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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时，有街上的光出现在眼前，晃着房子里简陋的家具，这样，电线是否断掉就不是问题，至少，在那光里，我听到呼吸声像蠕虫一般伸缩，蜷在床上，我的呼吸声与那光差不多的若隐若现。房子，低矮，临时搭建的棚屋，在运河的浅岸上，一边是干涸的河床，另一边是喧嚣的公路。电线吊在半空中，风稍微大一点，把它荡起又折断。这种情况，多半在晚上发生。白天，大家都到工地上去干活，晚上休息时，有人真的钻到梦里，有人走上公路，走上一大截路去小饭铺喝上几瓶，也有人立在寒风里等着那些专门等他们的女人们走上前来。
在这个城市，父亲和我已经辗转了几个工地，从市中心到郊县，有多少房子竖立起来后，我们就转移驻地，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个城市特别大，需要建造的房子特别多，男人、女人和狗也特别多。刚到这个城市时，父亲并不需要我去工地跟他一样做活。当初，他还隐约记得我的年龄，他说，再去读书吧。我点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借读费很多，这个城市的借读费更多，父亲拍拍我肩膀，犹豫地说，不读了怎么样，你的个子快跟我一样高了。我的喉结没你大，我的胡须没你硬，我的力气也没你大，我心想着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我推开他的手说，不读书我做什么呢。父亲说，跟我一起上工地。我想了想，没有拒绝。工头不同意，他对父亲说，这个岁数还属于童工呢，被发现了优质工地的称号就保不住了……工头向父亲推荐了一家专门为打工者子女开办的学校，不需要任何学费。第二天，我就去那里上学了。
在那儿，我的个头是最高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学生都是女的，她们经常主动来找我借东西，有没有黑色的笔？有没有能折成纸鹤的纸？我摇头。她们磕瓜子，她们说看他，很挺的鼻子，很清的眼神，很高的个子，但他好像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还没有开窍么。她们发出类似擤鼻子的声音。学校的授课并不正规，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坐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的讲课不能引起我的任何兴趣，有很多课的内容我早已在别的学校学过，似乎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但不呆在学校里，我又能去哪儿做些什么呢？我在课堂上打盹。学校的房子很不结实，起沙尘暴时，沙子从窗户进到房子里，在课桌上铺开，进入我的鼻子与眼睛里，用手指揉眼睛，有泪水流出来，我像是在哭。抬头看窗外，风把树枝折拧，把几块木板吹向半空，不时又摁下地，又掀起来。天空土黄色，大地灰黑色，没人在风里走，汽车停在公路边，像一座座窑洞。
老师走过来敲我的桌子说，你在开小差吗？校长为了让你们有个地方不受歧视地读书有多难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珍惜呢！我木然地看着他，一句话都不说。老师走回讲堂，激动地在黑板上写下“珍惜”二字，然后走进沙尘暴，瞬间，黄沙淹没了他。我确信他只是走入隔壁的教室去上另外一堂课了，但是，他的身体消失在门缝里的瞬间，我看见他一只脚跨入风的旋涡内便一步跨到了天上。第二天上午，他还是继续来上课，但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很多人都茫然无措，年龄小的孩子哭了起来。我大概是发出了一种笑声，很轻，却还是被周围的人注意到了。他们看着我，目光里有菜刀上的凶气。我站起来，离开了教室。那个坏消息是校长在昨天的沙尘暴里被一截树枝砸成重伤，她的妹妹，校长的助理，一直以来反对她办学校的妹妹，宣布学校关闭。她要带她回老家养病，等她病好了她要与她一同做茶叶生意挣钱。
教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我把里面人们的唏嘘抛下了。学校在城市的五环边，在我和父亲的住处与城市之间，但我在风里弄错了方向，从五环走向四环、三环、二环，一直走到了城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走到时，天已经黑了。偌大的广场上除了跟石碑一样坚硬的哨兵外没有任何人，路灯雪亮，风小了，我的肚子咕咕叫，泪水不停地流下来。我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我几乎担心眼睛会瞎掉。为了镇定自己，我开始回忆这个城市的样子。刚来这个城市时，父亲和我，还有工友们在地铁里买了一张地图，我记得它的形状，像一张嵌了几个圆圈的大面饼，那圆圈是什么做的？是麻油，是芝麻酱，还是红糖？现在，我就在最里面的一个圆圈里，像在一波涟漪的中心，当四周的水波散开我便会在这儿沉溺下去。我找到两堵墙的一个夹角，靠着坐下，累得挪不动腿，不知不觉地，我歪在地上睡着了。再睁开眼时，周围是一些早起的游客与几个穿得很体面的乞丐，广场上的旗已经升起来了，风完全停止了，几朵云挂在建筑物的屋顶上。真是清晰的早上，我伸了个懒腰，猛吞了几口空气后，决定走回父亲和我的住处。
路线在地图上是清晰的，在我的脚下却那么逶迤，像蛇扭着腰围拢它的食物，而它的食物庞大笨拙又看不清危险在对方脸上制造的惊吓。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描绘一张地图，地理课上我学过那种画线的方法与制图的比例尺，也学过画出高气压与低气压的图像。画一张高气压下的沙尘暴天气的城市地图，除了高耸的房屋、错综复杂的马路与悬梯般的天桥外，还要有一条从五环外直接抵达城市中心的路径。那道路必然笔直、粗野又凶悍，又隐含着温柔、羞怯与生涩。
一边走，一边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绘制这张地图，我的脚下像装了轮子，不由自主地转着。用精密的方法去绘制，可以让人看到城市的全貌，却无法展现我所希望的那条路径所包含的气质。而用蜡笔、水粉等美术的手法，或许可以达到我所需要的效果，却违背了科学制图的原则，这样画好的地图，如果是份作业，更该交付美术课堂。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既精密地符合地理，又能表现那条路径向城市中心插入时的凶蛮、强横以及其中令人难以看到的含蓄呢？思前想后，不得要领。
靠着对一张有可能被描绘出来的地图的向往，我终于走到了父亲和我的住处。
父亲正在煮面。
没有去工地？我问。
关了。父亲说。
烂尾楼了？我问。
父亲呼哧呼哧地吸面条，没有回答我。
我去取碗。
只是一个人的面。你再煮吧。父亲说。
不了。我想睡覺。我一赌气，放下碗，爬上高低铺的上铺。 脑袋一碰到枕头，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我被下铺父亲床上一阵女人的粗重喘气声吵醒了。我用力晃了一下床栏。
醒了？父亲问。
嗯。我继续晃铁床。
饿了就煮面条吃。父亲说。他床上有一个人走了出来，走向门，一声不吭地开门出去。
我下床煮面，面条从水中浮起时，父亲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我知道刚才出去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不用付钱的相好。如果需要付钱，父亲就不会呆在家里了，他会去火车站或窄小的胡同里踅摸。在每个城市他都是这样。
父亲白天上工，和水泥、砌砖头、贴瓷砖，后来因为事故腿瘸了，做过一阵子厨子，做厨子后身体胖了，有了赘肉，他开始乱花钱了：抽烟、买衣服与喝酒。施工队里的老乡们开始来找他借钱，他有求必应，他说反正我老婆也死了，父母也死了，就养活大家的父母老婆吧。他的大方招人喜欢，大家真的喜欢上他了一样，仿佛离不开他了一样。他越来越空闲，总是有人替他干活，工头发现了这一点，就调他到办公室算账。他对那些数字一头雾水，拿回家给我，说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让我替他算那些数字。
