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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在中国：艰难的实验
从北大元培、复旦学院，到中山博雅、北航知行……通识教育一度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然而数年过后，这些“摸着石头过河”、力图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有所突破的高校和理想主义者们，都在经历着形式各异但或许本质相同的阻障
“原来的复旦学院相当于解体了吗？”2012年11月9日，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雷。
疑问产生于4个月前。一条消息称：复旦校方将对原复旦学院改制，与本科生教育相关的机构，如教务处、本科招生办公室、教材服务中心等并入新复旦学院。
9月新学期的一些细节，似乎也在印证人们的担忧：新复旦学院不再组织迎新工作，学籍、党团等工作也回归专业院系。
“复旦学院一直在。不如说，我们觉得（复旦学院）这部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徐雷微笑着回答。新复旦学院组建后，名称后来多了个括号：“本科生院”。这位教务处处长多了个新身份：复旦学院（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学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被视为“通识教育”的代名词，是打破专业壁垒、实现本科教育制度改革的探索，它的一举一动，备受外界关注。如今，它的改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轰轰烈烈的起始
中文系学生王朦琦2006年进入复旦大学时，被分到复旦学院克卿书院。班里80多位同学，来自20多个不同的专业，从偏理的生物、计算机，到偏文的中文、经济。王朦琦和她的3位室友，专业分别是中文、保险、财政和化学。出于好奇，她们将各自的生日、姓氏、籍贯等指标排了又排，还是找不出被分到一起的规律。
王朦琦接受的，正是有复旦特色的“1 3”教育体系：新生第一年不分专业，混合重组，分入复旦学院下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个书院学习，第二年回归院系学习专业课程。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10号楼，是一幢不太起眼的三层小楼。从2005年起，复旦学院一直在此办公，下设教学、学工、导师和综合4个办公室，教职工不过20多人，却被赋予全校每年约3000名本科新生的教学管理职能。
彼时，国内高校院系大多壁垒森严、体制稳固，以书院制住宿管理的本科教学模式在国内尚属首创。因涵盖全体大一新生，复旦学院被公认为改革力度最大，一时风头无两。
复旦学院的创立，并非偶然。1980年代，就有一批复旦老校长倡导高学校要培养横跨文理、理工的交叉型人才；及至1994年，复旦又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将全校划分为13个学科大类，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浓重的应试教育色彩、社会上人文精神缺失、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等情况，复旦大学又明确提出，“以通识教育理念引领本科教育改革和建设”。
2006年秋季学期，复旦学院首先开发了第一批59门核心课程，大一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课程分布在六大模块里，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因此被称为“六模”。
开课非常审慎。由院系报送，经各个模块课程建设小组审核方能开课。一些课程虽然很火——如《创新与创业》——但审核为与通识教育理念不符，被退回。
学院也主动向名师“要”课。如经学史大师朱维铮教授（今年初去世）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学院原教学办公室主任孙燕华连续两年给朱教授发贺卡，后来致电时，朱老说：“你就是那个给我寄贺卡的吧？我正在酝酿一门课，就给你们开。”此课一开，全校轰动，孙燕华巡课时，学生多到连教室门都推不开。
哲学教授徐洪兴主讲《老子导读》，他让学生抄写繁体字的《老子》善本，向学生示范古人诵读时的音韵；化学系刘旦初教授主讲《化学、人类、社会》，第一堂课便展示了一个“魔术”——蓝色液体喷在一尺白布卷轴上，竟然显出“magic？no”的红色字样，随即又一切消失。
复旦史上有大师名家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校方希望以核心课程为契机，重塑这一传统。有数据显示，第一年参与核心课程的近百名教师中，教授、副教授超过8成，这也保证了核心课程的质量。
