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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股权为国有绝对控股，“公司”旗下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要让这个“公司”更加健康、更加强大，“少数股东权益”无疑是最基础的力量。
2007年以来，我多次研究日本企业，重点研究与推进对日本的中小企业并购。在考察研究过程中发现，日本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创办了几十年，而几十年后还是个中小企业。在横滨，我和日本港电子的几位创始人开会时发现，他们除了会长（董事长）来自于其他公司之外，全部是当年的创始人。我向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找不出一家来，在中国创办十年左右的公司，要么快倒闭了，要么做大了，不大可能平平稳稳的，始终保持一定规模而生存。
极度渴望安全感的群体
为什么一定要有做大企业的心态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缺乏安全感；第二，以为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第三，有想赚更多钱的财富观。
这些原因都有很深的社会根源，是违背企业发展规律与逻辑的无助解读。在强大的国有资本面前，民营创业者的空间被处处挤压，大型民营企业都难以获取应有的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就更加狭窄，于是产生中小企业恐惧症；对于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还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一般认识来源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直觉，就像大海里的航船，同样的风浪下，航空母舰可以岿然不动，而小舢板、柳叶舟早就不知被刮到哪里去了。另外，企业大小往往被福布斯、胡润排行榜当成财富身价的衡量标准，成为企业家们要做大的驱动力。
我对这三个观点的态度是：企业大小与安全感的关系决不是成正相关的，一定不是企业越大，安全感越强，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有健康的企业才是最有安全感的企业。至于什么是健康的企业，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外国的穆迪也好、标准普尔也好、德勤也好、中国的大公国际也好都会做这样的事。当然，健康企业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也来自我们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是少数股东权益者们天然的忧虑；同样也来自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管各级政府怎样呼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但银行的高利率、抵押物的产品设计都不支持给中小企业贷款。
从抗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我认为健康的小企业比不健康的大企业更能抗风险，即使小企业遇到了风险，它的规避速度也会比大企业快得多，哪怕风险降临，最后的损失也是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大得多。说这些的目的是支持大家有更多的做小企业的心态，建立做小企业的快乐与幸福观。
至于财富观，上排行榜固然荣耀，你的财富多也意味着你对社会的贡献大，但排行榜的背后又有多少是铤而走险、多少是尔虞我诈、多少是相互倾轧、多少是投机取巧、多少是阿谀奉承、多少是倚权寻租以及更多的酸甜苦辣。高处不胜寒之苦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呢？2004年初，胡润榜发布的2003年中国资本控制力第一名就是德隆的唐氏兄弟，见报当日，我正好在唐万新办公室见到他和唐万川在解读榜单，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到丝毫的快乐与得意，满脸是愁云密布。结果，德隆在几个月后轰然倒塌。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需要深刻整理我们的历史观、人文观。价值观、道德观。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不仅始于今天，更要反思昨天，再不要让过去若干年被扭曲的价值观去贻害未来。如果不能给“共和国有限公司”这些“少数股东权益”以同股同权，我们将有更大的移民潮、形成更多的“表外资产”。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应当深刻理解公有制下多种经济并存的体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要善于选择自己适合的发展空间，类似于前几年出现的某民营企业家非得要挑战中石油、中石化，要参与高度垄断的石油领域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对“公有制”理解不到位。处于“少数股东权益”地位的民营企业，应当在制造业、现代服务行业、高科技行业、消费品行业、农业产业化领域去选择自己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应当尽可能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时空差来找到自己成为大企业和跨国大企业的机会。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仅是互联网、信息产业里的重大技术突破，还将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与商业传统，以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为生存形态的“少数股东权益”已经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国有控股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在完成重组、整合之后，垄断的优势在传统产业里很快到达增长的极限，新的增长空间一定来源于被移动互联网所颠覆的后现代经济领域，从事的业务主要是网络交易、移动互联网衍生服务、创意产业、各种个性化设计等。
未来十年如何走
2013年至2023年这个十年对于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很难判断，至少存在变数。但我认为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不仅有机会参与中国更深层次的变革与转型，更有机会参与世界产业大重组的机会。民营企业家们也大可不必在惶恐之中掀起一浪又一浪的移民潮，想尽各种办法将大量资金转移出去。隔海观火将失去人生最重要的、历史般的参与机会。
在此，我也对未来十年中国民营资本的走向谈一点小看法。
