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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探讨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来源及内涵，阐释其概念的局限性与模糊性，重点分析“软战争”和“锐实力”的基本内涵与概念误区，又以北美地区海外华人群体为例来分析解释以上论点，并提出与软实力相关的新概念“软效应”。此“软效应”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功能有着明显的本质区别，体现了“软实力”概念与内容的新发展。
[关键词] 软实力;软效应;锐实力;北美地区海外华人
[作者简介] 肯·莱顿-布朗（Ken Leyton-Brown）：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茹东燕（Dongyan Blachford）：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国际语言系教授。
“软实力”英译“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软权力”或“软国力”，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国际关系视角提出。随后，世界各国掀起了软实力研究的高潮，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及其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特征与社会功能都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见解与疑虑。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摘要[Z]//钱莲生.中国新闻年鉴，2014：57.
“软实力之所以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主要取决于其中的文化因素。”
张国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J].红旗文稿，2011（8）：9.
身居北美地区的海外华人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政治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文化“软效应”。本文从政治文化学角度，剖析此类文化现象与社会效应，发现文化“软效应”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有着明显的概念与内涵差异，它实质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概念与内容的新发展，凸显了公民个人行为的群体社会效应。
一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1946年，“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冷战之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出著名的“长电报”，率先提出要增加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遏制而减少军事硬实力斗争，道出了美国将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加强对苏联软实力渗透的意图。1990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乔治·凯南钦佩有加，在借鉴其思想的基础上，首先使用了“软实力”一词。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目的是基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硬实力，从文化角度增加影响力，进而巩固乃至提升美国的全球地位。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由三个要素决定：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不用武力和金钱，而依靠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就能吸引、说服与影响他国。但随着近些年国际社会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不斷推进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一）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
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凸显了软实力的“美国性”，即软实力的国家属性，其概念内涵所指深深烙着“美国案例”的印记。中国著名学者张国祚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中也指出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这一局限性。他指出，“约瑟夫·奈研究‘软实力’，主要为美国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服务，目的是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1.“约瑟夫·奈尽管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但他关于‘软实力’的一些观点是不够严谨的。”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8.“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的国家以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7.
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的核心是‘使人随我欲’，亦即政治观念上具有感召力——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会自愿跟随一国的意愿发生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只有那些使人们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文化才意味着具有软实力。”
胡伟.软实力视阈下的中国政治价值与国家形象建构[J].学术月刊，2014（11）：60.
约瑟夫·奈主要是综合考量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历史，将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其他学者也发现了同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关软实力的新概念。学界广泛接受“软实力”的核心理论价值是“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来增加一个国家的实力。”“软实力”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提出，有些是西方国家为倡导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优越性、增进公共外交的合法性。美国认为的软实力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文化具备天然的优越性，其标准就是国际社会意志。美国推广软实力的公共外交本身就是传播美国“福音”而非平等互动，也只有其他国家及公民绝对服从美国的领导，才能获得相应的“红利”与“福利”，当然在引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则是美国需要研究的。因此，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从美国的全球地位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的。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软实力不仅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同时也应从国家内部发展维度与视角探讨国家实力。这样也就不会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野之中，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将会更为全面、完整，虽然拓宽研究视角范畴的发展趋势已经改变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最初定位，但这并不是从理论上否定他对这一概念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此外，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融入了“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崛起存在“担忧”，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此类学术观点的政治立场及局限性。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模糊性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政治概念与政策概念，是基于国际关系视角提出的，而非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尤其是软实力使用方式与目的都存在模糊不清、界定不明甚至是自相矛盾之处。在约瑟夫·奈看来，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这些软实力比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约瑟夫·奈所阐述的“软实力”理论主要是以美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还认为“软实力”形成的吸引力只来源于软实力资源，而硬实力资源产生的各类吸引力并不是软实力，实质上约瑟夫·奈的说法是相互冲突的。“美国学者路易斯·克莱瑞文斯将软实力理解为简单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表现为三种形式，分别是规范性、实践性和权威性。”
Louis Klarevas.Greeks Bearing Consensus：Suggestion for Increasing Greeces soft power in the west[J].Mediterranean Quarterly，2005：134.
路易斯·克莱瑞文斯道出了软实力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生成机制的联系。这也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基本特征的区别，软实力的生成机理更注重内在结构要素的权威性以及相应操作方式的社会实践性。约瑟夫·奈明确地将经济力量列入硬实力资源范畴，他认为经济力量不能产生软实力。但是，他又引用200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鲍威尔的话说，“美国凭借硬实力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接下来靠的就是软实力，它出现在马歇尔计划中”。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前言.
实际上，约瑟夫·奈已经证明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资源也能产生软实力的功能。随后，他也注意到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之中同样蕴含着大量的软要素，因而在2008年，约瑟夫·奈出版了《巧实力》（Smart Power）一书，他沿用了美国学者苏姗妮·诺瑟2004年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进一步阐明了软实力的内涵，认为软实力与影响力不同，它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他也阐释了如何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同时他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环境智慧”，即“环境智慧是一种直觉的判断技巧，它帮助领导者制定适合于目标的战术以创造巧妙的战略。”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M].李达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4.他还认为，“软实力”资源倾向于与同化性或者吸纳性力量联系在一起，而“硬实力”资源则与命令性或者支配性力量联系在一起。
参见：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36.
