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到直隶，风气渐开，民主共和思想暗运。
　　山东登州蒙养学堂学生11人，组织共和会，宗旨为“交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从做修齐治平的士人，到做共和国民，是文化从根本上转型。传教士以学校作政治启蒙，培育政党，此亦近代之政教合一欤？齐鲁之地于政教合一素有根柢，常能于教育中得政治之先机。
　　平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朝廷又得意忘形，攘外安内，安了内，当然就要攘外了，醇郡王上奏折，议驱除洋人之法六条，其中第三条，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教堂。朝廷不出面，而是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不过，还得花点钱，第四条便是请将大内洋货都拿出来，一方面行赏，一方面表示摒弃。反正不要这些洋劳什子了，拿出来权当启动经费吧！光发动群众还不行，国防上也得做点准备，这就是第五条，请召见宿将以备防御外夷。
　　中国北方，直隶一带，有一种年俗，叫做正月初五剁小人。一家人关起门来，将危害他们家的小人，千刀万剐地剁了，当然不是真的去杀人，而是剁饺子馅，把饺子馅当作小人使劲地剁，剁完了包成饺子，又使劲的捏，叫做捏小人。朝廷在这一天，召集内阁成员，关起门来剁夷人，剁得义愤填膺，剁得头脑发昏，竟然嚷嚷着“庚申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而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这些大学士们，你来一句，我往一句，就这样意淫起来，真的很过瘾！
　　
　　曾国藩参与集议，对此竟无异议；奕譞、倭仁共推曾国藩“办折复奏”，他亦欣然从命。倭仁为师友，奕譞为亲王，他以一时乡愿铸成大错。他后来所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是指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所作所为，而是自责于言行不一，于修身有缺；未能防患，于治国无方。天津教案，其祸根实萌于此。
　　而教会方面，则重弹自利玛窦以来的老调，《教会新报》五期连载林乐知《消变明教论》，该文认为，儒教伦常观念，与基督教的教义完全吻合。他说：儒教重五伦，吾教亦重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耶稣心合孔孟者也。他指出，安庆教案，实为鄙儒“口孔孟行盗跖”所致，鄙儒不知耶、儒二教“教异心同”。
　　朝廷掀起教案，拿传教士开刀，而传教士却还在为朝廷做实事，解决大问题。例如，传教士丁韪良应奕譞之召，赴京译《万国公法》，其时，朝廷与法国冲突，该书译成后，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认为丁韪良是麻烦的制造者，他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
　　威胁，没吓倒传教士，“打天主堂”，也没能打跑传教士。朝廷发动民众反教，以官绅因势利导。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云：“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岂止“从之者稀”，而且“排之者众”。
　　教会对抗朝廷，挫伤了官绅政治文化；教会殖产兴业，又必然要与官绅争利；教会热心公益，则被视为收买人心。尤为愤怒的是，传教士竟然主张兴科学，废科举。科举制是官绅阶层的命根子，表面上的耶稣、孔子之争，其实乃是科学与科举之争。科学兴，则必废科举；科举存，则科学无立足之地。科举为皮，官绅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教士办学校，兴科学，是何居心？因此，凡谋与教会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他们操纵舆论，发动群众，掀起反教运动，“打天主堂”，终于打出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根据《中法北京条约》，法国天主教会拆毁了位于三岔河口北岸的崇禧观，要在崇禧观的废址上建教堂。这一年，该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儿数十人，民间又不断有拐骗幼孩之供犯，谓受教堂主使，及教堂将小孩挖心剖肝以制药的传言。民众闻言，以讹传讹，遂围攻教堂，要求严惩凶犯。
　　朝廷玩了一把火，火真得烧起来了，又手足无措。其他地方的火，朝廷可以撒手不管，让当地官府去救，可天津这把火，却非同小可。于是，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来朝廷已赏假一月，可此案关系紧要，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他便要去，至于生死二字，那便由命了。他知道，这一回，要忍辱负重，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可他宁愿被敌人的炮火打死，也不愿被国人的唾沫淹死。不过，为国家计，他还得选择被国人的唾沫淹死，牺牲个人名节来保全朝廷，这便是他与林则徐的不同，不会以“民心可用”四字，拿国家来孤注一掷。
　　在内阁集议上，朝廷纸上谈兵，高瞻远瞩，煞是兴奋，可敌人真的要来了，却无不胆战心惊，再也不敢提“打天主堂”了，再也不敢言“唐灭突厥”了。指示：“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那些真的去“打天主堂”的地方官，要活该倒霉了！朝廷责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舆情”是顺不了，还是维持大局要紧，无两全之策，他只能顾一头。临行前，留遗言：“余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自以负其初心。”
　　奉命之初，其函致崇厚，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一到天津，就查讯挖眼剖心，哪有什么事实？于是，他“仰恳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谣传之说多系虚诬，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他本不欲加罪于府县，可经不起崇厚所请，同意问罪府县，事后，他后悔不已，病势渐剧。责问之书，一日数至，他惟有引咎自责，不涉及他人，也不作说明。而崇厚每日来行馆，催用府、县官员抵命。他在病中，置之不理，以病势为由，请另派重臣来津办理。
　　他答复朝廷，奏称：“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关于议抵一事，他说：“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又称：“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铭军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并再次表示不怕死：“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
　　他说，自道光以来，办理洋务，朝和夕战，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而当今皇上，自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改更，故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如果从此动兵，即使今年能侥幸取胜，他明年再来，即使天津可以支持，整个沿海怎么办？“朝廷不开兵端，实天下生民之福。”当然，他还是不忘自我批评，说：“惟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然后重申，府、县官员交部治罪，已属过当，若在津正法，万难允准。
　　曾国藩被攻而去，有人为他解脱，对此他“和血往肚里吞”，什么也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参与了那个“打天主堂”的奏折，便只能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