第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几乎全部退出主流经济舞台。真正意义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领军人物。地产界的王石、冯仑、王健林；产业界的柳传志、张瑞敏、陈峰、刘永好、张宏伟等。这一代企业家的基数其实不少，这一代企业家最大的成功一是来自于大胆，二是来自于运气。但几次宏观调控、股市跌宕起伏让他们大部分土崩瓦解，潦倒的潦倒、破产的破产、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移民的移民，如今还活跃在中国商场上的，早已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老将，什么风浪都躲了过来。
未来十年，他们普遍年龄都在六十岁到已十岁这个阶段。躲过了无数风雨雷电的人总躲不过衰老。部分企业家已经完成向第二代的传承，其第二代也进入三十岁到四十岁阶段，但这个阶段的第二代大多生于八十年代，大多是独生子女，选择性较小，许多家族企业后继无人，这一代能传承给“富二代”，并且发扬光大的不会太多，这也是大量民营企业将财产转移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成为主流。所谓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主要指生于1960年至1975年这个年龄段的民营企业家。这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未来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华。原因是他们太有特殊性。首先，和第一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与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相似经历，生于“文革”期间、吃过了苦头、上山下乡赶上末尾，虽然年少时学业也被荒废，但许多人赶上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高考，接下来他们又赶上了出国潮，最糟糕的事他们没轮上，最好的机会他们都赶上了。他们没有前辈的局限，却又比后辈们多了许多深沉。他们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再复制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脊梁。
他们唯一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与商业价值观的缺失。但偏偏历史又赋予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在积累、发展、扩张的同时，确立他们厚重的历史价值观，成为中国新一代或一代又一代新生企业家的楷模。
这一代企业家有逐渐参与各级国有资本并购、重组、融合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投资、并购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进入世界500强的机会。他们中间，既有可能成为制造大王，也有可能成为石油大王、矿业大王、造船大王、互联网大王、金融大鳄、传媒大亨等。但是与这些惊天动地的头衔相称的，我希望他们更多的是真诚、睿智、稳重、善良。勤俭、爱国、责任。充满了人文精神与生活情趣。
第三，令人担忧的第三代企业家。1975年后至1990年前出生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也有些别称为“富二代”、“官二代”等。这一代的精英们目前大多处于高级白领阶段，其中不少已经创业成功，当起了小老板，许多“富二代”开始走上了他们接班的征程。最近这些年，我与这些青年才俊和已经接班或正在接班的“富二代”接触不少。发现他们身上有这样的特征：
1.这代人比较轻狂，缺乏厚重的历史感。他们受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影响太深。刚刚创业，还没看到利润从哪里出来，就想着什么时候上市；刚刚编了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给投资人大谈多少倍市盈率；实习生、分析员的考核可能还没过关，就可以大谈产业整合、重组并购。
2.新商业教条主义。这种表现来自于害人的MBA，我从来不反对MBA，我经常劝诫本科毕业的同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学MBA，这是摩根经验、高盛经验。但最近越来越觉得MBA害人。原因是MBA太多了，什么大学都在搞MBA，什么人都在教MBA，什么人都在学MBA，完全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念MBA，也没弄清楚念了出来干什么，以为念了MBA就有了从商、经商的法宝，在今天这样一个极端浮躁的重商主义国度里，MBA就成了新商业教条主义。
最近有朋友向我请教农业产业化问题，要找农业产业化项目进行投资。我建议他应该先去踏踏实实地对农产品各种种植规律进行调研，如果不搞清种子培育、栽培技术、生产加工方法、仓储物流、市场销售、消费习惯的每一个环节，而是完全用MBA那套理论去套，动不动就是行业分散度和集中度、战略投资、供应链管理、SWOT分析、财务模型、营销模式。这些听起来洋洋洒洒，实际上用处不大。所以，对一个产品或一个行业的研究、调查如果不充分，就容易造成新商业教条主义泛滥。
3.受害于留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海外留学生越来越多，第一代企业家们，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以为西方商业发达、金融发达，都将子女送出去学习商科、经济管理、金融。殊不知，西方的财务制度、金融市场、法律制度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不能以致用，导致年轻一代“小海龟”越来越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后，除了有一定的语言优势外，发现真正要学的东西，全在这个社会大课堂里。
4.受害于有钱。这代孩子的父母们从小吃尽了苦，有钱了就一定不要自己的孩子再受苦，所以，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里，再好的创业条件给他们，却无法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创业心态与创业方法。
前不久一位温州的“富二代”女孩，偶然与我相识，听说我是投资银行家，要向我讨教创业的方法。温州的“富二代”子承父业的比较多，但这位女孩子对父亲从事的煤化工根本没有兴趣，就靠家里的钱去进行各种创业尝试，想法太多，但却十分迷茫。如果这个女孩家里没这么多钱，同样有这样的进取心，她可能就会选择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干出成绩，积累了创业资本，看清了创业思路再去选择创业之路，兴许会更符合逻辑。最好的机会在哪里
当然，我还是会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好的商机。在经历1993年至2003年民营企业最宽松的“国退民进”发展的十年和2003年至今“国进民退”较为困难的十年之后，这种商机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来说，首先来自政治给予的机会，继续大胆改革的机会。可以预见的机会大致存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大领域。这四大领域对民营企业来说又表现为以下几个产业方向：