此外，他还注重观察中国等发展中国国家崛起的事实，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像中国那样迅速发展时，周边国家往往会出于防范而产生恐惧心理”。硬实力就是“军事和经济因素依托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來实施运用”，“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3.
因此，约瑟夫·奈并没有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资源加以区分，也没有将软实力产生的机制说清楚，而且对软实力和硬实力并未严格区分，也就无法严格界定软实力和硬实力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事实上，约瑟夫·奈说的软实力，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能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国际关系等软力量资源中产生，而且能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等硬实力资源中产生。因此，约瑟·奈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两者关系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二与软实力相关的新概念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及对象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通常以宽泛的理解或约定俗成为主，而且明显受国别与话语体系影响。因此，需要从新的内容发展与相关概念探索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软实力相关的概念主要有文化“软战争”以及当前西方国家最新提出的“锐实力”。
（一）文化“软战争”
“软战争”是指以小规模军事力量使用为主要方法，侵犯他国主权与利益，但是不发起国家之间战争的行为。它是和平年代国家间军事斗争与较量的一种形式，通常呈现出一种临界战争形态。主要行为表现为不断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威慑;在安全敏感地区举行的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制造海外投资地区社会混乱与动荡;实施经济讹诈等等，虽然这些行为不具有明显的战争性质，但具有明显的军事背景的政治经济目的，以实现“不战而屈人国力”的目标，对受害国将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利益损失。“软战争”实质上是“新干涉主义”与遏制战略相结合的新产物，是少数国家为维护自身地位、权力以及利益，而不择手段遏制他国发展的手段。“软战争”与“软实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软实力”更多的是强调非军事、科技等资源要素的力量，在“软战争”过程中仍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作用;而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在“软战争”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软战争”的“软”仅仅体现在战争前期与侵犯他国利益方法的灵活性而已。文化“软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操纵，即通过改变某国人民的文化观念以及发动意识形态攻势来实现目标国家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有些人认为文化“软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控制全球核心地缘战略枢纽的重要手段。美国实施文化“软战争”一般通过三个主要方式，文化渗透与颠覆、政治文化操纵、扶植亲美“傀儡”政权执政。美国通过新媒体技术、培养文化代言人和文化产品输出（美国电影）等方式传播与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其核心目标是让目标国家民众从根本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与思想，进而彻底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英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政党政权。美国相关的组织与机构则会充分利用该国经济与社会动荡的“美好时机”，鼓动、组织青年学生或者社会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甚至煽动示威学生和民众冲击占领政府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类媒体也将通过网络操纵舆论，大肆报道该国政府如何独裁、民众如何被压迫、学生如何反抗“独裁”政府的内容，引起全球关注，给该国政府以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逼迫其下台。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顺势”而为，推出自己的“人选”进行执政。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2011年中东伊斯兰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虽然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都是美国发动文化“软战争”获胜的典型案例。但是，这种“软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无限期的战乱与社会动荡。 （二）锐实力
2017年12月，由美国国会资助的智库“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科里斯托弗·沃克尔和杰西卡·路德维希提出了“锐实力”一词，目前已经被西方舆论大量引用，得到了众多西方国家的认可。约瑟夫·奈也在短短的几天内（2018年1月18日及24日）连发两篇有关锐实力的文章。“锐实力”被定义为在民主世界里“威权政府”通过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等渗入、渗透或穿透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现象，尤指中国和俄罗斯。
Cardenal J P，Kucharczyk J，Mesenikov G，et al.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R/OL].[2018-11-22].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与“软实力”不同的是，“锐实力”一词专用于所谓的“威权国家”即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其定义是“通过操控和施压”来实现;其手段是“影响有影响的人;其目的是“中国寻求征服外国人的思想”。“锐实力”有三个特征：第一，范围广大。第二，阻止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的言论。第三，很难证实其来源于威权国家的政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的封面推荐文章，文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国为了崛起寻求征服外国人的人心，称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大学和出版业、影响澳大利亚立法委员、中国在德国试图培养亲中的政治家和官员等一系列行为为“锐实力”。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安妮-玛丽·布拉迪把中国的影响视为对民主国家的干涉，并称之为“一场‘诱导，收买或强取政治影响力’的新的全球性战役”;并且将“锐实力”阐释为“威权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软战争。在西方国家看来，“锐实力”包括了中国孔子学院的推广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RT）全球电视网络的舆论影响。“锐实力”说到底是西方媒体与学者炮制出来的新概念，是从自身立场和需要出发，为了抹黑中国并且遏制中国在全球的发展。
约瑟夫·奈认为：“锐实力属于硬实力的范畴，它已经不再属于软实力”，“软实力本身无好坏之分”，也就是说这些“实力”都是中性词，但是在发明及使用“锐实力”一词时明显是负面的，带有批判指责性和敌意的。说到底就是冷战结束后，又要在东西方之间发起“软战”，所不同的是，冷战是以西方与前苏联的对立为主的，而“软战”则是西方国家主要针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的。他们还认为虽然“冷战”危险，但是“软战”更难应对。美国提出锐实力概念后，相继出现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是阐述如何用“软战”对付中俄两国，特别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约瑟夫·奈的态度与其他学者又有所不同，他仍坚信真正软实力的持久性。约瑟夫·奈本人在近几年也意识到他最早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的核心概念至今仍能体现出使用价值、研究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例如，他说软实力的实质是不用硬实力（武器及经济）“得到预想结果的能力”，更具体地说就是“有影响他人他国行为来得到预想结果的能力”或者“有影响或改变他人他国选择倾向的能力”。但是在用什么方法来影响才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是很有争议的。正如前文所言，他把中國和俄罗斯的这种影响力称为“锐实力”并进一步阐述锐实力实质上属于硬实力的范畴。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与讨论以下问题：软实力与锐实力究竟有何区别呢？就连约瑟夫·奈本人都承认非常难以鉴别。本文认为，这个疑点应归结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的局限性，其根源是约瑟夫·奈把这种实力限定在为某一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它必定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政治倾向;将软实力的生成限定为政府行为，即它是有计划的，有想要得到的预期效果;对于这种实力产生的效果，将受益主体限定为国家及其群体;这类软实力有时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三软实力的新概念及内容新发展