有我帮他算账后，他有了更多的空闲，在家里闲不住，就到工地上干老本行，帮这个做点事，帮那个做点事，吹吹牛，“以前，我砌出来的墙那是真的直线”“以前，我跳远可以从这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这样，他还是有很多空闲，他空闲时总不呆在房子里。有一天，我跟着他出了门。我跟着他走到一个有很多女人的地方就回来了。有时，他也把女人带回来，有时避着我，有时也不回避，他说，你也是个男人。但他又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个男人。你的喉结怎么不像我那么显呢？喝醉时，他说，你不是我儿子，你是你妈跟野男人生的吧？我一年四季在外做活，怎么知道她肚子的种是我播的呢。我说，奶奶说我妈生我死掉那会儿，你一滴眼泪也没有。你为什么不哭？你是不是我爹？他说，老子不喜欢哭。我说，那你死掉时我也不哭。他大笑说，好，这点才像老子。死就死，哭个啥。
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父亲。想到这个我总是忍不住笑起来。女人来到低矮的房子见父亲，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在上鋪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在床上。女人走后，父亲睡觉。有时，女人来时我会出门去溜达。有时，在空旷的野地里走着走着，我的小蛇会探出来，越来越坚硬，我呆呆地看着它自己在那里探头；有时，我站着一动不动，稍稍收紧小腹肌肉，看它一点点地左右晃动。这时，我并不是一个男性或者少年，我是一架机器，小蛇的摆动纯属活塞运动的前奏，而我并不需要前奏之后的开始。父亲说，只有那样了，才有方向，才有一个新天地。我不以为然。我的小蛇，它的主人不急于寻找出口，他似乎总不迷路，即使到了再陌生的地方，走着走着，都会走到一个新的地方，也能从不同的道路回到老地方。
也有例外。睡梦里，我会失去白日的平静，小蛇会变成大蟒，搅出汹涌的海浪，我总是蓬勃而出，在被子床单上留下身体的分泌物。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理现象，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喜欢上了什么人，或者我应该去喜欢什么人。至多，它的出现说明，我跟别的男性与少年没什么不一样。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时，我一点儿也不慌张，很平静地接受了汹涌后的那种黏稠度，它像糨糊一般，将一个醒着的我和另一个睡着的我粘在一起。那种释放会伴随着一丝稍纵即逝的轻松，我似乎从不记得它曾经存在过。父亲问我，你是不是一个男人？我说，无所谓，是不是都行。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理我。过了很久，父亲还是会开口跟我说话，因为我是不会主动对他说点什么的。我可以长久地一个人呆着不说话，这一点，他做不到，他需要房子里有一个人，不是我就是女人，或者，他可以去工地上和工友们呆着。有时，我厌恶他身上用不完的力气，用来发问、大笑、做爱与吃喝。当他发力时，我有点儿厌恶他，仿佛他的力气破坏了我的平静，而我独自沉默时，总是很舒服，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在云层里，又仿佛并不在那儿，甚至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因为我长期睡在上铺的缘故吗？还是什么呢？偶尔，我散步时会琢磨一下。
一天晚上，毫无征兆，父亲宣布自己终有一天会快活地死掉，并且什么钱也不会留给我。他说，死就死了，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给我送葬，我也不会再管你了。”他的话似乎是要把我赶出家——如果那房子是家的话。事实上，他没有赶的动作，却气焰高涨，他说他终于想通了，人是没有什么出路的，除非能比死神更嚣张地去面对死亡这件事。他喋喋不休，简直让我没有办法再在那个房子里安静地呆下去。房子只有几个平米大，除了一张高低铺，一张折叠的饭桌、两张椅子、一个塑料的简易衣柜外别无他物。
我实在呆不住了。我离开房子，从工地所在的郊区往城里走。工地上的楼已经没人干活了，工友们都回了老家，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得吃过年夜饭后再回城市里来。建了一半的楼空空荡荡的，像站在旷野里的一个瞎眼巨人，因为他眼里无光，人们也看不到他。运河在楼的一侧，楼的另一侧是公路，公路边上是建筑工人住的低矮工棚。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那是父亲和我的住处。我远远地看了看那灯光，继续赶路。
黑夜，修路工人在公路上围起一截截路障，柏油正重新填平破损坑洼的路面。他们的表情很模糊，低垂的帽檐遮盖了半截面孔。有警车与救护车呼啸而过，那迅速的声音闪过耳边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是一种缓慢的爬行动物，速度慢得几乎是静止的，但与一种快速运转的机械擦肩而过时，我分明是在以接近光的速度前进，像一粒灰尘被裹在光里，快得看上去一动不动。似乎一动不动的，我又来到城里。早上的城市特别忙碌拥挤。我跟着一个乞丐到了地铁，他存钱的罐子里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我轻轻一拉，它便到了我手里，乞丐没有发觉。用这钱买了张地铁票，过了几站后，我跟着一个头发染成黄色的中年男人下了车。他在读一本书，关于时间的书，作者是爱因斯坦，书页上有关于虫洞的图，我盯着他的书看，一直看，直到他的脚跨出车门，把书合上。我跟在他后面，跟得快了点，他猛地回头，我差点撞上他的脸。你要做什么？他问。我迟疑地伸出手去，他从裤兜里拿出一张钱递给我，我摇摇头，手指着他夹在腋下的书。你要这个？他问。我点头。他把书递给我。我接住，他又抽了回去。哦，刚买的，还没有读完，读完再给你。他说着，转身走了。我跟着他。 出了地铁口，他走入一栋高楼，进了电梯，我也进了电梯。电梯升到十三层，他打开一个房间进去，我跟着他进去。房间里有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他在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他把书放到我面前，自己开始打电话。我读书，翻了几页，晦涩的文字让我很难顺利读下去，碰到问题时，我问他，他有时轻快地回答我，有时有点儿犹豫；犹豫时他对我说，“你再往下看看”或“我也不太清楚”，另一些时候，他非常严肃地说，“理论物理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学”。不论他说什么，我对这本书的确着了迷，一个劲儿地往下读。他打电话的间隙，整理文件，写下几页东西。我一直读书，吃了他递给我的一只面包，一块黑色的巧克力，还抽了一根他递过来的香烟，我并不会抽烟，咳嗽了，出于尊重，我把烟抽完了，有了一个感受：巧克力与香烟都特别容易让脑子更清醒，读书更快。
不过，因为昨晚几乎没睡觉，后来我还是趴在桌子上打起了盹。某个瞬间，他叫醒了我。他说，下班了，你回家吧。我说，没有家。他问，有住的地方吗？我说，那里爹要用。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一个问号正穿过我与他相隔的短短距离，飘到我的脑袋后面去，而他并不需要这个问号的确切答案。他打开门，把那本書放进他的皮包，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我在他的目光中走出办公室的门。在楼下，我抬起头，才看到大门口悬挂着的门匾上写着的字“地图出版社”，脚底仿佛生出了植物的根茎，与地面粘合动不了了，直到他出现在大门口。
我要画张地图。我对他说。
什么地图？他问，城市地图、概念地图，还是游戏地图？
不知道，都可以……我也不太清楚。我说。
他捂着肚子，做了一个大笑的动作，那身体弯曲了一半又返回了原来的姿势，他脸上还是温和的表情。
画好了再来找我。他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画好。我说。
他扭头走向地铁站。我跟上。我抓住他的皮包，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子劲，一口气冲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事，母亲生我时难产死了，而父亲是那个样子，学校停办了……我说，我没事做时，就经常走路。我觉得我从不迷路，从郊区走着走着经常走到城市中心，很漫长的路。我想有没有那样一条路，从五环直达城市中心呢。我想画一张地图，图上有这样一条路，很迅速的路。以前，我想，这条路是与大地平行地穿过去，现在，我读了你的书，我有了新的主意，我想或许这条路可以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是弧线，但我的确不清楚该怎么画，我自己又该在地图的哪个位置上呢？人需要出现在地图上吗？——好像是需要的，的的确确需要的，而我又实在不清楚怎么在地图上画出我，是画一个正在走路的我呢，还是画一个正在画地图的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这次，他的目光里有小草从冬天的雪里抬头的脆声。