第一，工业化。恰好，2013年新当选的李克强总理曾在2012年11月21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亮出了他的经济改革方略，他提出要挖掘“改革红利”。
那么增量红利藏在哪里？新的改革措施又是什么呢？李克强总理已经讲了，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把应该交给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这个很容易理解，中国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管是工业、农业、服务业都有巨大发展机会，这些机会在现行体制下，市场化不够、竞争不充分都会导致效率低下。通过改革，这些机会被充分挖掘出来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政府干预、主导或者形成国有垄断、少数特权利益主体垄断，这些潜在红利可能就会被高成本吃掉。
工业领域的改革机会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让国有与非公有资本融合方式更灵活，不一定都要国有控股，而是走股权多元化路子，让民营资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有资本改革；另一方面是整个市场资源与市场机会在产权面前人人平等。比如，中国已经有超过六万亿元信托资产，但只有六十多家信托投资公司，而这些信托投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控股，信托投资公司审批权在银监会，已经多年没有新批的信托投资公司了。我们只需要采用核准制，让符合条件的机构都来参与投资组建，不仅信托投资业务规模会更大，信托投资公司的竞争水平也会大幅提高。这就是增量改革红利。
第二，城镇化。这里讲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其实也是这些年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城市化更容易让人理解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往城市流动，小城镇的人口往大中城市流动，大中城市往特大城市流动。最后造成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出现让人难以摆脱的大城市病。这个变化的出现带来的机会不再是大规模的“造城式”房地产开发，城乡统筹式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将带来住宅产业业态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参与主体、产品形态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机会将更有利于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
第三，信息化。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主战场，国有资本更难有优势。随着传播方式、体验方式、应用方式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在改变着计算机产业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与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经济形态。至今依然充满着梦幻般的商机，尤其是个性化的、自然人创业机会将会增多。
第四，农业现代化。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农业产业化，也将是民营资本的广阔天地，尤其是有技术、有文化、有一定资本的农民施展才华的机会。
2007年以来，我多次研究日本企业，重点研究与推进对日本的中小企业并购。在考察研究过程中发现，日本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创办了几十年，而几十年后还是个中小企业。在横滨，我和日本港电子的几位创始人开会时发现，他们除了会长（董事长）来自于其他公司之外，全部是当年的创始人。我向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找不出一家来，在中国创办十年左右的公司，要么快倒闭了，要么做大了，不大可能平平稳稳的，始终保持一定规模而生存。
极度渴望安全感的群体
为什么一定要有做大企业的心态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缺乏安全感；第二，以为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第三，有想赚更多钱的财富观。
这些原因都有很深的社会根源，是违背企业发展规律与逻辑的无助解读。在强大的国有资本面前，民营创业者的空间被处处挤压，大型民营企业都难以获取应有的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就更加狭窄，于是产生中小企业恐惧症；对于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还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一般认识来源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直觉，就像大海里的航船，同样的风浪下，航空母舰可以岿然不动，而小舢板、柳叶舟早就不知被刮到哪里去了。另外，企业大小往往被福布斯、胡润排行榜当成财富身价的衡量标准，成为企业家们要做大的驱动力。
我对这三个观点的态度是：企业大小与安全感的关系决不是成正相关的，一定不是企业越大，安全感越强，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有健康的企业才是最有安全感的企业。至于什么是健康的企业，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外国的穆迪也好、标准普尔也好、德勤也好、中国的大公国际也好都会做这样的事。当然，健康企业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也来自我们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是少数股东权益者们天然的忧虑；同样也来自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管各级政府怎样呼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但银行的高利率、抵押物的产品设计都不支持给中小企业贷款。
从抗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我认为健康的小企业比不健康的大企业更能抗风险，即使小企业遇到了风险，它的规避速度也会比大企业快得多，哪怕风险降临，最后的损失也是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大得多。说这些的目的是支持大家有更多的做小企业的心态，建立做小企业的快乐与幸福观。