本文将以海外华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定居北美的华人学者及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例来分析解释以上论点，并提出与软实力相关的新概念“软效应”。我们同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与所能产生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其所产生的“真正效益”，并以约瑟夫·奈“软实力”的目的、要素及结果为基础，主要讨论以下问题：一是在没有政府计划与调控时，软实力要素及效应可以产生吗？如果能，它是如何产生的？二是软实力的效应如何才能超越某一国家及群体的局限并富有持久性？
（一）文化“软效应”与软实力
本文所提出的文化“软效应”是指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引发的非强制性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是由下至上的，无目的、无计划的公民行为。本文以上世纪改革开放（1978年）后出国并定居的北美华人作为例证，来分析探讨软实力与软效应的区别与作用。尽管这些海外华人最初是政府资助派遣到国外学习的，当时中国政府送这些学生、学者出国学习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而是希望他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然后回国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学生、学者选择在国外定居。近些年，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是自费的，对于他们的去留中国政府没做任何干预。首先，软效应是文化内在功能的外显，具有持久性。软实力的确可以持久是因为它并不局限于约瑟夫·奈所认为的范畴。因而，就中国而言，可以跨越出传统的软实力范畴，发掘其强大的、持久的、却容易被忽略的作用。其次，海外华人的文化软实力是公民群体行为的社会效应，并无任何国家强制性传播举措。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大部分中国及西方学者都把软实力归结为政府行为。尽管约瑟夫·奈最近也提到了开放、交换学生等活动为更有效的软实力渠道，但是其与本文观点的根本不同是：这些活动的起因及预想结果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政府支持的。而美国学者的说法更为偏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尚蒂·卡拉蒂尔说‘通过与个人、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决策中心培养关系，中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影响其他国家的标准、叙事风格和观点’，他还说这种影响力行动与其说是‘软实力’不如说是‘锐实力’”。中国被指控花费大量经费专门发展‘软实力’，其实比起许多西方国家，中国正式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也不过十几年。胡锦涛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如果仔细考察当时中国的国情，就会理解中国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在目的和内涵上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有根本不同的侧重。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79次提到“文化”，6次强调增强“文化自信”，5次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将“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再次，文化“软效应”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提升自身文化与精神，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效应。中国希望通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协调推进。当然，中国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其悠久文化的光芒，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2004年，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也是基于此初衷。但目前中国被西方国家扣上“锐实力”的帽子，这是没有现实依据的。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孔子学院之前，早已有许多西方国家在其它国家设置类似的文化传播机构，但为何要专指孔院为“锐实力”呢？ （二）北美华人的文化“软效应”
（1）塑造华人正面形象
文化“软效应”被描述为“提高一个国家在外的整体形象”。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刊发的论文《锐实力》认为：“自1978年以来有一千多万中国人移居海外。中国政府焦虑的是这些海外华人将在国外养成那里的民主习惯并将影响大陆本土;中国政府担忧的是中国在海外的形象。”
Sharp power[J].The Economist，2017（12）：13.
事实上移居海外的华人非常希望祖国繁荣富强，而且注重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精英形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特别是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的海外华人为塑造华人形象，为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及中国的形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实效持久地提高中国海外实力的成效，既不依赖政府提供资金，也不是政府部门策划，纯属公民个人行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到西方列强“蹂躪”，导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被贬称为“东亚病夫”。华人在国外的遭遇更是不言可知。虽然早期华人为美国及加拿大的铁路交通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加拿大政府仍然做出一系列有损华人人格及形象的政策和行为，例如专为华人设置的“人头税”等。1923年，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联邦自由党政府通过《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又称《排华法》），法案规定：“除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和特别个案以外，加国禁止华人入境。”华人自此成为加拿大唯一拒绝接纳的族裔。一直到1948年，越来越多的排华法案得到通过，华人找工作极为困难，大多只能在边远小镇经营餐馆或洗衣店。华人们深知他们的形象及命运是跟祖国的强弱息息相关的。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华人才通过各种努力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形象。当然，这与中国的发展强大息息相关。除了以上两点原因形成新形象的“软效应”外，其他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改革开放以来，早期来到北美的中国学生及学者在很大比例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政府资助他们出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国家软实力，而是希望他们在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尽快回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然而，其中有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国外发展。这些人并不被认为是软效应的实施者，而是被广泛认为是中国人才、中国实力及智力的流失。事实证明，他们虽然身在国外，但依然存有一颗不可否认的中国心，他们在各大学里努力弘扬勤奋努力、吃苦耐劳、谦虚好学、尊师友善等中华传统美德;诸多加拿大高校教师在他们的感召下，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他们了解中国与中华文化。这使得许多加拿大教授愿意接受更多中国硕士和博士生，并介绍中国学生进入了以前很少进入过的工作领域，大学教授、医生、律师、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高尖科技实验室等。在加华人也逐步参与政界，真正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2）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孔子学院被指责为典型的“锐实力”的例证。其实约瑟夫·奈也看到，以此类政府活动发展国家软实力，一不是中国首创，二不是中国独有。2018年，约瑟夫·奈谈到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加拿大政府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资助在中国的“加拿大研究中心”，中国政府不仅不反对此举还推动该机构在高校的发展，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加拿大，也希望推动中国对加拿大的研究。加拿大在中国最有效的软实力（使中国人感激并对加产生良好印象）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普通公民白求恩医生。然而，白求恩这个名字在加拿大却鲜为人知。当华人以本身的善良及勤奋投入居住国的事业，那种影响力虽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却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现在中国有511个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遍布世界各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里。它的建立、立足及运营都离不开在当地工作的华人，特别是在北美。对于孔子学院的发展，约瑟夫·奈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绝佳的战略发展机遇。
参见：刘佳，常绍舜.“软实力”理论的创新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思考—基于对“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访谈的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2015（1）：151.
