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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走到一块?如何程序化?如何处理分歧?加入SEE之后，我从一个旁观者逐步参与其中，及至后来当会长，慢慢就了解到，做NGO跟做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做得好，就要学新的方法论，在治理沙漠之前，首先要治理心灵的沙漠。
编者按：
2009年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下称SEE)举行了换届选举。在普遍缺钱缺人缺注册的本土环保NGO中，由100多名内地及港台企业家组织的SEE，资金最充裕。全职工作人员也最多。虽然只有5年历史，却迅速冒起。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NGO。SEE主要集中于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于内蒙阿拉善盟以小区项目推动荒漠化防治，二是通过资助、奖励、培训推动中国草根环保NGO的发展，三是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与生态责任。
在短短的5年间，从可量化的角度去衡量SEE为环境带来多少改善，并不现实。但这个组织形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NGO自身的规范化、透明度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企业家们以NGO行业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在SEE里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他们在“自我折腾”中学会花钱，在公共事务中找回道德自信，并影响到了自身企业的行为。本刊于SEE换届当日，独家访问了卸任会长、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
企业家的公民课
《南风窗》：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刚刚结束了换届选举，你认为这次选举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王石：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相对而言，NGO还处于起步阶段，资历最老的自然之友也只是90年代中期才成立，NGO真正的飞速成长，还待21世纪之后，像我们SEE也是在2004年才成立的。企业是讲回报的，不营利就没法活。NGO作为非营利组织，它的操作模式和企业差别很大，但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讲究规范、透明以及制度化。
所以，我们成立SEE，就希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以NGO行业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强调组织和运作的规范化。SEE的会员都是企业家，著名的、不太著名的，组织在一块，大家都是平等的，但都想着共同去做一个事情，而且非常认真。不像一些以家族为背景的基金会，基本上是家族说了算，在SEE中，你再著名、再有号召力，像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你行使的权力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在决策投票时，手上都只有一票。
SEE的会员企业家背景各异，海归的受西方教育培养，台湾的受过社会民主化洗礼，他们和大陆的传统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大陆，当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叫做原则上通过，大家都理解什么叫原则上通过，但是海归和台湾企业家们就搞不明白这是啥玩意，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光这点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争论不下来。这个规范化、透明化的过程，也是非营利组织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对我们企业家来讲，是一个学习，也是国内应该提倡的内容。
《南风窗》：你刚才在发表卸任会长感言时说，“今天是太完满啦，走的开心，来的开心。”你能否再具体说一下?
王石：SEE这个组织，是由企业领袖组成，刚开始磨合时，开会效果并不理想，大家各持己见，又没有形成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但慢慢我们学会了以民主原则做决定，这个制度形成以后，从东方文化来讲，它是有开创性的。中国最早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是由梁从诫先生发起的。梁先生的父亲为梁思成，祖父梁启超，他的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相当有号召力的，正是在梁先生的号召力下，自然之友才能在完全不被政府所认识、不为社会所认可的情况下，茁壮成长。但是从文化层面来讲，这是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它成长得非常早，但始终做不大，从组织来讲是一个长不大的小老头，更多强调的是个人魅力而非组织魅力。
最近，新浪网联合几十家媒体，选出阿拉善盟为共和国地标之一，我作为SEE的会长，非常高兴，因为我虽然知道在SEE制度化和透明化的重要意义，但是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被社会认识，被媒体认可和评定。
这次换届选举，不论执行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几乎全部大换班，留任的非常少。正是因为有组织的制度化，比较成熟的运作，企业家都乐于一展所长，参加选举，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把它当作职业来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共同努力，贡献他们的时间。这样，就不会做不下去，不会勾心斗角。SEE的事，大家都愿意做，都想得到正式的职位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才说，今天是走的很开心，来的也很开心，这一点非常难得。
《南风窗》：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SEE现任领导，例如华远的任志强、云南红的武克钢、联和运通的张树新、上海证大的戴志康，纷纷“裸退”。你卸任会长，会觉得若有所失吗?
王石：一点失落感也没有。因为章程非常明确地规定，会长任期就是两年，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实当会长这两年，我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时大家开会时需要你上去讲两句，或者章程程序上需要你主持局面。我们的执行团队做得非常好，秘书处的人各自扮演的角色很出色，这是我当两年会长的感受，他们不需要你，他们已经很自觉地做了。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建议，不如留任吧，我不赞成。章程定了两年一换，即使我有意想干下去，也不能因为我王石而修改章程，否则太随便、太儿戏了。所以，从会长位置退下来，我一点也没觉得尴尬，反而很高兴，看到SEE和我们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南风窗》：你参加SEE已经5年了，又当了两年的会长，这种经历对你个人和公司有什么影响?
