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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为新阶段改革的起步之年和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可能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无疑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进程中攻坚克难的关键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即将开始全面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国内发展变革转型带来的挑战,但从中国长远发展看,这也是机遇之年、是真正奠基和孕育未来繁荣的历史转折时刻。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由此可以洞察的新阶段中国发展难点在哪里,机遇在何处。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再续30年成长的突破口又将在哪些方向展开......13位国内知名的宏观经济研究者各抒己见,勾勒出2009年第一缕曙光透射出的中国经济新图景。
保8%“问题不大”
2009年中国经济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张燕生:
2009年,我相信冬天会很冷。但是,到底冷多久,是全年是“冬天”,还是一部分是“冬天”?我认为,上半年是“冬天”,但是下半年是“春天”。“初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冷,但是要好多了。现在,都在讨论保8%,我认为,明年GDP在7.5%~8%之间没问题。
>贾康:
展望即将到来的2009年,国民经济将在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得到扩张性宏观政策向上“托举”的调节。一季度的数据可能会比较难看,但对2009年经济形势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趋势,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下半年的增长状态将会转高。2008年GDP的增长大约在9.4%左右,2009年还会下滑,估计会下滑一个百分点,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可能会实现8.5%左右的增长,不会低于8%。
>张立群:
我觉得新的一年经济不存在“软着陆”,实际上是一个“V”字型的短期调整,应当呈现出“前低后高”的态势,如果说出现“拐点”的话,应当是在下半年。依过去的经验,财政政策的效果需要3－6个月才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货币政策需要6－9个月。2008年四季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效果估计在2009年下半年会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具备的其他有利条件,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会重新“由低转高”。
>迟福林:
总体而言,200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下半年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平稳,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问题不大。但整体上,全球经济下行周期,持续五年高增长后的自然回落周期,几年来以紧缩投资为重点的调控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已经构成了新的一年宏观经济的三重压力。而且近年消费增长率基本上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基于此,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
>王小广:
2009年GDP增长将会继续回落,但2008年10月出台的十大扩大内需措施及显著放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将对经济增长下滑趋势形成较强的抑制,从而保持经济增长仍处于8%以上。预计2009年GDP达到33万亿元,实际增长8.3%左右。2008年下半年以来,CPI增长和PPI增长双双先后出现“拐点性变化”,通货膨胀压力减退。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物价将重回低增长状态,并将面临较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预计2009年CPI增长1%－2%。
>左小蕾:
目前来看,政策的针对性还是很强的。如果具体措施能够落实到位,那么2009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7.5%之间,三季度则在8.5%左右。从全年来看,“保8”还是有信心的。
四大力量支撑中国经济基础
>韩康:
判断中国经济的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有四个理由。
相当充裕的居民储蓄。2008年底国内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会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不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这就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国民潜在购买力。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消费储蓄状况,对拉动需求增长的可能性状况完全不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不到3%),长期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多人已经花了后天可能挣到的钱,即使再有激励作用的消费政策,也难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
我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比较保守,很多人实际上只是在花“前天”挣到的钱,而把“昨天”和“今天”挣到的钱放进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有较大改进,消费政策又比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去,例如储蓄增长从现在的18%下降五六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就会大大改观。
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62万亿美元,对银行资本的影响也相当之大,一旦崩盘,10个7000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形炸弹不只一个。
我国到2008年11月底,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总量为45.5万亿,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61万亿,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资本的99.5%。中国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长中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问题在于怎么开发市场和发动市场。如果能在社会保障方面大步迈进一点,在开发广大农村市场方面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刺激社会消费的举措方面更加大胆一点,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就完全有可能抵消外需增长下滑的损失。
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平时经常被人诟病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
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其资源动员的效力令人叹为观止。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仍在15%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发4000亿元国债,赤字占GDP的水平也仅在1.3%以下。况且,中国还有一个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雄厚后台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对策得当、方法积极稳妥,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出增长困境。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
前所未有的挑战近看远瞻
2009年中国经济会遇到哪几方面较大的挑战?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王小广:
此次中国经济的调整,就内因来讲,既是源于需求增长的显著放慢,也是源于前期投资持续过快增长而产生的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最近出口需求的急剧放慢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这是引发PPI增幅在2008年底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新的一年国内需求的不足及产能过剩问题将继续强化,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需矛盾,从而加大企业困难及恶化企业的投资预期。 而且,5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严重恶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不但消费信心难以短期内恢复,而且消费疲软可能呈现长期化趋势。我们估计,2011年之前,美国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这对我国出口增长将形成中期性的抑制作用。 于中国自身,内需增长的调整不仅来自投资的放慢,消费增长也会出现较明显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情形时,意味着消费增长也将达到顶点,随后回落。一般而言,消费增长的回落比投资和整体经济大约滞后一年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两次周期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一次周期都是如此。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回落已持续一年,由此推断,2009年消费增长将会明显走低。