但是，由于外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不少人对孔子学院产生敌意，呼吁取消其存在。在美国及加拿大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如果不是在当地工作的华人极力支持和奉献，也许更多的孔子学院会遭取消，甚至根本无法落地生根。加拿大的13所孔子学院里加方院长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留在那里的中国学者、学生，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了解中、加文化，有力地发展了孔子学院和推广中华文化。他们还组织当地华人文化协会，搞各种文化活动，鼓励参加选举与义务服务、捐款活动。从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中，当地加拿大人民亲身体验了与中国交往的感受，了解了最正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化软效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基础之上的。由此，文化才有可能富有真正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放的软实力是封闭的，没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软实力则是散乱无序、脆弱失衡的。”
张国祚.新形势下推动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着力点[J].前沿，2012（11）：13.
因此，在双方或多元文化环境中，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散发着本身的吸引力及影响力。但如果一种文化想不断发展，它就必须尊重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去粗取精，以此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北美华人正是两种文化交流学习的“使者”与“桥梁”。
（3）政治文化影响
笔者（之一）在国外生活35年，长期观察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持有偏见，选择性报道负面新闻，误导了西方民众，导致西方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特别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及中华文化。每当有类似“锐实力”这样对中国带有敌意的宣传出现时，西方民众总是盲目相信并追随。例如，西方媒体利用2008年4月西藏社会治安问题做了大量负面宣传，并且在巴黎、伦敦、洛杉矶及其他西方城市扰乱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成千上万名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上街游行反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及诋毁。西方媒体的负面宣传及几百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政府试图用孔子学院及官方宣传来纠正、影响西方人的看法，用中华文化来吸引西方民众，这些举措都是正当且有限的，但有时仍会引起西方的怀疑和打击。因为这些举措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所以常常会被认为是中国的“锐实力”。但是，当他们与华人工作并生活多年，对华人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通常会反过来质疑西方媒体的宣传。海外华人的这种文化软效应及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海外资深华人的“草根”影响是最直接有效的。一方面，他们了解并尊重当地文化，能够使对方愿意接受并感到舒适;另一方面，他们永远都在默默地自然而然地展示中华文化最闪光的一面，这种不刻意的吸引及影响虽然缓慢，但更直接、效果更牢固、更持久。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不仅更加关注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居住国和中国政治，并且政治参与性也逐渐提高，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许多华人学者也被选为当地有关中国问题决策的“智囊”。如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华裔议员黄素梅提出法案（简称79号法案），建议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该法案已于2016年底获得安大略省议会二读通过，但有待进入三读并通过才能正式立法。该法案遭到来自日本官方的强大阻力，迄今该议案迟迟未能被列入安大略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三读，所以尚未通过。但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并未放弃。自2017年以来，安大略省特别是多伦多地区的华人社区及其他多个社区民众累计签名近十万份。经过海外华人的多方持久努力，最终促成安大略省议会于2017年10月26日一致通过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66号动议。这是西方国家中首个省议会通过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意义重大。这些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软效应”的草根性及直接性，也充分说明了海外华人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三结 论
每个国家对软实力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侧重。由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局限性，原本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却被持不同政治价值观的群体各自演绎其内涵，如“软战争”和“锐实力”，并且扣在不同国家或群体的头上。这样“软实力”概念就派生出“正义与非正义”对峙的色彩，而且衡量软实力的标准有很大的政治群体利益偏向性。虽然约瑟夫·奈补充了软实力的目的，也提出以教育及学生交换为手段可以达到为某一国家或政府服务的目的。但其与本文提出的“软效应”有本质上的区别，软效应是受益于多个国家或团体的。本文尝试将“软实力”概念扩展为以下几点：一是软实力不变的核心要素：“吸引力”和“影响力”及其所收到的“真正效益”。这些软效应是在个体的群体文化行动中产生的，而并非国家计划生成的。二是文化“软效应”不单指经济效应，还包括政治、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效应，它与“软实力”概念有三个基本不同点。第一，文化软效应是在草根阶层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直接性和可持续性并且不受任何政府手段的限制（如美国贸易战），因而跳出了约瑟夫·奈认可的政府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决定要素的窠臼;第二，软效应是无计划、无预想、无预料的自然结果，当然“软效应”是多方受益的;第三，软效应具有即时性，政治倾向性弱，将会同时受益及被授权。此外，本文提出的“软效应”概念不仅在目的和范围上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基础有所不同，而且我们的概念基础更趋向于中国古代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
[关键词] 软实力;软效应;锐实力;北美地区海外华人
[作者简介] 肯·莱顿-布朗（Ken Leyton-Brown）：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茹东燕（Dongyan Blachford）：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国际语言系教授。
“软实力”英译“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软权力”或“软国力”，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国际关系视角提出。随后，世界各国掀起了软实力研究的高潮，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及其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特征与社会功能都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见解与疑虑。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摘要[Z]//钱莲生.中国新闻年鉴，2014：57.