这个地图很难画，出版了也没什么人需要。人们会问，这张地图有什么实际效用呢？我回答不出来。你能回答吗？
他的鞋踢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
我没想过出版的事。你能教我画吗？我盯着从他脚下溜出来的石子。
我也不知道。他迟疑了片刻，从皮包里取出书，递给我。送给你了，今天我有事，必须得走了。或许你过几天再来找我，你记得住地方吗？
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肩膀，快步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只手提起书，让它高于我的头部，好使我抬起头以一个仰角望着它，光线从书的背后包围、扑射开来，使书页的质地具有了一层并非纸质的透明感，像是刚从另一个世界运来的，偶然在这个世界遇到了我，稍作停留，与它对视的一个我似乎变得比较重要起来。书打开的一页，恰好是我在地铁里第一次看到的那一页，页面上有一个虫洞的图。我长时间地盯着它看，看着看着眼珠里浮上细细的盐粒，我的身体似乎正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拧成麻花旋转了进去，又不是完全被吸入，因为到了一定程度，我的视线受到了阻碍，图上的洞内似乎有一把黑色的锁，禁止我进入洞的那一头，而我非得有现实中的钥匙才能打开黑色的锁——不是想象中的钥匙，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没用——我无力地低头，我的脚边是一粒普通的看上去一点儿特殊形状也没有的小石子。叹了口气，我把书卷成筒状，塞到我的裤兜里。
还是往郊区走。天渐渐黑了，我到达工地时，只有闪烁的路灯照出我破了洞的球鞋。远远地往熟悉的房子看了一会儿，那里的灯光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应该在那里，我却不能说服自己回那个房子里去。走近些，门就在眼前，伸手可触，我耳边没有一丝来自房子里的声响，或许，房子里空无一人，父亲并不在那里。可我还是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决定不进去。
我向工地上的大楼走去。大楼二十四层高，十七层以下砌好了墙，十七层以上的部分只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我沿着楼梯往上走。还没有挪走的吊车上的灯将一些微弱的光落在楼梯上，使我不至于每走一步便用脚去探台阶。每走一步，细沙与小石子在鞋下发出碾转声。这样走，走到十七层上，风明显大起来。我停下，坐到地上，我的小腿伸在空中，稍微一个不注意，我的身体便会因失重而栽下去，便会像台机器一样支离破碎，像一只狗般血肉模糊。我往后坐了坐，臀部肌肉不由自主僵硬起来。我想起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看过的演出，一个演员独自站在草草搭建的舞台上，行头简陋，妆画得粗糙，他应该唱出来，一大段歌词或台词应该从他放松的嘴里吐出来，成为夜空里的彩色肥皂泡，漂浮着涌向观众席，使观众们忘乎所以，兴高采烈，或者，使观众们悲恸哭泣，万分绝望，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他与观众们一块儿获得了某种解脱。一个射灯盯着那个演员，像一个圆柱形的笼子套住了他，因为忘词了，因为身体不舒服，因为心不在焉，因为其他人不明了的原因，因为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某种障碍……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当时，那个演员伫立在舞台上，没有唱出一个字，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一会儿后，一阵嘘声把他轰下了台。
风，从身后像一只巨大的手掌般推着我，我不得不屏住呼吸，使自己像一只人形秤砣，原地保持镇定。这时，我对平静的看法有了一点变化。平静，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激烈一点，像父亲那种疯劲，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以前，不论在哪个学校上学，每当老师布置写作文、写周记、写日记时，我总是很抵触，潦草对付，不好好写，有和蔼的老师问我，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写出来的文字很有感觉，可以再写长一点。我回答说，我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和蔼的老师劝导说，你要试着表达，多练笔。以后，如果还有机会遇到那么耐心的老师，我可能会非常乐意去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把怎么想画一张地图，怎么在地铁里遇到送我书的叔叔，这些事情都细细写一下。 好的，好的。我说出声来，就像眼前坐着另一个自己。
楼层里响起“好的，好的”的回声，我以为那是我的回音。但不是，那分明是另一种性别的嗓音。
一个女孩悄无声息地坐到我的身边。
嚼着红薯干，她的目光在我垂下的头上发热。好的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说。
递给我一根红薯干，她若无其事地晃荡着空中的两条小腿，风将她宽宽的裤管吹鼓，她像在摇晃两根充气大棒槌。她一点儿也不担心掉下去。
还要吗？她发现了我的紧张，打开背包，倒出许多零食来，饼干、牛肉干、鱿鱼卷、花生……我取了一包已经拆开的饼干吞咽起来。
好的什么？她用我讨厌的方式追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反问。
休息啊。你呢？
不知道做什么。坐一下吧。
哈哈，你也离家出走了吗？我离家出走了，一直在走。她浑不吝地说着，躺了下来，头发散在水泥地上，看不清有多长。在她额前，几绺卷发松散地盖住她的眉毛，而眼睛露出来，眼眶上抹了极深的眼线，使眼珠黯淡地沉下去，像两条小船在水中淹没只浮着四条弯曲的船缘。
我的臀部又收紧了，双手撑在大腿的两侧。
我闷闷地嚼着饼干，她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
你不喜欢说话吗？真闷，闷坏了。她嘟囔着，手指扒拉着就近能握到的小石子抛起来，扔到空中。
我可以听你说。我想她可能需要一个听众。
好吧，但你想听什么？总得有个方向吧？
随便。
不行，你必须要确定一个方向。她的声音坚决而快乐。
我喉咙里打了个空嗝，类似哨音的末尾部分。我说，真没什么挑的，随便你说。
一定得你先挑个方向。比如说，小朋友晚上睡觉前会说，妈妈你讲故事给我听好吗？妈妈问，讲什么故事啊。小朋友说，童话。或者，那小朋友会说，恐怖故事。
妈妈一般只讲童话给孩子听，不会讲恐怖故事。我纠正她。
那又比如，你去一家饮料店买喝的，营业员问你，喝什么？这时你必须说出你要喝的饮料的名字，可乐七喜咖啡什么的。现在，我问你想听什么，你也该说个什么大概内容，比如你从哪儿来的，比如你叫什么名字，等等。明白了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看上去，她似乎有些愤怒了。
对峙着沉默了片刻。我把手头的零食推向她，一件件放回她的背包，把背包的拉链拉好。
你喜欢吃什么？她又问。
都还行。我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很少吃。
你真……她笑了起来，上身仰起一个弧度，将腿也抬起来，双臂去碰双脚，整个身体悬空，只有腰与臀交接的部位着地。这样持续了两分种，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两分种后，她又以松弛的姿势躺到地上。
你真太搞笑了。她说。
为什么？我问。
如果你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外星人就好了，我就会教你一些地球上的生活常识，带你四处走走，出各种乌龙事件，你很窘迫，我很逗乐，然后时间过得非常快，终于有一天，你要回你自己的星球去了，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问句，你问我：你跟我一起吗？可惜你不是，你也没办法说那句话。
