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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车安全事故是2011年年底的社会热点话题。本文围绕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从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的系列报道分析了其所体现出来的大众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并对此进行了一定思考。
关键词：议程设置功能校车事故报道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简单来理解，就是媒介为了强化某类新闻报道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大幅度、高密度播出该话题，使之在公众头脑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媒介所预设的强制信号，提升此话题重要程度的能力。在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报道中，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媒体通过设置议程，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挖掘了校车安全的相关问题，使全社会加大了对此话题的关注，推动了校车安全性问题的改进。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最初被提出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的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他们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这里的“议题”指的是传媒所选择的要报道的当前的问题与事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着眼点是传媒认知层面的传播效果，因为传媒在告诉受众“怎么想”方面并不很成功，而在告诉他们“想什么”方面却惊人的成功。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问题的先后顺序”，即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给予一些问题或事件高度重视，集中报道，并有选择地突出或遮掩问题的某些性质，以此引导受众关注和思考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人们面对浩繁的信息量越来越感到茫然失措，这就需要传媒首先对信息进行筛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其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受众所关注的往往是传媒所强调的。传媒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问题或事件上，从而可以制造出轰动社会的热点以及焦点问题。下文将以2011年底发生的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甘肃正宁县“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的相关报道，来评析议程设置功能是如何体现的。
二、校车事故报道中的议程设置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载着64人的幼儿园校车相撞，最终造成21人死亡、12人重伤、31人轻伤的惨剧。此事故一出，顿时各报纸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图文形式给予了报道，如《南方都市报》的《幼儿园车超载逆行惨烈被撞20死44伤》、《新京报》的《超载55人校车事故20死》、《山东商报》的《永不抵达的校车》、《齐鲁晚报》的《校车之痛》、《南方日报》的《甘肃校车撞卡车18幼儿遇难》、《华商报》的《核载9人实载64人》、《东方今报》的《校车的追问》等。接着，一场有关校车安全的大讨论在各传媒中高调展开。为了引导受众的注意力，营造焦点话题的热烈讨论氛围，各媒体不约而同将校车安全作为议程进行了设置。此议程以校车安全为核心主题，围绕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系列报道。
1 事因挖掘——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
事故发生后，各媒体纷纷挖掘其原因，并对校车安全的隐患给予了曝光，从而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防患于未然，而非事后补救”，可以说是媒体挖掘事因背后想要警醒受众的一大目的。对事故原因的报道，如《甘肃正宁校车司机超载超速成惯例交警敷衍执法》（《新京报》）中指出，这是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发的事故，因为其隐患早已存在：司机经常超载、逆行、开快车，有被扣驾照的经历；当地交通违章现象普遍，交警查车罚完钱便放行；幼儿园经费紧张，政府补贴少，平时未进行安全检查。又据《腾讯新闻网》报道，“超载”早已成为私立幼儿园的行业潜规则，学校为节省成本而超载、警方监管不力而放行、家长心存侥幸而忽视等最终造成悲剧的发生。
经媒体挖掘报道后，发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各地开始了校车安全排查活动，并通过传媒手段进行了公示。如《北京接送学生车辆逢车必查非法营运高限处罚》（《北京晚报》）中报道：北京交管部门开始严查超载校车，所有学校周边出现的疑似超载车辆都要被依次检查，逢车必查，实施“零容忍、高压线”政策，还鼓励市民积极举报校车违法行为；《甘肃开展校车安全大检查多地查获问题校车》（《中国广播网》）报道：甘肃公安机关已将查获的问题校车停运，并对其超员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还有《浙江义乌20座中巴挤进84名学生教育局称将严查》（《钱江晚报》）、《湖北紧急排查校车安全隐患超载1人也要处罚》（《荆楚网》）、《广州集中整治查处校车违法行为1100多宗》（《新华网》）、《江西南昌将展开校车检查曾发现校车超440%》（《大江网》）等报道促使校车安检工作在更大范围得以开展。
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事故前因后果进行深入报道，使校车安全在受众头脑中形成极度严重且迫切的印象，从而自觉、主动对此问题加以关注，推动校车安全排查工作尽早提上日程。
2 善后追踪——引发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