“软实力之所以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主要取决于其中的文化因素。”
张国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J].红旗文稿，2011（8）：9.
身居北美地区的海外华人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政治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文化“软效应”。本文从政治文化学角度，剖析此类文化现象与社会效应，发现文化“软效应”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有着明显的概念与内涵差异，它实质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概念与内容的新发展，凸显了公民个人行为的群体社会效应。
一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1946年，“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冷战之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出著名的“长电报”，率先提出要增加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遏制而减少军事硬实力斗争，道出了美国将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加强对苏联软实力渗透的意图。1990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乔治·凯南钦佩有加，在借鉴其思想的基础上，首先使用了“软实力”一词。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目的是基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硬实力，从文化角度增加影响力，进而巩固乃至提升美国的全球地位。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由三个要素决定：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不用武力和金钱，而依靠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就能吸引、说服与影响他国。但随着近些年国际社会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不斷推进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一）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
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凸显了软实力的“美国性”，即软实力的国家属性，其概念内涵所指深深烙着“美国案例”的印记。中国著名学者张国祚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中也指出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这一局限性。他指出，“约瑟夫·奈研究‘软实力’，主要为美国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服务，目的是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1.“约瑟夫·奈尽管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但他关于‘软实力’的一些观点是不够严谨的。”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8.“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的国家以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7.
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的核心是‘使人随我欲’，亦即政治观念上具有感召力——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会自愿跟随一国的意愿发生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只有那些使人们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文化才意味着具有软实力。”
胡伟.软实力视阈下的中国政治价值与国家形象建构[J].学术月刊，2014（11）：60.
约瑟夫·奈主要是综合考量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历史，将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其他学者也发现了同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关软实力的新概念。学界广泛接受“软实力”的核心理论价值是“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来增加一个国家的实力。”“软实力”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提出，有些是西方国家为倡导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优越性、增进公共外交的合法性。美国认为的软实力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文化具备天然的优越性，其标准就是国际社会意志。美国推广软实力的公共外交本身就是传播美国“福音”而非平等互动，也只有其他国家及公民绝对服从美国的领导，才能获得相应的“红利”与“福利”，当然在引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则是美国需要研究的。因此，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从美国的全球地位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的。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软实力不仅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同时也应从国家内部发展维度与视角探讨国家实力。这样也就不会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野之中，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将会更为全面、完整，虽然拓宽研究视角范畴的发展趋势已经改变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最初定位，但这并不是从理论上否定他对这一概念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此外，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融入了“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崛起存在“担忧”，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此类学术观点的政治立场及局限性。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模糊性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政治概念与政策概念，是基于国际关系视角提出的，而非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尤其是软实力使用方式与目的都存在模糊不清、界定不明甚至是自相矛盾之处。在约瑟夫·奈看来，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这些软实力比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约瑟夫·奈所阐述的“软实力”理论主要是以美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还认为“软实力”形成的吸引力只来源于软实力资源，而硬实力资源产生的各类吸引力并不是软实力，实质上约瑟夫·奈的说法是相互冲突的。“美国学者路易斯·克莱瑞文斯将软实力理解为简单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表现为三种形式，分别是规范性、实践性和权威性。”
Louis Klarevas.Greeks Bearing Consensus：Suggestion for Increasing Greeces soft power in the west[J].Mediterranean Quarterly，2005：134.
路易斯·克莱瑞文斯道出了软实力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生成机制的联系。这也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基本特征的区别，软实力的生成机理更注重内在结构要素的权威性以及相应操作方式的社会实践性。约瑟夫·奈明确地将经济力量列入硬实力资源范畴，他认为经济力量不能产生软实力。但是，他又引用200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鲍威尔的话说，“美国凭借硬实力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接下来靠的就是软实力，它出现在马歇尔计划中”。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前言.
实际上，约瑟夫·奈已经证明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资源也能产生软实力的功能。随后，他也注意到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之中同样蕴含着大量的软要素，因而在2008年，约瑟夫·奈出版了《巧实力》（Smart Power）一书，他沿用了美国学者苏姗妮·诺瑟2004年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进一步阐明了软实力的内涵，认为软实力与影响力不同，它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他也阐释了如何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同时他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环境智慧”，即“环境智慧是一种直觉的判断技巧，它帮助领导者制定适合于目标的战术以创造巧妙的战略。”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M].李达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4.他还认为，“软实力”资源倾向于与同化性或者吸纳性力量联系在一起，而“硬实力”资源则与命令性或者支配性力量联系在一起。
参见：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36.
此外，他还注重观察中国等发展中国国家崛起的事实，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像中国那样迅速发展时，周边国家往往会出于防范而产生恐惧心理”。硬实力就是“军事和经济因素依托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來实施运用”，“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
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3.
