响所有者生前的享用，调节所带求的损失最小，所以可以把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调节力度加大。
此外，在税收调节的基础上，还可以运用转移支付，投资补帖、贴息贷款、以及优惠性的税收政策等措施给予落后地区的时政支持，改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生产率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此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育
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法制化轨道，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资金求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而，让各类性质企业都参加社会保障金统筹，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都应作为纳税人交纳社会保障税，从而均衡各类企业支出，缩小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另外，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目前应尽快健全和完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实施多渠道、多层次、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
(三)创造均等的教育机会
我国同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此尽快建立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的义务教育资金保证体系，适当提高免费义务教育的项目构成。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还要注重提高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能力、改善贫困状态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转业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建立针对困难家庭的教育援助制度，如教育贷款、奖学金和勤工助学等，通过政府扶持和社会救助，减轻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消除低收入家庭成员因家庭贫困而放弃受教育机会的现象。此外，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增加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财政资金投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和再就业培训。
(四)通过扶贫缩小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尤其是提高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贫困治理行动中，政府全能的转变可借鉴国际经验，把从下至上参与型的治理结构原则融合进我国从上至下的管制型组织框架之中，使之有机结合，在集权与分权、管理与参与之间取得协调与平衡，适时完成由单纯依靠政府和行政组织的扶贫，向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扶贫方向转换，构建我国农村有效的扶贫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政府扶贫方式的转变。
(三)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壮大
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是慈善公益组织。与西方不同，中国绝大多数的慈善公益组织仍然存政府的控制之下，它们常常被看作半官方组织，政府对其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扶植使其挑一步发展壮大以弥补前两次分配的缺陷。
1．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性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一方而，大家庭在城市里已经瓦解，住乡村正在瓦解，靠核心家庭难以应付这类需求；另一方面，以前的“企业保障”和“单位保障”已转化为“社会保障”。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足，为全社会提供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有限。结果，住极少部分人暴寓的同时，城市培民感到经济生活不安全的人群比重不断攀升。农村膳民的不安全感也日益加剧。经济不安全已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可以预见，未来家庭在提供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会继续下降，政府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接过更多的负担。因此，大力发展民间慈善组织已经变成了摆在我们国家而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2．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1)培养慈善理念
在西方同家，慈善公益组织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占到了美国GDP的9％。而在我同慈善理念还远没有成为每个公民的内在道德要求。政府应加大慈善理念的宣传，培养慈善理念，使所有高收入者都能有“第三次分配”这样的观念，都能把捐赠献爱心看成是先富起来者的一种应尽的责任。这个过程虽然不能直接产生很大的效果，但可以使富人与穷人相互了解，缓解社会矛盾。
(2) 直接注入资金
慈善公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充足的资金，而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民间非营利组织部不可能仅依靠民间志愿捐款生存。根据2000年的州查，政府是中国社团组织的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捐款只能靠自愿，纳税却是强制性的义务。与非营利部门的这个区别，使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占据着极大的优势。所以，在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初期政府在允许的条件下应对其进行尽可能多地资金支持，为第三次分配种下“种子”。
(3) 政策支持
①增强税收减免政策的针对性，鼓励社会捐赠行为
首先要规范免税资格核准制度，是否具有免税资格，由税务机关核准。只有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事业机构，才能给予减免税优惠。其次，要求免税公共事业机构的法人资格。从事公益性、非营利性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就能有救保证其免税收入用于其宗旨所规定的社会公益事业，其财产为法人占有，机构终止或解散时财产归政府所有，或者转移到其他公共事业机构，防止免税收入形成的资产落入私人手中。对向慈善公益组织捐赠的个人和组织可以进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以鼓励和引导社会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②加强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财政监督
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出资、政府与民间合资举办的以及接受政府资助的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如财政资金运行状况，资金使用的绩效。对慈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获取较高收入的情况和发起人分配利润的行为要进行关注和限制，严惩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促使其加强内部管理，为扩大社会公平，救助弱者、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改革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政府调节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一)居民收入分配总体的差距有所扩大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不相对合理；0.4～0.5表不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70年代末在0.3以下，80年代中期超过0.3，2000年达到0.417，2004、2005年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统计分别为0.46，0.47。在30年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人的幅度过夫、速度过快，即使考虑到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的因素，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比如城镇居民享受的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如果把这些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