甘肃正宁“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中2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司机和幼师）、43人受伤的惨剧顿时轰动全社会。面对瞬间消逝的鲜活的生命以及深陷痛苦记忆的儿童，如何善后？也是各媒体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逝者，媒体开展了悼念活动，如《腾讯新闻》的《愿更多的孩子不再受伤害——悼念11·16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遇难者》的专题策划，为社会提供了表达哀情的平台，网友可以在网上以献花、哀歌、点烛、上香、祭酒等形式对逝者哀悼；针对生还者，《女童甘肃校车事故中躲过一劫彻夜不睡觉不说话》（《东北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受伤儿童心理阴影显现：称学校“杀人”》（《华龙网》）等报道中指出了事故对生还儿童身体以及心理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引发社会对生还者身心健康的关注；针对家属，《甘肃校车事故专访：遇难者家属呼吁——校车，请不要超载超速！》（《人民网-甘肃频道》）传达了家属们的心声，使得他们悲痛之时有了发泄情感的平台；针对事故幼儿园，《甘肃校车事故出事幼儿园被取消办学资质》（《人民日报》）中报道称出事的“小博士”幼儿园已经改建重组，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媒体对事故善后问题多方位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幼儿因其生命的脆弱性早已被列入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维护。事故的发生，反映了社会漠视幼儿生命的根本性问题。“敬畏生命”这一主题在媒体的延伸报道中逐渐渗入到民众心中，关注生命、敬畏生命、维护生命，作为公众话题得到上至政府下至民众的高度重视。如《没有生命敬畏，何来校车优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指出“如果对生命足够敬畏，交警就应当指挥疏导让校车先行；如果对孩子足够珍视，大量的社会车辆就应该对校车进行避让”；《还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换来校车安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强调“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校车比公车豪华、结实，不能再用孩子的生命换校车交通的安全”；《5800万留守儿童之祸 中国已丢尽脸面》（《中国新闻周刊》）中指责道“中国孩子什么样的苦难和灾祸才能激起中国官员群体的道德感和羞耻感——5800万被迫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多少孩子，日复日年复年，挤在严重超载的简陋交通工具里餐风饮露”等。媒体通过态度鲜明的报道，有意识地将受众的思想引导到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上，这里明显体现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3 责任探讨——催生保障校车安全的新举措
事故已发生，谁该为事故负责？是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学校、教师、司机、家长，还是学生自己？各媒体对此话题的关注与报道引发了一场责任大探讨。如《校车管理事权不明部分学校为避责挂靠经营》（《人民日报》）中报道指出：校车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由某一个部门负责解决，其中政府不能缺位，应该承担起监管责任，发挥主导、协调、服务等作用。其他报道《专家称校车乱象因教育部公安部交通部事权不明》（《京华时报》）、《甘肃正宁四名官员因校车事故停职含两位副县长》（《中国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政府失职》（《每经网》）、《甘肃校车事故原因查明幼儿园董事长和司机被拘》（《中国新闻网》）等，纷纷对“谁应该为此事故埋单”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并诱发了更多的受众参与了进来，从而引导了舆论的走向。
伴随着对事故责任的探讨，理性较量过后，各媒体开始关注“要如何保障校车安全”的问题。通过集中报道，激发全社会不但关注此问题，还尽心尽力思索，由此催生了维护校车安全的各项新举措。《我国校车条例草案今起征意见赋予三项优先权》（《新华网》）的报道中称“在校车备受关注和质疑声中，中国政府针对校车安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环节，迅速制定法规‘力保’校车安全”；《校车安全条例草案今起公布 拟赋校车“特权”》（《新京报》）针对受众所关心的问题对新条例进行了焦点报道；《甘肃庆阳将投资6.8亿建200所公办幼儿园》（《北京晚报》）、《甘肃庆阳投资1000万购校车700万原系公车资金》（《新华网》）、《甘肃庆阳榆林子镇幼儿园新校车到位运行》（《甘肃日报》）、《甘肃校车司机驾龄不满三年将被罚款200元》（《中国甘肃网》）等新闻对当地相关部门保障校车安全的实际行动给予了及时报道，凸显了各方力量维护校车安全的坚定立场和出台新举措的迫切性。
三、对校车事故报道中运用议程设置的思考
传媒对甘肃正宁县“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相关信息的传播，既是事故报道也是问题报道。通过设置议程，传媒迅速地将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并集中到“校车安全”这一中心议程上，从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对议题展开了长时、全面、深入的报道，不但及时让受众了解到事件的相关动态，还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了舆论走向，并推动各方力量解决此问题的步伐。但是，传媒的议程设置除了有正面引导的功能，还会有负面影响。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指出，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即传媒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有目的的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自认为重要的部分式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由于各个议程终究是在层出不穷、无限多样的社会事实和问题中选取的一部分，并掺杂着各媒体、把关人、报道者自身的观点和立场，可能会因为报道的偏颇性而造成报道的失实或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如2011年尤其是年底，各媒体对校车、对幼儿安全事故的报道，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言辞之激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引起部分家长的恐慌，不愿送孩子去幼儿园上学、不愿再坐校车。