我知道，我点头说，我的意思是，我的确不会说那句话。
我会说，再见了，外星人。我补充说。我感到我脸上正显露一种以前少有的安恬微笑。
她哈哈哈大笑，随后翻身，俯卧，双肘支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本子、一支笔与一个小塑料手电筒。
我得记一下，在一栋没有修好的大楼里遇到一个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小男人。你多大？她问。
不确切知道，17或者19。我说。
她不再追问，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回答方式。
一个不知是17岁还是19岁的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男人。她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
你想听听我的日记吗？她扭头问我。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她很兴奋，双腿盘坐，开始念——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一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与其说，非得向自己描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不如向自己展现自己的行动，就是喜欢做什么，做了什么，以后还要做什么。显然，我不喜欢刻板的生活，我喜欢到处走走，喜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会莫名其妙地焦虑、烦躁与紧张，晚上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一个可怕的怪物抓走了，自己就要想各种办法从怪物那里逃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我一次次地走啊走啊，就想着可能会遇到跟我差不多的人，然后从怪物那里逃跑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有人会一起逃，就仿佛两个各自逃跑的人是在相互帮着对方一起逃似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谁也没有帮谁，只是从怪物那里各逃各的。
上周，在一家酒吧一个看上去还凑合的男生跟我搭讪，我问他要不要一起逃，他摇头说不要，他说他虽然喜欢我却没有跟我一样会做怪物的梦，所以也没有办法一起逃，不过他强调他非常喜欢做这种梦的女孩——就是我——我很失望，不想再见他了，他却为我的离开哭泣，让我的鼻子也酸酸的。真窝囊。喜欢人很好，不过，喜欢人也真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那个人他还不能跟你呆在同一个梦里。很多时候我只是喜欢跟人呆在一起，至于是否是真的喜欢或者说是他妈的“爱”，都不是那么确定。呆在一起，做愛或者不做，都很好。毕竟，路上，我一个人，而且不得不一个人上路，不然，我的身体里就有一个怪物冲出来让我浑身都难受。那个怪物跟梦里的怪物很像，又不一样。这是病吗？我问流眼泪的他。男孩子流泪，叫人心疼。但他的回答却叫我绝望，他说，你可能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心理障碍。啊！我多么希望，他能告诉我：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么真实的女孩子都有心理障碍了，那肯定是这个地球病了，因为地球一直好好的，一直跟大自然呆在一起新陈代谢，光合作用，地球什么毛病都没有，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心理障碍。显然，他不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她停了，抬头看我。
你自己觉得呢？我问。
不是，肯定不是。我感到很自由，很舒服，明天的事情必须让它成为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样才有意思。而他，只不过是出于软弱，出于想把我留下来的目的才说我有病。那样，他就可以陪我去医院看心理科，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打量我，显示他的心理优越感。你说呢？
我沒什么意见。
我使劲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到可以像她那样顺溜说出来的东西，但一种怪异的慈祥像一条热毛巾捂在心上。
你的日记写得很好。我说。
对！她合上本子，请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生平第一次，我希望自己要在这个城市里住下来，有些变化，未来能拥有更多的故事。
唉，你真不是一个好的聊天伙伴。我来看看。她将脸贴近我，呼出的热气下我的睫毛不由自主地抖动。她将嘴巴努起来，而我低下脑袋，下巴抵到了胸前。
可能，真是一个傻瓜。她站起来。
不说话的话，走走吧。你陪我走一段。不喜欢说话的人往往动起来比较容易。她握住我的手，将我拉了起来。
我们走下大楼，走向公路。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有时，她把一个由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的拳头扔向空中，有时把它伸进她的大衣口袋里，有时，她将我的手展开紧紧包裹住她的手。有时，她自言自语，有时，她唱歌。她不再特别要求我说话。公路似乎总是笔直向前，而我觉得它总是在拐弯，我们是在走一条又一条弧线。天空露出一片淡淡的红色时，她拉着我跨出公路，走向一片蒿草地。她松开我的手，躺了下来。我坐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想了一会儿画地图的事情。腰那儿有样东西硌着我，是那本书，我把它从裤袋里取出来，放到脑袋下当枕头，闭上眼睛，我睡着了。一只虫子咬我的眼皮，我伸手赶走了它，却看到我独自一人躺在地上，天光大亮，她不见了，我脑袋下面的书也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
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清晨的自然光下，瘦得像一根竹子，却站得像一座灯塔，从我鼻子里呼出的气息充满了青草上的潮湿，我的眼神里荡起了露珠向上滚动的节奏，我的脚下似乎踩着可以飞起来的白云——那会儿我有了一个想法：很多年以后，当我经历过更多的生活，我会回忆起一些人在一张地图上的位置变化，怎么在地图上标出我的位置，将不会是一个难题。
自问自答
在散步、跑步与跳绳中，你更喜欢哪个？
更喜欢不带特别目的、走马观花、随便走走，甚至说不上是一种运动的项目。就是很放松，让人的肢体自然动起来，甚至谈不到一个“动”字，只是随着心脏赋予血液的能量通出去，随性碰上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空气、树木、建筑、车辆、行人与每一天偶然发生的天气，那种状态。跑步也很好，但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很遗憾。跳绳有点儿叫我忧虑，好像我必须得去着急完成什么事，很抱歉，慵懒有余的我，还没有那个习惯。
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的故事在地图上展开呢？
标量，小时候很不熟悉也没有概念的词。有了数字概念以后，也不会时时去注意量化的细节，一口气走了多少步路，一个念头花了多短或多长时间……慢慢地，才会注意一些细微之处，比如从躺下到睡着之间是3分钟或10分钟，比如一口气可以憋上1分多钟至2分钟，比如迟到的平均频率是多少，比如别的。我是指，混沌之轻易，亦如风之自然，却不使人对清醒有庆幸之感，而清醒的觉知会使人对生命的宽厚胖瘦与内在质地，产生一种仿佛可以了解的幻觉，在樱花树下看透明瓣片纷落的轻盈感，在银杏叶铺满的地上以为生命可以很长久的幸福感，诸如此类。地图，不止有被量化的尺度，还有以不同维度去建构时空的便宜，也是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美好幻觉，我能接受这个。