王石：影响非常深远。我在2004年加入SEE时，其实有点被动。当时有人组织到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中亲身体验，具体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朋友来邀请我，我碍于面子就接受了。但是，发起大会的那天晚上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华人企业家走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了治理沙尘暴，防治中国的荒漠化，要尽点绵力。当时大家争论到午夜12点还喋喋不休。
我1983年开始在深圳创业，1985年才和企业家有来往，但都只是一些生意上的人，在会议时点个头，握个手，彼此之间从来不来往的，本土的和海归的都很少来往。比如和张朝阳等，是去了阿拉善之后，才发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在这里，要成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圈企业家组织，推动环保。虽然我们对推动环保是有共识的，但如何搞一个NGO，大家意见却莫衷一是。要有效地把各人意见统一起来，就需要民主的、透明的、规范的制度，以领袖式行事风格，老板一言九鼎那一套是完全行不通的。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走到一块?如何程序化?如何处理分歧?那天晚上，我发现在治理沙漠之前，首先要治理心灵的沙漠。
加入SEE之后，我从一个旁观者逐步 参与其中，及至后来当会长，慢慢就了解到，做NGO跟做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做得好，就要学新的方法论。后来发现，做NGO的方法在国际上有成熟的经验、统一的标准，SEE恰恰是一个平台，为我打开了这扇通往国际的窗口。我也借用这个平台，和国际上著名的NGO组织交流和接触，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考察了亚马逊森林，了解到热带雨林的破坏。回来后，我就想万科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一定要做环保、做生态、做产业化，减少对木材的砍伐和木材的应用，保护仅余的森林。去年的7月份，我们SEE的企业家又到美国去访问十几家国际NGO组织，大家都很受启发。
实际上，我是个企业家，我主要并不是去想如何做善事，我更多是从企业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企业家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怎么承担?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怎样平衡?是否可以共赢?SEE帮助我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我本人而言，实在受益匪浅。
绿色是企业的竞争力
《南风窗》：你在《徘徊的灵魂》的后记中提出，我们要反省目前的发展模式，要超越这种以消耗资源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但是读者不禁会问：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既得利益者，当你是这个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时，你如何能去超越它呢?
王石：企业家是既得利益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万科于200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于建筑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木材。就算我们不讲道德观，不讲企业家的责任，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无止境地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木材的砍伐：木材砍伐的最终使用者是谁?最大的使用者是谁?环保组织一定会找到万科，当它找到你的时候你才开始做行吗?那是不行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的逻辑很简单，不如我现在主动去找它，与其我这种模式持续不下去，那不如我现在就改变。为什么非这样改变不可呢?因为万科是大公司，如果等到将来环保组织找到我，等到政府出政策法规的时候，我就来不及了，所谓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这样来看，我是很自私的，我是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的。
反过来，企业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将来一定会被淘汰掉的，就这么简单。怎样把企业、公益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我们先不要谈社会责任，先看看未来。未来是什么?如果等到未来绿色已经成为社会一个标准的话，你还来得及加入吗?来不及了。当然，现在大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是感觉不到这些的。
就以住宅建筑的木材使用为例，万科开始以钢板替代木材，于工厂生产，到现场装备，可以循环使用，减少林材消耗，目前成本确是较高，但我必须提前投入，这是责任，也是商机。我们现时按照未来的绿色标准来投放，先做20％，然后是30％、40％、50％，一直投放到2014年，到时全部建筑木材替代都会按照绿色的标准建设完成。这需要时间，假若我马上实现100％替代，环保组织不淘汰我，但市场会淘汰我。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是可以兼顾的，否则你就不能生存下去，你要为浪费资源、环境破坏付出成本的，换句话说，绿色是我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现在看来不怎么样，但在将来一定变得很大。
《南风窗》：有一些企业把公益、慈善当作是一种形象工程，你觉得企业家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绿色，而非只停留在嘴巴说说的层次呢?