另外，传媒对校车事故追责的探讨中，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职能部门，称其失责，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这些是传媒在新闻报道中运用议程设置时所应当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议程设置功能校车事故报道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简单来理解，就是媒介为了强化某类新闻报道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大幅度、高密度播出该话题，使之在公众头脑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媒介所预设的强制信号，提升此话题重要程度的能力。在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报道中，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媒体通过设置议程，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挖掘了校车安全的相关问题，使全社会加大了对此话题的关注，推动了校车安全性问题的改进。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最初被提出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的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他们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这里的“议题”指的是传媒所选择的要报道的当前的问题与事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着眼点是传媒认知层面的传播效果，因为传媒在告诉受众“怎么想”方面并不很成功，而在告诉他们“想什么”方面却惊人的成功。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问题的先后顺序”，即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给予一些问题或事件高度重视，集中报道，并有选择地突出或遮掩问题的某些性质，以此引导受众关注和思考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人们面对浩繁的信息量越来越感到茫然失措，这就需要传媒首先对信息进行筛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其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受众所关注的往往是传媒所强调的。传媒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问题或事件上，从而可以制造出轰动社会的热点以及焦点问题。下文将以2011年底发生的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甘肃正宁县“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的相关报道，来评析议程设置功能是如何体现的。
二、校车事故报道中的议程设置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载着64人的幼儿园校车相撞，最终造成21人死亡、12人重伤、31人轻伤的惨剧。此事故一出，顿时各报纸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图文形式给予了报道，如《南方都市报》的《幼儿园车超载逆行惨烈被撞20死44伤》、《新京报》的《超载55人校车事故20死》、《山东商报》的《永不抵达的校车》、《齐鲁晚报》的《校车之痛》、《南方日报》的《甘肃校车撞卡车18幼儿遇难》、《华商报》的《核载9人实载64人》、《东方今报》的《校车的追问》等。接着，一场有关校车安全的大讨论在各传媒中高调展开。为了引导受众的注意力，营造焦点话题的热烈讨论氛围，各媒体不约而同将校车安全作为议程进行了设置。此议程以校车安全为核心主题，围绕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系列报道。
1 事因挖掘——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
事故发生后，各媒体纷纷挖掘其原因，并对校车安全的隐患给予了曝光，从而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防患于未然，而非事后补救”，可以说是媒体挖掘事因背后想要警醒受众的一大目的。对事故原因的报道，如《甘肃正宁校车司机超载超速成惯例交警敷衍执法》（《新京报》）中指出，这是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发的事故，因为其隐患早已存在：司机经常超载、逆行、开快车，有被扣驾照的经历；当地交通违章现象普遍，交警查车罚完钱便放行；幼儿园经费紧张，政府补贴少，平时未进行安全检查。又据《腾讯新闻网》报道，“超载”早已成为私立幼儿园的行业潜规则，学校为节省成本而超载、警方监管不力而放行、家长心存侥幸而忽视等最终造成悲剧的发生。
经媒体挖掘报道后，发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各地开始了校车安全排查活动，并通过传媒手段进行了公示。如《北京接送学生车辆逢车必查非法营运高限处罚》（《北京晚报》）中报道：北京交管部门开始严查超载校车，所有学校周边出现的疑似超载车辆都要被依次检查，逢车必查，实施“零容忍、高压线”政策，还鼓励市民积极举报校车违法行为；《甘肃开展校车安全大检查多地查获问题校车》（《中国广播网》）报道：甘肃公安机关已将查获的问题校车停运，并对其超员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还有《浙江义乌20座中巴挤进84名学生教育局称将严查》（《钱江晚报》）、《湖北紧急排查校车安全隐患超载1人也要处罚》（《荆楚网》）、《广州集中整治查处校车违法行为1100多宗》（《新华网》）、《江西南昌将展开校车检查曾发现校车超440%》（《大江网》）等报道促使校车安检工作在更大范围得以开展。
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事故前因后果进行深入报道，使校车安全在受众头脑中形成极度严重且迫切的印象，从而自觉、主动对此问题加以关注，推动校车安全排查工作尽早提上日程。
2 善后追踪——引发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