四大书院建设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王朦琦所在的克卿书院，取名自上海医学院创办者颜福庆先生的字。每次上下课，她都能看到书院以魏碑字体写成的楹联：“读书面对圣贤，当知所学何事；立志胸存社稷，但求无愧于心。”克卿书院还有标志颜色：蓝色。
其他书院均如此。各书院成立了导师团负责指导学业，为了使学生更快适应高校生活，还开发设计了许多课外活动，如“知识补习计划”“大学导航计划”等。
新问题的出现
然而龃龉也很快产生。
比如，核心课程教务由复旦学院安排，而本科教务一直由教务处担当，“照理说应该是一个部门统一做这个事情，不应该是两个部门为学生设计两套系统，这当中的衔接肯定不能做到无缝。”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再如，老师们习惯了专业院系里一张试卷或一篇论文决定学生成绩，对于复旦学院以课堂表现等综合评定的要求很不耐烦。曾有一次，复旦学院退回了一位专业院系老师的成绩表——改卷没有用红笔，还是学生助教的字迹，该老师不满：“交到院系可以，为什么复旦学院就不可以？”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念差异也很快浮现。2006年，上海一家媒体有过这样的描述：有院系为了防止“专业人才”流失，“白天学生们在复旦学院上通识教育课，晚上一些院系主任召集本专业的学生开会，宣扬专业教育精神”。
导师也遭遇了尴尬。学校安排，每周二下午，5位老师组成的导师团集中到学院办公楼，接受学生答疑。然而，每次来咨询的学生都不如老师多；物理系一位教授，曾表态要每星期请5位学生吃饭，第一次，1个人也没有；第二次，终于来了1个。
与学生的接触次数，开设讲座次数等都是导师考核指标，然而导师少、学生多，“制度没有转为兼职导师的自觉行动，又缺少好的激励措施，最终只流于形式”，曾是兼职导师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说。 此时，核心课程也处于完善期。从2007年起，学生的选课科目从1门升为3门（同一模块不能重复），修满6个学分；2008年上升至12学分，每个模块一门。
为此，课程数量迅速增加。“一些知识普及性课程确实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需要开课量。”王德峰教授坦承。
王朦琦曾选修核心课程《陶瓷鉴赏》，却发现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老师在上，另一位“马基”老师，讲授的核心课程是《京剧表演艺术》。
“我们有个老师去听过通识课程，回来说那些课程很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理系教授复述那位老师的听课感受，“两个课时，老师一直在谈自己家里的事。” 另一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直言不讳：“复旦的通识教育，名不副实。”
还有诸多细小的困难：想实现大规模的小班讨论，教室安排不过来；艺术类模块老师，希望让学生在上课时绘画，但大部分教室的桌椅无法移动……
2009年，志德书院的两位学生发出问卷，调查四大书院200名学生对于通识课程的态度，其中，对于“核心课程规模扩大（即6分到12分）”这一改变，表示“反对”的学生高达42%。调查者总结：“虽然支持较反对为多，但并未形成巨大优势。这至少体现了学生对于核心课这一年在广度上所作的扩大化改革，并不感到满意。”
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并不讳言这些情况的存在，但他觉得不必过于悲观，“复旦学院第一年全部先打乱来做，然后发现有新的问题出来，所以再往回退一点点……教育是有规律的，哪怕动一点，也会有很多原来没想到的事情出来。”
从2008年起，复旦校方继续酝酿着新一轮的复旦学院改革。
希德试点
一道石径通往白玉雕像，阳伞下摆着几张桌椅，旁边是暗红色的木质摇椅，院落围栏四周种满紫色小花，这处宁静的花园院落，就是希德书院所在地。
希德书院成立于2011年，它的诞生来源于一项民意调查。克卿书院辅导员问即将升入大二的学生，愿不愿意回到院系？大部分学生选择留在书院。
于是，希德成为四大书院之外的四年制试点书院：4个专业387名学生混编成4个班，宿舍安排以同一意向专业为主，宿舍之间仍是混搭——这是以往完全打乱方式的适度回归。
书院也延续了诞生时的民意色彩——院名“希德”是学生拟定并投票选出的；一人一票直选出了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他们有谈心室、导师值班室、小厨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甚至还有学生自主经营的一间咖啡吧。学生自管会负责决定所有与公共生活相关的琐事，比如，为负责打扫宿舍楼的阿姨买意外伤害保险。
希德书院试行师生配对制。“如果学生不走近导师，那导师就走近学生。”希德书院周鲁卫院长表示。作为学生学业和个体成长的首要负责人，每位导师指导本专业 8至12名学生。