导致2009年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主导因素是房地产调整的加速。房地产市场调整才刚开始,2008年仅出现半个“拐点”,即房地产销售持续下降一年,而投资仍然处于高位增长。2008年房地产调整仅表现为成交量的萎缩,而未体现房价的明显调整和投资的调整,2009年将改变这一局面,房地产将出现较全面、较深幅的调整。
从2008年的全年走势看,房地产销售的萎缩幅度在逐季加大,在房价仍处高位、居民收入增长放慢且收入预期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将会延续。受2008年预售房面积或销售额大幅下降的影响,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显著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韩康:
影响最深远的挑战可能来自就业。目前,出口产业大量农民工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原有就业规模萎缩、大学生在高端求职困难,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将在2009年导致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甚至可能酝酿某种社会风险。
中央把2009年的保增长目标设定为8%,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的。为了达到这个8%,中央首先启动了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几乎可以讲,这种设计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这一轮若干万亿元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或资金装备率水平很高,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
>巴曙松:
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对中国带来较大冲击。从目前的演变情况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冲击现在正逐渐从金融领域过渡到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层面。对于前一阶段经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很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作为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首先成为这一可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的限制,也将对中国新一轮的对外经济政策产生新的挑战。
>王建:
展望未来若干年,不论世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而中国经济由于已经通过本轮高速增长,孕育出了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个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经济也会随同世界经济不断下跌,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只要能避免宏观调控中的误区,把握住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中所产生的有利条件,就能化害为利,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的惟一亮点。
>张立群:
外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较严峻,相对而言,内需有可能成为2009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投资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如何保证结构和效益,即如何实现“又好又快”,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宏观调控要力避误区
结合2008年的实践,2009年宏观调控应该注意哪些可能问题?
>王建:
2008年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2009年的变化会更加剧烈,我认为在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需要避免几个误区。
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判断仍偏于乐观,认为最严重的外部冲击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如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制定反危机政策,那政策的着眼点就只是消化次贷危机已经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立足于准备应对更大的外部冲击。自2008年三季度以来的经济急速下滑,与对次贷危机影响程度的误判及其为反通胀自2007年以来一直持续到2008年8月份的过度紧缩有关,宏观调控当局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了很大调整,然而在不少正式文件中仍没有看到有关必须准备应付更大外部冲击的提法,近来反而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全球金融风暴已经基本过去了的言论,我很担心这也已成为官方的认识。
全球金融风暴的更大冲击波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其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在金融市场的泡沫崩溃后也相继进入崩溃。道理在于,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以负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失去了金融市场的出口。美国居民消费的大幅度萎缩已经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实体企业,而金融市场的崩溃也使美国的实体企业断掉了融资来源,所以美国企业的大规模倒闭风潮很快就会出现,这又会反过来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二次冲击,使金融市场发生更大规模的崩溃。
由于美国居民消费的实物产品已经有40%需要依靠进口,金融市场的更大风暴则会使国际资本更加远离美元资产,这样就会断了美国依靠售出金融商品换取外汇收入来弥补贸易逆差的通道,从而导致美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下滑。所以,美国次贷风暴下一步的走势,就是引发实体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乱。中国的宏观调控如果不从最坏的前景出发作准备,一旦这些情况出现就会陷入极大被动。
对物价形势的判断偏于乐观,当通胀再次抬头的时候又可能转回宏观收紧的轨道。全球和中国的通胀率的下降,主要缘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下跌,根本原因在于在美元金融资产的再度崩溃背景下,金融机构调集大量美元进行清算或者防备发生清算,离开了货币形态的金融资产和商品期货。
现在,停留在美国的国际资本随时准备外逃。当国际资本离开美元的态势形成后,国际资本可能大规模再度向商品期货市场流入,推动全球通胀的回头,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会再度展开,相应导致物价形势的逆转。届时如果我们对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没有清醒认识,那么在通胀再度抬头的时候,就会又走回到进行货币紧缩的老路上,从而不利于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保住中国经济增长。
为保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有1万亿美元是国际“热钱”,而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是因为美元与人民币之间,不仅有利差而且有汇差。不过,目前流入的热钱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热钱,而是有大量原停留在美欧资本市场里的正常投资基金,是由于美欧金融市场的风暴愈演愈烈被赶出来的避险资本,所以他们不具备以往热钱的通常属性,才会在中国的地产和股市中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直到目前中国仍是国际资本最为看好的国家,这表现在当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在全球金融风暴打击都出现了货币贬值与资本流出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在大规模增长。如果为了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又在不断调低利率,使国际热钱没有了盈利机会,这些热钱就有可能大规模流出,进而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利率、汇率以及经济运行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更会丧失中国利用全球金融风暴更多引进与利用国际资本的重大历史机遇。所以,2009年人民币汇率最好的选择是小幅升值,利润升值3%。
关键在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如何驾驭好中国经济?
