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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对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
如1980年12月曾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再如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其实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两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通知》称：“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
证据之二：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1969年10月1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疏散中央黨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包括了以下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
摘自《回首“文革”》
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对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
如1980年12月曾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再如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其实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两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通知》称：“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
证据之二：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1969年10月1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疏散中央黨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包括了以下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
摘自《回首“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