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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三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然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几乎无人问津。当“遗弃”似乎将成为其必然命运的时候，不期然峰回路转，在一九九七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的“专家荐书”栏目中，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力荐《遗弃》，这部独特的作品才得以逐渐进入一些知识精英的视野。一九九九年六月，《遗弃》修订本出版，短短数周内售罄，求之者依然络绎不绝。二零一二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推出作家薛忆沩精心修改后的新版《遗弃》。再度成为国内文学界与知识界谈论的热点。
一部长篇小说，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内，几经沉浮，由被“遗弃”到被关注，到成为谈论话题与报道热点，《遗弃》何以会成为这样一个传奇呢？先得让我们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是一个国门打开，西方思潮轰涌而入的年代；那是一个现实松动，机会萌芽，理想主义光芒万丈的年代；那是一个体制改革呼声很高，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叫板的年代……那又是一个在启蒙中晕头转向，在喧嚣中无所适从，在大量新思维新知识新问题面前希望与失望混杂、冲动与压抑并存的年代。
小说的主人公图林在那个年代，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喜欢哲学，自称“业余哲学家”。他有一份让人羡慕的体制内工作，收入稳定，衣食无忧。但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与女朋友Z分居两地之后，在进入体制内工作之后，在将哲学原理与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不断进行对应之后，他发现了世界的“混乱”、社会的“无聊”、生命的“迷茫”与生活的“虚无”。在这样的存在的困境中，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消失。
“消失”的理由是：“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句话读起来是那么简洁，又是那么繁复；是那么干脆，又是那么纠结。
图林的内心世界所呈现的，是与他的前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图景。他的父母把在体制内工作看得比命还重，以致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体制“遗弃”后，便失魂落魄，沦为赌徒。而在图林看来，进入体制就是世界对他的“遗弃”，体制没收了他的自由，湮灭了他的才智，删除了他的个性。因此，在父亲“被遗弃”之后不久，他不自觉地为父亲报了一仇，他坚决“遗弃”了体制。
在扑朔迷离的体制里，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我只是办公室的一件物品，比如一把椅子，自己沒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被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服从是我的天职，忠诚是我的义务。
“承认”是关键词。被社会承认其实就是被少数几个有权力的个人承认。体制赋予了那几个人“承认”的特权，让他们判断正误，评价优劣，让他们成为“父亲”。这没有人性的体制有苛刻的原则和光荣的传统。
哲学认知与现实境况同时告诉图林，权力一旦从普世的面包收拢为少数几个人的盛宴，就会产生致命的毒素。权力的“儿子”一跃成为平民的“父亲”，人性的鲜花立马就会遭到体制铁腕的摧残。他慌不择路地“逃”了出来，逃回家里，逃回哲学，逃到写作中。
但他马上发觉，事情有些不妙，遗弃体制并不等于遗弃了世界。
家里人都有体制情结——“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体制。她的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
“混乱”虽然是业余哲学家的优势，却又是日常生活的死敌——“我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世界的混乱与心灵的混乱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只能‘混下去’。”
在混乱中，他找到了写作这根稻草——“我的日记是我对生活的干预，是我关于生活的证词。我不是要借助日记来躲避生活，我要借助日记来进入生活、选择生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才可能坚持下去。”
可是，他终于发现，“可以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写作往往无法突破现实这堵厚厚的墙。写作可以记录他的生存，却无法实现他的生存；写作可以成为生活的证词，却无法支撑生活本身。生活太沉重了，写作乃不能承受之轻。
更吊诡的是，这位认定自己不属于体制、一心一意离开体制、决心不受制于体制的年轻人，却不得不龟缩于家中，靠体制内的母亲供养。“我憎恶自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憎恶自己还要依靠令我憎恶的社会关系。”
体制笼罩了一切，图林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种令人绝望的困境却大大提升了他的认知境界。他开始超越狭隘的“体制”意识，探究个人生命意识内部的局限性——作为人本身的局限性：
也许所有人正在过的就是同一种生活，或者说也许所有的生活都是复制品。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也许都是模仿者和抄袭者……所有的生活也许都没有意义。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正处在前线。我正在与混乱的世界作战。这是我注定不会赢的战争。这是所有人都注定不会赢的战争……所有人都必须参战。所有人都必定阵亡。
他开始从对自由之“名”的盲目追求中醒悟过来，尽可能地理解和触摸自由之“实”——作为物自体的偶然性。因此，他非常怀疑那些决定移居海外去寻找“自由”和“成功”的艺术家们：
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对西方寄托的希望。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与荒诞的关系是什么？外在的自由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吗？真正的自由存在吗……这些艺术家似乎忽视这些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成功的向往令我不安。
“成功”只是局部的麻醉。那些艺术家应该意识到他们只能在“那里”成功，而不能在“这里”成功，这本身就很可笑，很荒诞。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到了“回来”，戴着桂冠回来。这是一种陈腐不堪的情绪。这说明他们内心并不自由，这说明他们仍然是“这里”的奴隶。