>韩康:
当前关键问题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为了遏制经济过度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把2009年保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8%。然而,即使中央政府1000亿元新增投资和4万亿总量投资都能项目落实,2009年的预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吗?各方面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不行。
根据“支出法”分析的一个预测模型提出,2008年以GDP增长9%计算,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拉动力分别是5.4%、4.1%和-0.4%;在2009年的中央投资项目落实之后,三项数据分别预期为5%、3.0%和-0.3%,年增长可能在7.4%和8%之间。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或许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显示的一个信息很有意义,就是仅仅依赖政府的扩张举措并不足以保证实现8%。
现在各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扩大投入规模的呼声很高,把保8%的希望寄托在中央进一步加大投资身上。这种过度依赖中央投资的倾向值得研究。事实上,最深厚最强有力的反危机力量不在政府而在市场。政府投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最终目标都是把市场资源带动起来,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政府调控政策还有一些需要研究调整的地方。
在第一轮中央政府投入重点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之后,2009年的后一轮投入重点应更多考虑民营中小企业。在增长急速剧烈下滑的时候,中央扩张政策的投入重点首先放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上,是有合理性的,否则难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遏制增长大幅下滑的势头,及时稳住宏观大局。
但是,当投入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的项目基本到位之后,后一轮政府大规模投入的重点就应考虑放在民营中小企业上了。且不说这种新的重点投入选择,可以通过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扩展达到大量容纳社会就业的目的。仅从产业链的系统完整性角度看就非常有意义。
中央政府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它们的有效产出必须配合最终产品制造部门的有效增长,所有脱离后者的投资都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因此,在第一轮大规模投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之后,再把投入重点转向中小企业拉动最终产品的生产,就可以促进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有效产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连接。
据测算,中小企业的投资增长效率比规模大企业高约85%。如果这个分析是可靠的话,那么如果明年能有5000亿投入中小企业,投资拉动应该超过20000亿。
不能指望今后两年的超大规模投资会拉动社会就业迅速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要解决目前的就业难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现在面临非常发展时期,应该下决心大幅度放松各种政府管制,认真革除政府管理体系对促进就业创业的不良政策,以最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就业创业,例如5年内免除个体与家庭创业者的所有税费,大规模提供有政府担保的优惠中小额贷款,给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减免相应比例的税收,等等。
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中央政府对追加1000亿元投资和后两年投入4万亿的项目设计中,社会民生性的指标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至少在主观的理论设计的比例上,同投资项目几乎不分伯仲。这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调控的理念和操作水准都在发生重要变化。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设计是以执行行为充分合理为假定条件的。根据经验,这样的假定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考虑到项目执行者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很难避免,例如跑“部”前进、粗率论证、短期行为、投资最大化偏好、创造产值最大化倾向甚至对政绩工程的追求,等等,学者们所担心的上述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因为民生项目的周期较长、执行难度较大、执行耗费成本最高,最后结果,项目执行常常会被不同程度地软化。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不至过度偏离预期的政策目标。
包宗华(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宋泓(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让房地产市场走向大众
新的一年房地产市场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
>张立群:
2009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持续和理性发展。因为房地产既可能作为投资,也有自住的性质,因此如何既避免“过热”,又避免“过冷”,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刘煜辉:
房价是目前中国讳莫如深的话题,大多数专家公开的意见是中国的房价不会大降。从长期看,我也相信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43%的城市化率(有效城市化率只有28%)是中国房地产的最大基本面。但由此产生的潜在需求如何变成现实需求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城市化进程、收入分配的改善、金融服务能力,更关键的是价格,脱节必然要产生调整。我认为,“不大跌”的结论未必可信。
>彭真怀:
纵观全球,所有国家的房价去年都在大幅下跌,这是一个大趋势。我国房地产市场多年带病运行,从2005年就开始进入价格膨胀期,泡沫被不断放大,形成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和炒房者之间的利益链条。高房价让富人更富,让地方官员寅吃卯粮出政绩,中低收入居民却买不起、住不起房子,多年带病运行,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突出问题在于,房地产市场面临严峻的供应过剩风险。全国现有存量房3.32亿平方米,在建24亿平方米,空置率为71.5%。即使按全国平均房价3000元/平方米计算,存量房占压资金也高达9660亿元。据了解,北京、上海、深圳、厦门、南京、杭州、重庆、哈尔滨等全国15个城市现有的存量房,至少需要27个月才能全部消化。
当前,房地产市场笼罩着浓厚的观望气氛,只有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后才能消除。我想强调,没有购买力的房地产市场是危险的,严重时可能绑架政府、绑架银行、绑架社会。
>包宗华:
应该看到,房价过高、大套型住房比重过大和建设规模过大都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因此,2008年有些城市开始出现房市低迷和房价下降的问题,是三大突出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性结果。也是这些城市不认真执行国务院文件种出的“苦果”。
>王小广:
只有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房地产发展面临的问题。没有房价的明显调整,将难以消化已经严重过剩的住房供给过剩,成交量也就不可能放大,成交量大幅萎缩必然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收益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延缓不是好事,相反,会延缓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
什么才是治本的救市措施?