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企业利己的角度肯定要考虑的，利他和利己是要结合起来看。企业家个人如何做慈善?首先要做好企业，然后再分配时间做公益、做慈善。从动机上归类，你得说，你得做，不仅是说，而且要做，做比说的好，做得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作为公益本身而言，价值难以衡量。假若你追求的更多是功利的东西，公益事业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你光说不做，可能也适得其反。
但是，在中国，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你能去说，就算你没有做，只要这是一种真心的行为，也是一种进步。对中国的新兴企业不能苛求，因为新兴企业增长太快，融资不易，他们不是大量进行个人消费而不做公益事业，而是更多地投入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这是中国企业当前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我认为，不要因为小善而不为，你们可以拿出一些小额资金，况且这些资金并不影响到你。当然还有不要因为小恶而为，比如偷税漏税，所以要从小事做起，舆论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对他们要更宽容一些，不管做多么小的事情也要给予肯定，而不是在追问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公益的投入，是否持续和长远的，并且是健康的。
《南风窗》：你参加了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面对气候危机，你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怎么做?
王石：事实上，并不是整个中国的企业家都在消耗资源，中国企业家也在行动，我们要告诉别人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中国企业不但不应推卸责任而是更应承担责任。国际上在这方面有技术的应用，有NGO的组织，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借助这个交流平台，可以推动中国的NG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上更有所为，推动中国企业在地产、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环保NGO潜力无限
《南风窗》：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未来的民间环保事业、公益社会组织的威长有什么期待呢?你希望SEE在公民社会发展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石：我是满怀期望的。我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成熟，应该是三股力量互相取得平衡的，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NGO。政府一直也是强势的，而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发展也成长起来了，比如解决就业问题占30％，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我相信下一步会继续成长。显然NGO目前是比较弱的，不过近来政府亦逐渐明确了态度，就是注重NGO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从事生态环保的民间NGO的发展。一个很简单的标志，就是民政部专门成立了NGO司。如果政府对NGO不开放、不重视的话，就不可能成立SEE这样一个机构，这样显然对于NGO的成长是非常好的。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企业家，提供了SEE这样一个平台，在短短的5年间，从可量化的角度去衡量它为环境带来多少改善，并不现实。但这个组织形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NGO自身的规范化、透明度等，无论是民间、政府还是媒体，都还是比较认可的。SEE以企业家的捐赠，支持草根环保NGO的发展，资金量并非很多，但是操作讲究效率、透明、合法，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了，对民间环保工作，是个重要支持。
此外，SEE的基金会注册，政府是批准免税的，所以在筹款方面，有很强的合法性。最后，中国现在做生态环保最缺少的并非政策、项目或资金，而是人才，如果日后民间环保真的开展起来，人才在哪?我们看到，在可预期的未来，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SEE已经与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办NGO培训班，希望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SEE能继续往下做，可以想象，潜力是非常大的。
编者按：
2009年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下称SEE)举行了换届选举。在普遍缺钱缺人缺注册的本土环保NGO中，由100多名内地及港台企业家组织的SEE，资金最充裕。全职工作人员也最多。虽然只有5年历史，却迅速冒起。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NGO。SEE主要集中于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于内蒙阿拉善盟以小区项目推动荒漠化防治，二是通过资助、奖励、培训推动中国草根环保NGO的发展，三是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与生态责任。
在短短的5年间，从可量化的角度去衡量SEE为环境带来多少改善，并不现实。但这个组织形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NGO自身的规范化、透明度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企业家们以NGO行业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在SEE里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他们在“自我折腾”中学会花钱，在公共事务中找回道德自信，并影响到了自身企业的行为。本刊于SEE换届当日，独家访问了卸任会长、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
企业家的公民课
《南风窗》：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刚刚结束了换届选举，你认为这次选举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王石：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相对而言，NGO还处于起步阶段，资历最老的自然之友也只是90年代中期才成立，NGO真正的飞速成长，还待21世纪之后，像我们SEE也是在2004年才成立的。企业是讲回报的，不营利就没法活。NGO作为非营利组织，它的操作模式和企业差别很大，但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讲究规范、透明以及制度化。
所以，我们成立SEE，就希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以NGO行业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强调组织和运作的规范化。SEE的会员都是企业家，著名的、不太著名的，组织在一块，大家都是平等的，但都想着共同去做一个事情，而且非常认真。不像一些以家族为背景的基金会，基本上是家族说了算，在SEE中，你再著名、再有号召力，像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你行使的权力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在决策投票时，手上都只有一票。
SEE的会员企业家背景各异，海归的受西方教育培养，台湾的受过社会民主化洗礼，他们和大陆的传统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大陆，当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叫做原则上通过，大家都理解什么叫原则上通过，但是海归和台湾企业家们就搞不明白这是啥玩意，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光这点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争论不下来。这个规范化、透明化的过程，也是非营利组织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对我们企业家来讲，是一个学习，也是国内应该提倡的内容。
《南风窗》：你刚才在发表卸任会长感言时说，“今天是太完满啦，走的开心，来的开心。”你能否再具体说一下?