因此，约瑟夫·奈并没有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资源加以区分，也没有将软实力产生的机制说清楚，而且对软实力和硬实力并未严格区分，也就无法严格界定软实力和硬实力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事实上，约瑟夫·奈说的软实力，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能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国际关系等软力量资源中产生，而且能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等硬实力资源中产生。因此，约瑟·奈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两者关系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二与软实力相关的新概念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及对象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通常以宽泛的理解或约定俗成为主，而且明显受国别与话语体系影响。因此，需要从新的内容发展与相关概念探索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软实力相关的概念主要有文化“软战争”以及当前西方国家最新提出的“锐实力”。
（一）文化“软战争”
“软战争”是指以小规模军事力量使用为主要方法，侵犯他国主权与利益，但是不发起国家之间战争的行为。它是和平年代国家间军事斗争与较量的一种形式，通常呈现出一种临界战争形态。主要行为表现为不断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威慑;在安全敏感地区举行的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制造海外投资地区社会混乱与动荡;实施经济讹诈等等，虽然这些行为不具有明显的战争性质，但具有明显的军事背景的政治经济目的，以实现“不战而屈人国力”的目标，对受害国将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利益损失。“软战争”实质上是“新干涉主义”与遏制战略相结合的新产物，是少数国家为维护自身地位、权力以及利益，而不择手段遏制他国发展的手段。“软战争”与“软实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软实力”更多的是强调非军事、科技等资源要素的力量，在“软战争”过程中仍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作用;而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在“软战争”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软战争”的“软”仅仅体现在战争前期与侵犯他国利益方法的灵活性而已。文化“软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操纵，即通过改变某国人民的文化观念以及发动意识形态攻势来实现目标国家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有些人认为文化“软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控制全球核心地缘战略枢纽的重要手段。美国实施文化“软战争”一般通过三个主要方式，文化渗透与颠覆、政治文化操纵、扶植亲美“傀儡”政权执政。美国通过新媒体技术、培养文化代言人和文化产品输出（美国电影）等方式传播与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其核心目标是让目标国家民众从根本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与思想，进而彻底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英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政党政权。美国相关的组织与机构则会充分利用该国经济与社会动荡的“美好时机”，鼓动、组织青年学生或者社会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甚至煽动示威学生和民众冲击占领政府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类媒体也将通过网络操纵舆论，大肆报道该国政府如何独裁、民众如何被压迫、学生如何反抗“独裁”政府的内容，引起全球关注，给该国政府以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逼迫其下台。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顺势”而为，推出自己的“人选”进行执政。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2011年中东伊斯兰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虽然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都是美国发动文化“软战争”获胜的典型案例。但是，这种“软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无限期的战乱与社会动荡。 （二）锐实力
2017年12月，由美国国会资助的智库“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科里斯托弗·沃克尔和杰西卡·路德维希提出了“锐实力”一词，目前已经被西方舆论大量引用，得到了众多西方国家的认可。约瑟夫·奈也在短短的几天内（2018年1月18日及24日）连发两篇有关锐实力的文章。“锐实力”被定义为在民主世界里“威权政府”通过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等渗入、渗透或穿透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现象，尤指中国和俄罗斯。
Cardenal J P，Kucharczyk J，Mesenikov G，et al.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R/OL].[2018-11-22].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与“软实力”不同的是，“锐实力”一词专用于所谓的“威权国家”即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其定义是“通过操控和施压”来实现;其手段是“影响有影响的人;其目的是“中国寻求征服外国人的思想”。“锐实力”有三个特征：第一，范围广大。第二，阻止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的言论。第三，很难证实其来源于威权国家的政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的封面推荐文章，文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国为了崛起寻求征服外国人的人心，称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大学和出版业、影响澳大利亚立法委员、中国在德国试图培养亲中的政治家和官员等一系列行为为“锐实力”。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安妮-玛丽·布拉迪把中国的影响视为对民主国家的干涉，并称之为“一场‘诱导，收买或强取政治影响力’的新的全球性战役”;并且将“锐实力”阐释为“威权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软战争。在西方国家看来，“锐实力”包括了中国孔子学院的推广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RT）全球电视网络的舆论影响。“锐实力”说到底是西方媒体与学者炮制出来的新概念，是从自身立场和需要出发，为了抹黑中国并且遏制中国在全球的发展。
约瑟夫·奈认为：“锐实力属于硬实力的范畴，它已经不再属于软实力”，“软实力本身无好坏之分”，也就是说这些“实力”都是中性词，但是在发明及使用“锐实力”一词时明显是负面的，带有批判指责性和敌意的。说到底就是冷战结束后，又要在东西方之间发起“软战”，所不同的是，冷战是以西方与前苏联的对立为主的，而“软战”则是西方国家主要针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的。他们还认为虽然“冷战”危险，但是“软战”更难应对。美国提出锐实力概念后，相继出现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是阐述如何用“软战”对付中俄两国，特别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约瑟夫·奈的态度与其他学者又有所不同，他仍坚信真正软实力的持久性。约瑟夫·奈本人在近几年也意识到他最早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的核心概念至今仍能体现出使用价值、研究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例如，他说软实力的实质是不用硬实力（武器及经济）“得到预想结果的能力”，更具体地说就是“有影响他人他国行为来得到预想结果的能力”或者“有影响或改变他人他国选择倾向的能力”。但是在用什么方法来影响才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是很有争议的。正如前文所言，他把中國和俄罗斯的这种影响力称为“锐实力”并进一步阐述锐实力实质上属于硬实力的范畴。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与讨论以下问题：软实力与锐实力究竟有何区别呢？就连约瑟夫·奈本人都承认非常难以鉴别。本文认为，这个疑点应归结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的局限性，其根源是约瑟夫·奈把这种实力限定在为某一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它必定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政治倾向;将软实力的生成限定为政府行为，即它是有计划的，有想要得到的预期效果;对于这种实力产生的效果，将受益主体限定为国家及其群体;这类软实力有时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三软实力的新概念及内容新发展
本文将以海外华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定居北美的华人学者及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例来分析解释以上论点，并提出与软实力相关的新概念“软效应”。我们同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与所能产生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其所产生的“真正效益”，并以约瑟夫·奈“软实力”的目的、要素及结果为基础，主要讨论以下问题：一是在没有政府计划与调控时，软实力要素及效应可以产生吗？如果能，它是如何产生的？二是软实力的效应如何才能超越某一国家及群体的局限并富有持久性？