>包宗华:
从长远发展来看,救市的治本措施是健全住房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商品化和住房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全覆盖的住房分类供应制度。重点是:努力扩大住房社会保障覆盖面。对低收入者,要全覆盖地供应廉租屋。对中等收入者,要通过不断提高收入、稳定房价和给予适度社会保障等综合措施,让他们买得起房。
也就是说,让占居民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有能力进入市场参与住房消费,才能形成一个居民参与人数最多、以居住消费为主、健全的住房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才是最佳的、治本的“救市”。
2009年房地产行业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具体着手?
>包宗华:
健全住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需要较长时期努力来完成的任务。首先希望各城市在年内能制订出本市健全住房制度的计划,争取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实现住房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产生的作用可能是渐进的,但希望2009年的步子能大一些。
特别是要利用中央决定注资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机遇,采用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以及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加上一些让中中、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的优惠措施,争取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供应上有一个较大的进展。
“机”不可失“走出去”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我国在拓展海外新兴市场上能够把握哪些机遇?
>宋泓:
在其他新兴市场上积极进行开拓应是2009年外贸的一个重要基点:一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具有竞争力,而且在新兴市场上也具有竞争力。以前,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关注不够,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资源密集型的拉美、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融合越来越紧密,从这些国家的资源型产品的进口越来越多,以互利共赢的态度逐渐和这些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
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和企业,应利用这次难得的机遇,进行国际资源的开采和并购。现在国际的资源和能源产品价格下跌正是我们出击的绝好时机。对于境外资源收购和开采,以及对于国外企业并购,应有国家统一协调的战略,有序、有计划地进行。
中国如何考虑利用全球金融风暴的机遇主动“走出去”?
>王建: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正是中国借机壮大自己的历史机遇。在这场国际格局大变动中,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只出应招,更不应被别人捧了几句就飘飘然而顺着别人划出的道走,而是要在国际社会中主动地谋求中国的利益。
其一,中国可以把一般制造产业链向东亚地区扩张,以中国为产业整合平台来整合亚洲经济,从而为确立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奠定基础。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东亚地区的水平分工体系,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美欧的出口受阻,东亚诸国对中国和美欧的出口也会受阻,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来继续吸纳东亚地区的出口,就会把东亚地区紧紧地吸引到中国身边。同时通过对东盟各国的装备输出,以及出资推动泛亚铁路、公路、航道与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以带动东亚地区的投资、就业与经济增长。
对中国自身来说,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也是摆脱当前生产过剩矛盾的重要出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不主动在这场世界性危机中整合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由于东亚各国的经济结构都是高度依赖对美欧的出口以及高度依赖进口资源,在这场危机中就会陷入经济与社会动乱。而周边地区不稳定,必将拖累中国反危机计划的进行。所以中国在世界危机深化的过程中向东亚地区迈进,既有长期利益,也有短期利益,是趋利避害的战略选择。
其二,发达国家制造业面临的危机为中国引进先进的制造业技术、装备和人才提供了空前好的机会。欧美国家政府目前救市资金已经捉襟见肘,对庞大实体企业的救助更是力所不逮。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有2万亿美元,并且还拥有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的能力。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用手中的美元作筹码,在发达国家实现更广泛的实体经济收购。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会加速发展,在危机过去后,中国的重化工制造业就会登上一个新台阶。
策对2009
新的一年应该如何具体贯彻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方向?
>王小广:
建立在“外靠出口、内靠房地产”的发展模式,靠有限的公共投资增加及延缓房地产泡沫破灭来保增长求稳定短期可能有效,长期将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因此,扩大内需要有新思维,不能走简单的保增长、重新启动原来的增长模式的老路。要将过去过度依赖于扩大出口和房地产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变到依靠扩大消费需求和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其一,在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两方面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规模。相对而言,要更多地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这是提振国民信心的最有效的措施;其二,千方百计扩大消费需求,要努力消除各种限制消费的障碍。如提高旅游休闲服务质量,尽快取消在汽车消费使用上的限制政策;其三,增加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这次内外经济大调整的时机,转变发展模式,增加国家和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其四,把中部崛起作为新时期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区域。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这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
>贾康:
为了让扩张性宏观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总量扩张的同时,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创新机制。尤其需要促进民间资本,社会资金的进入,不能因国债基金的进入就排挤民营资本。比如,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设施,以前政府没有钱,采取了BOT等方式吸引民营资本,但最近有反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之后,有的部门开始排挤民营资金。
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首先要在投资项目上有所选择,对拉动民间投资效应较强的项目有所偏重,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在扩大投资总量、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要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在一些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领域通过探索多种形式的投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以实现少量的政府投资最终带动大量的民间投资。还要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方式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张立群:
此次调整更多的是库存的调整,而按照国际上一般的做法,主要是采取减产、停产而不裁员的方式,等市场恢复后再恢复生产。因此,应当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采取减产不裁员的方式。现在就业受到影响的大部分是农民工。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返乡农民“手中有田”;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农业耕作精细化和产业化;再者,加大对返乡农民和待业人员的就业培训,为其再就业打好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基本社会保障工作要扎实推进,要扩大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医疗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刘煜辉:
对抗经济下滑要靠体制改革提升效率。对抗经济下滑,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效率很低。因此,通过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来对抗经济衰退,有很多事情可做。
比如,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等,形成竞争机制;大幅减低个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通过增值税转型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可能才是长远的良方。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由此可以洞察的新阶段中国发展难点在哪里,机遇在何处。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再续30年成长的突破口又将在哪些方向展开......13位国内知名的宏观经济研究者各抒己见,勾勒出2009年第一缕曙光透射出的中国经济新图景。
保8%“问题不大”
2009年中国经济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张燕生:
2009年,我相信冬天会很冷。但是,到底冷多久,是全年是“冬天”,还是一部分是“冬天”?我认为,上半年是“冬天”,但是下半年是“春天”。“初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冷,但是要好多了。现在,都在讨论保8%,我认为,明年GDP在7.5%~8%之间没问题。
>贾康:
展望即将到来的2009年,国民经济将在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得到扩张性宏观政策向上“托举”的调节。一季度的数据可能会比较难看,但对2009年经济形势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趋势,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下半年的增长状态将会转高。2008年GDP的增长大约在9.4%左右,2009年还会下滑,估计会下滑一个百分点,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可能会实现8.5%左右的增长,不会低于8%。
>张立群:
我觉得新的一年经济不存在“软着陆”,实际上是一个“V”字型的短期调整,应当呈现出“前低后高”的态势,如果说出现“拐点”的话,应当是在下半年。依过去的经验,财政政策的效果需要3－6个月才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货币政策需要6－9个月。2008年四季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效果估计在2009年下半年会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具备的其他有利条件,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会重新“由低转高”。
>迟福林:
总体而言,200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下半年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平稳,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问题不大。但整体上,全球经济下行周期,持续五年高增长后的自然回落周期,几年来以紧缩投资为重点的调控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已经构成了新的一年宏观经济的三重压力。而且近年消费增长率基本上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基于此,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
>王小广:
2009年GDP增长将会继续回落,但2008年10月出台的十大扩大内需措施及显著放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将对经济增长下滑趋势形成较强的抑制,从而保持经济增长仍处于8%以上。预计2009年GDP达到33万亿元,实际增长8.3%左右。2008年下半年以来,CPI增长和PPI增长双双先后出现“拐点性变化”,通货膨胀压力减退。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物价将重回低增长状态,并将面临较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预计2009年CPI增长1%－2%。
>左小蕾:
目前来看,政策的针对性还是很强的。如果具体措施能够落实到位,那么2009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7.5%之间,三季度则在8.5%左右。从全年来看,“保8”还是有信心的。
四大力量支撑中国经济基础
>韩康:
判断中国经济的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有四个理由。
相当充裕的居民储蓄。2008年底国内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会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不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这就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国民潜在购买力。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消费储蓄状况,对拉动需求增长的可能性状况完全不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不到3%),长期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多人已经花了后天可能挣到的钱,即使再有激励作用的消费政策,也难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
我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比较保守,很多人实际上只是在花“前天”挣到的钱,而把“昨天”和“今天”挣到的钱放进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有较大改进,消费政策又比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去,例如储蓄增长从现在的18%下降五六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就会大大改观。
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62万亿美元,对银行资本的影响也相当之大,一旦崩盘,10个7000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形炸弹不只一个。
我国到2008年11月底,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总量为45.5万亿,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61万亿,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资本的99.5%。中国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长中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问题在于怎么开发市场和发动市场。如果能在社会保障方面大步迈进一点,在开发广大农村市场方面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刺激社会消费的举措方面更加大胆一点,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就完全有可能抵消外需增长下滑的损失。
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平时经常被人诟病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
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其资源动员的效力令人叹为观止。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仍在15%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发4000亿元国债,赤字占GDP的水平也仅在1.3%以下。况且,中国还有一个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雄厚后台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对策得当、方法积极稳妥,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出增长困境。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
前所未有的挑战近看远瞻
2009年中国经济会遇到哪几方面较大的挑战?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王小广:
此次中国经济的调整,就内因来讲,既是源于需求增长的显著放慢,也是源于前期投资持续过快增长而产生的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最近出口需求的急剧放慢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这是引发PPI增幅在2008年底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新的一年国内需求的不足及产能过剩问题将继续强化,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需矛盾,从而加大企业困难及恶化企业的投资预期。 而且,5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严重恶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不但消费信心难以短期内恢复,而且消费疲软可能呈现长期化趋势。我们估计,2011年之前,美国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这对我国出口增长将形成中期性的抑制作用。 于中国自身,内需增长的调整不仅来自投资的放慢,消费增长也会出现较明显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情形时,意味着消费增长也将达到顶点,随后回落。一般而言,消费增长的回落比投资和整体经济大约滞后一年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两次周期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一次周期都是如此。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回落已持续一年,由此推断,2009年消费增长将会明显走低。
导致2009年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主导因素是房地产调整的加速。房地产市场调整才刚开始,2008年仅出现半个“拐点”,即房地产销售持续下降一年,而投资仍然处于高位增长。2008年房地产调整仅表现为成交量的萎缩,而未体现房价的明显调整和投资的调整,2009年将改变这一局面,房地产将出现较全面、较深幅的调整。
从2008年的全年走势看,房地产销售的萎缩幅度在逐季加大,在房价仍处高位、居民收入增长放慢且收入预期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将会延续。受2008年预售房面积或销售额大幅下降的影响,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显著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韩康:
影响最深远的挑战可能来自就业。目前,出口产业大量农民工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原有就业规模萎缩、大学生在高端求职困难,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将在2009年导致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甚至可能酝酿某种社会风险。
中央把2009年的保增长目标设定为8%,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的。为了达到这个8%,中央首先启动了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几乎可以讲,这种设计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这一轮若干万亿元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或资金装备率水平很高,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
>巴曙松:
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对中国带来较大冲击。从目前的演变情况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冲击现在正逐渐从金融领域过渡到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层面。对于前一阶段经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很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作为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首先成为这一可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的限制,也将对中国新一轮的对外经济政策产生新的挑战。
>王建:
展望未来若干年,不论世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而中国经济由于已经通过本轮高速增长,孕育出了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个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经济也会随同世界经济不断下跌,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只要能避免宏观调控中的误区,把握住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中所产生的有利条件,就能化害为利,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的惟一亮点。
>张立群:
外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较严峻,相对而言,内需有可能成为2009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投资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如何保证结构和效益,即如何实现“又好又快”,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宏观调控要力避误区
结合2008年的实践,2009年宏观调控应该注意哪些可能问题?