试行一年多，效果颇佳。曾有一名学生常常不上早上第一堂课，于是每早7点半，他都能准时收到导师的“叫早”电话——颇让其他学生眼红。
但不是全部乐观。今年5月，周鲁卫收到一位复旦本科生发给五大书院院长的问询邮件：“新的本科生就要来了，你们想怎样建设书院？”还没等他回复，又来了一封道歉信，称自己没有社会经验，行事鲁莽。原来，这位学生被批评“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周鲁卫很揪心，“做通识教育了，但管理方的立场，还没有转换到人文的角度。”
2012年秋季学期，希德书院与原有四大住宿书院共同组成新的复旦学院。此前，四大书院没有院长，工作由学工老师负责。如今，参照希德经验，书院均配备院长，希德的导师制、学生自主管理等，亦将在新的复旦学院全面推开。
新复旦学院的纠结
复旦学院仍然存在。
新复旦学院的职能，被明确为“既是管理机构，也是办学机构，统筹本科招生、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书院建设、导师队伍建设、教务管理等本科教育各方面，打通了人才培养各环节。”不过，专业院系又重新掌管了学籍管理、党团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等职能。
对于这个变化，众说纷纭。有人说，复旦学院被扩充了；也有人说，其实是融入了更大的行政机构。
至2012年秋季学期，核心课程已有近180门。最初坚持小班授课的复旦学院，如今却在酝酿大班计划。比如，任重书院院长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课，将会配以30名助教分担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工作，最终提供给600位本科生选修。
这种变化的无奈背景是，学院希望，大班授课能减少核心课程数量，提升平均质量，“一定要让复旦核心课程成为大学基础教育的范本”。为此，学院开始大力选拔、培训研究生助教。
然而仍有些问题暂时无能为力。
复旦学生大学四年需修满140个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占12个。在繁重的“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全校公共必修课（如外语、计算机）、全校公共选修课（如美育）、文理平台课（如《高等数学》）、大量专业课程之外，学生到底能花多少心力时间在通识课程上，令人存疑。
几年前，复旦新闻学院曾计划加入某新闻业的国际认证组织。认证机构前来考察，最初认为本科科目中，专业课程的比例确实不大——这完全符合新闻专业人才的“通识”要求。然而进一步了解后，他们改变了想法，思想政治和英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去这些，仍以专业课为主。
王德峰教授曾希望，“对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正是一条可以救治眼下机械、呆板的学分制弊端的现实道路”。如今，他也有些无奈，“这个事情现在好像动不了。现在不是校方的问题，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对大学教师的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对高校的评价，多“重大科研成果、科学创新基地、基础科研项目”等量化指标。通识教育，很难为一位老师、一所高校在短时间内带来好处。
不只如此。复旦学生中流传着一份3万多字的《复旦选课学》，传授获得高学分的秘诀，其中一句是“江河湖海，都不要选”，意指有名字中有“江河湖海”的老师，要求严格、给分不高。
2012年9月，新复旦学院刚刚成立，希德书院院长周鲁卫教授为新同学举办院长见面会。学生们坦率的反应让这位生于1947年、18岁入党的老教授深为惊讶。有人说：我不感到功利有什么不对；还有同学反问：将来要买房子，怎么可能没有钱呢？
“我就感到更有必要干。我不相信通过我们做了以后，这个状况会更槽——就像赶飞机，得赶啊，不然肯定不会成功。”周鲁卫仍然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他已经聘请了王安忆、石磊等为书院建设委员会顾问，计划开展读书会、研讨班等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
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成立了通识教育改革工作小组，为打破专业壁垒、改革本科教育体系考虑顶层设计。“整体框架都要考虑到通识教育的理念，既包括核心课程建设、也包括书院建设，也包括专业课程建设。”陆昉表示。
腾飞书院专职导师、退休教授应萱同，曾组织二十多位学生一起读《悲惨世界》。一位男生在结束时感慨：“没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人的良心是怎么回事。”
应萱同顿感欣慰，暂且不说今后有多大的成就，这个孩子至少不会做坏事，“上社会，我放心了”。