如果给你一种光，你会怎么跟它相处？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渠道上来说，光无处不在，光的明暗度跟PH试纸上酸碱度似的，层次上的细分，敏感如人皮肤毛孔对温度的反应。而如果给我一种光，我会尝试把自己放掉，光会涌过来，弹过来，塑造我后来具有的身心，它在我里面，也在我外面。会有一个不确定多久的过程，我与它看不见对方，因为究竟彼此的没有分别。
在这个城市，父亲和我已经辗转了几个工地，从市中心到郊县，有多少房子竖立起来后，我们就转移驻地，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个城市特别大，需要建造的房子特别多，男人、女人和狗也特别多。刚到这个城市时，父亲并不需要我去工地跟他一样做活。当初，他还隐约记得我的年龄，他说，再去读书吧。我点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借读费很多，这个城市的借读费更多，父亲拍拍我肩膀，犹豫地说，不读了怎么样，你的个子快跟我一样高了。我的喉结没你大，我的胡须没你硬，我的力气也没你大，我心想着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我推开他的手说，不读书我做什么呢。父亲说，跟我一起上工地。我想了想，没有拒绝。工头不同意，他对父亲说，这个岁数还属于童工呢，被发现了优质工地的称号就保不住了……工头向父亲推荐了一家专门为打工者子女开办的学校，不需要任何学费。第二天，我就去那里上学了。
在那儿，我的个头是最高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学生都是女的，她们经常主动来找我借东西，有没有黑色的笔？有没有能折成纸鹤的纸？我摇头。她们磕瓜子，她们说看他，很挺的鼻子，很清的眼神，很高的个子，但他好像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还没有开窍么。她们发出类似擤鼻子的声音。学校的授课并不正规，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坐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的讲课不能引起我的任何兴趣，有很多课的内容我早已在别的学校学过，似乎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但不呆在学校里，我又能去哪儿做些什么呢？我在课堂上打盹。学校的房子很不结实，起沙尘暴时，沙子从窗户进到房子里，在课桌上铺开，进入我的鼻子与眼睛里，用手指揉眼睛，有泪水流出来，我像是在哭。抬头看窗外，风把树枝折拧，把几块木板吹向半空，不时又摁下地，又掀起来。天空土黄色，大地灰黑色，没人在风里走，汽车停在公路边，像一座座窑洞。
老师走过来敲我的桌子说，你在开小差吗？校长为了让你们有个地方不受歧视地读书有多难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珍惜呢！我木然地看着他，一句话都不说。老师走回讲堂，激动地在黑板上写下“珍惜”二字，然后走进沙尘暴，瞬间，黄沙淹没了他。我确信他只是走入隔壁的教室去上另外一堂课了，但是，他的身体消失在门缝里的瞬间，我看见他一只脚跨入风的旋涡内便一步跨到了天上。第二天上午，他还是继续来上课，但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很多人都茫然无措，年龄小的孩子哭了起来。我大概是发出了一种笑声，很轻，却还是被周围的人注意到了。他们看着我，目光里有菜刀上的凶气。我站起来，离开了教室。那个坏消息是校长在昨天的沙尘暴里被一截树枝砸成重伤，她的妹妹，校长的助理，一直以来反对她办学校的妹妹，宣布学校关闭。她要带她回老家养病，等她病好了她要与她一同做茶叶生意挣钱。
教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我把里面人们的唏嘘抛下了。学校在城市的五环边，在我和父亲的住处与城市之间，但我在风里弄错了方向，从五环走向四环、三环、二环，一直走到了城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走到时，天已经黑了。偌大的广场上除了跟石碑一样坚硬的哨兵外没有任何人，路灯雪亮，风小了，我的肚子咕咕叫，泪水不停地流下来。我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我几乎担心眼睛会瞎掉。为了镇定自己，我开始回忆这个城市的样子。刚来这个城市时，父亲和我，还有工友们在地铁里买了一张地图，我记得它的形状，像一张嵌了几个圆圈的大面饼，那圆圈是什么做的？是麻油，是芝麻酱，还是红糖？现在，我就在最里面的一个圆圈里，像在一波涟漪的中心，当四周的水波散开我便会在这儿沉溺下去。我找到两堵墙的一个夹角，靠着坐下，累得挪不动腿，不知不觉地，我歪在地上睡着了。再睁开眼时，周围是一些早起的游客与几个穿得很体面的乞丐，广场上的旗已经升起来了，风完全停止了，几朵云挂在建筑物的屋顶上。真是清晰的早上，我伸了个懒腰，猛吞了几口空气后，决定走回父亲和我的住处。
路线在地图上是清晰的，在我的脚下却那么逶迤，像蛇扭着腰围拢它的食物，而它的食物庞大笨拙又看不清危险在对方脸上制造的惊吓。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描绘一张地图，地理课上我学过那种画线的方法与制图的比例尺，也学过画出高气压与低气压的图像。画一张高气压下的沙尘暴天气的城市地图，除了高耸的房屋、错综复杂的马路与悬梯般的天桥外，还要有一条从五环外直接抵达城市中心的路径。那道路必然笔直、粗野又凶悍，又隐含着温柔、羞怯与生涩。
一边走，一边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绘制这张地图，我的脚下像装了轮子，不由自主地转着。用精密的方法去绘制，可以让人看到城市的全貌，却无法展现我所希望的那条路径所包含的气质。而用蜡笔、水粉等美术的手法，或许可以达到我所需要的效果，却违背了科学制图的原则，这样画好的地图，如果是份作业，更该交付美术课堂。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既精密地符合地理，又能表现那条路径向城市中心插入时的凶蛮、强横以及其中令人难以看到的含蓄呢？思前想后，不得要领。
靠着对一张有可能被描绘出来的地图的向往，我终于走到了父亲和我的住处。
父亲正在煮面。
没有去工地？我问。
关了。父亲说。
烂尾楼了？我问。
父亲呼哧呼哧地吸面条，没有回答我。
我去取碗。
只是一个人的面。你再煮吧。父亲说。
不了。我想睡覺。我一赌气，放下碗，爬上高低铺的上铺。 脑袋一碰到枕头，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我被下铺父亲床上一阵女人的粗重喘气声吵醒了。我用力晃了一下床栏。
醒了？父亲问。
嗯。我继续晃铁床。
饿了就煮面条吃。父亲说。他床上有一个人走了出来，走向门，一声不吭地开门出去。
我下床煮面，面条从水中浮起时，父亲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我知道刚才出去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不用付钱的相好。如果需要付钱，父亲就不会呆在家里了，他会去火车站或窄小的胡同里踅摸。在每个城市他都是这样。
父亲白天上工，和水泥、砌砖头、贴瓷砖，后来因为事故腿瘸了，做过一阵子厨子，做厨子后身体胖了，有了赘肉，他开始乱花钱了：抽烟、买衣服与喝酒。施工队里的老乡们开始来找他借钱，他有求必应，他说反正我老婆也死了，父母也死了，就养活大家的父母老婆吧。他的大方招人喜欢，大家真的喜欢上他了一样，仿佛离不开他了一样。他越来越空闲，总是有人替他干活，工头发现了这一点，就调他到办公室算账。他对那些数字一头雾水，拿回家给我，说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让我替他算那些数字。
有我帮他算账后，他有了更多的空闲，在家里闲不住，就到工地上干老本行，帮这个做点事，帮那个做点事，吹吹牛，“以前，我砌出来的墙那是真的直线”“以前，我跳远可以从这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这样，他还是有很多空闲，他空闲时总不呆在房子里。有一天，我跟着他出了门。我跟着他走到一个有很多女人的地方就回来了。有时，他也把女人带回来，有时避着我，有时也不回避，他说，你也是个男人。但他又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个男人。你的喉结怎么不像我那么显呢？喝醉时，他说，你不是我儿子，你是你妈跟野男人生的吧？我一年四季在外做活，怎么知道她肚子的种是我播的呢。我说，奶奶说我妈生我死掉那会儿，你一滴眼泪也没有。你为什么不哭？你是不是我爹？他说，老子不喜欢哭。我说，那你死掉时我也不哭。他大笑说，好，这点才像老子。死就死，哭个啥。