王石：SEE这个组织，是由企业领袖组成，刚开始磨合时，开会效果并不理想，大家各持己见，又没有形成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但慢慢我们学会了以民主原则做决定，这个制度形成以后，从东方文化来讲，它是有开创性的。中国最早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是由梁从诫先生发起的。梁先生的父亲为梁思成，祖父梁启超，他的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相当有号召力的，正是在梁先生的号召力下，自然之友才能在完全不被政府所认识、不为社会所认可的情况下，茁壮成长。但是从文化层面来讲，这是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它成长得非常早，但始终做不大，从组织来讲是一个长不大的小老头，更多强调的是个人魅力而非组织魅力。
最近，新浪网联合几十家媒体，选出阿拉善盟为共和国地标之一，我作为SEE的会长，非常高兴，因为我虽然知道在SEE制度化和透明化的重要意义，但是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被社会认识，被媒体认可和评定。
这次换届选举，不论执行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几乎全部大换班，留任的非常少。正是因为有组织的制度化，比较成熟的运作，企业家都乐于一展所长，参加选举，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把它当作职业来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共同努力，贡献他们的时间。这样，就不会做不下去，不会勾心斗角。SEE的事，大家都愿意做，都想得到正式的职位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才说，今天是走的很开心，来的也很开心，这一点非常难得。
《南风窗》：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SEE现任领导，例如华远的任志强、云南红的武克钢、联和运通的张树新、上海证大的戴志康，纷纷“裸退”。你卸任会长，会觉得若有所失吗?
王石：一点失落感也没有。因为章程非常明确地规定，会长任期就是两年，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实当会长这两年，我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时大家开会时需要你上去讲两句，或者章程程序上需要你主持局面。我们的执行团队做得非常好，秘书处的人各自扮演的角色很出色，这是我当两年会长的感受，他们不需要你，他们已经很自觉地做了。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建议，不如留任吧，我不赞成。章程定了两年一换，即使我有意想干下去，也不能因为我王石而修改章程，否则太随便、太儿戏了。所以，从会长位置退下来，我一点也没觉得尴尬，反而很高兴，看到SEE和我们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南风窗》：你参加SEE已经5年了，又当了两年的会长，这种经历对你个人和公司有什么影响?
王石：影响非常深远。我在2004年加入SEE时，其实有点被动。当时有人组织到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中亲身体验，具体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朋友来邀请我，我碍于面子就接受了。但是，发起大会的那天晚上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华人企业家走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了治理沙尘暴，防治中国的荒漠化，要尽点绵力。当时大家争论到午夜12点还喋喋不休。
我1983年开始在深圳创业，1985年才和企业家有来往，但都只是一些生意上的人，在会议时点个头，握个手，彼此之间从来不来往的，本土的和海归的都很少来往。比如和张朝阳等，是去了阿拉善之后，才发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在这里，要成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圈企业家组织，推动环保。虽然我们对推动环保是有共识的，但如何搞一个NGO，大家意见却莫衷一是。要有效地把各人意见统一起来，就需要民主的、透明的、规范的制度，以领袖式行事风格，老板一言九鼎那一套是完全行不通的。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走到一块?如何程序化?如何处理分歧?那天晚上，我发现在治理沙漠之前，首先要治理心灵的沙漠。
加入SEE之后，我从一个旁观者逐步 参与其中，及至后来当会长，慢慢就了解到，做NGO跟做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做得好，就要学新的方法论。后来发现，做NGO的方法在国际上有成熟的经验、统一的标准，SEE恰恰是一个平台，为我打开了这扇通往国际的窗口。我也借用这个平台，和国际上著名的NGO组织交流和接触，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考察了亚马逊森林，了解到热带雨林的破坏。回来后，我就想万科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一定要做环保、做生态、做产业化，减少对木材的砍伐和木材的应用，保护仅余的森林。去年的7月份，我们SEE的企业家又到美国去访问十几家国际NGO组织，大家都很受启发。
实际上，我是个企业家，我主要并不是去想如何做善事，我更多是从企业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企业家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怎么承担?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怎样平衡?是否可以共赢?SEE帮助我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我本人而言，实在受益匪浅。
绿色是企业的竞争力
《南风窗》：你在《徘徊的灵魂》的后记中提出，我们要反省目前的发展模式，要超越这种以消耗资源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但是读者不禁会问：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既得利益者，当你是这个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时，你如何能去超越它呢?