至于财富观，上排行榜固然荣耀，你的财富多也意味着你对社会的贡献大，但排行榜的背后又有多少是铤而走险、多少是尔虞我诈、多少是相互倾轧、多少是投机取巧、多少是阿谀奉承、多少是倚权寻租以及更多的酸甜苦辣。高处不胜寒之苦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呢？2004年初，胡润榜发布的2003年中国资本控制力第一名就是德隆的唐氏兄弟，见报当日，我正好在唐万新办公室见到他和唐万川在解读榜单，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到丝毫的快乐与得意，满脸是愁云密布。结果，德隆在几个月后轰然倒塌。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需要深刻整理我们的历史观、人文观。价值观、道德观。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不仅始于今天，更要反思昨天，再不要让过去若干年被扭曲的价值观去贻害未来。如果不能给“共和国有限公司”这些“少数股东权益”以同股同权，我们将有更大的移民潮、形成更多的“表外资产”。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应当深刻理解公有制下多种经济并存的体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要善于选择自己适合的发展空间，类似于前几年出现的某民营企业家非得要挑战中石油、中石化，要参与高度垄断的石油领域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对“公有制”理解不到位。处于“少数股东权益”地位的民营企业，应当在制造业、现代服务行业、高科技行业、消费品行业、农业产业化领域去选择自己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应当尽可能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时空差来找到自己成为大企业和跨国大企业的机会。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仅是互联网、信息产业里的重大技术突破，还将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与商业传统，以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为生存形态的“少数股东权益”已经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国有控股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在完成重组、整合之后，垄断的优势在传统产业里很快到达增长的极限，新的增长空间一定来源于被移动互联网所颠覆的后现代经济领域，从事的业务主要是网络交易、移动互联网衍生服务、创意产业、各种个性化设计等。
未来十年如何走
2013年至2023年这个十年对于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很难判断，至少存在变数。但我认为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不仅有机会参与中国更深层次的变革与转型，更有机会参与世界产业大重组的机会。民营企业家们也大可不必在惶恐之中掀起一浪又一浪的移民潮，想尽各种办法将大量资金转移出去。隔海观火将失去人生最重要的、历史般的参与机会。
在此，我也对未来十年中国民营资本的走向谈一点小看法。
第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几乎全部退出主流经济舞台。真正意义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领军人物。地产界的王石、冯仑、王健林；产业界的柳传志、张瑞敏、陈峰、刘永好、张宏伟等。这一代企业家的基数其实不少，这一代企业家最大的成功一是来自于大胆，二是来自于运气。但几次宏观调控、股市跌宕起伏让他们大部分土崩瓦解，潦倒的潦倒、破产的破产、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移民的移民，如今还活跃在中国商场上的，早已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老将，什么风浪都躲了过来。
未来十年，他们普遍年龄都在六十岁到已十岁这个阶段。躲过了无数风雨雷电的人总躲不过衰老。部分企业家已经完成向第二代的传承，其第二代也进入三十岁到四十岁阶段，但这个阶段的第二代大多生于八十年代，大多是独生子女，选择性较小，许多家族企业后继无人，这一代能传承给“富二代”，并且发扬光大的不会太多，这也是大量民营企业将财产转移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成为主流。所谓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主要指生于1960年至1975年这个年龄段的民营企业家。这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未来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华。原因是他们太有特殊性。首先，和第一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与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相似经历，生于“文革”期间、吃过了苦头、上山下乡赶上末尾，虽然年少时学业也被荒废，但许多人赶上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高考，接下来他们又赶上了出国潮，最糟糕的事他们没轮上，最好的机会他们都赶上了。他们没有前辈的局限，却又比后辈们多了许多深沉。他们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再复制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脊梁。
他们唯一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与商业价值观的缺失。但偏偏历史又赋予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在积累、发展、扩张的同时，确立他们厚重的历史价值观，成为中国新一代或一代又一代新生企业家的楷模。
这一代企业家有逐渐参与各级国有资本并购、重组、融合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投资、并购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进入世界500强的机会。他们中间，既有可能成为制造大王，也有可能成为石油大王、矿业大王、造船大王、互联网大王、金融大鳄、传媒大亨等。但是与这些惊天动地的头衔相称的，我希望他们更多的是真诚、睿智、稳重、善良。勤俭、爱国、责任。充满了人文精神与生活情趣。
第三，令人担忧的第三代企业家。1975年后至1990年前出生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也有些别称为“富二代”、“官二代”等。这一代的精英们目前大多处于高级白领阶段，其中不少已经创业成功，当起了小老板，许多“富二代”开始走上了他们接班的征程。最近这些年，我与这些青年才俊和已经接班或正在接班的“富二代”接触不少。发现他们身上有这样的特征：
1.这代人比较轻狂，缺乏厚重的历史感。他们受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影响太深。刚刚创业，还没看到利润从哪里出来，就想着什么时候上市；刚刚编了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给投资人大谈多少倍市盈率；实习生、分析员的考核可能还没过关，就可以大谈产业整合、重组并购。
