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不久，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为酝酿组织民主团体，他加强了和三部分人的交往和联系，据王绍鏊《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一文：“开始活动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范尧峰：《王绍鏊在上海爱国民主运动中》，见《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一辑，74页，北京，2000年12月第一版）
　　这段文字在后来的会史研究中多次引用，在这三组人员中有一组“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引起笔者的注意。笔者曾藏有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的签名本书籍《朱绍文集》，对朱绍文的履历有所考证。朱绍文1915年生，1945年不过30岁而已，是王却老记忆有误，还是另有其人呢？
　　经济学家朱绍文
　　从已知名叫朱绍文的名人，一位是相声祖师爷朱绍文，卒于1904年，显然不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朱绍文， 1915年1月26日出生，194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精通日、德、英三门外语。1943年以日文写就博士论文《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但适逢战乱，未能全文发表，也未能举行答辩。1944年，朱先生因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受尽严刑拷打，右耳失聪；在日本十余年所积藏书，也被洗劫一空。能够捡回一条命，还多亏了东京大学在日本的地位，即便是在当时，日本军界也不敢将东京大学的学生随意处死。经由东京大学抗议，朱先生才被释放出狱。至1945年初，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混乱，东京大学疏散，朱先生携妻乘货轮至朝鲜，辗转回国。回国后，朱绍文先生曾任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经济学教授。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将朱绍文先生请到北京，从此朱绍文先生便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同时兼任辅仁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1年11月，朱绍文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朱绍文的履历时间节点是1945年初回国，工作活动地点上海，专业为经济学。与民进成立的时间和一部分以王绍鏊为首工商经济界人士等情况高度吻合，虽然没有确切查到经济学家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史实，但由于朱绍文只担任了一届理事，是不是后来和傅雷先生一样退出组织也未可知。
　　民建会员朱绍文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荣誉学部委员页面，也有朱绍文的简历与百度大致相同，其中有：“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研究与教学工作之外，朱绍文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曾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常委，民建中央第四、五届常委。”没有提加入民进，更没有说当选一届理事会理事，是笔误，是错误还是双重党籍？
　　一个偶尔的机会，笔者看到一份朱绍文先生亲笔手写的履历表，其中出生年月填写的是1916年1月，出生地：江苏镇江，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其他内容和百度百科所列基本一致。由此确认经济学家朱绍文为民建会员无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其实是一位多重政治身份的人，他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人寿同志的回忆文章《缅怀王绍鏊同志》一文中说：“抗战胜利不久张奉命撤离上海，我有幸担任王绍鏊同志与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一年左右。”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委，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徐伯昕、葛志成、梅达君：《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见《王绍鏊纪念集》，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林芷茵：《王绍鏊传略》，见《王绍鏊纪念集》，3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同是王绍鏊领导下的民建、民进组织，在民主党派创建期间出现多重党籍的民进会员也并不罕见，“其中民进成员陈已生、林汉达、徐伯昕、冯少山等由于王却老的介绍，先后又都参加了民建会”（范尧峰：《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王绍鏊》，见《王绍鏊纪念集》，9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虽然没有点名朱绍文，但有“等”这个省略语，以此推断民建会员朱绍文曾经加入过民进也基本合理。
　　沪上名医朱绍文
　　在民进中央网站会史钩沉栏目有一篇陈正卿撰写的《特科尖兵王绍鏊》一文中也有关于民进成立之前的聚谈的表述，其中有“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这里提到了朱绍文、蔡禹门两位前文说的60多岁的老先生的职业为沪上名医。
　　西泠印社2016年春季拍卖会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二）有一幅王季迁的作品《秋山溪阁图》，款识中有“乙酉（1945年）菊月，重加润色，似禹门大医师雅正，莫厘王季迁识”，这里的受赠人禹门大医师正是沪上名医蔡禹门。拍卖图录上有备注：蔡禹门[民国]，留日医生，任职江苏省立医院，民國时期沪上名医，上海医师公会发起人。
　　而沪上名医朱绍文，查遍资料却不得踪迹，作为上海的名医而无任何记载是非常有悖常理的事，因此，沪上名医朱绍文的提法基本不成立，或者作者写的意思不是说朱绍文是名医，只是意思是朱绍文和蔡禹门等沪上名医，中国的文字，到一定程度，就像合同文本的表述，连标点符号都有多重意义，稍不注意就会误读为另一层意思。按照现有掌握的资料，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朱绍文为经济学家朱绍文的推断应该是相对最为靠谱的答案。
　　还有一个朱绍文
　　考证似乎就这样结束了，但还有一点不能确定，目前为止，只是推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经济学家、民建会员朱绍文曾经加入过民进并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因而存疑。
　　上天不负有心人，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玲写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此文见《社会科学》，2012（2），157页]一文中有明确的表述，朱绍文其人终于有了明确的交待。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简言之，这是一篇以江淮旅沪同乡会与中共成立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政治互动为研究方向的论文，
　　因涉及民进会员朱绍文表述明确，无需转述，现摘抄如下：
　　“在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还动员、团结了爱国民主人士朱绍文。朱绍文（1878—1951年），字德轩，淮阴马头镇人。两江法政学堂毕业，民初任两江政法大学校长，省议员，议长，任江淮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理事。1948年6月，淮阴旅沪同乡会成立，朱绍文被选为理事长。
　　1937年底，朱绍文随江苏省政府回到家乡，任第三战区动员委员会常委，淮阴县长。此时，淮阴籍共产党人宋振鼎、吴觉、谢冰岩、李干成等从外地纷纷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联系各县爱国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得到包括朱绍文在内部分国民党员的赞成。
　　1938年2月初，宋振鼎、吴觉、谢冰岩等人准备组织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却遭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的抵制。宋振鼎等得知朱绍文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私交甚好，就请朱给李写信。不久，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淮阴正式成立，朱绍文的介绍信起了关键作用。抗日同盟总会骨干吴觉等还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淮阴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朱绍文担任主任兼任组织部部长，聘请了一批坚决抗日、办事能力强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委员。苏北全民抗战局面形成，苏北地区共产党组织得以迅速重建。”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人士，密切关注国共关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出路，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政治。江淮旅沪同乡会理事朱绍文因不满国民党官场腐败， 归隐沪上做律师， 因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住所相邻，二人交往日益密切。王绍鏊（1888 —1970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就读于江苏省教育总会法政讲习所，民国后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在共产党人候绍裘等人影响下，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朱、王二人皆社会名流，曾为民意代表，应是旧相识。
　　1945年冬，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让王广泛团结民主人士，加紧开展民主运动。王绍鏊在其住所附近联系一批包括朱绍文在内正直爱国的工商、文教界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独裁专制，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这批人在该年底建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朱绍文在上海地下党和诸多爱国人士的进一步影响下，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广泛联系苏南苏北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腐败，在其周围又形成新的反蒋反国民党的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