（实习生陈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从北大元培、复旦学院，到中山博雅、北航知行……通识教育一度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然而数年过后，这些“摸着石头过河”、力图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有所突破的高校和理想主义者们，都在经历着形式各异但或许本质相同的阻障
“原来的复旦学院相当于解体了吗？”2012年11月9日，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雷。
疑问产生于4个月前。一条消息称：复旦校方将对原复旦学院改制，与本科生教育相关的机构，如教务处、本科招生办公室、教材服务中心等并入新复旦学院。
9月新学期的一些细节，似乎也在印证人们的担忧：新复旦学院不再组织迎新工作，学籍、党团等工作也回归专业院系。
“复旦学院一直在。不如说，我们觉得（复旦学院）这部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徐雷微笑着回答。新复旦学院组建后，名称后来多了个括号：“本科生院”。这位教务处处长多了个新身份：复旦学院（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学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被视为“通识教育”的代名词，是打破专业壁垒、实现本科教育制度改革的探索，它的一举一动，备受外界关注。如今，它的改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轰轰烈烈的起始
中文系学生王朦琦2006年进入复旦大学时，被分到复旦学院克卿书院。班里80多位同学，来自20多个不同的专业，从偏理的生物、计算机，到偏文的中文、经济。王朦琦和她的3位室友，专业分别是中文、保险、财政和化学。出于好奇，她们将各自的生日、姓氏、籍贯等指标排了又排，还是找不出被分到一起的规律。
王朦琦接受的，正是有复旦特色的“1 3”教育体系：新生第一年不分专业，混合重组，分入复旦学院下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个书院学习，第二年回归院系学习专业课程。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10号楼，是一幢不太起眼的三层小楼。从2005年起，复旦学院一直在此办公，下设教学、学工、导师和综合4个办公室，教职工不过20多人，却被赋予全校每年约3000名本科新生的教学管理职能。
彼时，国内高校院系大多壁垒森严、体制稳固，以书院制住宿管理的本科教学模式在国内尚属首创。因涵盖全体大一新生，复旦学院被公认为改革力度最大，一时风头无两。
复旦学院的创立，并非偶然。1980年代，就有一批复旦老校长倡导高学校要培养横跨文理、理工的交叉型人才；及至1994年，复旦又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将全校划分为13个学科大类，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浓重的应试教育色彩、社会上人文精神缺失、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等情况，复旦大学又明确提出，“以通识教育理念引领本科教育改革和建设”。
2006年秋季学期，复旦学院首先开发了第一批59门核心课程，大一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课程分布在六大模块里，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因此被称为“六模”。
开课非常审慎。由院系报送，经各个模块课程建设小组审核方能开课。一些课程虽然很火——如《创新与创业》——但审核为与通识教育理念不符，被退回。
学院也主动向名师“要”课。如经学史大师朱维铮教授（今年初去世）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学院原教学办公室主任孙燕华连续两年给朱教授发贺卡，后来致电时，朱老说：“你就是那个给我寄贺卡的吧？我正在酝酿一门课，就给你们开。”此课一开，全校轰动，孙燕华巡课时，学生多到连教室门都推不开。
哲学教授徐洪兴主讲《老子导读》，他让学生抄写繁体字的《老子》善本，向学生示范古人诵读时的音韵；化学系刘旦初教授主讲《化学、人类、社会》，第一堂课便展示了一个“魔术”——蓝色液体喷在一尺白布卷轴上，竟然显出“magic？no”的红色字样，随即又一切消失。
复旦史上有大师名家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校方希望以核心课程为契机，重塑这一传统。有数据显示，第一年参与核心课程的近百名教师中，教授、副教授超过8成，这也保证了核心课程的质量。