2.新商业教条主义。这种表现来自于害人的MBA，我从来不反对MBA，我经常劝诫本科毕业的同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学MBA，这是摩根经验、高盛经验。但最近越来越觉得MBA害人。原因是MBA太多了，什么大学都在搞MBA，什么人都在教MBA，什么人都在学MBA，完全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念MBA，也没弄清楚念了出来干什么，以为念了MBA就有了从商、经商的法宝，在今天这样一个极端浮躁的重商主义国度里，MBA就成了新商业教条主义。
最近有朋友向我请教农业产业化问题，要找农业产业化项目进行投资。我建议他应该先去踏踏实实地对农产品各种种植规律进行调研，如果不搞清种子培育、栽培技术、生产加工方法、仓储物流、市场销售、消费习惯的每一个环节，而是完全用MBA那套理论去套，动不动就是行业分散度和集中度、战略投资、供应链管理、SWOT分析、财务模型、营销模式。这些听起来洋洋洒洒，实际上用处不大。所以，对一个产品或一个行业的研究、调查如果不充分，就容易造成新商业教条主义泛滥。
3.受害于留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海外留学生越来越多，第一代企业家们，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以为西方商业发达、金融发达，都将子女送出去学习商科、经济管理、金融。殊不知，西方的财务制度、金融市场、法律制度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不能以致用，导致年轻一代“小海龟”越来越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后，除了有一定的语言优势外，发现真正要学的东西，全在这个社会大课堂里。
4.受害于有钱。这代孩子的父母们从小吃尽了苦，有钱了就一定不要自己的孩子再受苦，所以，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里，再好的创业条件给他们，却无法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创业心态与创业方法。
前不久一位温州的“富二代”女孩，偶然与我相识，听说我是投资银行家，要向我讨教创业的方法。温州的“富二代”子承父业的比较多，但这位女孩子对父亲从事的煤化工根本没有兴趣，就靠家里的钱去进行各种创业尝试，想法太多，但却十分迷茫。如果这个女孩家里没这么多钱，同样有这样的进取心，她可能就会选择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干出成绩，积累了创业资本，看清了创业思路再去选择创业之路，兴许会更符合逻辑。最好的机会在哪里
当然，我还是会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好的商机。在经历1993年至2003年民营企业最宽松的“国退民进”发展的十年和2003年至今“国进民退”较为困难的十年之后，这种商机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来说，首先来自政治给予的机会，继续大胆改革的机会。可以预见的机会大致存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大领域。这四大领域对民营企业来说又表现为以下几个产业方向：
第一，工业化。恰好，2013年新当选的李克强总理曾在2012年11月21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亮出了他的经济改革方略，他提出要挖掘“改革红利”。
那么增量红利藏在哪里？新的改革措施又是什么呢？李克强总理已经讲了，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把应该交给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这个很容易理解，中国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管是工业、农业、服务业都有巨大发展机会，这些机会在现行体制下，市场化不够、竞争不充分都会导致效率低下。通过改革，这些机会被充分挖掘出来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政府干预、主导或者形成国有垄断、少数特权利益主体垄断，这些潜在红利可能就会被高成本吃掉。
工业领域的改革机会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让国有与非公有资本融合方式更灵活，不一定都要国有控股，而是走股权多元化路子，让民营资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有资本改革；另一方面是整个市场资源与市场机会在产权面前人人平等。比如，中国已经有超过六万亿元信托资产，但只有六十多家信托投资公司，而这些信托投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控股，信托投资公司审批权在银监会，已经多年没有新批的信托投资公司了。我们只需要采用核准制，让符合条件的机构都来参与投资组建，不仅信托投资业务规模会更大，信托投资公司的竞争水平也会大幅提高。这就是增量改革红利。
第二，城镇化。这里讲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其实也是这些年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城市化更容易让人理解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往城市流动，小城镇的人口往大中城市流动，大中城市往特大城市流动。最后造成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出现让人难以摆脱的大城市病。这个变化的出现带来的机会不再是大规模的“造城式”房地产开发，城乡统筹式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将带来住宅产业业态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参与主体、产品形态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机会将更有利于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
第三，信息化。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主战场，国有资本更难有优势。随着传播方式、体验方式、应用方式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在改变着计算机产业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与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经济形态。至今依然充满着梦幻般的商机，尤其是个性化的、自然人创业机会将会增多。
第四，农业现代化。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农业产业化，也将是民营资本的广阔天地，尤其是有技术、有文化、有一定资本的农民施展才华的机会。