啊，原来，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挽救人的危机。是死亡，决定了生命的荒诞。是荒诞，引发了人的危机。这是一种纯粹的危机，一种绝对的危机，一种无法拯救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标志就是焦虑与恐惧。“只有死亡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因为叛逆家庭而奔赴对越战场的弟弟死了，一直住在医院与病魔作斗争的外公死了，“总是显得很忙，好像有做不完的事”的处长死了，本分老实的“老猫”和他的父母莫明其妙地，用同一种方式相继死了……
一部长篇小说，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内，几经沉浮，由被“遗弃”到被关注，到成为谈论话题与报道热点，《遗弃》何以会成为这样一个传奇呢？先得让我们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是一个国门打开，西方思潮轰涌而入的年代；那是一个现实松动，机会萌芽，理想主义光芒万丈的年代；那是一个体制改革呼声很高，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叫板的年代……那又是一个在启蒙中晕头转向，在喧嚣中无所适从，在大量新思维新知识新问题面前希望与失望混杂、冲动与压抑并存的年代。
小说的主人公图林在那个年代，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喜欢哲学，自称“业余哲学家”。他有一份让人羡慕的体制内工作，收入稳定，衣食无忧。但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与女朋友Z分居两地之后，在进入体制内工作之后，在将哲学原理与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不断进行对应之后，他发现了世界的“混乱”、社会的“无聊”、生命的“迷茫”与生活的“虚无”。在这样的存在的困境中，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消失。
“消失”的理由是：“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句话读起来是那么简洁，又是那么繁复；是那么干脆，又是那么纠结。
图林的内心世界所呈现的，是与他的前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图景。他的父母把在体制内工作看得比命还重，以致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体制“遗弃”后，便失魂落魄，沦为赌徒。而在图林看来，进入体制就是世界对他的“遗弃”，体制没收了他的自由，湮灭了他的才智，删除了他的个性。因此，在父亲“被遗弃”之后不久，他不自觉地为父亲报了一仇，他坚决“遗弃”了体制。
在扑朔迷离的体制里，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我只是办公室的一件物品，比如一把椅子，自己沒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被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服从是我的天职，忠诚是我的义务。
“承认”是关键词。被社会承认其实就是被少数几个有权力的个人承认。体制赋予了那几个人“承认”的特权，让他们判断正误，评价优劣，让他们成为“父亲”。这没有人性的体制有苛刻的原则和光荣的传统。
哲学认知与现实境况同时告诉图林，权力一旦从普世的面包收拢为少数几个人的盛宴，就会产生致命的毒素。权力的“儿子”一跃成为平民的“父亲”，人性的鲜花立马就会遭到体制铁腕的摧残。他慌不择路地“逃”了出来，逃回家里，逃回哲学，逃到写作中。
但他马上发觉，事情有些不妙，遗弃体制并不等于遗弃了世界。
家里人都有体制情结——“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体制。她的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
“混乱”虽然是业余哲学家的优势，却又是日常生活的死敌——“我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世界的混乱与心灵的混乱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只能‘混下去’。”
在混乱中，他找到了写作这根稻草——“我的日记是我对生活的干预，是我关于生活的证词。我不是要借助日记来躲避生活，我要借助日记来进入生活、选择生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才可能坚持下去。”
可是，他终于发现，“可以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写作往往无法突破现实这堵厚厚的墙。写作可以记录他的生存，却无法实现他的生存；写作可以成为生活的证词，却无法支撑生活本身。生活太沉重了，写作乃不能承受之轻。
更吊诡的是，这位认定自己不属于体制、一心一意离开体制、决心不受制于体制的年轻人，却不得不龟缩于家中，靠体制内的母亲供养。“我憎恶自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憎恶自己还要依靠令我憎恶的社会关系。”
体制笼罩了一切，图林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种令人绝望的困境却大大提升了他的认知境界。他开始超越狭隘的“体制”意识，探究个人生命意识内部的局限性——作为人本身的局限性：
也许所有人正在过的就是同一种生活，或者说也许所有的生活都是复制品。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也许都是模仿者和抄袭者……所有的生活也许都没有意义。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正处在前线。我正在与混乱的世界作战。这是我注定不会赢的战争。这是所有人都注定不会赢的战争……所有人都必须参战。所有人都必定阵亡。
他开始从对自由之“名”的盲目追求中醒悟过来，尽可能地理解和触摸自由之“实”——作为物自体的偶然性。因此，他非常怀疑那些决定移居海外去寻找“自由”和“成功”的艺术家们：
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对西方寄托的希望。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与荒诞的关系是什么？外在的自由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吗？真正的自由存在吗……这些艺术家似乎忽视这些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成功的向往令我不安。
“成功”只是局部的麻醉。那些艺术家应该意识到他们只能在“那里”成功，而不能在“这里”成功，这本身就很可笑，很荒诞。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到了“回来”，戴着桂冠回来。这是一种陈腐不堪的情绪。这说明他们内心并不自由，这说明他们仍然是“这里”的奴隶。
啊，原来，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挽救人的危机。是死亡，决定了生命的荒诞。是荒诞，引发了人的危机。这是一种纯粹的危机，一种绝对的危机，一种无法拯救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标志就是焦虑与恐惧。“只有死亡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因为叛逆家庭而奔赴对越战场的弟弟死了，一直住在医院与病魔作斗争的外公死了，“总是显得很忙，好像有做不完的事”的处长死了，本分老实的“老猫”和他的父母莫明其妙地，用同一种方式相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