王石：企业家是既得利益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万科于200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于建筑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木材。就算我们不讲道德观，不讲企业家的责任，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无止境地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木材的砍伐：木材砍伐的最终使用者是谁?最大的使用者是谁?环保组织一定会找到万科，当它找到你的时候你才开始做行吗?那是不行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的逻辑很简单，不如我现在主动去找它，与其我这种模式持续不下去，那不如我现在就改变。为什么非这样改变不可呢?因为万科是大公司，如果等到将来环保组织找到我，等到政府出政策法规的时候，我就来不及了，所谓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这样来看，我是很自私的，我是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的。
反过来，企业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将来一定会被淘汰掉的，就这么简单。怎样把企业、公益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我们先不要谈社会责任，先看看未来。未来是什么?如果等到未来绿色已经成为社会一个标准的话，你还来得及加入吗?来不及了。当然，现在大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是感觉不到这些的。
就以住宅建筑的木材使用为例，万科开始以钢板替代木材，于工厂生产，到现场装备，可以循环使用，减少林材消耗，目前成本确是较高，但我必须提前投入，这是责任，也是商机。我们现时按照未来的绿色标准来投放，先做20％，然后是30％、40％、50％，一直投放到2014年，到时全部建筑木材替代都会按照绿色的标准建设完成。这需要时间，假若我马上实现100％替代，环保组织不淘汰我，但市场会淘汰我。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是可以兼顾的，否则你就不能生存下去，你要为浪费资源、环境破坏付出成本的，换句话说，绿色是我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现在看来不怎么样，但在将来一定变得很大。
《南风窗》：有一些企业把公益、慈善当作是一种形象工程，你觉得企业家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绿色，而非只停留在嘴巴说说的层次呢?
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企业利己的角度肯定要考虑的，利他和利己是要结合起来看。企业家个人如何做慈善?首先要做好企业，然后再分配时间做公益、做慈善。从动机上归类，你得说，你得做，不仅是说，而且要做，做比说的好，做得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作为公益本身而言，价值难以衡量。假若你追求的更多是功利的东西，公益事业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你光说不做，可能也适得其反。
但是，在中国，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你能去说，就算你没有做，只要这是一种真心的行为，也是一种进步。对中国的新兴企业不能苛求，因为新兴企业增长太快，融资不易，他们不是大量进行个人消费而不做公益事业，而是更多地投入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这是中国企业当前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我认为，不要因为小善而不为，你们可以拿出一些小额资金，况且这些资金并不影响到你。当然还有不要因为小恶而为，比如偷税漏税，所以要从小事做起，舆论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对他们要更宽容一些，不管做多么小的事情也要给予肯定，而不是在追问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公益的投入，是否持续和长远的，并且是健康的。
《南风窗》：你参加了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面对气候危机，你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怎么做?
王石：事实上，并不是整个中国的企业家都在消耗资源，中国企业家也在行动，我们要告诉别人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中国企业不但不应推卸责任而是更应承担责任。国际上在这方面有技术的应用，有NGO的组织，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借助这个交流平台，可以推动中国的NG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上更有所为，推动中国企业在地产、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环保NGO潜力无限
《南风窗》：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未来的民间环保事业、公益社会组织的威长有什么期待呢?你希望SEE在公民社会发展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石：我是满怀期望的。我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成熟，应该是三股力量互相取得平衡的，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NGO。政府一直也是强势的，而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发展也成长起来了，比如解决就业问题占30％，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我相信下一步会继续成长。显然NGO目前是比较弱的，不过近来政府亦逐渐明确了态度，就是注重NGO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从事生态环保的民间NGO的发展。一个很简单的标志，就是民政部专门成立了NGO司。如果政府对NGO不开放、不重视的话，就不可能成立SEE这样一个机构，这样显然对于NGO的成长是非常好的。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企业家，提供了SEE这样一个平台，在短短的5年间，从可量化的角度去衡量它为环境带来多少改善，并不现实。但这个组织形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NGO自身的规范化、透明度等，无论是民间、政府还是媒体，都还是比较认可的。SEE以企业家的捐赠，支持草根环保NGO的发展，资金量并非很多，但是操作讲究效率、透明、合法，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了，对民间环保工作，是个重要支持。
此外，SEE的基金会注册，政府是批准免税的，所以在筹款方面，有很强的合法性。最后，中国现在做生态环保最缺少的并非政策、项目或资金，而是人才，如果日后民间环保真的开展起来，人才在哪?我们看到，在可预期的未来，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SEE已经与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办NGO培训班，希望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SEE能继续往下做，可以想象，潜力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