>王建:
2008年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2009年的变化会更加剧烈,我认为在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需要避免几个误区。
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判断仍偏于乐观,认为最严重的外部冲击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如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制定反危机政策,那政策的着眼点就只是消化次贷危机已经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立足于准备应对更大的外部冲击。自2008年三季度以来的经济急速下滑,与对次贷危机影响程度的误判及其为反通胀自2007年以来一直持续到2008年8月份的过度紧缩有关,宏观调控当局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了很大调整,然而在不少正式文件中仍没有看到有关必须准备应付更大外部冲击的提法,近来反而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全球金融风暴已经基本过去了的言论,我很担心这也已成为官方的认识。
全球金融风暴的更大冲击波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其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在金融市场的泡沫崩溃后也相继进入崩溃。道理在于,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以负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失去了金融市场的出口。美国居民消费的大幅度萎缩已经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实体企业,而金融市场的崩溃也使美国的实体企业断掉了融资来源,所以美国企业的大规模倒闭风潮很快就会出现,这又会反过来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二次冲击,使金融市场发生更大规模的崩溃。
由于美国居民消费的实物产品已经有40%需要依靠进口,金融市场的更大风暴则会使国际资本更加远离美元资产,这样就会断了美国依靠售出金融商品换取外汇收入来弥补贸易逆差的通道,从而导致美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下滑。所以,美国次贷风暴下一步的走势,就是引发实体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乱。中国的宏观调控如果不从最坏的前景出发作准备,一旦这些情况出现就会陷入极大被动。
对物价形势的判断偏于乐观,当通胀再次抬头的时候又可能转回宏观收紧的轨道。全球和中国的通胀率的下降,主要缘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下跌,根本原因在于在美元金融资产的再度崩溃背景下,金融机构调集大量美元进行清算或者防备发生清算,离开了货币形态的金融资产和商品期货。
现在,停留在美国的国际资本随时准备外逃。当国际资本离开美元的态势形成后,国际资本可能大规模再度向商品期货市场流入,推动全球通胀的回头,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会再度展开,相应导致物价形势的逆转。届时如果我们对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没有清醒认识,那么在通胀再度抬头的时候,就会又走回到进行货币紧缩的老路上,从而不利于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保住中国经济增长。
为保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有1万亿美元是国际“热钱”,而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是因为美元与人民币之间,不仅有利差而且有汇差。不过,目前流入的热钱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热钱,而是有大量原停留在美欧资本市场里的正常投资基金,是由于美欧金融市场的风暴愈演愈烈被赶出来的避险资本,所以他们不具备以往热钱的通常属性,才会在中国的地产和股市中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直到目前中国仍是国际资本最为看好的国家,这表现在当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在全球金融风暴打击都出现了货币贬值与资本流出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在大规模增长。如果为了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又在不断调低利率,使国际热钱没有了盈利机会,这些热钱就有可能大规模流出,进而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利率、汇率以及经济运行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更会丧失中国利用全球金融风暴更多引进与利用国际资本的重大历史机遇。所以,2009年人民币汇率最好的选择是小幅升值,利润升值3%。
关键在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如何驾驭好中国经济?