（一）文化“软效应”与软实力
本文所提出的文化“软效应”是指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引发的非强制性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是由下至上的，无目的、无计划的公民行为。本文以上世纪改革开放（1978年）后出国并定居的北美华人作为例证，来分析探讨软实力与软效应的区别与作用。尽管这些海外华人最初是政府资助派遣到国外学习的，当时中国政府送这些学生、学者出国学习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而是希望他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然后回国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学生、学者选择在国外定居。近些年，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是自费的，对于他们的去留中国政府没做任何干预。首先，软效应是文化内在功能的外显，具有持久性。软实力的确可以持久是因为它并不局限于约瑟夫·奈所认为的范畴。因而，就中国而言，可以跨越出传统的软实力范畴，发掘其强大的、持久的、却容易被忽略的作用。其次，海外华人的文化软实力是公民群体行为的社会效应，并无任何国家强制性传播举措。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大部分中国及西方学者都把软实力归结为政府行为。尽管约瑟夫·奈最近也提到了开放、交换学生等活动为更有效的软实力渠道，但是其与本文观点的根本不同是：这些活动的起因及预想结果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政府支持的。而美国学者的说法更为偏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尚蒂·卡拉蒂尔说‘通过与个人、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决策中心培养关系，中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影响其他国家的标准、叙事风格和观点’，他还说这种影响力行动与其说是‘软实力’不如说是‘锐实力’”。中国被指控花费大量经费专门发展‘软实力’，其实比起许多西方国家，中国正式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也不过十几年。胡锦涛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如果仔细考察当时中国的国情，就会理解中国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在目的和内涵上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有根本不同的侧重。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79次提到“文化”，6次强调增强“文化自信”，5次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将“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再次，文化“软效应”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提升自身文化与精神，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效应。中国希望通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协调推进。当然，中国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其悠久文化的光芒，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2004年，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也是基于此初衷。但目前中国被西方国家扣上“锐实力”的帽子，这是没有现实依据的。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孔子学院之前，早已有许多西方国家在其它国家设置类似的文化传播机构，但为何要专指孔院为“锐实力”呢？ （二）北美华人的文化“软效应”
（1）塑造华人正面形象
文化“软效应”被描述为“提高一个国家在外的整体形象”。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刊发的论文《锐实力》认为：“自1978年以来有一千多万中国人移居海外。中国政府焦虑的是这些海外华人将在国外养成那里的民主习惯并将影响大陆本土;中国政府担忧的是中国在海外的形象。”
Sharp power[J].The Economist，2017（12）：13.
事实上移居海外的华人非常希望祖国繁荣富强，而且注重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精英形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特别是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的海外华人为塑造华人形象，为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及中国的形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实效持久地提高中国海外实力的成效，既不依赖政府提供资金，也不是政府部门策划，纯属公民个人行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到西方列强“蹂躪”，导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被贬称为“东亚病夫”。华人在国外的遭遇更是不言可知。虽然早期华人为美国及加拿大的铁路交通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加拿大政府仍然做出一系列有损华人人格及形象的政策和行为，例如专为华人设置的“人头税”等。1923年，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联邦自由党政府通过《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又称《排华法》），法案规定：“除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和特别个案以外，加国禁止华人入境。”华人自此成为加拿大唯一拒绝接纳的族裔。一直到1948年，越来越多的排华法案得到通过，华人找工作极为困难，大多只能在边远小镇经营餐馆或洗衣店。华人们深知他们的形象及命运是跟祖国的强弱息息相关的。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华人才通过各种努力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形象。当然，这与中国的发展强大息息相关。除了以上两点原因形成新形象的“软效应”外，其他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改革开放以来，早期来到北美的中国学生及学者在很大比例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政府资助他们出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国家软实力，而是希望他们在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尽快回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然而，其中有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国外发展。这些人并不被认为是软效应的实施者，而是被广泛认为是中国人才、中国实力及智力的流失。事实证明，他们虽然身在国外，但依然存有一颗不可否认的中国心，他们在各大学里努力弘扬勤奋努力、吃苦耐劳、谦虚好学、尊师友善等中华传统美德;诸多加拿大高校教师在他们的感召下，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他们了解中国与中华文化。这使得许多加拿大教授愿意接受更多中国硕士和博士生，并介绍中国学生进入了以前很少进入过的工作领域，大学教授、医生、律师、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高尖科技实验室等。在加华人也逐步参与政界，真正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2）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孔子学院被指责为典型的“锐实力”的例证。其实约瑟夫·奈也看到，以此类政府活动发展国家软实力，一不是中国首创，二不是中国独有。2018年，约瑟夫·奈谈到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加拿大政府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资助在中国的“加拿大研究中心”，中国政府不仅不反对此举还推动该机构在高校的发展，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加拿大，也希望推动中国对加拿大的研究。加拿大在中国最有效的软实力（使中国人感激并对加产生良好印象）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普通公民白求恩医生。然而，白求恩这个名字在加拿大却鲜为人知。当华人以本身的善良及勤奋投入居住国的事业，那种影响力虽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却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现在中国有511个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遍布世界各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里。它的建立、立足及运营都离不开在当地工作的华人，特别是在北美。对于孔子学院的发展，约瑟夫·奈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绝佳的战略发展机遇。
参见：刘佳，常绍舜.“软实力”理论的创新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思考—基于对“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访谈的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2015（1）：151.