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父亲。想到这个我总是忍不住笑起来。女人来到低矮的房子见父亲，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在上鋪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在床上。女人走后，父亲睡觉。有时，女人来时我会出门去溜达。有时，在空旷的野地里走着走着，我的小蛇会探出来，越来越坚硬，我呆呆地看着它自己在那里探头；有时，我站着一动不动，稍稍收紧小腹肌肉，看它一点点地左右晃动。这时，我并不是一个男性或者少年，我是一架机器，小蛇的摆动纯属活塞运动的前奏，而我并不需要前奏之后的开始。父亲说，只有那样了，才有方向，才有一个新天地。我不以为然。我的小蛇，它的主人不急于寻找出口，他似乎总不迷路，即使到了再陌生的地方，走着走着，都会走到一个新的地方，也能从不同的道路回到老地方。
也有例外。睡梦里，我会失去白日的平静，小蛇会变成大蟒，搅出汹涌的海浪，我总是蓬勃而出，在被子床单上留下身体的分泌物。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理现象，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喜欢上了什么人，或者我应该去喜欢什么人。至多，它的出现说明，我跟别的男性与少年没什么不一样。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时，我一点儿也不慌张，很平静地接受了汹涌后的那种黏稠度，它像糨糊一般，将一个醒着的我和另一个睡着的我粘在一起。那种释放会伴随着一丝稍纵即逝的轻松，我似乎从不记得它曾经存在过。父亲问我，你是不是一个男人？我说，无所谓，是不是都行。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理我。过了很久，父亲还是会开口跟我说话，因为我是不会主动对他说点什么的。我可以长久地一个人呆着不说话，这一点，他做不到，他需要房子里有一个人，不是我就是女人，或者，他可以去工地上和工友们呆着。有时，我厌恶他身上用不完的力气，用来发问、大笑、做爱与吃喝。当他发力时，我有点儿厌恶他，仿佛他的力气破坏了我的平静，而我独自沉默时，总是很舒服，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在云层里，又仿佛并不在那儿，甚至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因为我长期睡在上铺的缘故吗？还是什么呢？偶尔，我散步时会琢磨一下。
一天晚上，毫无征兆，父亲宣布自己终有一天会快活地死掉，并且什么钱也不会留给我。他说，死就死了，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给我送葬，我也不会再管你了。”他的话似乎是要把我赶出家——如果那房子是家的话。事实上，他没有赶的动作，却气焰高涨，他说他终于想通了，人是没有什么出路的，除非能比死神更嚣张地去面对死亡这件事。他喋喋不休，简直让我没有办法再在那个房子里安静地呆下去。房子只有几个平米大，除了一张高低铺，一张折叠的饭桌、两张椅子、一个塑料的简易衣柜外别无他物。
我实在呆不住了。我离开房子，从工地所在的郊区往城里走。工地上的楼已经没人干活了，工友们都回了老家，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得吃过年夜饭后再回城市里来。建了一半的楼空空荡荡的，像站在旷野里的一个瞎眼巨人，因为他眼里无光，人们也看不到他。运河在楼的一侧，楼的另一侧是公路，公路边上是建筑工人住的低矮工棚。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那是父亲和我的住处。我远远地看了看那灯光，继续赶路。
黑夜，修路工人在公路上围起一截截路障，柏油正重新填平破损坑洼的路面。他们的表情很模糊，低垂的帽檐遮盖了半截面孔。有警车与救护车呼啸而过，那迅速的声音闪过耳边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是一种缓慢的爬行动物，速度慢得几乎是静止的，但与一种快速运转的机械擦肩而过时，我分明是在以接近光的速度前进，像一粒灰尘被裹在光里，快得看上去一动不动。似乎一动不动的，我又来到城里。早上的城市特别忙碌拥挤。我跟着一个乞丐到了地铁，他存钱的罐子里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我轻轻一拉，它便到了我手里，乞丐没有发觉。用这钱买了张地铁票，过了几站后，我跟着一个头发染成黄色的中年男人下了车。他在读一本书，关于时间的书，作者是爱因斯坦，书页上有关于虫洞的图，我盯着他的书看，一直看，直到他的脚跨出车门，把书合上。我跟在他后面，跟得快了点，他猛地回头，我差点撞上他的脸。你要做什么？他问。我迟疑地伸出手去，他从裤兜里拿出一张钱递给我，我摇摇头，手指着他夹在腋下的书。你要这个？他问。我点头。他把书递给我。我接住，他又抽了回去。哦，刚买的，还没有读完，读完再给你。他说着，转身走了。我跟着他。 出了地铁口，他走入一栋高楼，进了电梯，我也进了电梯。电梯升到十三层，他打开一个房间进去，我跟着他进去。房间里有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他在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他把书放到我面前，自己开始打电话。我读书，翻了几页，晦涩的文字让我很难顺利读下去，碰到问题时，我问他，他有时轻快地回答我，有时有点儿犹豫；犹豫时他对我说，“你再往下看看”或“我也不太清楚”，另一些时候，他非常严肃地说，“理论物理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学”。不论他说什么，我对这本书的确着了迷，一个劲儿地往下读。他打电话的间隙，整理文件，写下几页东西。我一直读书，吃了他递给我的一只面包，一块黑色的巧克力，还抽了一根他递过来的香烟，我并不会抽烟，咳嗽了，出于尊重，我把烟抽完了，有了一个感受：巧克力与香烟都特别容易让脑子更清醒，读书更快。
不过，因为昨晚几乎没睡觉，后来我还是趴在桌子上打起了盹。某个瞬间，他叫醒了我。他说，下班了，你回家吧。我说，没有家。他问，有住的地方吗？我说，那里爹要用。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一个问号正穿过我与他相隔的短短距离，飘到我的脑袋后面去，而他并不需要这个问号的确切答案。他打开门，把那本書放进他的皮包，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我在他的目光中走出办公室的门。在楼下，我抬起头，才看到大门口悬挂着的门匾上写着的字“地图出版社”，脚底仿佛生出了植物的根茎，与地面粘合动不了了，直到他出现在大门口。
我要画张地图。我对他说。
什么地图？他问，城市地图、概念地图，还是游戏地图？
不知道，都可以……我也不太清楚。我说。
他捂着肚子，做了一个大笑的动作，那身体弯曲了一半又返回了原来的姿势，他脸上还是温和的表情。
画好了再来找我。他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画好。我说。
他扭头走向地铁站。我跟上。我抓住他的皮包，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子劲，一口气冲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事，母亲生我时难产死了，而父亲是那个样子，学校停办了……我说，我没事做时，就经常走路。我觉得我从不迷路，从郊区走着走着经常走到城市中心，很漫长的路。我想有没有那样一条路，从五环直达城市中心呢。我想画一张地图，图上有这样一条路，很迅速的路。以前，我想，这条路是与大地平行地穿过去，现在，我读了你的书，我有了新的主意，我想或许这条路可以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是弧线，但我的确不清楚该怎么画，我自己又该在地图的哪个位置上呢？人需要出现在地图上吗？——好像是需要的，的的确确需要的，而我又实在不清楚怎么在地图上画出我，是画一个正在走路的我呢，还是画一个正在画地图的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这次，他的目光里有小草从冬天的雪里抬头的脆声。
这个地图很难画，出版了也没什么人需要。人们会问，这张地图有什么实际效用呢？我回答不出来。你能回答吗？
