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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先从8月15日开幕的诚品生活松烟店说起。
以“跨界·实演”贯穿全馆的诚品松烟店位于松山文创园区，地下二楼地上三层楼。地下二楼重点在表演/电影厅与吴宝春面包店，一楼有诚品推出的服装品牌AXES，二楼打造了台湾第一座窑炉玻璃屋，书店与“淡然有味”茶屋在三楼。“现代的文创工厂+实演的文创平台+观光的文创胜地”，这就是诚品松烟的定位，换句话说，从书店出发的诚品，如今，或早就已经转身，不再以书店为中心，书店只是“诚品生活”的一部分，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利润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其它商品。
书之为物，在网络时代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宛若打入冷宫的皇后娘娘，“独立书店没有未来”，政大书城创办人李铭辉直言，是以他挪用“小诚品”概念在二线城市花莲、台南展店，采复合式经营，书店发展的现实如是。
诚品电影院开幕庆，将推出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大陆译作汉娜·阿伦特）传记电影《真理无惧》，这部电影台湾观众一度以为它悖离主流市场不会公开放映。
台湾知识界对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兰算情有独钟，198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拆成《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出版，1990年代是《共和危机》、《黑暗时代群像》，接之《心智生命》、《政治的承诺》，但让大众靠近她的则是侧写她与哲学大师德格一段情缘的《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
汉纳·鄂兰也因“庸常的恶”、“平庸的邪恶”一词经常被评论家引用于论述而广泛地被认识进而讨论。
二战结束十六年后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展开了一场全球瞩目的纳粹战犯审判，受审人艾希曼是纳粹德国东部占领区“犹太问题”执行者之一，但并非高层决策者，全程参与审判活动的汉纳·鄂兰据此提出“邪恶的平庸性”概念，意指“邪恶”的本质无根无本无深度，可以平凡无奇地展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其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希特勒这般的大魔头，准此，大屠杀一事便有可能重演，这也是《平凡的邪恶》一书于斯时斯地出版的意义。
回头垂钓沉入大海但犹在黑暗处发光的经典似乎成为出版社的不约而同，新近几例：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人鼠之间》；被称为“福娄拜的梦幻逸作”的《情感教育》——这是该书第一本繁体中文版，它的推荐人可说是梦幻中的梦幻，包括卡夫卡、莫泊桑、纳博可夫、乔治桑……为纪念费里尼逝世二十周年而推出的电影《爱情神话》同名原著小说，史上百大最佳同志小说流传最广的一部；改变世界的十本书之一的《安妮日记》，是出版社唯一取得独家授权推出的70周年纪念版；《托尔斯泰艺术论》则是完整译本首度推出，第一、唯一、首度、完整，出版社如此解释出版的理由。
《爱因斯坦的梦》是一本时间之书，一本诗意的科普书，它获得科学界与文学界，大学与中学老师并肩推荐，绝版多年后如今重出江湖。
《袭击面包店》，村上春树短篇旧作以新面貌问世。所谓的新面貌，包含作者自己修改的早年名作，加附德国插画家版画，并收录未发表过的作品，以硬壳精装包裹图文便于典藏。与此同时，《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开始展开预约，真正是年度盛事。
还有必须一提的野人出版“人间模样”书系。
从小说、商业、轻哲学到各类型实用书籍，日文书在台湾有稳定广大的市场，也往往成为出版社的黄金书线。在激烈的版权争夺战中，身为市场的后来者，野人在今年开启了一条全新日文书系“人间模样”，并为庆祝创社十周年推出森茉莉在散文家俱乐部得奖之作《父亲的帽子》，代表作《奢侈贫穷》则将在十月登场；未来还会有白石一文首部魔幻写实作品《幻影之星》、小路幸也《东京下町古书店》，朱川凑人《花之蓓蕾》等等。日本文豪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是日本文坛战后十大女作家，便有评论家说，如果只有张爱玲可以体现上海十里洋场风光，那么也唯有森茉莉才能细描慢绘出明治维新的遗风，她亦是日本耽美文学，或谓甜蜜文学的创始者，因家学渊源，“文字刁钻隐晦，辞意难解”，用三岛由纪夫的说法是“使用全日本，只有森茉莉商店贩卖的语言”，这对翻译者是一大挑战，故之前引进台湾的作品仅《甜蜜的房间》，一部森茉莉在七十二岁书写的，“少女恋父情怀原型”。