>韩康:
当前关键问题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为了遏制经济过度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把2009年保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8%。然而,即使中央政府1000亿元新增投资和4万亿总量投资都能项目落实,2009年的预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吗?各方面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不行。
根据“支出法”分析的一个预测模型提出,2008年以GDP增长9%计算,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拉动力分别是5.4%、4.1%和-0.4%;在2009年的中央投资项目落实之后,三项数据分别预期为5%、3.0%和-0.3%,年增长可能在7.4%和8%之间。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或许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显示的一个信息很有意义,就是仅仅依赖政府的扩张举措并不足以保证实现8%。
现在各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扩大投入规模的呼声很高,把保8%的希望寄托在中央进一步加大投资身上。这种过度依赖中央投资的倾向值得研究。事实上,最深厚最强有力的反危机力量不在政府而在市场。政府投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最终目标都是把市场资源带动起来,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政府调控政策还有一些需要研究调整的地方。
在第一轮中央政府投入重点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之后,2009年的后一轮投入重点应更多考虑民营中小企业。在增长急速剧烈下滑的时候,中央扩张政策的投入重点首先放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上,是有合理性的,否则难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遏制增长大幅下滑的势头,及时稳住宏观大局。
但是,当投入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的项目基本到位之后,后一轮政府大规模投入的重点就应考虑放在民营中小企业上了。且不说这种新的重点投入选择,可以通过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扩展达到大量容纳社会就业的目的。仅从产业链的系统完整性角度看就非常有意义。
中央政府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它们的有效产出必须配合最终产品制造部门的有效增长,所有脱离后者的投资都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因此,在第一轮大规模投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之后,再把投入重点转向中小企业拉动最终产品的生产,就可以促进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有效产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连接。
据测算,中小企业的投资增长效率比规模大企业高约85%。如果这个分析是可靠的话,那么如果明年能有5000亿投入中小企业,投资拉动应该超过20000亿。
不能指望今后两年的超大规模投资会拉动社会就业迅速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要解决目前的就业难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现在面临非常发展时期,应该下决心大幅度放松各种政府管制,认真革除政府管理体系对促进就业创业的不良政策,以最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就业创业,例如5年内免除个体与家庭创业者的所有税费,大规模提供有政府担保的优惠中小额贷款,给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减免相应比例的税收,等等。
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中央政府对追加1000亿元投资和后两年投入4万亿的项目设计中,社会民生性的指标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至少在主观的理论设计的比例上,同投资项目几乎不分伯仲。这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调控的理念和操作水准都在发生重要变化。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设计是以执行行为充分合理为假定条件的。根据经验,这样的假定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考虑到项目执行者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很难避免,例如跑“部”前进、粗率论证、短期行为、投资最大化偏好、创造产值最大化倾向甚至对政绩工程的追求,等等,学者们所担心的上述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因为民生项目的周期较长、执行难度较大、执行耗费成本最高,最后结果,项目执行常常会被不同程度地软化。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不至过度偏离预期的政策目标。
包宗华(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宋泓(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让房地产市场走向大众
新的一年房地产市场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
>张立群:
2009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持续和理性发展。因为房地产既可能作为投资,也有自住的性质,因此如何既避免“过热”,又避免“过冷”,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刘煜辉:
房价是目前中国讳莫如深的话题,大多数专家公开的意见是中国的房价不会大降。从长期看,我也相信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43%的城市化率(有效城市化率只有28%)是中国房地产的最大基本面。但由此产生的潜在需求如何变成现实需求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城市化进程、收入分配的改善、金融服务能力,更关键的是价格,脱节必然要产生调整。我认为,“不大跌”的结论未必可信。
>彭真怀:
纵观全球,所有国家的房价去年都在大幅下跌,这是一个大趋势。我国房地产市场多年带病运行,从2005年就开始进入价格膨胀期,泡沫被不断放大,形成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和炒房者之间的利益链条。高房价让富人更富,让地方官员寅吃卯粮出政绩,中低收入居民却买不起、住不起房子,多年带病运行,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突出问题在于,房地产市场面临严峻的供应过剩风险。全国现有存量房3.32亿平方米,在建24亿平方米,空置率为71.5%。即使按全国平均房价3000元/平方米计算,存量房占压资金也高达9660亿元。据了解,北京、上海、深圳、厦门、南京、杭州、重庆、哈尔滨等全国15个城市现有的存量房,至少需要27个月才能全部消化。
当前,房地产市场笼罩着浓厚的观望气氛,只有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后才能消除。我想强调,没有购买力的房地产市场是危险的,严重时可能绑架政府、绑架银行、绑架社会。
>包宗华:
应该看到,房价过高、大套型住房比重过大和建设规模过大都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因此,2008年有些城市开始出现房市低迷和房价下降的问题,是三大突出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性结果。也是这些城市不认真执行国务院文件种出的“苦果”。
>王小广:
只有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房地产发展面临的问题。没有房价的明显调整,将难以消化已经严重过剩的住房供给过剩,成交量也就不可能放大,成交量大幅萎缩必然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收益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延缓不是好事,相反,会延缓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
什么才是治本的救市措施?
>包宗华:
从长远发展来看,救市的治本措施是健全住房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商品化和住房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全覆盖的住房分类供应制度。重点是:努力扩大住房社会保障覆盖面。对低收入者,要全覆盖地供应廉租屋。对中等收入者,要通过不断提高收入、稳定房价和给予适度社会保障等综合措施,让他们买得起房。
也就是说,让占居民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有能力进入市场参与住房消费,才能形成一个居民参与人数最多、以居住消费为主、健全的住房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才是最佳的、治本的“救市”。
2009年房地产行业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具体着手?