他的鞋踢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
我没想过出版的事。你能教我画吗？我盯着从他脚下溜出来的石子。
我也不知道。他迟疑了片刻，从皮包里取出书，递给我。送给你了，今天我有事，必须得走了。或许你过几天再来找我，你记得住地方吗？
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肩膀，快步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只手提起书，让它高于我的头部，好使我抬起头以一个仰角望着它，光线从书的背后包围、扑射开来，使书页的质地具有了一层并非纸质的透明感，像是刚从另一个世界运来的，偶然在这个世界遇到了我，稍作停留，与它对视的一个我似乎变得比较重要起来。书打开的一页，恰好是我在地铁里第一次看到的那一页，页面上有一个虫洞的图。我长时间地盯着它看，看着看着眼珠里浮上细细的盐粒，我的身体似乎正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拧成麻花旋转了进去，又不是完全被吸入，因为到了一定程度，我的视线受到了阻碍，图上的洞内似乎有一把黑色的锁，禁止我进入洞的那一头，而我非得有现实中的钥匙才能打开黑色的锁——不是想象中的钥匙，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没用——我无力地低头，我的脚边是一粒普通的看上去一点儿特殊形状也没有的小石子。叹了口气，我把书卷成筒状，塞到我的裤兜里。
还是往郊区走。天渐渐黑了，我到达工地时，只有闪烁的路灯照出我破了洞的球鞋。远远地往熟悉的房子看了一会儿，那里的灯光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应该在那里，我却不能说服自己回那个房子里去。走近些，门就在眼前，伸手可触，我耳边没有一丝来自房子里的声响，或许，房子里空无一人，父亲并不在那里。可我还是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决定不进去。
我向工地上的大楼走去。大楼二十四层高，十七层以下砌好了墙，十七层以上的部分只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我沿着楼梯往上走。还没有挪走的吊车上的灯将一些微弱的光落在楼梯上，使我不至于每走一步便用脚去探台阶。每走一步，细沙与小石子在鞋下发出碾转声。这样走，走到十七层上，风明显大起来。我停下，坐到地上，我的小腿伸在空中，稍微一个不注意，我的身体便会因失重而栽下去，便会像台机器一样支离破碎，像一只狗般血肉模糊。我往后坐了坐，臀部肌肉不由自主僵硬起来。我想起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看过的演出，一个演员独自站在草草搭建的舞台上，行头简陋，妆画得粗糙，他应该唱出来，一大段歌词或台词应该从他放松的嘴里吐出来，成为夜空里的彩色肥皂泡，漂浮着涌向观众席，使观众们忘乎所以，兴高采烈，或者，使观众们悲恸哭泣，万分绝望，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他与观众们一块儿获得了某种解脱。一个射灯盯着那个演员，像一个圆柱形的笼子套住了他，因为忘词了，因为身体不舒服，因为心不在焉，因为其他人不明了的原因，因为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某种障碍……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当时，那个演员伫立在舞台上，没有唱出一个字，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一会儿后，一阵嘘声把他轰下了台。
风，从身后像一只巨大的手掌般推着我，我不得不屏住呼吸，使自己像一只人形秤砣，原地保持镇定。这时，我对平静的看法有了一点变化。平静，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激烈一点，像父亲那种疯劲，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以前，不论在哪个学校上学，每当老师布置写作文、写周记、写日记时，我总是很抵触，潦草对付，不好好写，有和蔼的老师问我，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写出来的文字很有感觉，可以再写长一点。我回答说，我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和蔼的老师劝导说，你要试着表达，多练笔。以后，如果还有机会遇到那么耐心的老师，我可能会非常乐意去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把怎么想画一张地图，怎么在地铁里遇到送我书的叔叔，这些事情都细细写一下。 好的，好的。我说出声来，就像眼前坐着另一个自己。
楼层里响起“好的，好的”的回声，我以为那是我的回音。但不是，那分明是另一种性别的嗓音。
一个女孩悄无声息地坐到我的身边。
嚼着红薯干，她的目光在我垂下的头上发热。好的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说。
递给我一根红薯干，她若无其事地晃荡着空中的两条小腿，风将她宽宽的裤管吹鼓，她像在摇晃两根充气大棒槌。她一点儿也不担心掉下去。
还要吗？她发现了我的紧张，打开背包，倒出许多零食来，饼干、牛肉干、鱿鱼卷、花生……我取了一包已经拆开的饼干吞咽起来。
好的什么？她用我讨厌的方式追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反问。
休息啊。你呢？
不知道做什么。坐一下吧。
哈哈，你也离家出走了吗？我离家出走了，一直在走。她浑不吝地说着，躺了下来，头发散在水泥地上，看不清有多长。在她额前，几绺卷发松散地盖住她的眉毛，而眼睛露出来，眼眶上抹了极深的眼线，使眼珠黯淡地沉下去，像两条小船在水中淹没只浮着四条弯曲的船缘。
我的臀部又收紧了，双手撑在大腿的两侧。
我闷闷地嚼着饼干，她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
你不喜欢说话吗？真闷，闷坏了。她嘟囔着，手指扒拉着就近能握到的小石子抛起来，扔到空中。
我可以听你说。我想她可能需要一个听众。
好吧，但你想听什么？总得有个方向吧？
随便。
不行，你必须要确定一个方向。她的声音坚决而快乐。
我喉咙里打了个空嗝，类似哨音的末尾部分。我说，真没什么挑的，随便你说。
一定得你先挑个方向。比如说，小朋友晚上睡觉前会说，妈妈你讲故事给我听好吗？妈妈问，讲什么故事啊。小朋友说，童话。或者，那小朋友会说，恐怖故事。
妈妈一般只讲童话给孩子听，不会讲恐怖故事。我纠正她。
那又比如，你去一家饮料店买喝的，营业员问你，喝什么？这时你必须说出你要喝的饮料的名字，可乐七喜咖啡什么的。现在，我问你想听什么，你也该说个什么大概内容，比如你从哪儿来的，比如你叫什么名字，等等。明白了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看上去，她似乎有些愤怒了。
对峙着沉默了片刻。我把手头的零食推向她，一件件放回她的背包，把背包的拉链拉好。
你喜欢吃什么？她又问。
都还行。我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很少吃。
你真……她笑了起来，上身仰起一个弧度，将腿也抬起来，双臂去碰双脚，整个身体悬空，只有腰与臀交接的部位着地。这样持续了两分种，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两分种后，她又以松弛的姿势躺到地上。
你真太搞笑了。她说。
为什么？我问。
如果你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外星人就好了，我就会教你一些地球上的生活常识，带你四处走走，出各种乌龙事件，你很窘迫，我很逗乐，然后时间过得非常快，终于有一天，你要回你自己的星球去了，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问句，你问我：你跟我一起吗？可惜你不是，你也没办法说那句话。
我知道，我点头说，我的意思是，我的确不会说那句话。
我会说，再见了，外星人。我补充说。我感到我脸上正显露一种以前少有的安恬微笑。
她哈哈哈大笑，随后翻身，俯卧，双肘支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本子、一支笔与一个小塑料手电筒。
