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快要离开人世的那段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恸的时候，看到因受肝癌折磨躺在病榻上的憔悴、消瘦的父亲，用心如刀绞来形容那时的感觉是不为过的。按照老家农村规矩，老人离世的地方最好选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这样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按照此规，在成都省医院看到父亲快要不行的时候，我们几兄妹便护着他回到了金川卡撒乡下。
　　回到老家后病魔愈发加剧了对父亲的折磨，他皮肤发黄，腹部肿胀，额头上，鼻梁上不时渗透着豆大的汗珠，可他仍一声不吭，为了减轻父亲的疼痛，我们恳求老家医院给他注射了“杜冷丁”，此招刺激神经，只能起到昏睡的作用，醒后巨痛依然如旧。看到父亲这般痛苦而又无力回天的情形，我才体会到了人世间什么事是最难熬的。亲人们成天在病榻周围簇拥着父亲，为恐搅扰父亲，大多时候彼此只有用眼神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可从内心又希望父亲在临终前有点什么交待。终于在回到老家的第五天，父亲的嘴突然嚅动了几下，我心里一亮，知道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立即把耳朵贴尽了他的嘴边。“照全家相……照穿军装的全家相……”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向我交待着，听完父亲交待的那一瞬间，我有些茫然，因为父亲一生勤耕劳作，我以为他弥留之际，除了难舍难分的亲人外，就是土地、庄稼、牲畜和家产之类的事，而此时他的心愿竟然是要求照一张儿孙们着军服的全家福，这种多少带有点文化味的要求，显得与他的人生经历有些不相称，待沉思片刻后，我便又恍然大悟了：母亲和父亲膝下的儿孙中当时有五个现役军人，虽然我们以前照过几次全家福，但都没有着军服，这些细节我们并未在意，可在父亲心中成了一个缺陷，填补这个缺陷，竟成了父亲临终前的一个心愿，这使我始料未及。
　　照父亲的愿望，我们搀扶着父亲，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家福。照完全家福的那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人世，离世的那一刹那，他的脸上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坦然，似乎没有痛苦和遗憾。
　　送葬的那天，我长跪在父亲的墓前，想着父亲一生的辛劳，泪水就止不住的涌出。这块墓地是父亲生前自己选的，是我家的承包地，实行退耕还林后，父亲在这里栽种了花椒、梨树、柏树等树种，看见这些在风中摇曳的树木，好像父亲昔日劳作的样子又出现在眼前……
　　父亲一生大多时间都在与这些贫瘠的土地打交道，至到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他和母亲才到马尔康与小弟家一起生活。父亲生性热爱和敬佩军人，他临终前要求儿孙们穿着军服与其合影，并非他偶然所想，其实这是他一生沉积在心中的情感释放，这种情感之源，是来自我家四代男儿与人民军队的不解情缘……
　　上世纪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大金川地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政府一一格勒得沙政府，并组建了大金省军区，那年，我祖父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祖父是偏僻山区里为数不多的能识文断字的人，部队首长颇是器重祖父，他搞宣传，刷标语，随部队两进草地，红军北上时，他突然身染严重的“痢疾”，部队只好把他托在马尔康马塘一老乡家里养病，后来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祖父只好回到了老家，解放后享受着留落红军的待遇。大金川解放不久，我伯父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随部队进草地平叛，参加黑水战役，两立战功。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我和三位堂弟先后走进了军营，在我们的影响下，我儿子和两位外甥先后考进了军校，还有两位堂弟和堂姐的儿子也先后应征入伍。这种代代出军人的情况，在人口稀少的高原山乡里是不多的，对此，少言寡语的父亲虽从不张扬，但其内心却一直充满着自豪感，那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崇尚之心依然不减。
　　父亲对军人的仰慕既不会写在脸上，更不会说在嘴上，但他懂得当兵吃饭的人就必须付出。我刚当兵时，家里还很贫穷，二弟考上了中专，小妹，小弟才几岁，大妹、二妹上小学，经济收入是生产队的“超支户”。我是家中老大，虽身在军中，心却不时的惦记家中的锁事，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家里写信，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每次收到他托人写的来信，总是报喜不报忧，这使我当时感到莫大的慰藉。过了几年我才知道，为了支持我安心服役，大妹，二妹已辍学在家务农，这件事一直使我内疚不已，有意思的是两位妹妹的儿子成人后又分别考进了军校，似乎是上苍注定了她们俩一生的得失都与军人有关。我军校毕业，成了行政二十三级的正排职军官，第一次领到月工资五十三元，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店，花了三十五元钱给父親买了一块“珠峰”牌手表。父亲无论下地劳作，还是做家务，总是手表不离手腕。父亲如此钟爱这块表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南疆戰火还在燃烧，各部队都在去轮战，他当军人的儿子随时会卫国去沙场，父亲多少有些信佛，他把儿子送的手表带着，是希望天佑儿子平安。
　　父亲对我的关爱和工作的支持，并非是希望我获得多么的高官后禄。二OOO年初，组织拟把我从马尔康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的位置上，平调至全分区最偏僻最艰苦的壤塘人武部做政委，壤塘是草地县，当时条件很差，且我曾在那里服役过八年，对此，家人，友人替我大打抱不平，纷纷劝我转业去州级机关。当时，我三十八岁不满，又是本州民族干部，转业到地方安个县级干部是顺理成章的事。父亲知道我的心思后，丢下手中的农活来到马尔康，我见他十分严肃而不高兴的样子，心里就生起一股难言的滋味。他实在惯了，对儿女没有更多的说教，只丢下一句“做任何事要对得起良心和工资……”的话儿，就返身回老家乡下了。
　　揣着父亲的这句话，我在壤塘人武部一干就又是七年，七年间酸甜苦辢的事不在话下，唯使人心慰的是壤塘人武部“地处偏僻思想不保守，条件艰苦工作创一流”的创业精神，被原成都军区连续六年表彰为全面建设先进旅团级单位，我自己也被评为优秀旅团级主官。当父亲在弟妹们口中知道我的事后，并未表现出兴奋的样子。在父亲看来吃粮当兵，扛枪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年父亲的生日，几位要好的战友来到家中喝酒，席间一位好心战友劝我说，“你已任副师快十年了，也该为转正师的事跑一跑了……”那几年，部队的政治生态出了点问题，为了提职到处跑关系成为一种时尚，这些见不得天的事，父亲故然不懂，但那位战友劝我为转正师跑一跑的话，他觉得不入耳。待友人走后，他冷着脸又甩了一句当初劝我去壤塘人武部任职的话儿，末了，就啥话都不讲了。父亲的这句话，似鞭子一般，又一次抽打了我的心，使我彻底打消了去跑关系的念头，踏踏实实在雪域军营干了三十七年，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