(三)地区间差距在扩大
由于同家政策、地区环境、基础条件、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差别，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明显整呈现出中、东、西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发达地区改革早，起步也早，吸引国内外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西部地区改革晚，起步也晚，经济越不发达越要承担改革的成本，实际上走入恶性循环的轨道。
(四)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对r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同业竞争使之获得了平均利润。但垄断行业之间却存在着垄断收入和垄断利润，从而造成这些行业凭其生断地位获得较高收入。除了那些凭借高科技含量而获得最高收入的行业，如计算机服务业外，其他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烟草和公用事业行业等，都是凭借行政权力形成的。这些行业，虽然近年来有所改革，但由于其在人事、组织关系上的渊源，往往还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收入分配差距大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会影响到国内需求状况，而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不能随收入增加而同等程度增加，收入低者虽有消费欲望而无支付能力。所以合理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利于刺激和拉动经济发展，它可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不平等的差距过大将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主义本质内在的要求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会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们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和工人为文体的国家，长期来看，中国近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从农民和工人的角度看，这些改革将损失其对安全、平等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应注意到，渐进式改革弱点的一个表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完善的收入分配和调节机制。一旦暴富阶层和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则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
三、政府在三次分配中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
厉以宁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在承认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和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的前提下，为防止社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一)规范第一次分配的市场秩序
1．非法侵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来牟取暴利要依法严厉制裁
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决策分散化和监督约束机制的脱节，导致一段时期内政府官员手中的实权、特权更加不受约束，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间接的以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一些官员又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落后于改革实践、探索试验过程中监督机制的脱节等，大作权钱交易，收受嘶略。这些腐败官员虽然人数并不很多，但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府形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危害极大，引起丁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应加重对其经济处罚并附之以更为严历的行政和司法处理，除对当事人从严打击外还应对其他有关人员的连带责任进行追究对执法不严问题也要严加惩处。
2．清除市场壁垒，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业垄断使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在较长时间内获取垄断利润或超额收入。对此，首先政府应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使其能成为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的主体，使其能按照要素分配的基本规则进行收入分配；其次对于垄断性收入，应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特殊税种，将这些行业获取的超额利润收归国家所有，以逐步实现各经济主体竞争起点的公平性；再次放弃对垄断行业投资的管制制度，同时改革管制方式，建立起公平竞争的机制，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非公平交易。从源头抓起，解决“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被开能够放开并引入竞争机制的领域，防止权力过分介入分配领域，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
3．转变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特区优先发展的不平衡战略是以延缓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些地区享受了很优惠的政策，如实施较长时问的财政包干，他这些地区承担比其它地区低得多的财政负担；同时对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保税区、高科技园区等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这些地区的税率低于别的地区，获取公共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使得这些地区的竞争力明显增强，有条件发给职工更多的工资。而这些特殊的区域基本上分布在东部地区，这样对这些区域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便形成了不公平的区域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现在，在东西部差距急剧扩大，而东部地区已经获得相对西部地区巨大发展的时候，就应该逐步取消特区等地的优惠政策以缩小地区差别。
(二)完善二次分配的调控机制 1．完善税制与强化税收征管
(1)所得税
所得税是同家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的杠杆。所得税是一种有效的再分配手段，它通过累进课征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和企业之间实际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减税免税对特殊困难的纳税人给以种种照顾，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宁。
①企业所得税
我国2006年以前仍保留着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尽管表面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同美国相差不大，但税负高低不能只看名义税率。而现在的税法允许外资企业将成本费用全部扣除，而不允许内资企业这样做，由此造成了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即将实施的两税合并，可以将各类企业的所得税税负统一，不但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又可以为政府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财力的保障。
②个人所得税
我国现阶段要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改分类所得税制为以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以便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训练，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