四大书院建设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王朦琦所在的克卿书院，取名自上海医学院创办者颜福庆先生的字。每次上下课，她都能看到书院以魏碑字体写成的楹联：“读书面对圣贤，当知所学何事；立志胸存社稷，但求无愧于心。”克卿书院还有标志颜色：蓝色。
其他书院均如此。各书院成立了导师团负责指导学业，为了使学生更快适应高校生活，还开发设计了许多课外活动，如“知识补习计划”“大学导航计划”等。
新问题的出现
然而龃龉也很快产生。
比如，核心课程教务由复旦学院安排，而本科教务一直由教务处担当，“照理说应该是一个部门统一做这个事情，不应该是两个部门为学生设计两套系统，这当中的衔接肯定不能做到无缝。”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再如，老师们习惯了专业院系里一张试卷或一篇论文决定学生成绩，对于复旦学院以课堂表现等综合评定的要求很不耐烦。曾有一次，复旦学院退回了一位专业院系老师的成绩表——改卷没有用红笔，还是学生助教的字迹，该老师不满：“交到院系可以，为什么复旦学院就不可以？”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念差异也很快浮现。2006年，上海一家媒体有过这样的描述：有院系为了防止“专业人才”流失，“白天学生们在复旦学院上通识教育课，晚上一些院系主任召集本专业的学生开会，宣扬专业教育精神”。
导师也遭遇了尴尬。学校安排，每周二下午，5位老师组成的导师团集中到学院办公楼，接受学生答疑。然而，每次来咨询的学生都不如老师多；物理系一位教授，曾表态要每星期请5位学生吃饭，第一次，1个人也没有；第二次，终于来了1个。
与学生的接触次数，开设讲座次数等都是导师考核指标，然而导师少、学生多，“制度没有转为兼职导师的自觉行动，又缺少好的激励措施，最终只流于形式”，曾是兼职导师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说。 此时，核心课程也处于完善期。从2007年起，学生的选课科目从1门升为3门（同一模块不能重复），修满6个学分；2008年上升至12学分，每个模块一门。
为此，课程数量迅速增加。“一些知识普及性课程确实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需要开课量。”王德峰教授坦承。
王朦琦曾选修核心课程《陶瓷鉴赏》，却发现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老师在上，另一位“马基”老师，讲授的核心课程是《京剧表演艺术》。
“我们有个老师去听过通识课程，回来说那些课程很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理系教授复述那位老师的听课感受，“两个课时，老师一直在谈自己家里的事。” 另一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直言不讳：“复旦的通识教育，名不副实。”
还有诸多细小的困难：想实现大规模的小班讨论，教室安排不过来；艺术类模块老师，希望让学生在上课时绘画，但大部分教室的桌椅无法移动……
2009年，志德书院的两位学生发出问卷，调查四大书院200名学生对于通识课程的态度，其中，对于“核心课程规模扩大（即6分到12分）”这一改变，表示“反对”的学生高达42%。调查者总结：“虽然支持较反对为多，但并未形成巨大优势。这至少体现了学生对于核心课这一年在广度上所作的扩大化改革，并不感到满意。”
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并不讳言这些情况的存在，但他觉得不必过于悲观，“复旦学院第一年全部先打乱来做，然后发现有新的问题出来，所以再往回退一点点……教育是有规律的，哪怕动一点，也会有很多原来没想到的事情出来。”
从2008年起，复旦校方继续酝酿着新一轮的复旦学院改革。
希德试点
一道石径通往白玉雕像，阳伞下摆着几张桌椅，旁边是暗红色的木质摇椅，院落围栏四周种满紫色小花，这处宁静的花园院落，就是希德书院所在地。
希德书院成立于2011年，它的诞生来源于一项民意调查。克卿书院辅导员问即将升入大二的学生，愿不愿意回到院系？大部分学生选择留在书院。
于是，希德成为四大书院之外的四年制试点书院：4个专业387名学生混编成4个班，宿舍安排以同一意向专业为主，宿舍之间仍是混搭——这是以往完全打乱方式的适度回归。
书院也延续了诞生时的民意色彩——院名“希德”是学生拟定并投票选出的；一人一票直选出了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他们有谈心室、导师值班室、小厨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甚至还有学生自主经营的一间咖啡吧。学生自管会负责决定所有与公共生活相关的琐事，比如，为负责打扫宿舍楼的阿姨买意外伤害保险。
希德书院试行师生配对制。“如果学生不走近导师，那导师就走近学生。”希德书院周鲁卫院长表示。作为学生学业和个体成长的首要负责人，每位导师指导本专业 8至12名学生。
试行一年多，效果颇佳。曾有一名学生常常不上早上第一堂课，于是每早7点半，他都能准时收到导师的“叫早”电话——颇让其他学生眼红。
