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闲的职业，历来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把他们“俳优畜之”，达官们对其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因此有抱负或有骨气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为之。比如司马相如，就常常装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一心要做“封禅”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听说玄宗召他，以为会委以重任，高兴得“仰天大笑出门去”，声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长安，才发现不过是做“文学弄臣”，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终于挂冠而去。其实依我看，这两位也用不着这么恼火，因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才能。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实不宜持政，因为他们只会“乱政”。试看会作诗的李煜、会画画的赵佶等人，哪一个不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让他们帮闲，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况帮闲也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否则便不过是扯淡。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茬，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
　　说好闲话已属不易，而要做到“微言大义”，起到“振危释惫”的作用，就更不容易。不但要为人正直，还要有过人的机智。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比如战国时的淳于髡和春秋时的优孟。其中最优秀的，首推秦国的优旃。“优”即“倡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旃是个侏儒，矮小丑陋，大约是滑稽演员这一类的人物，“善为笑言”，却“合于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个大猎场，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南），西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优旃听了后便说，好得很，好得很！再多养些野兽在里面，敌寇从东方来，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们就行了。秦始皇一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秦二世当了皇帝，又异想天开地要用漆来涂饰城墙，优旃一听又说，好得很，好得很！漆涂过的城墙，又漂亮，又阔气，还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也爬不上去。只是涂漆倒也容易，但要找一间大房，把漆過的城墙放进去阴干，就有点困难了。于是秦二世一笑了之。这可真是片言谈笑之间，便否决了一项于国于民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议案，实在应该说绝非“帮闲”，而是“帮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帮忙者。汉武帝（一说汉宣帝）时北海太守某公（一说名龚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当时，皇上召见太守，王先生便对太守说：“如果皇上问明公，‘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明公打算怎样回答呢？”太守说：“我回答‘选择贤良的人，任其尽展所长，赏拔超异寻常的人，处罚不图上进的人。’”王先生说：“这就是自吹自擂，自夸功劳了。请明公这样回答：‘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北海太守见了皇上，当真如此对答。皇上一听，果然“龙心大悦”，提拔北海太守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话算不上正义，但也是“帮忙”，不是“帮闲”。
　　可见“闲话不闲”。闲话讲得好，便是“帮忙”;讲得不好，便是“扯淡”。帮忙与扯淡之别，全在内容，不在形式。所以，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虽不是“职业闲话家”，却也大都会讲几句闲话，多少有一点讲闲话所必需的文思、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往往有宴会。宴会是轻松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说闲话”。即便发生冲突，也只能用闲话来还击和化解。三国时，有一次西蜀的使节张奉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方面十分恼火，又不便发作，于是东吴方面的薛综便走过去向张奉敬酒，并十分随意地问他：“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高兴地反问：“先生难道不能说说什么叫‘吴’吗？”薛综应声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座皆笑，张奉无言以对，只好认输。可见所谓“折冲樽俎”，其实是离不开闲话的。
　　（摘自《闲话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