但是，由于外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不少人对孔子学院产生敌意，呼吁取消其存在。在美国及加拿大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如果不是在当地工作的华人极力支持和奉献，也许更多的孔子学院会遭取消，甚至根本无法落地生根。加拿大的13所孔子学院里加方院长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留在那里的中国学者、学生，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了解中、加文化，有力地发展了孔子学院和推广中华文化。他们还组织当地华人文化协会，搞各种文化活动，鼓励参加选举与义务服务、捐款活动。从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中，当地加拿大人民亲身体验了与中国交往的感受，了解了最正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化软效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基础之上的。由此，文化才有可能富有真正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放的软实力是封闭的，没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软实力则是散乱无序、脆弱失衡的。”
张国祚.新形势下推动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着力点[J].前沿，2012（11）：13.
因此，在双方或多元文化环境中，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散发着本身的吸引力及影响力。但如果一种文化想不断发展，它就必须尊重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去粗取精，以此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北美华人正是两种文化交流学习的“使者”与“桥梁”。
（3）政治文化影响
笔者（之一）在国外生活35年，长期观察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持有偏见，选择性报道负面新闻，误导了西方民众，导致西方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特别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及中华文化。每当有类似“锐实力”这样对中国带有敌意的宣传出现时，西方民众总是盲目相信并追随。例如，西方媒体利用2008年4月西藏社会治安问题做了大量负面宣传，并且在巴黎、伦敦、洛杉矶及其他西方城市扰乱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成千上万名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上街游行反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及诋毁。西方媒体的负面宣传及几百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政府试图用孔子学院及官方宣传来纠正、影响西方人的看法，用中华文化来吸引西方民众，这些举措都是正当且有限的，但有时仍会引起西方的怀疑和打击。因为这些举措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所以常常会被认为是中国的“锐实力”。但是，当他们与华人工作并生活多年，对华人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通常会反过来质疑西方媒体的宣传。海外华人的这种文化软效应及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海外资深华人的“草根”影响是最直接有效的。一方面，他们了解并尊重当地文化，能够使对方愿意接受并感到舒适;另一方面，他们永远都在默默地自然而然地展示中华文化最闪光的一面，这种不刻意的吸引及影响虽然缓慢，但更直接、效果更牢固、更持久。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不仅更加关注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居住国和中国政治，并且政治参与性也逐渐提高，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许多华人学者也被选为当地有关中国问题决策的“智囊”。如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华裔议员黄素梅提出法案（简称79号法案），建议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该法案已于2016年底获得安大略省议会二读通过，但有待进入三读并通过才能正式立法。该法案遭到来自日本官方的强大阻力，迄今该议案迟迟未能被列入安大略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三读，所以尚未通过。但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并未放弃。自2017年以来，安大略省特别是多伦多地区的华人社区及其他多个社区民众累计签名近十万份。经过海外华人的多方持久努力，最终促成安大略省议会于2017年10月26日一致通过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66号动议。这是西方国家中首个省议会通过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意义重大。这些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软效应”的草根性及直接性，也充分说明了海外华人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三结 论
每个国家对软实力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侧重。由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局限性，原本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却被持不同政治价值观的群体各自演绎其内涵，如“软战争”和“锐实力”，并且扣在不同国家或群体的头上。这样“软实力”概念就派生出“正义与非正义”对峙的色彩，而且衡量软实力的标准有很大的政治群体利益偏向性。虽然约瑟夫·奈补充了软实力的目的，也提出以教育及学生交换为手段可以达到为某一国家或政府服务的目的。但其与本文提出的“软效应”有本质上的区别，软效应是受益于多个国家或团体的。本文尝试将“软实力”概念扩展为以下几点：一是软实力不变的核心要素：“吸引力”和“影响力”及其所收到的“真正效益”。这些软效应是在个体的群体文化行动中产生的，而并非国家计划生成的。二是文化“软效应”不单指经济效应，还包括政治、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效应，它与“软实力”概念有三个基本不同点。第一，文化软效应是在草根阶层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直接性和可持续性并且不受任何政府手段的限制（如美国贸易战），因而跳出了约瑟夫·奈认可的政府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决定要素的窠臼;第二，软效应是无计划、无预想、无预料的自然结果，当然“软效应”是多方受益的;第三，软效应具有即时性，政治倾向性弱，将会同时受益及被授权。此外，本文提出的“软效应”概念不仅在目的和范围上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基础有所不同，而且我们的概念基础更趋向于中国古代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