我得记一下，在一栋没有修好的大楼里遇到一个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小男人。你多大？她问。
不确切知道，17或者19。我说。
她不再追问，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回答方式。
一个不知是17岁还是19岁的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男人。她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
你想听听我的日记吗？她扭头问我。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她很兴奋，双腿盘坐，开始念——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一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与其说，非得向自己描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不如向自己展现自己的行动，就是喜欢做什么，做了什么，以后还要做什么。显然，我不喜欢刻板的生活，我喜欢到处走走，喜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会莫名其妙地焦虑、烦躁与紧张，晚上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一个可怕的怪物抓走了，自己就要想各种办法从怪物那里逃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我一次次地走啊走啊，就想着可能会遇到跟我差不多的人，然后从怪物那里逃跑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有人会一起逃，就仿佛两个各自逃跑的人是在相互帮着对方一起逃似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谁也没有帮谁，只是从怪物那里各逃各的。
上周，在一家酒吧一个看上去还凑合的男生跟我搭讪，我问他要不要一起逃，他摇头说不要，他说他虽然喜欢我却没有跟我一样会做怪物的梦，所以也没有办法一起逃，不过他强调他非常喜欢做这种梦的女孩——就是我——我很失望，不想再见他了，他却为我的离开哭泣，让我的鼻子也酸酸的。真窝囊。喜欢人很好，不过，喜欢人也真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那个人他还不能跟你呆在同一个梦里。很多时候我只是喜欢跟人呆在一起，至于是否是真的喜欢或者说是他妈的“爱”，都不是那么确定。呆在一起，做愛或者不做，都很好。毕竟，路上，我一个人，而且不得不一个人上路，不然，我的身体里就有一个怪物冲出来让我浑身都难受。那个怪物跟梦里的怪物很像，又不一样。这是病吗？我问流眼泪的他。男孩子流泪，叫人心疼。但他的回答却叫我绝望，他说，你可能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心理障碍。啊！我多么希望，他能告诉我：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么真实的女孩子都有心理障碍了，那肯定是这个地球病了，因为地球一直好好的，一直跟大自然呆在一起新陈代谢，光合作用，地球什么毛病都没有，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心理障碍。显然，他不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她停了，抬头看我。
你自己觉得呢？我问。
不是，肯定不是。我感到很自由，很舒服，明天的事情必须让它成为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样才有意思。而他，只不过是出于软弱，出于想把我留下来的目的才说我有病。那样，他就可以陪我去医院看心理科，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打量我，显示他的心理优越感。你说呢？
我沒什么意见。
我使劲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到可以像她那样顺溜说出来的东西，但一种怪异的慈祥像一条热毛巾捂在心上。
你的日记写得很好。我说。
对！她合上本子，请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生平第一次，我希望自己要在这个城市里住下来，有些变化，未来能拥有更多的故事。
唉，你真不是一个好的聊天伙伴。我来看看。她将脸贴近我，呼出的热气下我的睫毛不由自主地抖动。她将嘴巴努起来，而我低下脑袋，下巴抵到了胸前。
可能，真是一个傻瓜。她站起来。
不说话的话，走走吧。你陪我走一段。不喜欢说话的人往往动起来比较容易。她握住我的手，将我拉了起来。
我们走下大楼，走向公路。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有时，她把一个由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的拳头扔向空中，有时把它伸进她的大衣口袋里，有时，她将我的手展开紧紧包裹住她的手。有时，她自言自语，有时，她唱歌。她不再特别要求我说话。公路似乎总是笔直向前，而我觉得它总是在拐弯，我们是在走一条又一条弧线。天空露出一片淡淡的红色时，她拉着我跨出公路，走向一片蒿草地。她松开我的手，躺了下来。我坐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想了一会儿画地图的事情。腰那儿有样东西硌着我，是那本书，我把它从裤袋里取出来，放到脑袋下当枕头，闭上眼睛，我睡着了。一只虫子咬我的眼皮，我伸手赶走了它，却看到我独自一人躺在地上，天光大亮，她不见了，我脑袋下面的书也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
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清晨的自然光下，瘦得像一根竹子，却站得像一座灯塔，从我鼻子里呼出的气息充满了青草上的潮湿，我的眼神里荡起了露珠向上滚动的节奏，我的脚下似乎踩着可以飞起来的白云——那会儿我有了一个想法：很多年以后，当我经历过更多的生活，我会回忆起一些人在一张地图上的位置变化，怎么在地图上标出我的位置，将不会是一个难题。
自问自答
在散步、跑步与跳绳中，你更喜欢哪个？
更喜欢不带特别目的、走马观花、随便走走，甚至说不上是一种运动的项目。就是很放松，让人的肢体自然动起来，甚至谈不到一个“动”字，只是随着心脏赋予血液的能量通出去，随性碰上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空气、树木、建筑、车辆、行人与每一天偶然发生的天气，那种状态。跑步也很好，但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很遗憾。跳绳有点儿叫我忧虑，好像我必须得去着急完成什么事，很抱歉，慵懒有余的我，还没有那个习惯。
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的故事在地图上展开呢？
标量，小时候很不熟悉也没有概念的词。有了数字概念以后，也不会时时去注意量化的细节，一口气走了多少步路，一个念头花了多短或多长时间……慢慢地，才会注意一些细微之处，比如从躺下到睡着之间是3分钟或10分钟，比如一口气可以憋上1分多钟至2分钟，比如迟到的平均频率是多少，比如别的。我是指，混沌之轻易，亦如风之自然，却不使人对清醒有庆幸之感，而清醒的觉知会使人对生命的宽厚胖瘦与内在质地，产生一种仿佛可以了解的幻觉，在樱花树下看透明瓣片纷落的轻盈感，在银杏叶铺满的地上以为生命可以很长久的幸福感，诸如此类。地图，不止有被量化的尺度，还有以不同维度去建构时空的便宜，也是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美好幻觉，我能接受这个。
如果给你一种光，你会怎么跟它相处？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渠道上来说，光无处不在，光的明暗度跟PH试纸上酸碱度似的，层次上的细分，敏感如人皮肤毛孔对温度的反应。而如果给我一种光，我会尝试把自己放掉，光会涌过来，弹过来，塑造我后来具有的身心，它在我里面，也在我外面。会有一个不确定多久的过程，我与它看不见对方，因为究竟彼此的没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