(2)财产税
财产状况是决定人们收入的重要因素，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调节，是所得税的有益补充。财产税还具有简单易操作、不易转嫁、税收收入稳定的优点。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统一内、外资房产税和内、外资国船使用税，规范、完善上地增值税和契税，对存量房产开征物业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遗产税，同时为防止财产所有人在生前将其财产无偿转移给继承人从而偷逃税款，应配合征收憎予税。由于遗产税是在收入所有者去世后征收，不影响所有者生前的享用，调节所带求的损失最小，所以可以把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调节力度加大。
此外，在税收调节的基础上，还可以运用转移支付，投资补帖、贴息贷款、以及优惠性的税收政策等措施给予落后地区的时政支持，改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生产率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此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育
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法制化轨道，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资金求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而，让各类性质企业都参加社会保障金统筹，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都应作为纳税人交纳社会保障税，从而均衡各类企业支出，缩小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另外，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目前应尽快健全和完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实施多渠道、多层次、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
(三)创造均等的教育机会
我国同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此尽快建立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的义务教育资金保证体系，适当提高免费义务教育的项目构成。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还要注重提高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能力、改善贫困状态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转业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建立针对困难家庭的教育援助制度，如教育贷款、奖学金和勤工助学等，通过政府扶持和社会救助，减轻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消除低收入家庭成员因家庭贫困而放弃受教育机会的现象。此外，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增加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财政资金投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和再就业培训。
(四)通过扶贫缩小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尤其是提高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贫困治理行动中，政府全能的转变可借鉴国际经验，把从下至上参与型的治理结构原则融合进我国从上至下的管制型组织框架之中，使之有机结合，在集权与分权、管理与参与之间取得协调与平衡，适时完成由单纯依靠政府和行政组织的扶贫，向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扶贫方向转换，构建我国农村有效的扶贫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政府扶贫方式的转变。
(三)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壮大
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是慈善公益组织。与西方不同，中国绝大多数的慈善公益组织仍然存政府的控制之下，它们常常被看作半官方组织，政府对其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扶植使其挑一步发展壮大以弥补前两次分配的缺陷。
1．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性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一方而，大家庭在城市里已经瓦解，住乡村正在瓦解，靠核心家庭难以应付这类需求；另一方面，以前的“企业保障”和“单位保障”已转化为“社会保障”。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足，为全社会提供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有限。结果，住极少部分人暴寓的同时，城市培民感到经济生活不安全的人群比重不断攀升。农村膳民的不安全感也日益加剧。经济不安全已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可以预见，未来家庭在提供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会继续下降，政府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接过更多的负担。因此，大力发展民间慈善组织已经变成了摆在我们国家而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2．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1)培养慈善理念
在西方同家，慈善公益组织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占到了美国GDP的9％。而在我同慈善理念还远没有成为每个公民的内在道德要求。政府应加大慈善理念的宣传，培养慈善理念，使所有高收入者都能有“第三次分配”这样的观念，都能把捐赠献爱心看成是先富起来者的一种应尽的责任。这个过程虽然不能直接产生很大的效果，但可以使富人与穷人相互了解，缓解社会矛盾。
(2) 直接注入资金
慈善公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充足的资金，而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民间非营利组织部不可能仅依靠民间志愿捐款生存。根据2000年的州查，政府是中国社团组织的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捐款只能靠自愿，纳税却是强制性的义务。与非营利部门的这个区别，使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占据着极大的优势。所以，在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初期政府在允许的条件下应对其进行尽可能多地资金支持，为第三次分配种下“种子”。
(3) 政策支持
①增强税收减免政策的针对性，鼓励社会捐赠行为
首先要规范免税资格核准制度，是否具有免税资格，由税务机关核准。只有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事业机构，才能给予减免税优惠。其次，要求免税公共事业机构的法人资格。从事公益性、非营利性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就能有救保证其免税收入用于其宗旨所规定的社会公益事业，其财产为法人占有，机构终止或解散时财产归政府所有，或者转移到其他公共事业机构，防止免税收入形成的资产落入私人手中。对向慈善公益组织捐赠的个人和组织可以进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以鼓励和引导社会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②加强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财政监督
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出资、政府与民间合资举办的以及接受政府资助的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如财政资金运行状况，资金使用的绩效。对慈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获取较高收入的情况和发起人分配利润的行为要进行关注和限制，严惩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促使其加强内部管理，为扩大社会公平，救助弱者、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改革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