但不是全部乐观。今年5月，周鲁卫收到一位复旦本科生发给五大书院院长的问询邮件：“新的本科生就要来了，你们想怎样建设书院？”还没等他回复，又来了一封道歉信，称自己没有社会经验，行事鲁莽。原来，这位学生被批评“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周鲁卫很揪心，“做通识教育了，但管理方的立场，还没有转换到人文的角度。”
2012年秋季学期，希德书院与原有四大住宿书院共同组成新的复旦学院。此前，四大书院没有院长，工作由学工老师负责。如今，参照希德经验，书院均配备院长，希德的导师制、学生自主管理等，亦将在新的复旦学院全面推开。
新复旦学院的纠结
复旦学院仍然存在。
新复旦学院的职能，被明确为“既是管理机构，也是办学机构，统筹本科招生、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书院建设、导师队伍建设、教务管理等本科教育各方面，打通了人才培养各环节。”不过，专业院系又重新掌管了学籍管理、党团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等职能。
对于这个变化，众说纷纭。有人说，复旦学院被扩充了；也有人说，其实是融入了更大的行政机构。
至2012年秋季学期，核心课程已有近180门。最初坚持小班授课的复旦学院，如今却在酝酿大班计划。比如，任重书院院长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课，将会配以30名助教分担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工作，最终提供给600位本科生选修。
这种变化的无奈背景是，学院希望，大班授课能减少核心课程数量，提升平均质量，“一定要让复旦核心课程成为大学基础教育的范本”。为此，学院开始大力选拔、培训研究生助教。
然而仍有些问题暂时无能为力。
复旦学生大学四年需修满140个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占12个。在繁重的“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全校公共必修课（如外语、计算机）、全校公共选修课（如美育）、文理平台课（如《高等数学》）、大量专业课程之外，学生到底能花多少心力时间在通识课程上，令人存疑。
几年前，复旦新闻学院曾计划加入某新闻业的国际认证组织。认证机构前来考察，最初认为本科科目中，专业课程的比例确实不大——这完全符合新闻专业人才的“通识”要求。然而进一步了解后，他们改变了想法，思想政治和英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去这些，仍以专业课为主。
王德峰教授曾希望，“对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正是一条可以救治眼下机械、呆板的学分制弊端的现实道路”。如今，他也有些无奈，“这个事情现在好像动不了。现在不是校方的问题，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对大学教师的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对高校的评价，多“重大科研成果、科学创新基地、基础科研项目”等量化指标。通识教育，很难为一位老师、一所高校在短时间内带来好处。
不只如此。复旦学生中流传着一份3万多字的《复旦选课学》，传授获得高学分的秘诀，其中一句是“江河湖海，都不要选”，意指有名字中有“江河湖海”的老师，要求严格、给分不高。
2012年9月，新复旦学院刚刚成立，希德书院院长周鲁卫教授为新同学举办院长见面会。学生们坦率的反应让这位生于1947年、18岁入党的老教授深为惊讶。有人说：我不感到功利有什么不对；还有同学反问：将来要买房子，怎么可能没有钱呢？
“我就感到更有必要干。我不相信通过我们做了以后，这个状况会更槽——就像赶飞机，得赶啊，不然肯定不会成功。”周鲁卫仍然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他已经聘请了王安忆、石磊等为书院建设委员会顾问，计划开展读书会、研讨班等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
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成立了通识教育改革工作小组，为打破专业壁垒、改革本科教育体系考虑顶层设计。“整体框架都要考虑到通识教育的理念，既包括核心课程建设、也包括书院建设，也包括专业课程建设。”陆昉表示。
腾飞书院专职导师、退休教授应萱同，曾组织二十多位学生一起读《悲惨世界》。一位男生在结束时感慨：“没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人的良心是怎么回事。”
应萱同顿感欣慰，暂且不说今后有多大的成就，这个孩子至少不会做坏事，“上社会，我放心了”。
（实习生陈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