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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家对于他们最看不起的作家、作品往往不惜使用“默杀”的杀手锏。本文具体研究《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三部书在这一方面的特色，分析齐梁时代文学史观的衍化，并进而指出：由分析历史上的文学史家入手，作文学考古学的探讨，乃是今天重写文学史的一大任务；文学史不必求全求细，一味收容是没有什么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