>包宗华:
健全住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需要较长时期努力来完成的任务。首先希望各城市在年内能制订出本市健全住房制度的计划,争取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实现住房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产生的作用可能是渐进的,但希望2009年的步子能大一些。
特别是要利用中央决定注资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机遇,采用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以及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加上一些让中中、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的优惠措施,争取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供应上有一个较大的进展。
“机”不可失“走出去”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我国在拓展海外新兴市场上能够把握哪些机遇?
>宋泓:
在其他新兴市场上积极进行开拓应是2009年外贸的一个重要基点:一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具有竞争力,而且在新兴市场上也具有竞争力。以前,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关注不够,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资源密集型的拉美、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融合越来越紧密,从这些国家的资源型产品的进口越来越多,以互利共赢的态度逐渐和这些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
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和企业,应利用这次难得的机遇,进行国际资源的开采和并购。现在国际的资源和能源产品价格下跌正是我们出击的绝好时机。对于境外资源收购和开采,以及对于国外企业并购,应有国家统一协调的战略,有序、有计划地进行。
中国如何考虑利用全球金融风暴的机遇主动“走出去”?
>王建: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正是中国借机壮大自己的历史机遇。在这场国际格局大变动中,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只出应招,更不应被别人捧了几句就飘飘然而顺着别人划出的道走,而是要在国际社会中主动地谋求中国的利益。
其一,中国可以把一般制造产业链向东亚地区扩张,以中国为产业整合平台来整合亚洲经济,从而为确立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奠定基础。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东亚地区的水平分工体系,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美欧的出口受阻,东亚诸国对中国和美欧的出口也会受阻,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来继续吸纳东亚地区的出口,就会把东亚地区紧紧地吸引到中国身边。同时通过对东盟各国的装备输出,以及出资推动泛亚铁路、公路、航道与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以带动东亚地区的投资、就业与经济增长。
对中国自身来说,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也是摆脱当前生产过剩矛盾的重要出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不主动在这场世界性危机中整合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由于东亚各国的经济结构都是高度依赖对美欧的出口以及高度依赖进口资源,在这场危机中就会陷入经济与社会动乱。而周边地区不稳定,必将拖累中国反危机计划的进行。所以中国在世界危机深化的过程中向东亚地区迈进,既有长期利益,也有短期利益,是趋利避害的战略选择。
其二,发达国家制造业面临的危机为中国引进先进的制造业技术、装备和人才提供了空前好的机会。欧美国家政府目前救市资金已经捉襟见肘,对庞大实体企业的救助更是力所不逮。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有2万亿美元,并且还拥有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的能力。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用手中的美元作筹码,在发达国家实现更广泛的实体经济收购。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会加速发展,在危机过去后,中国的重化工制造业就会登上一个新台阶。
策对2009
新的一年应该如何具体贯彻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方向?
>王小广:
建立在“外靠出口、内靠房地产”的发展模式,靠有限的公共投资增加及延缓房地产泡沫破灭来保增长求稳定短期可能有效,长期将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因此,扩大内需要有新思维,不能走简单的保增长、重新启动原来的增长模式的老路。要将过去过度依赖于扩大出口和房地产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变到依靠扩大消费需求和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其一,在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两方面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规模。相对而言,要更多地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这是提振国民信心的最有效的措施;其二,千方百计扩大消费需求,要努力消除各种限制消费的障碍。如提高旅游休闲服务质量,尽快取消在汽车消费使用上的限制政策;其三,增加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这次内外经济大调整的时机,转变发展模式,增加国家和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其四,把中部崛起作为新时期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区域。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这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
>贾康:
为了让扩张性宏观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总量扩张的同时,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创新机制。尤其需要促进民间资本,社会资金的进入,不能因国债基金的进入就排挤民营资本。比如,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设施,以前政府没有钱,采取了BOT等方式吸引民营资本,但最近有反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之后,有的部门开始排挤民营资金。
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首先要在投资项目上有所选择,对拉动民间投资效应较强的项目有所偏重,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在扩大投资总量、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要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在一些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领域通过探索多种形式的投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以实现少量的政府投资最终带动大量的民间投资。还要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方式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张立群:
此次调整更多的是库存的调整,而按照国际上一般的做法,主要是采取减产、停产而不裁员的方式,等市场恢复后再恢复生产。因此,应当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采取减产不裁员的方式。现在就业受到影响的大部分是农民工。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返乡农民“手中有田”;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农业耕作精细化和产业化;再者,加大对返乡农民和待业人员的就业培训,为其再就业打好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基本社会保障工作要扎实推进,要扩大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医疗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刘煜辉:
对抗经济下滑要靠体制改革提升效率。对抗经济下滑,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效率很低。因此,通过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来对抗经济衰退,有很多事情可做。
比如,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等,形成竞争机制;大幅减低个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通过增值税转型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可能才是长远的良方。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