总之，“人间模样”拥有一张后发者的漂亮书单。
要说最受台湾读者喜爱的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之外，当下非三浦紫苑莫属。有意思的是，三浦在台湾系以《哪啊哪啊～神去村》爆红，然后是《启航吧！编舟计划》，更早出版的《强风吹拂》反而仅只在跑步者之间口耳相传，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新版的《强风吹拂》以大书之姿登场，不仅因为作者有名气了，也因为台湾近几年盛行马拉松，描写日本传奇性的长程大队接力赛“箱根驿传”的热血励志小说，变得炙手可热。
书有书的命运，洵然
夹藏在新版旧书、经典公版书、畅销日本小说之间，有一本重要的翻译书，《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奈·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大陆译作珍妮特·温特森）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一个关于伤口、关于失落，关于身再次追寻的勇气的故事，“我用这些碎片抵御崩坏”，她说。
转身再看自制书，是风光无限在险峰，一种来自大环境的险，正因为险，创作能量不断被激发出来。
张大春，你无法猜出他下一部作品为何，他是“不穿制服的小说家”。小说家不穿制服因此万分受期待，但如果不是准备好接受考验的读者，很难吞下他以才华以知识精心炼制的飨宴。这一次是《大唐李白：少年游》，张大春企图摆脱掉西方小说写法，用东华大学教授吴明益的说法，作家是用了很多“稗的，野的，不可信的历史”去编织李白这个传奇人物的周遭故事，还用了诗这种朦胧的材料去逆推当初的创作情境，试图重新活现那个或个人或社会或时代的情境，于是总体成为一部考据，一部文字演出的纪录片，供人一字一句，慢慢推磨，细细咀嚼。
小说家终究是会回来写小说的，像东年，在上一部小说出版的十三年后，两年伏案读书写字，一次推出《愚人国》、《城市微光》，前者藉由一来台研究的新几内亚人类学博士生带出十九世纪台湾庶民史；后者以当代永和为背景串写各阶层人物生活的切片，一在探讨台湾性格，一在拼索城市生活，解释了台湾人何以功利精算，何以成为只看到眼前利益的代工之地。 好的小说家都是用功的历史学家，张大春是，东年亦然。
其实两个多月前还有一部未曾受到重视的小说《妹至帖》，是严云农耗时三年，藉由千年前王羲之为其妹写的一纸书简，从1949到2009年，编织出的一个跨越战争、族群、生死的故事。到底台湾作家有没有能力写出国际级的《达文西密码》？至少小说家已经往这个方向走。
建筑师作家阮庆岳有两本书，全新增订版的《开门见山色》与最新散文集《声音》，前者为建筑与文学的交构，后者写生活与阅读。回望彰化故乡与童年，这是王盛弘溯回记忆细琐幽微处，以精密文字打造的《大风吹：台湾童年》。
非文学类书总是呈显台湾的某种面貌，从地景到心灵。
2013年，把台湾舞蹈推上国际的云门舞集四十岁，至今累积168出舞作，跳过34个国家187座城市。每隔一段时间，云门故事会以不同角度被书写，《打开云门》聚焦在“云门创意解密”，带领读者认识云门的身体技艺、剧场美学、创意管理和时代精神，是为“云门学”。
《拔一条河》，杨力州拍的纪录片，余宜芳将之化为文字。被“八八风灾”摧毁的高雄甲仙乡有个学生才一百多人的甲仙小学，甲仙小学有一支世界级的拔河队，从甲仙小学拔河队到甲仙人的重建家园，一群小人物在微光中追寻希望，台湾人，特别是居住在城市四体不动的台湾人，非常需要来自土地的力量重新灌注。
回到1980年代，一群阿美族人移民基隆，在八尺门形成聚落，摄影家关晓荣来到这里，租了一间三坪大的房子，开始蹲点式的报告工作。1985年，《2%的希望与奋斗——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刊登于创刊号《人间杂志》；1996年《八尺门手札》成书时，聚落已消失于一场大火中；又过去十七年，在八尺门阿美族第二代董安妮与南方家园出版社努力下，促成《八尺门：再现2%的希望与奋斗》一书出版，关晓荣丢出了一个问题：三十多年，经历多次运动并且有了相关委员会的台湾，少数民族在台湾社会的极端弱势与困境，真的改善了吗？
台湾到底怎么了？飞到天空看台湾，这是空拍摄影家齐柏林的《鸟目台湾》。为影像撰文的刘克襄如是说：站在这一最接近上帝的位置，不免惊叹，是什么样的福气，老天赐给我们一块生物多样性的璀璨岛屿？但又是什么样的时空因素，我们竟把一块土地弄得面目全非？
土地面目全非，人也不一样了，但改变的不是个人性格，而是社会意识型态，精神科医生作家王浩威的《晚熟世代》便是从他的临床经验出发，剖析台湾社会现况，描述出一个世代的面貌，这个世代是“大部分人开始四面八方逃逸，他们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安全的不动陆块”，是“年轻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而父母又不够成熟”。
这八月的风，热而潮湿，吹得都让人受伤了，却在受伤的疼痛中浮现一抹欣慰，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在省思，在书写。