甘肃正宁“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中2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司机和幼师）、43人受伤的惨剧顿时轰动全社会。面对瞬间消逝的鲜活的生命以及深陷痛苦记忆的儿童，如何善后？也是各媒体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逝者，媒体开展了悼念活动，如《腾讯新闻》的《愿更多的孩子不再受伤害——悼念11·16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遇难者》的专题策划，为社会提供了表达哀情的平台，网友可以在网上以献花、哀歌、点烛、上香、祭酒等形式对逝者哀悼；针对生还者，《女童甘肃校车事故中躲过一劫彻夜不睡觉不说话》（《东北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受伤儿童心理阴影显现：称学校“杀人”》（《华龙网》）等报道中指出了事故对生还儿童身体以及心理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引发社会对生还者身心健康的关注；针对家属，《甘肃校车事故专访：遇难者家属呼吁——校车，请不要超载超速！》（《人民网-甘肃频道》）传达了家属们的心声，使得他们悲痛之时有了发泄情感的平台；针对事故幼儿园，《甘肃校车事故出事幼儿园被取消办学资质》（《人民日报》）中报道称出事的“小博士”幼儿园已经改建重组，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媒体对事故善后问题多方位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幼儿因其生命的脆弱性早已被列入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维护。事故的发生，反映了社会漠视幼儿生命的根本性问题。“敬畏生命”这一主题在媒体的延伸报道中逐渐渗入到民众心中，关注生命、敬畏生命、维护生命，作为公众话题得到上至政府下至民众的高度重视。如《没有生命敬畏，何来校车优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指出“如果对生命足够敬畏，交警就应当指挥疏导让校车先行；如果对孩子足够珍视，大量的社会车辆就应该对校车进行避让”；《还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换来校车安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强调“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校车比公车豪华、结实，不能再用孩子的生命换校车交通的安全”；《5800万留守儿童之祸 中国已丢尽脸面》（《中国新闻周刊》）中指责道“中国孩子什么样的苦难和灾祸才能激起中国官员群体的道德感和羞耻感——5800万被迫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多少孩子，日复日年复年，挤在严重超载的简陋交通工具里餐风饮露”等。媒体通过态度鲜明的报道，有意识地将受众的思想引导到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上，这里明显体现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3 责任探讨——催生保障校车安全的新举措
事故已发生，谁该为事故负责？是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学校、教师、司机、家长，还是学生自己？各媒体对此话题的关注与报道引发了一场责任大探讨。如《校车管理事权不明部分学校为避责挂靠经营》（《人民日报》）中报道指出：校车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由某一个部门负责解决，其中政府不能缺位，应该承担起监管责任，发挥主导、协调、服务等作用。其他报道《专家称校车乱象因教育部公安部交通部事权不明》（《京华时报》）、《甘肃正宁四名官员因校车事故停职含两位副县长》（《中国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政府失职》（《每经网》）、《甘肃校车事故原因查明幼儿园董事长和司机被拘》（《中国新闻网》）等，纷纷对“谁应该为此事故埋单”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并诱发了更多的受众参与了进来，从而引导了舆论的走向。
伴随着对事故责任的探讨，理性较量过后，各媒体开始关注“要如何保障校车安全”的问题。通过集中报道，激发全社会不但关注此问题，还尽心尽力思索，由此催生了维护校车安全的各项新举措。《我国校车条例草案今起征意见赋予三项优先权》（《新华网》）的报道中称“在校车备受关注和质疑声中，中国政府针对校车安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环节，迅速制定法规‘力保’校车安全”；《校车安全条例草案今起公布 拟赋校车“特权”》（《新京报》）针对受众所关心的问题对新条例进行了焦点报道；《甘肃庆阳将投资6.8亿建200所公办幼儿园》（《北京晚报》）、《甘肃庆阳投资1000万购校车700万原系公车资金》（《新华网》）、《甘肃庆阳榆林子镇幼儿园新校车到位运行》（《甘肃日报》）、《甘肃校车司机驾龄不满三年将被罚款200元》（《中国甘肃网》）等新闻对当地相关部门保障校车安全的实际行动给予了及时报道，凸显了各方力量维护校车安全的坚定立场和出台新举措的迫切性。
三、对校车事故报道中运用议程设置的思考
传媒对甘肃正宁县“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相关信息的传播，既是事故报道也是问题报道。通过设置议程，传媒迅速地将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并集中到“校车安全”这一中心议程上，从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对议题展开了长时、全面、深入的报道，不但及时让受众了解到事件的相关动态，还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了舆论走向，并推动各方力量解决此问题的步伐。但是，传媒的议程设置除了有正面引导的功能，还会有负面影响。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指出，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即传媒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有目的的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自认为重要的部分式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由于各个议程终究是在层出不穷、无限多样的社会事实和问题中选取的一部分，并掺杂着各媒体、把关人、报道者自身的观点和立场，可能会因为报道的偏颇性而造成报道的失实或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如2011年尤其是年底，各媒体对校车、对幼儿安全事故的报道，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言辞之激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引起部分家长的恐慌，不愿送孩子去幼儿园上学、不愿再坐校车。另外，传媒对校车事故追责的探讨中，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职能部门，称其失责，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这些是传媒在新闻报道中运用议程设置时所应当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