以“跨界·实演”贯穿全馆的诚品松烟店位于松山文创园区，地下二楼地上三层楼。地下二楼重点在表演/电影厅与吴宝春面包店，一楼有诚品推出的服装品牌AXES，二楼打造了台湾第一座窑炉玻璃屋，书店与“淡然有味”茶屋在三楼。“现代的文创工厂+实演的文创平台+观光的文创胜地”，这就是诚品松烟的定位，换句话说，从书店出发的诚品，如今，或早就已经转身，不再以书店为中心，书店只是“诚品生活”的一部分，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利润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其它商品。
书之为物，在网络时代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宛若打入冷宫的皇后娘娘，“独立书店没有未来”，政大书城创办人李铭辉直言，是以他挪用“小诚品”概念在二线城市花莲、台南展店，采复合式经营，书店发展的现实如是。
诚品电影院开幕庆，将推出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大陆译作汉娜·阿伦特）传记电影《真理无惧》，这部电影台湾观众一度以为它悖离主流市场不会公开放映。
台湾知识界对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兰算情有独钟，198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拆成《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出版，1990年代是《共和危机》、《黑暗时代群像》，接之《心智生命》、《政治的承诺》，但让大众靠近她的则是侧写她与哲学大师德格一段情缘的《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
汉纳·鄂兰也因“庸常的恶”、“平庸的邪恶”一词经常被评论家引用于论述而广泛地被认识进而讨论。
二战结束十六年后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展开了一场全球瞩目的纳粹战犯审判，受审人艾希曼是纳粹德国东部占领区“犹太问题”执行者之一，但并非高层决策者，全程参与审判活动的汉纳·鄂兰据此提出“邪恶的平庸性”概念，意指“邪恶”的本质无根无本无深度，可以平凡无奇地展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其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希特勒这般的大魔头，准此，大屠杀一事便有可能重演，这也是《平凡的邪恶》一书于斯时斯地出版的意义。
回头垂钓沉入大海但犹在黑暗处发光的经典似乎成为出版社的不约而同，新近几例：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人鼠之间》；被称为“福娄拜的梦幻逸作”的《情感教育》——这是该书第一本繁体中文版，它的推荐人可说是梦幻中的梦幻，包括卡夫卡、莫泊桑、纳博可夫、乔治桑……为纪念费里尼逝世二十周年而推出的电影《爱情神话》同名原著小说，史上百大最佳同志小说流传最广的一部；改变世界的十本书之一的《安妮日记》，是出版社唯一取得独家授权推出的70周年纪念版；《托尔斯泰艺术论》则是完整译本首度推出，第一、唯一、首度、完整，出版社如此解释出版的理由。
《爱因斯坦的梦》是一本时间之书，一本诗意的科普书，它获得科学界与文学界，大学与中学老师并肩推荐，绝版多年后如今重出江湖。
《袭击面包店》，村上春树短篇旧作以新面貌问世。所谓的新面貌，包含作者自己修改的早年名作，加附德国插画家版画，并收录未发表过的作品，以硬壳精装包裹图文便于典藏。与此同时，《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开始展开预约，真正是年度盛事。
还有必须一提的野人出版“人间模样”书系。
从小说、商业、轻哲学到各类型实用书籍，日文书在台湾有稳定广大的市场，也往往成为出版社的黄金书线。在激烈的版权争夺战中，身为市场的后来者，野人在今年开启了一条全新日文书系“人间模样”，并为庆祝创社十周年推出森茉莉在散文家俱乐部得奖之作《父亲的帽子》，代表作《奢侈贫穷》则将在十月登场；未来还会有白石一文首部魔幻写实作品《幻影之星》、小路幸也《东京下町古书店》，朱川凑人《花之蓓蕾》等等。日本文豪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是日本文坛战后十大女作家，便有评论家说，如果只有张爱玲可以体现上海十里洋场风光，那么也唯有森茉莉才能细描慢绘出明治维新的遗风，她亦是日本耽美文学，或谓甜蜜文学的创始者，因家学渊源，“文字刁钻隐晦，辞意难解”，用三岛由纪夫的说法是“使用全日本，只有森茉莉商店贩卖的语言”，这对翻译者是一大挑战，故之前引进台湾的作品仅《甜蜜的房间》，一部森茉莉在七十二岁书写的，“少女恋父情怀原型”。
总之，“人间模样”拥有一张后发者的漂亮书单。
要说最受台湾读者喜爱的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之外，当下非三浦紫苑莫属。有意思的是，三浦在台湾系以《哪啊哪啊～神去村》爆红，然后是《启航吧！编舟计划》，更早出版的《强风吹拂》反而仅只在跑步者之间口耳相传，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新版的《强风吹拂》以大书之姿登场，不仅因为作者有名气了，也因为台湾近几年盛行马拉松，描写日本传奇性的长程大队接力赛“箱根驿传”的热血励志小说，变得炙手可热。
书有书的命运，洵然
夹藏在新版旧书、经典公版书、畅销日本小说之间，有一本重要的翻译书，《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奈·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大陆译作珍妮特·温特森）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一个关于伤口、关于失落，关于身再次追寻的勇气的故事，“我用这些碎片抵御崩坏”，她说。
转身再看自制书，是风光无限在险峰，一种来自大环境的险，正因为险，创作能量不断被激发出来。
张大春，你无法猜出他下一部作品为何，他是“不穿制服的小说家”。小说家不穿制服因此万分受期待，但如果不是准备好接受考验的读者，很难吞下他以才华以知识精心炼制的飨宴。这一次是《大唐李白：少年游》，张大春企图摆脱掉西方小说写法，用东华大学教授吴明益的说法，作家是用了很多“稗的，野的，不可信的历史”去编织李白这个传奇人物的周遭故事，还用了诗这种朦胧的材料去逆推当初的创作情境，试图重新活现那个或个人或社会或时代的情境，于是总体成为一部考据，一部文字演出的纪录片，供人一字一句，慢慢推磨，细细咀嚼。
小说家终究是会回来写小说的，像东年，在上一部小说出版的十三年后，两年伏案读书写字，一次推出《愚人国》、《城市微光》，前者藉由一来台研究的新几内亚人类学博士生带出十九世纪台湾庶民史；后者以当代永和为背景串写各阶层人物生活的切片，一在探讨台湾性格，一在拼索城市生活，解释了台湾人何以功利精算，何以成为只看到眼前利益的代工之地。 好的小说家都是用功的历史学家，张大春是，东年亦然。
其实两个多月前还有一部未曾受到重视的小说《妹至帖》，是严云农耗时三年，藉由千年前王羲之为其妹写的一纸书简，从1949到2009年，编织出的一个跨越战争、族群、生死的故事。到底台湾作家有没有能力写出国际级的《达文西密码》？至少小说家已经往这个方向走。
建筑师作家阮庆岳有两本书，全新增订版的《开门见山色》与最新散文集《声音》，前者为建筑与文学的交构，后者写生活与阅读。回望彰化故乡与童年，这是王盛弘溯回记忆细琐幽微处，以精密文字打造的《大风吹：台湾童年》。
非文学类书总是呈显台湾的某种面貌，从地景到心灵。
2013年，把台湾舞蹈推上国际的云门舞集四十岁，至今累积168出舞作，跳过34个国家187座城市。每隔一段时间，云门故事会以不同角度被书写，《打开云门》聚焦在“云门创意解密”，带领读者认识云门的身体技艺、剧场美学、创意管理和时代精神，是为“云门学”。
《拔一条河》，杨力州拍的纪录片，余宜芳将之化为文字。被“八八风灾”摧毁的高雄甲仙乡有个学生才一百多人的甲仙小学，甲仙小学有一支世界级的拔河队，从甲仙小学拔河队到甲仙人的重建家园，一群小人物在微光中追寻希望，台湾人，特别是居住在城市四体不动的台湾人，非常需要来自土地的力量重新灌注。
回到1980年代，一群阿美族人移民基隆，在八尺门形成聚落，摄影家关晓荣来到这里，租了一间三坪大的房子，开始蹲点式的报告工作。1985年，《2%的希望与奋斗——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刊登于创刊号《人间杂志》；1996年《八尺门手札》成书时，聚落已消失于一场大火中；又过去十七年，在八尺门阿美族第二代董安妮与南方家园出版社努力下，促成《八尺门：再现2%的希望与奋斗》一书出版，关晓荣丢出了一个问题：三十多年，经历多次运动并且有了相关委员会的台湾，少数民族在台湾社会的极端弱势与困境，真的改善了吗？
台湾到底怎么了？飞到天空看台湾，这是空拍摄影家齐柏林的《鸟目台湾》。为影像撰文的刘克襄如是说：站在这一最接近上帝的位置，不免惊叹，是什么样的福气，老天赐给我们一块生物多样性的璀璨岛屿？但又是什么样的时空因素，我们竟把一块土地弄得面目全非？
土地面目全非，人也不一样了，但改变的不是个人性格，而是社会意识型态，精神科医生作家王浩威的《晚熟世代》便是从他的临床经验出发，剖析台湾社会现况，描述出一个世代的面貌，这个世代是“大部分人开始四面八方逃逸，他们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安全的不动陆块”，是“年轻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而父母又不够成熟”。
这八月的风，热而潮湿，吹得都让人受伤了，却在受伤的疼痛中浮现一抹欣慰，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在省思，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